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当了皇帝，直到老态龙钟行动都困难了的时候，还要上朝堂、见百官、亲自处理各种大大小小的政务，又要指挥特务机构——锦衣卫，异常辛苦。这段时间的状况，他自己有诗道：
　　群臣已睡朕后睡，
　　群臣未起朕先起，
　　不及江南富家翁，
　　日高三竿犹拥被。
　　他为什么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强化帝权，确保朱家的统治权能够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他把历代所实行的宰相制改成了阁臣制，自己又当皇帝、又当宰相。
　　中国历代所用的是宰相制度。皇帝掌握最高权力，处理实际政务则较少；地位仅次于皇帝的宰相，位列百官之首，掌握着次高权力，处理的实际政务较多。如果君明、相贤，同心协力治理国家便能出现太平盛世，无奈这种情况历史上并不多见。
　　明朝建国之初，是沿用以前的宰相制度，设立左右丞相，办公的地点叫中书省，左丞相为李善长，右丞相为徐达，下面有许多属官和办事人员。徐达经常在外带兵打仗，实际上宰相就只是李善长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仅是中书省的下属机构。中书省“综理机务”：“录军国重事”，全国各级各部门给皇帝的奏报，都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经中书省再下达，所以丞相位尊权重。
　　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老部下，他极有智计、料事多中、多谋善断又敢于任事，在战争情况下，兵贵神速，很多迫不及待的事情，都能当机立断妥善处理，对朱的帮助极大，朱也不觉得他是“越权”，还常夸他兼有萧何、张良的长处。新朝成立，李善长作为功臣之首，位居相位，自是顺理成章之事，不过，他还是战争年代的老作风——敢于任事，有事未必先请示皇上。他没想到一个皇帝打天下和坐天下是有区别的。朱元璋觉得李善长竟然眼中没有他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认为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危及君权、君位。洪武四年，李善长病了些天，未能到中书省上班；于心不安，也想藉此试探一下皇帝对他的信任程度，便上疏请求“致仕”——就是退休。他以为准会“温谕慰留”，谁知疏上之后，朱元璋趁机立即照准。
　　朱元璋巧妙地罢免了李善长，换上了谨慎小心的汪广洋，把他调入中书省当右丞相。汪广洋虽有才能，但要当好宰相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他又鉴于李善长的教训，凡事都去请示，这样，事无巨细都得朱元璋亲自拿办法。公元1373年(洪武六年)又添了一个胡惟庸当右丞相。不久，朱元璋以汪广洋“无所建白”为由，把他降职打发到广东去了。
　　胡惟庸这个人，善于逢迎巴结，才干优于汪广洋，起初还好，慢慢地变得专断、隐瞒，大搞以权谋私，史称胡惟庸“专生杀黜陟，以恣威福。内外诸司封事人奏，惟庸先取视之，有病己者，辄匿不闻，由是奔竞之徒趋其门下。”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谋反”罪被杀，牵连蔓引，诛戮了许多人。问题的实质是朱元璋认为中书省即宰相制对皇权造成掣肘和潜在的威胁。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改宰相制为阁臣制，宣布：撤销中书省，六部直接由皇帝指挥；将统领军队的大部督府分为五个都督府。这样便使最高军政权力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朱元璋又要当皇帝又要当宰相，任凭三头六臂也是忙不过来的，尤其是定制、拟旨、批示等文书工作工作量很大。
　　于是，朱元璋从民间挑选了一些年高笃厚善属文的“宿儒”来做这些工作，只办事无任何实权。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无从政经验，与功臣勋旧没有牵连，不会有政治野心，本该满可以放心，但朱元璋还是独出心裁地设计出一套防范办法。他把这些人分成四套，即春、夏、秋、冬，名为“四辅官”。春官只在春季任事，又加以分班，实际在春季三个月中每月只有十天才能视事。这种控制办法自然不会发生侵扰皇权的“弊端”，但同时也无法办好政事，这些人太老又因切断了工作的连续性，遇事不知前因后果，难免贻误大事，不久便纷纷“引疾”或“撤免”，洪武十五年七月朱元璋只好宣布撤销四辅官并在使用人员的具体办法上有所改进。这回用的是些翰林院的学士、编修之类级别较低的人，最初未给职称也无定员，人们便按他们办事所在的殿阁呼为“某某阁大学士”称他们为阁臣，皇帝和行文中则称为辅臣，民间尊称为“阁老”。人们习惯地把他们目之为宰相，把“入阁”和“拜相”当成同义语，其实，阁臣和宰相有本质的不同。直到朱棣时才有定员和正式任命，明朝一直采用这种阁臣制。
　　朱元璋起自民间，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聪明、勤快、能干。阁臣制有这种皇帝，运行得还算可以，但到了他的子孙，多数既缺乏经验才能，又很懒惰，哪里能把国事管好呢?
　　朱元璋的这一套政治设计——把宰相制改为阁臣制，出发点是为了帝权、帝位。这套办法再加上其他使各部门、各官员间相互牵制的制度，从维护皇帝权位来说是有效的，所以明朝三百年帝位一直很稳，未发生过皇位为权臣取代的现象，但这种阁臣制容易造成内斗，阁臣间往往把时间、心思花在争权夺利、互相排挤上，当然不利于治国。明朝越搞越腐败，终于覆亡，这种阁臣制的搞法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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