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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东庆云女作家姜金霞近期的两部长篇小说《蓖麻花》和《女枪王》,都是以战争为主题的小说。这两部作品所塑造的两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女英雄形象,不同于中国以往战争小说对女英雄的男性化阐释,而是都有着明显的女性特征。此外,两部小说都表现了女英雄的情爱观,写出了她们成长的历程。
关键词:姜金霞 《蓖麻花》 《女枪王》 女英雄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人物形象是一切叙事性文艺作品的核心,战争文学更是离不开人物形象的描写。在《空袭中的沉思》中,伍尔夫曾充分肯定地说过,女人们虽然不能直接上战场“为自由而战”,但她们“可以用心灵来战斗”。对这位女权主义者而言,战争似乎不应当与女性发生直接的关系。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古今中外的战争文学似乎都与女性结下了不解之缘。战争使男人不幸,使女人更为不幸。
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的残酷性让许多国人无法忘记,尤其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许多女性承受了无穷的痛苦,家庭的离散,生活的艰难,更有甚者被外来侵略者所侮辱。但在这其中,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是战争中的弱者,亦有很多人直接上了战场“为自由而战”。中国现代作家也塑造了很多抗战女英雄形象,如 “十七年”文学中涌现的一位位坚强的抗争女性:李佩钟(《风云初纪》)、娟子(《苦菜花》)、银环(《野火春风斗古城》)……新时期出现的戴凤莲(《红高梁》)等形象,但总体而言,这些女性或过分男性化,或过分传奇化,正如评论家韩大强所指出的:
“女英雄的形象塑造是在‘雄化’、‘道德化’和‘非家庭化’这些权力话语的男性修辞策略之下展开的。”
如果说,许多男性作家塑造女性有“他者”心理因素的存在,那么作为女性的女作家似乎应该更加理解女性,塑造的女英雄形象似乎也应更具有女性特征。但通览现当代女性作家的作品,我们却惊奇地发现,由女作家塑造的女英雄形象同样呈现出明显的男性化特征,而少有女性本应有的阴柔气质。以20世纪30年代的女性作家为例,在这一重要时期出现的众多女性作家:谢冰莹、冯铿、丁玲、白薇……她们笔下的抗战女性形象仍多是以参加革命斗争、追求男性气质、消除性别差异为特征,以湮没女性特征为诉求的。正如女性作家们自己所表述的: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情,我只希望把生命献给革命”。(谢冰莹,《从军日记》)
“什么情人,什么孩子?!看吧!我们是铁和火的集团,我们红军的脑袋,眼睛里面只有一件东西;溅着鲜红的热血和一切榨取阶级、统治阶级拼个你死我活!”。(冯铿,《红的日记》)
盛英指出: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始终同民族解放、人民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女人的女性意识通常包含甚至淹没于民族意识、社会意识和阶级意识之中。”
女性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群体走向展示女性力量的历史空间,而是对男性气质有意识地模仿,以男性特征为标尺,这无论是对女性形象而言,还是对女性作家而言,都可以说是以另一种形式不自觉地失落了自己,因为性别、身体并不因为作者主观意识的摈弃就在现实中不复存在。
而近期山东庆云女作家姜金霞的两部长篇小说《蓖麻花》与《女枪王》的出版,则让笔者眼前一亮。在这两部作品中,我们完全看不到许多现代女性作家的这种自我迷失。姜金霞以诗化的手笔,刻画了抗日女战士陈静水和麦草的内心世界和女性的特有行为,彰显出真实的硝烟中的女人。两位女性虽是主动参与战争,但却并不意味两人身上就具有男性的刚性色彩,在她们身上我们看见了女性的柔美,并为这种柔美被残酷的战争所撕裂而扼腕痛惜。相对其他战争文学中的女性刻画,姜金霞笔下的女主人公避免了单面化,而走向了“圆形人物”。
一 被逼成的血性女英雄
