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过去图书出版在传播领域中被讨论的范围太少，近年提出的文化产业，使图书出版业的地位提升，大家对于语文的发言语权与文化推动的特殊性更为重视。
华文出版有两个指称范围，第一种是华文语文的出版，平行输出：第二则是华文作品外译后的出版，华文外译本这也意味着我们所讨论的华文媒体市场有两个定义，一种是文化相近似、或者使用同样语言的区域消费，而另一种则是指文化相异对于引进的文化有认同的消费市场。
对华文出版生产区域来说，不管是在亚洲或者是欧美英语系国家里，不论是平行输出与外译市场看来都较以往有进展。但从2006年到2008年中国出版物版权引进与输出情况仍有极大的逆差，2008年版权出口还出现了下滑的现象，使得出版物版权贸易逆差达到出口与进口比例达7:1。由此看来，中国出版向外传播的路径依然困境重重。
过去图书出版在传播领域中被讨论的范围太少，近年提出的文化产业，使图书出版业的地位提升，大家对于语文的发言语权与文化推动的特殊性更为重视。
除目前大中华市场，据中国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估计，现今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到2010年有可能增加为1亿；联合国《2006年世界主要语种、分布与应用力调查》中，华文列全球新的世界语言第二位，仅次于英语；欧美目前有600多所大学开设中文学系课程，同时将华文作为中小学选修课程，似乎都在显示了全球华文热潮的现象。若以此全球中文学习发展情况来评估华文的出版，似乎非常乐观，但就传播效果来评估，恐将会使华文出版业者大失所望。
这些华语学习者并不能代表他们将会成为华文出版的消费者，当我们检视三年来大中华对外输出中文书籍种类，除了图书馆采购的文史社科研究与馆藏使用书籍外，以语言学习类为大宗，生活休闲与流行则为次要，本土作家作品的输出的情况并不理想。从版权输出地区的情况来分析，德国、加拿大、法国和俄罗斯为目前输出成长较大的地区，与美国逆差持续加大。从中国每年出版数量与国际出版市场相比，出版物输出的比例过低，甚至比不上邻近的韩国出版物输出的规模。整体上目前华文推广学习进而到阅读华文作品的情况，是不如英语学习与阅读作品所能达到的效果，以及世界各地对于西方文化的偏好，而这也将是未来华文平行输出与华文推广所需要共同努力的目标。
而翻译、企划、销售与国际出版人才的缺乏等因素，也加深了全球华文H{版的难度。
一、翻译。如何遵从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又能真切表达原有作品的意义，是目前华文外译的最大困难。翻译学上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尤其在本文的直译与意泽的矛盾上有很多争议。有许多从事图书翻译者希望自己被视为创作者，因为为了阅读者习惯母语的识凑，他们往往不是只担任单纯的译者，更是文辞的编译者，也是文化理解的转述者。透过翻译让读者在接触“异化”的语言中，更接近作者的真理，或者说透过他们对作品与作者的理解，传译替代作者沟通，使读者更接近于作品。在一些中译作品中，也常有发生翻译作品与原著不尽相同的情况，甚至引起批评，进行华文作品外译，更是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再加上华文文法的高难度与文化特有的深度，常有外译作品引喻或说明上的失当，进而失去华文原著的文字味道与写作深度。
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在出版“走出去”的政策上，委托知名的国外汉学专家担任中国著作的外译与顾问工作。在台湾，华文外译出版品的这项工作通常也是由教导英美文学的教授操刀，不仅借助这些国外学者在语文上的能力，同时也考虑他们对异文化认知的程度。
