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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刷史》的英译称得上是以译事为桥梁的国学、译学及中外印刷史研究专家的一次规模性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中华历史典籍和学术专著的翻译出版的一次有益尝试。
2008年5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委托我们承担一项艰巨任务——英译张秀民先生撰写、韩琦博士增订的专著《中国印刷史》。
这部书英译的难度非常高，因为它不仅是一部印刷史、一部书史，更是贯穿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专业性极强，包含了数以千计的专业术语和各类专有名词，行文文白夹杂，还有很多古文和外文引文。思量再三，最终还是不自量力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原因有二：其一，此书是目前国际学术界公认最权威的关于中国印刷史的研究著作，曾获得中国印刷技术协会首届毕昇奖、日本森泽信夫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全国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及全国“三个一百”原创作品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翻译享有如此盛誉的著作，对任何翻译工作者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其二，这项工作意义非凡。将《中国印刷史》译成英文，可以系统全面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从起源、发展，到向世界各地传播并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迄今为止，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火药和指南针尚无高质量专史出版。因此，推出《中国印刷史》英文版，具有特殊意义和重要作用。该书英文版将在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中展出，是国家指定必须完成的“中国出版走出去”和“中国文化走出去”重点项目之一。
耗时一年有余，译本于2009年7月竟稿。这期间我们吃了不少苦，得到了各方的指点和帮助，获益匪浅。在此，就翻译与“走出去”战略之间的关系，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走出去”与文化心态
翻译的神来之笔往往会成为文化交流的亮点，凭借高水平的翻译，一种文化可以潜移默化地渗透进另一种文化，甚而至于逐渐改变其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西方语言、风俗和思维方式籍由翻译进入汉语言文化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象牙塔”、“瓶颈”、“逻辑”、“系统”、“特洛伊木马”、“幽默”、“鳄鱼眼泪”等词语，经过一次次译介，让中国读者耳熟能详，有些甚至熟悉到让人感觉仿佛是土生土长的汉语词汇。
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护语言与文化的多元性是维护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平等。翻译是多文化接触时的桥梁，任何跨文化活动都离不开翻译，而翻译的过程同时是原语、原语文化与译入语、译入语文化之间权利的角斗场，因此翻译者的文化意识与心态是体现平等话语权，对抗语言霸权与文化霸权的重要因素。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应该本着开放、平等和交流的心态，而不是摒弃、排斥或蔑视的态度。翻译理论家奈达指出，翻译时必须尊重语言各自的特征。尊重文化“他体”的异质成分，也是每个译者首先要具备的职业素质。
中国译者在中译外时要尽可能地传递汉语的特质，保留汉语相对于译入语的差异性，抵制西方式的“归化”倾向，维护母语的文化身份；并应该从西方强势文化的译介中吸取经验，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展示给全世界，将中西方文化传播由近现代西方向中国的单向渗透转变为平等的双向交流。
典籍与专著中译外的可行模式探寻
汉语古今典籍和专著最能代表中国主流文化和学术思想。这类书籍的翻译无疑是中译外工作的主要内容。典籍和专著在语言、内容和文化内涵上有一定的共性，而这些共性特征恰恰是该类文献译入外语时的难点。以《中国印刷史》英译为例，该书遣词造句正式、艰深、凝练，行文半文半白，并频繁使用通假字，涉及各个朝代印刷业的专业术语的使用非常多；在内容上以印刷术的起源、发展和传播为主线，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中西方交流等上下几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各个层面，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并常常为考证故，引经据典，所以文化内涵极为丰富。这些特点对于并不精通印刷专业、历史学、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和中西方交流史的译者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