小说《蓖麻花》采用了现实主义笔触,以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陈静水(乳名毛妮)70余年的人生坎坷经历为线索,展示了其对生活、对命运的独特体验和执着的人生。小说用了较大的篇幅描写了抗日战争。抗战中,毛妮智救八路军伤员,直接参与了游击队的铁应洼战役,女扮男装侦察敌情,参加了偷袭小组并手刃日军指挥官左藤……战争使一个胆小怯儒的女孩子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战士。小说《女枪王》则塑造了一个在绝境中站起来的花木兰式的抗日女英雄麦草,她为日军所凌辱,又被无赖所欺侮,但她没有自暴自弃,而是苦练枪法,与命运进行坚决的抗争。她几次独闯“鬼子”窝,多次协助抗日游击队华云支队完成任务,在以男性为主角的抗日战场上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女枪王”,是一位可歌可泣的巾帼英雄。
这两部作品均采用民间视角描写战争,以民间普通的血性女性为切入点,书写了发生于鲁北平原上的浪漫传奇,道出了底层民众在残酷的战争到来时的情感与命运选择。与以往战争文学中女性大多出于民族情感主动参与战争不同,陈静水与麦草均是被“逼上梁山”的:毛妮先是因为日军侵略被迫嫁给了张货郎,后因正堂哥哥的被害她又积极参与了夜袭行动;而对纯洁的麦草来讲,虽然听说了鬼子的可怕,但一方面是守信于书成,另一方面则是心存疑问“鬼子兵真的像村里人说的那样可怕,那样没有人性?”结果导致惨剧发生,至此激起了她内心对日军的刻骨仇恨,并在绝境之下开始了毅然决然的反抗。两位抗日女英雄的形成有着很强的个人化因素,都是被逼成的,这更符合真实的民间抗战事实。
二 女英雄因爱情而美丽
陈静水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因在战乱中无数次参与了游击队的战斗,最终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而“女枪王”麦草因悲剧性的命运而选择了抗争,并由个人英雄主义的单干到最终融入到游击队抗日集体中。作品对两个抗战女英雄的刻画,不仅写出了她们的“英雄”行为,更写出了她们的“女”性特征:由于战乱,毛妮(陈静水)阴差阳错地嫁给了救过自己的张货郎,婚后两人相依为命,恩爱有加。从刻画女英雄的角度出发,陈静水似乎不应该再有其他想法,但作品中,她的思想偏偏“出轨”——她仍然思恋着自己青梅竹马的正堂哥哥。无数次,她在梦中呼唤着正堂哥哥的名字。正是出于对正堂哥哥的爱,陈静水主动参与了挖地道和抢麦行动;正是出于对正堂哥哥的爱,她才勇闯日军司令部……。怀着对凌辱自己的日本鬼子的刻骨的恨,麦草成了“女枪王”,但这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行为却和一个男性青年有关,郝书成——一个让麦草既爱又恨的人。由于特殊原因,郝书成没能赴与麦草的约会,结果直接导致了麦草被日军所凌辱的惨剧。后郝书成成了华云支队手枪队队长,而麦草则碰巧被吸收进华云支队,两人再次相遇别是一种心情,郝书成仍然爱着麦草,麦草对他也仍有情意,在层层波折之后麦草再次接受了郝书成。作为“女枪王”的麦草并不是一个没有情感的冷血战士,只是她的情感更加复杂。
谢冰莹认为,革命与恋爱是冲突的,所以要“打破恋爱梦,革命时期不应该谈恋爱”;而冯铿的女兵们则“不要和异性扭搅,弄出许多纠纷!”仿佛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成为真正的战士。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人是情感的动物,时刻需要情感的慰藉。爱情是战争的补偿,同战争相系,我们所认可的许多经典作品都描写了战争中的爱情。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中的爱情都让我们体会到了战争中人性的升华。战争不会因爱情而贬值,反会因爱情提升其意义和价值。战争是残酷的,唯其如此,才显示出生命的可贵与爱情的美好。同样,姜金霞笔下的两位女性主人公也正是因爱情而更加丰满、美丽。
三 英雄是长成的
巴赫金说过:“人在历史中成长。”许多中国现当代战争小说为人所诟病,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是一成不变的。现实中的人是动态的,时间注入人的性格发展中,人才会有变化,才会越来越成熟。尤其是在重大的社会变动面前,人的性格变化是必然的。《蓖麻花》和《女枪王》中的两位女英雄的成功塑造正是写出了其成长的过程。
