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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波兰斯基导演的电影《钢琴家》讲述了一位钢琴师在二战中求生的悲惨经历，揭露了纳粹屠杀犹太人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影片进行分析、解构，探索影片的深层次寓意，试图呈现出一幅清晰、明朗的结构图。
关键词：《钢琴家》；叙事分析；罗曼·波兰斯基；人性
《钢琴家》的要义是宽恕与希望，它展示了个人的求生力量，当然它也展示了音乐的力量，展示了音乐是如何帮助斯皮尔曼在战争中幸存下来。
——罗曼·波兰斯基
电影《钢琴家》（2002）改编自波兰籍犹太音乐家维拉德斯洛·斯皮尔曼(Wladyslaw Szpilman)的自传《死亡的城市》，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凭借该片接连在各大国际性影展获得众多奖项，一举赢得了第5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和最佳改编剧本奖、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奖等。本片是一部取材于真实回忆录的二战题材电影，再现了纳粹铁蹄下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以及强烈的求生欲望，是一部史诗性巨作。
一、匠心独运的叙事策略
（一）全知性叙事角度
电影的叙述采用的是全知视点，叙事者有绝对的自由叙述出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物和每一件事情。影片中时常出现确切的年份和历史事件的字幕，WARSAW 1939 等日期的大字幕游离于主线之外，证实了影片中所运用的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说明客观发生的历史事件不能被电影艺术所修改。影片从一位钢琴家的视角，通过他的双眼，观众看到了二战时期犹太人所遭受的灭族式屠杀，目睹了德国纳粹的各种残暴行为。
（二）淡泊写实的叙事风格
叙事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基础，同时也是人类阐释世界的方式。“风格”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本义指“雕刻刀”，是希腊人用于雕刻文字的工具，后来意指用文字来装饰思想的一种方式。换言之，电影的叙事风格就是导演在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独特的艺术气质。
电影《钢琴家》的叙事风格淡泊、冷静。影片中多处运用长镜头来展现战争场面以及用特写镜头来表现斯皮尔曼痛苦的内心世界。此外，导演尽可能地复原当时的情境，用远景镜头、长镜头来渲染战争气氛，这也是对现实的尊重。电影理论大师巴赞认为，照相性（即写实性）是电影的基本特征，并以此来建构其长镜头理论，强调现实事物的多义性。为了真实性，巴赞非常强调“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统一”，而电影《钢琴家》就是事件在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完美展现。《钢琴家》在平淡、冷静、客观的叙述下，展现了斯皮尔曼在二战中逃亡的痛苦经历。当斯皮尔曼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的藏身之所时，一次又一次地目睹住所附近的死亡事件的发生，观众几乎感到一种无处可逃的绝望。斯皮尔曼用自己弹钢琴的双手来搬石块、找食物、传武器等，艺术的双手完全屈服于求生的需要。艺术与战争，就好像是玫瑰与枪炮，纵然玫瑰娇艳欲滴可是又怎能抵挡战争所带来的弥漫硝烟呢？
（三）冷静的镜头语言
电影是依靠一个一个的镜头组接来叙事的，在镜头的运用上，导演采用的是长镜头和特写镜头的结合。影片运用低平的角度，将身材瘦弱的斯皮尔曼置于画面的中心，通过一系列的长镜头来强调他的悲惨命运与残酷的现实。每次斯皮尔曼弹奏钢琴的时候，镜头都会给他特写，着重表现他内心的起伏变化，从在华沙电台弹奏乐曲时的自信愉悦，到为了生计在餐馆里弹琴的迷茫与无奈，再到遇见德国军官重新触碰琴键时的悲喜交加的复杂情绪。冷静的镜头语言记录下一位钢琴家逃难的经历，也见证了犹太人甚至于全人类在二战的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奇迹。死亡的废墟上似乎闪现着微弱的、隐约的、人性的光芒。长镜头与特写镜头的组合运用，真实地展现了战争时期的场景，像一把利剑，直指人心，使观众的心灵受到一次次的撞击。