2008年5月，确定了《中国印刷史》英译工作的大致框架后，五位译者进行了试译，并由美国印刷史学专家包筠雅教授(Prof，Cynthia Brokaw)审阅了试译稿，并根据她的意见和建议，修正了存在的问题，适当调整了工作方案。在全面翻译开始之前，课题组成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仔细研读原著，并搜集了很多权威性的参考资料(如国际著名印刷史研究专家钱存训博士的名著，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技史·纸与印刷》)。
由于原著文字艰深，为避免理解误差，聘请了国学博士张新朋担任课题组顾问，以便解决原文中遇到的史学和国学难题。在阅读完原著并对照阅读了相关英文文献之后，课题组成员分工合作，开始了该书的翻译。为了能按时完成任务，我们利用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于2008年12月上旬完成了初译稿。之后我们进行了自查与互查，对译稿进行了第一次检查和修订：2008年12月底至2009年1月底，我们聘请了外籍教师John Norman博士审阅译稿，对语言表达进行修订，以期使译稿在语言上更贴合译人语规范。2009年2月，结合外国专家的评阒意见，召开了课题组译稿审定会，完成了译稿的第二次全面修订。
二稿修改完毕之后，我们邀请了国内译界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浙大英语系教授沈弘审阅译稿，进一步完善译文的语言表达，检查译稿专业术语和专有名词翻译的准确性。在专家审阅的同时，课题组的成员再次进行了自查和互查。2009年4月中旬，根据此次检查的结果，对译稿作第三次全面修订，并于2009年5月中旬完成三稿。此后，修订后的译稿由美国专家和原著的第二作者韩琦博士再次审阅。在此期间，韩琦博士和我们五位译者利用网络之便，充分交流和深入讨论。2009年6月和7月间，几乎每天召开网络电话会议，商讨并解决术语、格式、对原文理解以及译文表达上的问题，并力争做到所有人名、地名、书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都有据可查。正确无误，而且符合译入语规范。我们还参照Charles O，Hucker撰写的《中国古代官名辞典》(A Dictionary 0fOfficialTides in Imperial China)等工具书修订了官职机构名等专有名词。2009年7月中旬，在杭州召开了由韩琦博士和五位译者共同参加的统稿会，进行编辑校样前最后的质量把关。为确保译文的正确性，韩琦博士从专业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学术支持，并不厌其烦地帮助我们咨询相关专家，如印刷史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艾思仁博士(Dr.S.Edgren)等，并为准确翻译原著中的外国术语、专名和书名等，咨询了通晓日文、韩文、越南语及梵文等相关语言的专家。在韩琦博士和诸位专家学者的大力帮助下，我们对译稿进行了反复的修正和完善。这样周密的、有条不紊的安排保证了《中国印刷史》的英译得以顺利开展并如期完成。
《中国印刷史》的英译称得上是以译事为桥梁的国学、译学及中外印刷史研究专家的一次规模性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中华历史典籍和学术专著的翻译出版的一次有益尝试。在《中国印刷史》英译的过程中，为保证翻译质量，我们对整个翻译过程全面规划，翻译工作与课题研究齐头并进，搜集并参阅权威文献资料，聘请并咨询各方专家顾问，对翻译质量层层把关。这种操作模式，对其他相关中译外项目，尤其是学术专著的翻译，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天降大任于斯人
不论出版的“走出去”还是文化的“走出去”，都离不开各种形式的翻译活动。译者始终站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最前沿，其作用古今中外都有评价。
国际译联主席贝蒂·科恩说：“翻译工作者就像电线中的电流，水管中的水流，直到我们失去他们时才发现他们对我们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古兰经》说：“每一个翻译家也就是他本民族里的一个先知。”
尽管译介的作用巨大，影响深远，但全社会，包括有些泽者本身，对这一点的认识仍然不足。翻译活动仍被普遍认为是次要的、辅助的、工具性的。相对于原作和作者，译者往往类似隐形人，主体性受到蒙蔽，其存在时常被读者忽略。余光中所说的“寂寞之译者”，相信所有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深有感触。翻译工作的特殊性也决定了译者必将是“寂寞”的隐者。
为翻译事业的发展，身为译者，在甘于寂寞的同时。需要培养高度的职业荣誉感和责任心，只有这样才会有高度的敬业精神。作为译介活动主体的译者责任重大。一部作品的翻译，不仅要让译人语读者了解作品本身，更要将它所代表的文化展现给他们。泽者是作品的代言人，更是文化的代言人。
