2005年以来的五年，既是中国出版业发生巨大变化的五年，也是《出版广角》沿着其“与中国出版同步，为中国出版服务”的宗旨，继续艰辛探索，为中国出版而歌、为中国出版而泣的五年。总括《出版广角》的15年，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出版发展的脉络，可以深切地感受中国出版人为中国出版的改革发展倾注的心血，可以真情体验中国出版人十五年来的欢喜、悲苦和激情。
　　我眼中的《出版广角》是中国出版业改革和发展的号手。从创刊开始，《出版广角》就紧贴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发展，为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发展鼓与呼。从发行渠道改革、社长负责制、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到出版物市场体系建设、转企改制、集团化、数字化等，《出版广角》都站在时代的前列，对改革充满了激情，对发展充满了期盼，在《出版广角》这一平台上，为中国出版的改革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我记得早在2000年，《出版广角》发表了巢峰同志关于数字出版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引起了业界对于中国出版转型的争论和思考。到今天，数字出版已经如火如荼地迅速发展，《出版广角》又在2010年第11期上用很大的篇幅对2010年的数字出版给予了总结。数字出版是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出版广角》为中国出版的转型和数字出版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眼中的《出版广角》是中国出版改革和发展的批判者。我爱看《出版广角》，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出版广角》有着鲜明的个性，有着闪亮的观点，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出版广角》在诸多问题上能够从更深的层面观察中国出版，能够为中国出版敲警钟、鸣警笛。我记得，2004年曾经发表过安民的《哪些出版社会死掉？》的文章，这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为传统出版的转型发出了呼号。《出版广角》的批判精神是《出版广角》15年求索的精魂，也是《出版广角》15年历程最宝贵的财富。
　　我眼中的《出版广角》是中国出版人的学术俱乐部。《出版广角》15年来团结了一批批中国出版的思想者，其中有业界的，有学界的，也有文化界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着中国出版的改革和发展，展示着他们的思考，贡献着他们的智慧，引导和呼应着中国出版的发展。一批批作者围绕《出版广角》进行着思想的沟通和交锋，构成《出版广角》这一有着鲜明特色的学术俱乐部。《出版广角》虽偏居边陲，但却以其学术品位囊括了几乎所有通过发表文章传播自己观点的中国出版人，成为中国出版人的学术俱乐部。
　　我眼中的《出版广角》是中国出版人的文化家园。《出版广角》不仅关注中国出版的改革与发展，而且关注中国出版人的文化追求。一批批的作者通过《出版广角》相识，并成为笔友，一批批的读者通过《出版广角》了解和更加了解了中国出版人所思、所想、所喜、所忧。通过《出版广角》，一批批中国出版人体验着中国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品位，并因为中国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品位在《出版广角》交融、创新、发展，凝结为《出版广角》这一文化月刊的文化家园。
　　我眼中的《出版广角》是年轻的中国出版人成长的舞台。《出版广角》不仅发表了大量的从正面探求中国出版改革发展规律的文章，而且包容了太多太多的学术“异类”——特别是一批批年轻的业者和学者，他们有着独到的见解，但缺乏圆融、沉稳，《出版广角》成为了他们释放观点、展露才华的舞台。很多作者的处女作发表在《出版广角》，并且自与《出版广角》结缘后，他们的思考不断成熟，文章不断老道，有一些还成为了中国出版界的大家、名家。
　　我眼中的《出版广角》虽然可以表述为上述五个方面，但这五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正是这五个方面，以及其他更多的方面的交融、化合，构筑成《出版广角》这一出版专业期刊的整体，诉说着《出版广角》已经走过的15年，以及谱写着《出版广角》的未来之路。
　　愿《出版广角》专业期刊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