（四）时序性叙述
顺叙，这是电影中出现最多的时序安排，事情在叙事中的前后顺序与事件在故事中的顺序相同。本片采用最传统的叙述手法——顺叙，即电影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地记录下主人公斯皮尔曼的一生经历。影片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日期出现在屏幕上，其中包括WARSAW 1939 、1940年10月31日、1942年3月15日、1942年8月16日、1943年4月19日、1943年5月16日。片头白色字幕WARSAW 1939，交代了事件发生的地点与时间；接下来，1940年10月31日，犹太人开始了二战期间第一次大规模迁徙，这也是朝着死亡的迁徙；1942年3月15日，犹太人被迫进行第二次集体迁徙；1942年8月16日，在工厂工作的所有犹太人迁出，在犹太区的一片空地上集合，死亡向他们一步步逼近，所有人将踏上通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列车”；1943年4月19日，犹太人在华沙爆发了反纳粹起义，与纳粹分子展开了殊死的搏斗；1943年5月16日，华沙犹太人区内的抵抗力量已经完全瓦解，犹太人区被摧毁，化作一片废墟。本片是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逐步展开的，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真实情景，节奏紧凑而自然。
二、丰富细腻的叙事内容
所谓叙事内容，是指影片所叙述的东西，即故事本身，再进一步讲，就是构成故事的主要元素——人物、情节。
（一）人物
影片的主人公斯皮尔曼是一位天才钢琴家，为华沙广播电台弹奏乐曲，当他正弹奏肖邦的《第一号G小调叙事曲》时，德国的炮弹轰炸了直播间，从此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华沙政府规定，华沙地区年满12岁的犹太人出门必须佩戴大卫之星的标志，所有犹太人必须迁至犹太人集中居住区。为了生存，斯皮尔曼不得不以2000元的低价卖掉了自己心爱的钢琴，但生活依旧艰苦，还记得那一幕吗？全家六口人一起分吃一块糖，脸上却洋溢着满足的喜悦。死神已经慢慢逼近，犹太人被德国士兵虐待和殴打，斯皮尔曼的家人登上“死亡列车”，被押送到纳粹集中营，同伴无辜地惨死在德国军官的枪下。
斯皮尔曼设法从劳动集中营中跑出来之后，投奔了Bogucki夫妇，在这对夫妇的帮助下，他暂住于犹太区对街的一个暗黑的小屋子中。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一直等到某一天可以重获光明，在他身上伴随着苟且偷生的呼吸，几乎是他的身体在支配着思想。有一天，Bogucki夫妇因藏有秘密武器而被逮捕，斯皮尔曼的食物来源就此被切断，他不得不投奔其他人。Dorota（斯皮尔曼的乐迷）和她的丈夫竭尽所能地帮助斯皮尔曼，他们赠予了他活下去的希望与动力。影片从侧面表现出角色的颠覆，即使是国家著名的钢琴家，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也要跟普通人一样面临死亡，放下尊严，躲避德国纳粹的追杀。但在德国军官威姆·豪森菲德（Wilm Hosenfeld）那里，斯皮尔曼这个犹太钢琴家又是特殊的，因为是音乐将他俩紧密地连在一起。斯皮尔曼的钢琴演奏打动了威姆·豪森菲德，是音乐唤醒了良知，音乐击败了战争。此时此刻抛开战争，威姆·豪森菲德从个人角度、从人道主义出发挽救了斯皮尔曼的性命，彰显了人性的光芒。战争结束后，斯皮尔曼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饱含深情地演奏了六年前被炮火中断的同一首歌曲——肖邦的《第一号G小调叙事曲》。
（二）情节
影片中孤独与绝望的情绪贯穿始终，主人公斯皮尔曼目睹城市里发生的一切，回到犹太人集中居住区，尸横遍野，一片狼藉，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死亡气息。斯皮尔曼苟延残喘地活着，东躲西藏，每天饱受着各种饥饿与屈辱，因为珍惜生命才会苟且偷生，他在苦苦地支撑着生命仅存的微薄价值。在斯皮尔曼的逃亡过程中，歌手Godlewska和演员Bogucki、Dorota夫妇及Gebczyski都给予了他莫大的帮助，给他提供食物与藏身之处，帮助他躲避德国纳粹的抓捕。