陈静水最初就是一个单纯的农村姑娘,虽然心中挂念着正堂哥哥,还是听从母亲的遗言嫁给了张货郎。在张货郎的佑护之下,其思想还不时陷入情感的矛盾之中。在日军的铁壁合围之下,她总是生活在迷茫和恐惧之中。随着与游击队和周正堂区长的接触,陈静水开始变得勇敢起来。而随着周正堂的牺牲,她迅速成长,并机警地女扮男装和游击队进入日军司令部,手刃了日本军官左藤。在与地主汉奸王有德父子、日军头目左藤、伪县长李立军、以权谋私的工作组组长吴西梦等人的斗争中,陈静水性格日益沉静,虽历尽艰难仍顽强不屈地活了下来。而麦草被日军凌辱之后,同其他孱弱女子一样,最初选择了自杀。后来,她虽被李跑所救但却遭到二次凌辱,愤怒之下麦草用鸟枪进行了反抗,并因此偶然地找到了自己的反抗方式,后在一位战士的帮助下她学会了打枪和飞石,并从此走上了“枪王”的道路。麦草一开始的斗争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特点,如见鬼子就打,独闯鬼子窝……其一系列抗日行为固然值得称道,但由于其不计后果,也曾破坏了游击队的计划。经华云支队队长武一林多次做工作,麦草被吸收进队伍,但仍因个人思想的盲动而又选择了脱离队伍,结果又给队伍造成了损失。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思想成熟的麦草主动向革命队伍回归。同样,麦草与郝书成的情感处理也经过了一个成长的过程。从起初的恨,到了解当时实情而理解,再到心理上接受郝书成,麦草对个人情感的处理也日渐成熟。
《蓖麻花》和《女枪王》不仅仅塑造出了两位“圆形”的女英雄形象,同样,在其他人物的塑造上也大多符合“圆形”人物的特点。如《女枪王》中的李跑这一人物形象,他凌辱了麦草,后加入了保安队,残害老百姓,破坏游击队。按说这应该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面形象,但小说中也提到了他被特务队欺凌的场面,他其实也是一个被凌辱者的形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小说中还描写了李跑在特务队面前敢于为麦联仗义执言,结果再次被殴打的过程。李跑是一个无赖,但也是一个有情感与性格的人,作者的描写无疑为这个无赖形象的刻画增加了一些厚重感。当然,就这两部作品来看,其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作者在作品中采用的叙述视角过于全能;对人物刻画的方法略显单一,不但将主人公的心思全部点出,即使对那些小人物的心理活动也全面“照顾”到,面面俱到不仅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反而对作品的真实性是一种损伤。
从《蓖麻花》到《女枪王》,作者的写作格局从宏阔走向微观,《蓖麻花》以陈静水一家人的命运发展为主线,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再到改革开放,历时半个多世纪。而《女枪王》仅仅写了1942年日军在云良铁壁合围几个月的时间。在这种转变之间,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作者在写作上的退步,而是人物描写更为真实,语言更为老练。这种转变,体现了作者的成熟,也可以说,作者找到了自己的写作方向。
《蓖麻花》与《女枪王》以鲁北平原上的浪漫传奇故事为题材,让我们再次回味了那段艰难岁月中的壮观人生。而翻到两部书的扉页,我们会发现:《蓖麻花》297千字,2008年12月出版;《女枪王》320千字,2009年9月出版。作为一名年轻的业余女作家,姜金霞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两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这不能不说是鲁北平原的又一部浪漫传奇。
参考文献:
[1] 伍尔夫:《空袭中的沉思》,《伍尔夫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 韩大强:《权力话语的女性叙事策略——关于十七年小说中“女英雄”形象》,《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9卷第2期。
[3] 阎纯德:《谢冰莹:永远的“女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冯铿:《红的日记》,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
[5] 盛英:《中国女作家和女性文学》,《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版。
[6] 谢冰莹:《从军时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 姜金霞:《蓖麻花》,长征出版社,2008年版。