文学翻译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今天所提出的翻译的概念，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单纯技术形式上的翻译，而且还是从一种文化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文化形式的文化翻译。过去文化批判的学者认为，把外国的作品翻译引进，是一种对输入国家的文化进行“殖民化”或“帝国传播”，那么我们今天则要努力让这一翻译路径转向，以华文作品外译达到文化的“非殖民化”。如果以最新的国际关系词汇来诠释，应该说是“相对大国时代”的“文化串流”，作用是双向与双重的，而且这种串流一定是要在真实与理性的文化沟通基础上执行。当然，这涉及到参与传播的主体和行动者的工作。华文被列入世界难度较高的语言之列，难度关键在文化的含量和词语环境的历史，以目前科技的翻译工具并难以达到臻善之功。作为传播的主要根据文本，不论是华文的翻译或者是直接的华文沟通，都需要对历史文明的深层积淀；另一方面行动者，如上所说这传译者的责任对于华文出版走出去是有极大的作用的，成立翻译研究所进行笔译、口译的人才培训，并与电视传媒学习投入驻外和中国国际出版媒体运作，让华文文化可以透过出版产生更积极的作为。
二、选题企划能力。长期以来选题国际化的问题一直在被讨论：如何遵从国外阅读者的习惯思考、如何企划出国外读者的喜好选题、如何将传统文化适时转化为国际作品的主题，等等，但始终没有确切的方向可以遵循。这几年得利于出版界在国际版权贸易的理解与中华文化在国际被理解程度的改善，华文本土作家作品日渐在国际展露头角，如莫言、几米、姜戎、余华、黄仁宇、于丹等，过去销售不佳的近代文学作家作品也再次受到重视，进行重译或重新发行。中国出版产业在此方面受到政策上的相当支持，不但邀请国外出版专业经理人协助策划，并在海外成立出版公司，深入市场环境寻求此方面的突破，预期未来由华人制作出版适应于国际的出版品将会越来越多。
选题企划的选择固然是要从读者思考出发，给国外读者国际性的选题好?还是给国际读者中华文化的选题?美国文化是国际文化，中华文化就不是国际文化吗?法国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杜特莱教授、德国东亚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化专家哈恩斯教授与伦敦大学索尔斯教授认为，对于中国若一味追求符合国外风格与内容思考出版，并非好事，那可能丧失真正属于中国的出版，也就失去原先吸引外国人想了解中国与阅读中国的内容。积极努力于在遵从国外读者习惯的选题目标突破，这应该只是一种出版战术的使用，我们更需要策略上的发展，尝试向国际出版引导阅读主题，从被动的需求市场做到主动的流行市场，并成为成熟的出版输出国家，文化与知识的分享主流，而不是沦为由华人出版的国外作品，这也是作为相对大国的平等传播的重要关键，要从让对方理解、真诚表达的方向抓准成功的沟通，亦即“根植本土走向世界”。
2007年的畅销书《追风筝的孩子》内容描述一个在阿富汗成长的孩子的故事，背景是阿富汗的，传达的也是阿富汗的价值观冲突，但从接纳不同的观点、与对人性付出关爱的一致性让该书得到世界出版的吹捧。由此可见，出版虽然也关注于需求满足的理论，但更多的是供给的引导，“走出去”的想法是：思想上的“走出去”，沟通内容的“走出去”，把主题策划放在可以同等理解与相对位置的平台上去思考，应该可以为华文图书主题在国际出版的话题上有所突破。
三、销售能力。不论是在版权或实体书籍销售，有销售才能体现文化投资的报酬经济。在版权销售上华文版权一直没有专业的队伍在从事海外行销，在实体销售上，我们也没有如贝克与泰勒(Baker＆Taylor)、英格兰姆(Ingram)可以掌握出版品对全球经销商的批发商。目前依靠各出版贸易公司或是小型独立的经销商在国际的展销，以及海外书店展售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更多专业行销的做法，不仅是图书的行销，还要夹带着文化的行销。
因此，如何将华文作品在国际行销上，传播成为知识来源，或者被视为风潮的阅读，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另一个专业困境。营销人员应要以现代的科学观，善用传播媒体促动世界对于华文出版媒体的关注力，比如推荐会、外国名人推荐、多种媒体的曝光，或者是举办出版相关的文化活动演出。
四、出版人才。在管理上与创意上国际出版人才的缺乏，是长期困扰出版产业的问题。上述的几项因素里，终究还是归结到人力资源的问题上。比如上述的翻译人才，不只是在语言上的培养，对中国文化和对接的沟通国度环境的理解，在人才培育中必须是要双轨进行的。行销的人员培训也是相同的思维，甚至吸引海外人士进入中国出版都可能是一条路径。出版人才的培训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累积，需要以人文和科学的方式去制订出方法；人文是对于文化和语言的认识，科学的方法则是借用资讯和管理的分析工具来认识国际出版市场，也同时需要增加对其他相关媒体运作的认识，才能在华文出版走出去的工作上，善用这些媒介达到出版最终销售的目的。