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和民族灾难，个人只能选择无奈地接受，别无他选，反抗就意味着死亡。梅耶克从出场到牺牲，一直是以一个抵抗纳粹的反抗者而存在的，经过他的精心策划，他们的组织健全且完整。以梅耶克为代表的反德犹太人耗尽生命最后的能量进行殊死一搏，尽管此次反抗在德国揭起了一层涟漪，但是终究化为泡影，梅耶克也难逃一死。钢琴家斯皮尔曼只能选择无奈地接受，起初由被迫迁徙到后来的主动逃亡，体现了斯皮尔曼强烈的求生欲望，虽然过着悲惨的生活，整日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但是战争结束后斯皮尔曼幸存了下来，这就是最大的胜利。影片没有宣扬个人英雄主义，只是讲述一位钢琴家在二战中痛不欲生的逃亡经历，进一步表现了战争的可怕以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身体与心灵上的双重创伤。战争泯灭了人性，伴随着灾难性的摧毁，战后人类在废墟上努力寻找人性的光芒。
这部电影与导演罗曼·波兰斯基自身的惨痛回忆密切相关，波兰斯基作为一名波兰籍的犹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遇了反犹浪潮。灾难无情地降临到了波兰斯基的家庭，他的父亲、母亲和叔叔先后被德国人抓进了纳粹集中营，虽然父亲和叔叔最终被放了出来，但是怀孕8个月的母亲却惨死在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中，这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阴影。导演冷静而客观地回忆了二战期间犹太人遭到德国纳粹的迫害，情感上有一定的控制，并没有故意渲染战争气氛，影片充斥着“哀而不伤，恨而不怒”的情绪，这种让观众无法释放的悲伤才是最痛心的！波兰斯基曾说，“我想重构童年的记忆，另外，与真实保持尽量近的距离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不想拍一部好莱坞电影。”从波兰斯基的话语间，我们可以领会到，他只是想尽量真实地展现二战时的场景，这个世界里没有非黑即白的价值观，也没有谴责纳粹士兵的呼喊，只有对犹太人无尽的同情与怜悯。
三、当肖邦遇到了贝多芬
“钢琴诗人”肖邦（Chopin），波兰伟大的钢琴家、作曲家。肖邦的忧伤情绪与革命情怀都是在设想中酝酿的，他热爱祖国，在得知波兰革命失败的消息时，义愤填膺地写下了《降A大调波兰舞曲》。同样是在波兰，同样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斯皮尔曼用肖邦的一首《第一号G小调叙事曲》来表现自己的爱国情怀。跷跷板的另一头是贝多芬（Beethoven），德国著名的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给贝多芬带来了和平、平等、博爱的希望，战争的胜利给予了他希冀。德国军官以胜利者的姿态自居，祥和而平静地弹奏着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这其中的寓意值得我们深思：肖邦和斯皮尔曼都是波兰人，贝多芬和豪森菲德都是德国人。肖邦的《第一号G小调叙事曲》讲述了波兰人抵抗条顿人的历史，是波兰民族解放战争的英雄颂歌；贝多芬平和、安静的《月光奏鸣曲》反衬出战后废墟的一片狼藉、断壁残垣的萧条景象。影片最后，斯皮尔曼饱含深情地演绎肖邦的《第一号G小调叙事曲》与德国军官兵败前夕弹奏的《月光奏鸣曲》形成鲜明的对比。
正如《钢琴家》的题首语：“音乐是他一生的热情，求生是他生命的杰作。”音乐在影片中起到了非常微妙的作用，战争给人们造成了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打击，可音乐却给了人们活下去的信心与勇气，音乐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人们心中的痛苦与创伤。
四、结语