[8] 姜金霞:《女枪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黄传波,男,1976—,山东德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德州学院。
关键词:姜金霞 《蓖麻花》 《女枪王》 女英雄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人物形象是一切叙事性文艺作品的核心,战争文学更是离不开人物形象的描写。在《空袭中的沉思》中,伍尔夫曾充分肯定地说过,女人们虽然不能直接上战场“为自由而战”,但她们“可以用心灵来战斗”。对这位女权主义者而言,战争似乎不应当与女性发生直接的关系。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古今中外的战争文学似乎都与女性结下了不解之缘。战争使男人不幸,使女人更为不幸。
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的残酷性让许多国人无法忘记,尤其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许多女性承受了无穷的痛苦,家庭的离散,生活的艰难,更有甚者被外来侵略者所侮辱。但在这其中,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是战争中的弱者,亦有很多人直接上了战场“为自由而战”。中国现代作家也塑造了很多抗战女英雄形象,如 “十七年”文学中涌现的一位位坚强的抗争女性:李佩钟(《风云初纪》)、娟子(《苦菜花》)、银环(《野火春风斗古城》)……新时期出现的戴凤莲(《红高梁》)等形象,但总体而言,这些女性或过分男性化,或过分传奇化,正如评论家韩大强所指出的:
“女英雄的形象塑造是在‘雄化’、‘道德化’和‘非家庭化’这些权力话语的男性修辞策略之下展开的。”
如果说,许多男性作家塑造女性有“他者”心理因素的存在,那么作为女性的女作家似乎应该更加理解女性,塑造的女英雄形象似乎也应更具有女性特征。但通览现当代女性作家的作品,我们却惊奇地发现,由女作家塑造的女英雄形象同样呈现出明显的男性化特征,而少有女性本应有的阴柔气质。以20世纪30年代的女性作家为例,在这一重要时期出现的众多女性作家:谢冰莹、冯铿、丁玲、白薇……她们笔下的抗战女性形象仍多是以参加革命斗争、追求男性气质、消除性别差异为特征,以湮没女性特征为诉求的。正如女性作家们自己所表述的: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情,我只希望把生命献给革命”。(谢冰莹,《从军日记》)
“什么情人,什么孩子?!看吧!我们是铁和火的集团,我们红军的脑袋,眼睛里面只有一件东西;溅着鲜红的热血和一切榨取阶级、统治阶级拼个你死我活!”。(冯铿,《红的日记》)
盛英指出: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始终同民族解放、人民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女人的女性意识通常包含甚至淹没于民族意识、社会意识和阶级意识之中。”
女性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群体走向展示女性力量的历史空间,而是对男性气质有意识地模仿,以男性特征为标尺,这无论是对女性形象而言,还是对女性作家而言,都可以说是以另一种形式不自觉地失落了自己,因为性别、身体并不因为作者主观意识的摈弃就在现实中不复存在。
而近期山东庆云女作家姜金霞的两部长篇小说《蓖麻花》与《女枪王》的出版,则让笔者眼前一亮。在这两部作品中,我们完全看不到许多现代女性作家的这种自我迷失。姜金霞以诗化的手笔,刻画了抗日女战士陈静水和麦草的内心世界和女性的特有行为,彰显出真实的硝烟中的女人。两位女性虽是主动参与战争,但却并不意味两人身上就具有男性的刚性色彩,在她们身上我们看见了女性的柔美,并为这种柔美被残酷的战争所撕裂而扼腕痛惜。相对其他战争文学中的女性刻画,姜金霞笔下的女主人公避免了单面化,而走向了“圆形人物”。
一 被逼成的血性女英雄
小说《蓖麻花》采用了现实主义笔触,以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陈静水(乳名毛妮)70余年的人生坎坷经历为线索,展示了其对生活、对命运的独特体验和执着的人生。小说用了较大的篇幅描写了抗日战争。抗战中,毛妮智救八路军伤员,直接参与了游击队的铁应洼战役,女扮男装侦察敌情,参加了偷袭小组并手刃日军指挥官左藤……战争使一个胆小怯儒的女孩子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战士。小说《女枪王》则塑造了一个在绝境中站起来的花木兰式的抗日女英雄麦草,她为日军所凌辱,又被无赖所欺侮,但她没有自暴自弃,而是苦练枪法,与命运进行坚决的抗争。她几次独闯“鬼子”窝,多次协助抗日游击队华云支队完成任务,在以男性为主角的抗日战场上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女枪王”,是一位可歌可泣的巾帼英雄。