华文出版有两个指称范围，第一种是华文语文的出版，平行输出：第二则是华文作品外译后的出版，华文外译本这也意味着我们所讨论的华文媒体市场有两个定义，一种是文化相近似、或者使用同样语言的区域消费，而另一种则是指文化相异对于引进的文化有认同的消费市场。
对华文出版生产区域来说，不管是在亚洲或者是欧美英语系国家里，不论是平行输出与外译市场看来都较以往有进展。但从2006年到2008年中国出版物版权引进与输出情况仍有极大的逆差，2008年版权出口还出现了下滑的现象，使得出版物版权贸易逆差达到出口与进口比例达7:1。由此看来，中国出版向外传播的路径依然困境重重。
过去图书出版在传播领域中被讨论的范围太少，近年提出的文化产业，使图书出版业的地位提升，大家对于语文的发言语权与文化推动的特殊性更为重视。
除目前大中华市场，据中国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估计，现今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到2010年有可能增加为1亿；联合国《2006年世界主要语种、分布与应用力调查》中，华文列全球新的世界语言第二位，仅次于英语；欧美目前有600多所大学开设中文学系课程，同时将华文作为中小学选修课程，似乎都在显示了全球华文热潮的现象。若以此全球中文学习发展情况来评估华文的出版，似乎非常乐观，但就传播效果来评估，恐将会使华文出版业者大失所望。
这些华语学习者并不能代表他们将会成为华文出版的消费者，当我们检视三年来大中华对外输出中文书籍种类，除了图书馆采购的文史社科研究与馆藏使用书籍外，以语言学习类为大宗，生活休闲与流行则为次要，本土作家作品的输出的情况并不理想。从版权输出地区的情况来分析，德国、加拿大、法国和俄罗斯为目前输出成长较大的地区，与美国逆差持续加大。从中国每年出版数量与国际出版市场相比，出版物输出的比例过低，甚至比不上邻近的韩国出版物输出的规模。整体上目前华文推广学习进而到阅读华文作品的情况，是不如英语学习与阅读作品所能达到的效果，以及世界各地对于西方文化的偏好，而这也将是未来华文平行输出与华文推广所需要共同努力的目标。
而翻译、企划、销售与国际出版人才的缺乏等因素，也加深了全球华文H{版的难度。
一、翻译。如何遵从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又能真切表达原有作品的意义，是目前华文外译的最大困难。翻译学上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尤其在本文的直译与意泽的矛盾上有很多争议。有许多从事图书翻译者希望自己被视为创作者，因为为了阅读者习惯母语的识凑，他们往往不是只担任单纯的译者，更是文辞的编译者，也是文化理解的转述者。透过翻译让读者在接触“异化”的语言中，更接近作者的真理，或者说透过他们对作品与作者的理解，传译替代作者沟通，使读者更接近于作品。在一些中译作品中，也常有发生翻译作品与原著不尽相同的情况，甚至引起批评，进行华文作品外译，更是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再加上华文文法的高难度与文化特有的深度，常有外译作品引喻或说明上的失当，进而失去华文原著的文字味道与写作深度。
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在出版“走出去”的政策上，委托知名的国外汉学专家担任中国著作的外译与顾问工作。在台湾，华文外译出版品的这项工作通常也是由教导英美文学的教授操刀，不仅借助这些国外学者在语文上的能力，同时也考虑他们对异文化认知的程度。
文学翻译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今天所提出的翻译的概念，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单纯技术形式上的翻译，而且还是从一种文化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文化形式的文化翻译。过去文化批判的学者认为，把外国的作品翻译引进，是一种对输入国家的文化进行“殖民化”或“帝国传播”，那么我们今天则要努力让这一翻译路径转向，以华文作品外译达到文化的“非殖民化”。如果以最新的国际关系词汇来诠释，应该说是“相对大国时代”的“文化串流”，作用是双向与双重的，而且这种串流一定是要在真实与理性的文化沟通基础上执行。当然，这涉及到参与传播的主体和行动者的工作。华文被列入世界难度较高的语言之列，难度关键在文化的含量和词语环境的历史，以目前科技的翻译工具并难以达到臻善之功。作为传播的主要根据文本，不论是华文的翻译或者是直接的华文沟通，都需要对历史文明的深层积淀；另一方面行动者，如上所说这传译者的责任对于华文出版走出去是有极大的作用的，成立翻译研究所进行笔译、口译的人才培训，并与电视传媒学习投入驻外和中国国际出版媒体运作，让华文文化可以透过出版产生更积极的作为。