影片《钢琴家》饱含了人性宽容的隐性主题，它超越了个人幸存的思索，上升到了一种对人类生存的憧憬。影片将我们带回到60多年前的那次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浩劫中，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中寻找生命的价值与音乐的力量，在泯灭人性的年代寻找人性的光芒！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关键词：《钢琴家》；叙事分析；罗曼·波兰斯基；人性
《钢琴家》的要义是宽恕与希望，它展示了个人的求生力量，当然它也展示了音乐的力量，展示了音乐是如何帮助斯皮尔曼在战争中幸存下来。
——罗曼·波兰斯基
电影《钢琴家》（2002）改编自波兰籍犹太音乐家维拉德斯洛·斯皮尔曼(Wladyslaw Szpilman)的自传《死亡的城市》，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凭借该片接连在各大国际性影展获得众多奖项，一举赢得了第5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和最佳改编剧本奖、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奖等。本片是一部取材于真实回忆录的二战题材电影，再现了纳粹铁蹄下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以及强烈的求生欲望，是一部史诗性巨作。
一、匠心独运的叙事策略
（一）全知性叙事角度
电影的叙述采用的是全知视点，叙事者有绝对的自由叙述出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物和每一件事情。影片中时常出现确切的年份和历史事件的字幕，WARSAW 1939 等日期的大字幕游离于主线之外，证实了影片中所运用的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说明客观发生的历史事件不能被电影艺术所修改。影片从一位钢琴家的视角，通过他的双眼，观众看到了二战时期犹太人所遭受的灭族式屠杀，目睹了德国纳粹的各种残暴行为。
（二）淡泊写实的叙事风格
叙事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基础，同时也是人类阐释世界的方式。“风格”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本义指“雕刻刀”，是希腊人用于雕刻文字的工具，后来意指用文字来装饰思想的一种方式。换言之，电影的叙事风格就是导演在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独特的艺术气质。
电影《钢琴家》的叙事风格淡泊、冷静。影片中多处运用长镜头来展现战争场面以及用特写镜头来表现斯皮尔曼痛苦的内心世界。此外，导演尽可能地复原当时的情境，用远景镜头、长镜头来渲染战争气氛，这也是对现实的尊重。电影理论大师巴赞认为，照相性（即写实性）是电影的基本特征，并以此来建构其长镜头理论，强调现实事物的多义性。为了真实性，巴赞非常强调“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统一”，而电影《钢琴家》就是事件在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完美展现。《钢琴家》在平淡、冷静、客观的叙述下，展现了斯皮尔曼在二战中逃亡的痛苦经历。当斯皮尔曼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的藏身之所时，一次又一次地目睹住所附近的死亡事件的发生，观众几乎感到一种无处可逃的绝望。斯皮尔曼用自己弹钢琴的双手来搬石块、找食物、传武器等，艺术的双手完全屈服于求生的需要。艺术与战争，就好像是玫瑰与枪炮，纵然玫瑰娇艳欲滴可是又怎能抵挡战争所带来的弥漫硝烟呢？
（三）冷静的镜头语言
电影是依靠一个一个的镜头组接来叙事的，在镜头的运用上，导演采用的是长镜头和特写镜头的结合。影片运用低平的角度，将身材瘦弱的斯皮尔曼置于画面的中心，通过一系列的长镜头来强调他的悲惨命运与残酷的现实。每次斯皮尔曼弹奏钢琴的时候，镜头都会给他特写，着重表现他内心的起伏变化，从在华沙电台弹奏乐曲时的自信愉悦，到为了生计在餐馆里弹琴的迷茫与无奈，再到遇见德国军官重新触碰琴键时的悲喜交加的复杂情绪。冷静的镜头语言记录下一位钢琴家逃难的经历，也见证了犹太人甚至于全人类在二战的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奇迹。死亡的废墟上似乎闪现着微弱的、隐约的、人性的光芒。长镜头与特写镜头的组合运用，真实地展现了战争时期的场景，像一把利剑，直指人心，使观众的心灵受到一次次的撞击。