这两部作品均采用民间视角描写战争,以民间普通的血性女性为切入点,书写了发生于鲁北平原上的浪漫传奇,道出了底层民众在残酷的战争到来时的情感与命运选择。与以往战争文学中女性大多出于民族情感主动参与战争不同,陈静水与麦草均是被“逼上梁山”的:毛妮先是因为日军侵略被迫嫁给了张货郎,后因正堂哥哥的被害她又积极参与了夜袭行动;而对纯洁的麦草来讲,虽然听说了鬼子的可怕,但一方面是守信于书成,另一方面则是心存疑问“鬼子兵真的像村里人说的那样可怕,那样没有人性?”结果导致惨剧发生,至此激起了她内心对日军的刻骨仇恨,并在绝境之下开始了毅然决然的反抗。两位抗日女英雄的形成有着很强的个人化因素,都是被逼成的,这更符合真实的民间抗战事实。
二 女英雄因爱情而美丽
陈静水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因在战乱中无数次参与了游击队的战斗,最终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而“女枪王”麦草因悲剧性的命运而选择了抗争,并由个人英雄主义的单干到最终融入到游击队抗日集体中。作品对两个抗战女英雄的刻画,不仅写出了她们的“英雄”行为,更写出了她们的“女”性特征:由于战乱,毛妮(陈静水)阴差阳错地嫁给了救过自己的张货郎,婚后两人相依为命,恩爱有加。从刻画女英雄的角度出发,陈静水似乎不应该再有其他想法,但作品中,她的思想偏偏“出轨”——她仍然思恋着自己青梅竹马的正堂哥哥。无数次,她在梦中呼唤着正堂哥哥的名字。正是出于对正堂哥哥的爱,陈静水主动参与了挖地道和抢麦行动;正是出于对正堂哥哥的爱,她才勇闯日军司令部……。怀着对凌辱自己的日本鬼子的刻骨的恨,麦草成了“女枪王”,但这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行为却和一个男性青年有关,郝书成——一个让麦草既爱又恨的人。由于特殊原因,郝书成没能赴与麦草的约会,结果直接导致了麦草被日军所凌辱的惨剧。后郝书成成了华云支队手枪队队长,而麦草则碰巧被吸收进华云支队,两人再次相遇别是一种心情,郝书成仍然爱着麦草,麦草对他也仍有情意,在层层波折之后麦草再次接受了郝书成。作为“女枪王”的麦草并不是一个没有情感的冷血战士,只是她的情感更加复杂。
谢冰莹认为,革命与恋爱是冲突的,所以要“打破恋爱梦,革命时期不应该谈恋爱”;而冯铿的女兵们则“不要和异性扭搅,弄出许多纠纷!”仿佛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成为真正的战士。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人是情感的动物,时刻需要情感的慰藉。爱情是战争的补偿,同战争相系,我们所认可的许多经典作品都描写了战争中的爱情。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中的爱情都让我们体会到了战争中人性的升华。战争不会因爱情而贬值,反会因爱情提升其意义和价值。战争是残酷的,唯其如此,才显示出生命的可贵与爱情的美好。同样,姜金霞笔下的两位女性主人公也正是因爱情而更加丰满、美丽。
三 英雄是长成的
巴赫金说过:“人在历史中成长。”许多中国现当代战争小说为人所诟病,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是一成不变的。现实中的人是动态的,时间注入人的性格发展中,人才会有变化,才会越来越成熟。尤其是在重大的社会变动面前,人的性格变化是必然的。《蓖麻花》和《女枪王》中的两位女英雄的成功塑造正是写出了其成长的过程。