二、选题企划能力。长期以来选题国际化的问题一直在被讨论：如何遵从国外阅读者的习惯思考、如何企划出国外读者的喜好选题、如何将传统文化适时转化为国际作品的主题，等等，但始终没有确切的方向可以遵循。这几年得利于出版界在国际版权贸易的理解与中华文化在国际被理解程度的改善，华文本土作家作品日渐在国际展露头角，如莫言、几米、姜戎、余华、黄仁宇、于丹等，过去销售不佳的近代文学作家作品也再次受到重视，进行重译或重新发行。中国出版产业在此方面受到政策上的相当支持，不但邀请国外出版专业经理人协助策划，并在海外成立出版公司，深入市场环境寻求此方面的突破，预期未来由华人制作出版适应于国际的出版品将会越来越多。
选题企划的选择固然是要从读者思考出发，给国外读者国际性的选题好?还是给国际读者中华文化的选题?美国文化是国际文化，中华文化就不是国际文化吗?法国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杜特莱教授、德国东亚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化专家哈恩斯教授与伦敦大学索尔斯教授认为，对于中国若一味追求符合国外风格与内容思考出版，并非好事，那可能丧失真正属于中国的出版，也就失去原先吸引外国人想了解中国与阅读中国的内容。积极努力于在遵从国外读者习惯的选题目标突破，这应该只是一种出版战术的使用，我们更需要策略上的发展，尝试向国际出版引导阅读主题，从被动的需求市场做到主动的流行市场，并成为成熟的出版输出国家，文化与知识的分享主流，而不是沦为由华人出版的国外作品，这也是作为相对大国的平等传播的重要关键，要从让对方理解、真诚表达的方向抓准成功的沟通，亦即“根植本土走向世界”。
2007年的畅销书《追风筝的孩子》内容描述一个在阿富汗成长的孩子的故事，背景是阿富汗的，传达的也是阿富汗的价值观冲突，但从接纳不同的观点、与对人性付出关爱的一致性让该书得到世界出版的吹捧。由此可见，出版虽然也关注于需求满足的理论，但更多的是供给的引导，“走出去”的想法是：思想上的“走出去”，沟通内容的“走出去”，把主题策划放在可以同等理解与相对位置的平台上去思考，应该可以为华文图书主题在国际出版的话题上有所突破。
三、销售能力。不论是在版权或实体书籍销售，有销售才能体现文化投资的报酬经济。在版权销售上华文版权一直没有专业的队伍在从事海外行销，在实体销售上，我们也没有如贝克与泰勒(Baker＆Taylor)、英格兰姆(Ingram)可以掌握出版品对全球经销商的批发商。目前依靠各出版贸易公司或是小型独立的经销商在国际的展销，以及海外书店展售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更多专业行销的做法，不仅是图书的行销，还要夹带着文化的行销。
因此，如何将华文作品在国际行销上，传播成为知识来源，或者被视为风潮的阅读，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另一个专业困境。营销人员应要以现代的科学观，善用传播媒体促动世界对于华文出版媒体的关注力，比如推荐会、外国名人推荐、多种媒体的曝光，或者是举办出版相关的文化活动演出。
四、出版人才。在管理上与创意上国际出版人才的缺乏，是长期困扰出版产业的问题。上述的几项因素里，终究还是归结到人力资源的问题上。比如上述的翻译人才，不只是在语言上的培养，对中国文化和对接的沟通国度环境的理解，在人才培育中必须是要双轨进行的。行销的人员培训也是相同的思维，甚至吸引海外人士进入中国出版都可能是一条路径。出版人才的培训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累积，需要以人文和科学的方式去制订出方法；人文是对于文化和语言的认识，科学的方法则是借用资讯和管理的分析工具来认识国际出版市场，也同时需要增加对其他相关媒体运作的认识，才能在华文出版走出去的工作上，善用这些媒介达到出版最终销售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