中译外工作前路漫漫，还待有志的翻译工作者们共同努力。天降大任于译者，为不辱使命，我们不断提高职业素养，更好地担负起华夏文化使者的责任，将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化译介给世界人民，并为维护语言和文化多样性，捍卫世界文化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2008年5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委托我们承担一项艰巨任务——英译张秀民先生撰写、韩琦博士增订的专著《中国印刷史》。
这部书英译的难度非常高，因为它不仅是一部印刷史、一部书史，更是贯穿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专业性极强，包含了数以千计的专业术语和各类专有名词，行文文白夹杂，还有很多古文和外文引文。思量再三，最终还是不自量力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原因有二：其一，此书是目前国际学术界公认最权威的关于中国印刷史的研究著作，曾获得中国印刷技术协会首届毕昇奖、日本森泽信夫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全国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及全国“三个一百”原创作品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翻译享有如此盛誉的著作，对任何翻译工作者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其二，这项工作意义非凡。将《中国印刷史》译成英文，可以系统全面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从起源、发展，到向世界各地传播并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迄今为止，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火药和指南针尚无高质量专史出版。因此，推出《中国印刷史》英文版，具有特殊意义和重要作用。该书英文版将在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中展出，是国家指定必须完成的“中国出版走出去”和“中国文化走出去”重点项目之一。
耗时一年有余，译本于2009年7月竟稿。这期间我们吃了不少苦，得到了各方的指点和帮助，获益匪浅。在此，就翻译与“走出去”战略之间的关系，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走出去”与文化心态
翻译的神来之笔往往会成为文化交流的亮点，凭借高水平的翻译，一种文化可以潜移默化地渗透进另一种文化，甚而至于逐渐改变其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西方语言、风俗和思维方式籍由翻译进入汉语言文化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象牙塔”、“瓶颈”、“逻辑”、“系统”、“特洛伊木马”、“幽默”、“鳄鱼眼泪”等词语，经过一次次译介，让中国读者耳熟能详，有些甚至熟悉到让人感觉仿佛是土生土长的汉语词汇。
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护语言与文化的多元性是维护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平等。翻译是多文化接触时的桥梁，任何跨文化活动都离不开翻译，而翻译的过程同时是原语、原语文化与译入语、译入语文化之间权利的角斗场，因此翻译者的文化意识与心态是体现平等话语权，对抗语言霸权与文化霸权的重要因素。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应该本着开放、平等和交流的心态，而不是摒弃、排斥或蔑视的态度。翻译理论家奈达指出，翻译时必须尊重语言各自的特征。尊重文化“他体”的异质成分，也是每个译者首先要具备的职业素质。
中国译者在中译外时要尽可能地传递汉语的特质，保留汉语相对于译入语的差异性，抵制西方式的“归化”倾向，维护母语的文化身份；并应该从西方强势文化的译介中吸取经验，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展示给全世界，将中西方文化传播由近现代西方向中国的单向渗透转变为平等的双向交流。
典籍与专著中译外的可行模式探寻
汉语古今典籍和专著最能代表中国主流文化和学术思想。这类书籍的翻译无疑是中译外工作的主要内容。典籍和专著在语言、内容和文化内涵上有一定的共性，而这些共性特征恰恰是该类文献译入外语时的难点。以《中国印刷史》英译为例，该书遣词造句正式、艰深、凝练，行文半文半白，并频繁使用通假字，涉及各个朝代印刷业的专业术语的使用非常多；在内容上以印刷术的起源、发展和传播为主线，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中西方交流等上下几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各个层面，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并常常为考证故，引经据典，所以文化内涵极为丰富。这些特点对于并不精通印刷专业、历史学、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和中西方交流史的译者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