（四）时序性叙述
顺叙，这是电影中出现最多的时序安排，事情在叙事中的前后顺序与事件在故事中的顺序相同。本片采用最传统的叙述手法——顺叙，即电影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地记录下主人公斯皮尔曼的一生经历。影片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日期出现在屏幕上，其中包括WARSAW 1939 、1940年10月31日、1942年3月15日、1942年8月16日、1943年4月19日、1943年5月16日。片头白色字幕WARSAW 1939，交代了事件发生的地点与时间；接下来，1940年10月31日，犹太人开始了二战期间第一次大规模迁徙，这也是朝着死亡的迁徙；1942年3月15日，犹太人被迫进行第二次集体迁徙；1942年8月16日，在工厂工作的所有犹太人迁出，在犹太区的一片空地上集合，死亡向他们一步步逼近，所有人将踏上通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列车”；1943年4月19日，犹太人在华沙爆发了反纳粹起义，与纳粹分子展开了殊死的搏斗；1943年5月16日，华沙犹太人区内的抵抗力量已经完全瓦解，犹太人区被摧毁，化作一片废墟。本片是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逐步展开的，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真实情景，节奏紧凑而自然。
二、丰富细腻的叙事内容
所谓叙事内容，是指影片所叙述的东西，即故事本身，再进一步讲，就是构成故事的主要元素——人物、情节。
（一）人物
影片的主人公斯皮尔曼是一位天才钢琴家，为华沙广播电台弹奏乐曲，当他正弹奏肖邦的《第一号G小调叙事曲》时，德国的炮弹轰炸了直播间，从此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华沙政府规定，华沙地区年满12岁的犹太人出门必须佩戴大卫之星的标志，所有犹太人必须迁至犹太人集中居住区。为了生存，斯皮尔曼不得不以2000元的低价卖掉了自己心爱的钢琴，但生活依旧艰苦，还记得那一幕吗？全家六口人一起分吃一块糖，脸上却洋溢着满足的喜悦。死神已经慢慢逼近，犹太人被德国士兵虐待和殴打，斯皮尔曼的家人登上“死亡列车”，被押送到纳粹集中营，同伴无辜地惨死在德国军官的枪下。
斯皮尔曼设法从劳动集中营中跑出来之后，投奔了Bogucki夫妇，在这对夫妇的帮助下，他暂住于犹太区对街的一个暗黑的小屋子中。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一直等到某一天可以重获光明，在他身上伴随着苟且偷生的呼吸，几乎是他的身体在支配着思想。有一天，Bogucki夫妇因藏有秘密武器而被逮捕，斯皮尔曼的食物来源就此被切断，他不得不投奔其他人。Dorota（斯皮尔曼的乐迷）和她的丈夫竭尽所能地帮助斯皮尔曼，他们赠予了他活下去的希望与动力。影片从侧面表现出角色的颠覆，即使是国家著名的钢琴家，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也要跟普通人一样面临死亡，放下尊严，躲避德国纳粹的追杀。但在德国军官威姆·豪森菲德（Wilm Hosenfeld）那里，斯皮尔曼这个犹太钢琴家又是特殊的，因为是音乐将他俩紧密地连在一起。斯皮尔曼的钢琴演奏打动了威姆·豪森菲德，是音乐唤醒了良知，音乐击败了战争。此时此刻抛开战争，威姆·豪森菲德从个人角度、从人道主义出发挽救了斯皮尔曼的性命，彰显了人性的光芒。战争结束后，斯皮尔曼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饱含深情地演奏了六年前被炮火中断的同一首歌曲——肖邦的《第一号G小调叙事曲》。
（二）情节
影片中孤独与绝望的情绪贯穿始终，主人公斯皮尔曼目睹城市里发生的一切，回到犹太人集中居住区，尸横遍野，一片狼藉，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死亡气息。斯皮尔曼苟延残喘地活着，东躲西藏，每天饱受着各种饥饿与屈辱，因为珍惜生命才会苟且偷生，他在苦苦地支撑着生命仅存的微薄价值。在斯皮尔曼的逃亡过程中，歌手Godlewska和演员Bogucki、Dorota夫妇及Gebczyski都给予了他莫大的帮助，给他提供食物与藏身之处，帮助他躲避德国纳粹的抓捕。