陈静水最初就是一个单纯的农村姑娘,虽然心中挂念着正堂哥哥,还是听从母亲的遗言嫁给了张货郎。在张货郎的佑护之下,其思想还不时陷入情感的矛盾之中。在日军的铁壁合围之下,她总是生活在迷茫和恐惧之中。随着与游击队和周正堂区长的接触,陈静水开始变得勇敢起来。而随着周正堂的牺牲,她迅速成长,并机警地女扮男装和游击队进入日军司令部,手刃了日本军官左藤。在与地主汉奸王有德父子、日军头目左藤、伪县长李立军、以权谋私的工作组组长吴西梦等人的斗争中,陈静水性格日益沉静,虽历尽艰难仍顽强不屈地活了下来。而麦草被日军凌辱之后,同其他孱弱女子一样,最初选择了自杀。后来,她虽被李跑所救但却遭到二次凌辱,愤怒之下麦草用鸟枪进行了反抗,并因此偶然地找到了自己的反抗方式,后在一位战士的帮助下她学会了打枪和飞石,并从此走上了“枪王”的道路。麦草一开始的斗争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特点,如见鬼子就打,独闯鬼子窝……其一系列抗日行为固然值得称道,但由于其不计后果,也曾破坏了游击队的计划。经华云支队队长武一林多次做工作,麦草被吸收进队伍,但仍因个人思想的盲动而又选择了脱离队伍,结果又给队伍造成了损失。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思想成熟的麦草主动向革命队伍回归。同样,麦草与郝书成的情感处理也经过了一个成长的过程。从起初的恨,到了解当时实情而理解,再到心理上接受郝书成,麦草对个人情感的处理也日渐成熟。
《蓖麻花》和《女枪王》不仅仅塑造出了两位“圆形”的女英雄形象,同样,在其他人物的塑造上也大多符合“圆形”人物的特点。如《女枪王》中的李跑这一人物形象,他凌辱了麦草,后加入了保安队,残害老百姓,破坏游击队。按说这应该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面形象,但小说中也提到了他被特务队欺凌的场面,他其实也是一个被凌辱者的形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小说中还描写了李跑在特务队面前敢于为麦联仗义执言,结果再次被殴打的过程。李跑是一个无赖,但也是一个有情感与性格的人,作者的描写无疑为这个无赖形象的刻画增加了一些厚重感。当然,就这两部作品来看,其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作者在作品中采用的叙述视角过于全能;对人物刻画的方法略显单一,不但将主人公的心思全部点出,即使对那些小人物的心理活动也全面“照顾”到,面面俱到不仅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反而对作品的真实性是一种损伤。
从《蓖麻花》到《女枪王》,作者的写作格局从宏阔走向微观,《蓖麻花》以陈静水一家人的命运发展为主线,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再到改革开放,历时半个多世纪。而《女枪王》仅仅写了1942年日军在云良铁壁合围几个月的时间。在这种转变之间,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作者在写作上的退步,而是人物描写更为真实,语言更为老练。这种转变,体现了作者的成熟,也可以说,作者找到了自己的写作方向。
《蓖麻花》与《女枪王》以鲁北平原上的浪漫传奇故事为题材,让我们再次回味了那段艰难岁月中的壮观人生。而翻到两部书的扉页,我们会发现:《蓖麻花》297千字,2008年12月出版;《女枪王》320千字,2009年9月出版。作为一名年轻的业余女作家,姜金霞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两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这不能不说是鲁北平原的又一部浪漫传奇。
参考文献:
[1] 伍尔夫:《空袭中的沉思》,《伍尔夫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 韩大强:《权力话语的女性叙事策略——关于十七年小说中“女英雄”形象》,《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9卷第2期。
[3] 阎纯德:《谢冰莹:永远的“女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冯铿:《红的日记》,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
[5] 盛英:《中国女作家和女性文学》,《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版。
[6] 谢冰莹:《从军时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 姜金霞:《蓖麻花》,长征出版社,2008年版。
[8] 姜金霞:《女枪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黄传波,男,1976—,山东德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德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