2008年5月，确定了《中国印刷史》英译工作的大致框架后，五位译者进行了试译，并由美国印刷史学专家包筠雅教授(Prof，Cynthia Brokaw)审阅了试译稿，并根据她的意见和建议，修正了存在的问题，适当调整了工作方案。在全面翻译开始之前，课题组成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仔细研读原著，并搜集了很多权威性的参考资料(如国际著名印刷史研究专家钱存训博士的名著，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技史·纸与印刷》)。
由于原著文字艰深，为避免理解误差，聘请了国学博士张新朋担任课题组顾问，以便解决原文中遇到的史学和国学难题。在阅读完原著并对照阅读了相关英文文献之后，课题组成员分工合作，开始了该书的翻译。为了能按时完成任务，我们利用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于2008年12月上旬完成了初译稿。之后我们进行了自查与互查，对译稿进行了第一次检查和修订：2008年12月底至2009年1月底，我们聘请了外籍教师John Norman博士审阅译稿，对语言表达进行修订，以期使译稿在语言上更贴合译人语规范。2009年2月，结合外国专家的评阒意见，召开了课题组译稿审定会，完成了译稿的第二次全面修订。
二稿修改完毕之后，我们邀请了国内译界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浙大英语系教授沈弘审阅译稿，进一步完善译文的语言表达，检查译稿专业术语和专有名词翻译的准确性。在专家审阅的同时，课题组的成员再次进行了自查和互查。2009年4月中旬，根据此次检查的结果，对译稿作第三次全面修订，并于2009年5月中旬完成三稿。此后，修订后的译稿由美国专家和原著的第二作者韩琦博士再次审阅。在此期间，韩琦博士和我们五位译者利用网络之便，充分交流和深入讨论。2009年6月和7月间，几乎每天召开网络电话会议，商讨并解决术语、格式、对原文理解以及译文表达上的问题，并力争做到所有人名、地名、书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都有据可查。正确无误，而且符合译入语规范。我们还参照Charles O，Hucker撰写的《中国古代官名辞典》(A Dictionary 0fOfficialTides in Imperial China)等工具书修订了官职机构名等专有名词。2009年7月中旬，在杭州召开了由韩琦博士和五位译者共同参加的统稿会，进行编辑校样前最后的质量把关。为确保译文的正确性，韩琦博士从专业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学术支持，并不厌其烦地帮助我们咨询相关专家，如印刷史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艾思仁博士(Dr.S.Edgren)等，并为准确翻译原著中的外国术语、专名和书名等，咨询了通晓日文、韩文、越南语及梵文等相关语言的专家。在韩琦博士和诸位专家学者的大力帮助下，我们对译稿进行了反复的修正和完善。这样周密的、有条不紊的安排保证了《中国印刷史》的英译得以顺利开展并如期完成。
《中国印刷史》的英译称得上是以译事为桥梁的国学、译学及中外印刷史研究专家的一次规模性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中华历史典籍和学术专著的翻译出版的一次有益尝试。在《中国印刷史》英译的过程中，为保证翻译质量，我们对整个翻译过程全面规划，翻译工作与课题研究齐头并进，搜集并参阅权威文献资料，聘请并咨询各方专家顾问，对翻译质量层层把关。这种操作模式，对其他相关中译外项目，尤其是学术专著的翻译，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天降大任于斯人
不论出版的“走出去”还是文化的“走出去”，都离不开各种形式的翻译活动。译者始终站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最前沿，其作用古今中外都有评价。
国际译联主席贝蒂·科恩说：“翻译工作者就像电线中的电流，水管中的水流，直到我们失去他们时才发现他们对我们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古兰经》说：“每一个翻译家也就是他本民族里的一个先知。”
尽管译介的作用巨大，影响深远，但全社会，包括有些泽者本身，对这一点的认识仍然不足。翻译活动仍被普遍认为是次要的、辅助的、工具性的。相对于原作和作者，译者往往类似隐形人，主体性受到蒙蔽，其存在时常被读者忽略。余光中所说的“寂寞之译者”，相信所有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深有感触。翻译工作的特殊性也决定了译者必将是“寂寞”的隐者。
为翻译事业的发展，身为译者，在甘于寂寞的同时。需要培养高度的职业荣誉感和责任心，只有这样才会有高度的敬业精神。作为译介活动主体的译者责任重大。一部作品的翻译，不仅要让译人语读者了解作品本身，更要将它所代表的文化展现给他们。泽者是作品的代言人，更是文化的代言人。
中译外工作前路漫漫，还待有志的翻译工作者们共同努力。天降大任于译者，为不辱使命，我们不断提高职业素养，更好地担负起华夏文化使者的责任，将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化译介给世界人民，并为维护语言和文化多样性，捍卫世界文化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