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和民族灾难，个人只能选择无奈地接受，别无他选，反抗就意味着死亡。梅耶克从出场到牺牲，一直是以一个抵抗纳粹的反抗者而存在的，经过他的精心策划，他们的组织健全且完整。以梅耶克为代表的反德犹太人耗尽生命最后的能量进行殊死一搏，尽管此次反抗在德国揭起了一层涟漪，但是终究化为泡影，梅耶克也难逃一死。钢琴家斯皮尔曼只能选择无奈地接受，起初由被迫迁徙到后来的主动逃亡，体现了斯皮尔曼强烈的求生欲望，虽然过着悲惨的生活，整日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但是战争结束后斯皮尔曼幸存了下来，这就是最大的胜利。影片没有宣扬个人英雄主义，只是讲述一位钢琴家在二战中痛不欲生的逃亡经历，进一步表现了战争的可怕以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身体与心灵上的双重创伤。战争泯灭了人性，伴随着灾难性的摧毁，战后人类在废墟上努力寻找人性的光芒。
这部电影与导演罗曼·波兰斯基自身的惨痛回忆密切相关，波兰斯基作为一名波兰籍的犹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遇了反犹浪潮。灾难无情地降临到了波兰斯基的家庭，他的父亲、母亲和叔叔先后被德国人抓进了纳粹集中营，虽然父亲和叔叔最终被放了出来，但是怀孕8个月的母亲却惨死在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中，这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阴影。导演冷静而客观地回忆了二战期间犹太人遭到德国纳粹的迫害，情感上有一定的控制，并没有故意渲染战争气氛，影片充斥着“哀而不伤，恨而不怒”的情绪，这种让观众无法释放的悲伤才是最痛心的！波兰斯基曾说，“我想重构童年的记忆，另外，与真实保持尽量近的距离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不想拍一部好莱坞电影。”从波兰斯基的话语间，我们可以领会到，他只是想尽量真实地展现二战时的场景，这个世界里没有非黑即白的价值观，也没有谴责纳粹士兵的呼喊，只有对犹太人无尽的同情与怜悯。
三、当肖邦遇到了贝多芬
“钢琴诗人”肖邦（Chopin），波兰伟大的钢琴家、作曲家。肖邦的忧伤情绪与革命情怀都是在设想中酝酿的，他热爱祖国，在得知波兰革命失败的消息时，义愤填膺地写下了《降A大调波兰舞曲》。同样是在波兰，同样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斯皮尔曼用肖邦的一首《第一号G小调叙事曲》来表现自己的爱国情怀。跷跷板的另一头是贝多芬（Beethoven），德国著名的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给贝多芬带来了和平、平等、博爱的希望，战争的胜利给予了他希冀。德国军官以胜利者的姿态自居，祥和而平静地弹奏着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这其中的寓意值得我们深思：肖邦和斯皮尔曼都是波兰人，贝多芬和豪森菲德都是德国人。肖邦的《第一号G小调叙事曲》讲述了波兰人抵抗条顿人的历史，是波兰民族解放战争的英雄颂歌；贝多芬平和、安静的《月光奏鸣曲》反衬出战后废墟的一片狼藉、断壁残垣的萧条景象。影片最后，斯皮尔曼饱含深情地演绎肖邦的《第一号G小调叙事曲》与德国军官兵败前夕弹奏的《月光奏鸣曲》形成鲜明的对比。
正如《钢琴家》的题首语：“音乐是他一生的热情，求生是他生命的杰作。”音乐在影片中起到了非常微妙的作用，战争给人们造成了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打击，可音乐却给了人们活下去的信心与勇气，音乐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人们心中的痛苦与创伤。
四、结语
影片《钢琴家》饱含了人性宽容的隐性主题，它超越了个人幸存的思索，上升到了一种对人类生存的憧憬。影片将我们带回到60多年前的那次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浩劫中，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中寻找生命的价值与音乐的力量，在泯灭人性的年代寻找人性的光芒！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