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陶质地古朴纯厚，不媚不俗，与文人气质十分契合，以至历代文人名士深爱笃好焉。明代文豪徐渭《某伯子惠虎丘茗谢之》诗云：“虎丘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旧封题谷雨，紫砂新罐买宜兴。”又如清代郑板桥的《李氏小园三首之三》：“兄起扫黄叶，弟起烹秋茶……杯用宣德瓷，壶用宜兴砂。”可见宜兴紫砂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
　　由深圳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主办的《茶道文心——紫砂茗壶汇赏》展览，展品包括历代名家制壶、明代窑址出土残器以及传统制壶工具等近百件珍贵文物。基本涵盖了紫砂茗壶艺术五百年的发展历程。历史上制壶名家时大彬、陈鸣远、杨彭年、邵大亨、黄玉麟、裴石民、王寅春、顾景舟等的传世作品齐聚一堂。向公众展示了以宜兴茗壶为核心的明清茶文化，还原当时人文语境下的精致生活场景。
　　
　　宜兴与紫砂器
　　
　　宜兴古名阳羡、荆溪，东濒太湖，丘陵森林资源丰富。宜兴的陶瓷制作可追溯至6000年前的新时期时代。优良的陶土和丰富的水源成为该地区制陶业的先天优势。汉代其周边即出现釉陶窑场，六朝时期大量烧制青瓷。
　　唐代阳羡茶叶已经非常有名。陆羽的《茶经》记载阳羡“茶香甘辣，冠于他境，可鉴于上”，“始进万两”。《玉川子茶歌》有云：“天子需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宋代起宜兴地区生产的一部分釉陶以粗紫砂为胎，也包括少量茶壶。1976年宜兴丁蜀镇羊角山发现宋代龙窑窑址，其中挖掘到紫砂器物的堆积。出土的紫砂残器，器型以壶为主，然而其地层所属尚存疑问，不能直接证明紫砂壶始烧于宋代。一般认为，紫砂作为茶壶开始盛行是在明正德年间。
　　
　　金沙寺僧与供春
　　
　　金沙寺僧……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使中空，踵传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
　　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
　　周高起的著作记载了晚明时期宜兴紫砂生产的详细情况。他认为宜兴紫砂的创始人是金沙寺的僧众。金沙寺在县城东南50里的金沙泉畔。在寺院茶园经济极大发展的明代，制壶始于讲究茶理、茶道的寺院僧人之手也是合乎情理的。
　　《宜兴县志》载：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提学副使吴颐山携带书僮供春(一作龚春)，读书于金沙寺。供春闲暇之余，观察老僧们制作茗壶，久而久之深得其法，自己也开始制壶。他将自己对自然的感悟融入紫砂壶的造型，模仿寺中百年银杏树上的树瘿的形态，捏制一种树瘿壶。现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供春款树瘿壶，是供春唯一一件传世作品。
　　
　　创始期
　　
　　明早期到中期，以金沙寺僧和供春为代表。紫砂陶人开始逐渐掌握砂泥的特性，并且吸收了当时制缸、木器家具、漆器制造等其他领域的工艺手法，慢慢摸索出“镶身筒”、“打身筒”的基本成型技法。但由于混同其他陶器同处一窑焙烧，多有“飞釉”、“火疵”现象。这一时期的紫砂壶胎质较粗，一般无款识，多提梁大壶、无足宽平底造型。
　　属于这一时期的出土物是1965年南京中华门外出土的嘉靖十二年(1533年)司礼太监吴经墓中的一件紫砂壶，口径7厘米，通高17.7厘米，提梁式、平盖无唇，故盖内粘贴“十”字泥筋以合口，口沿短直。壶嘴与壶身粘合处饰柿蒂形泥片。胎质较粗，近似缸胎，呈灰褐色。外部经打磨略显光洁，腹内尚存接胎痕。壶身沾飞釉泪斑。
　　供春以后，有赵梁、董翰、元畅及时鹏四位制壶名手，合称“四名家”，同为嘉靖、隆庆年间人，是紫砂制壶工艺创始期的代表人物。
　　
　　成熟期
　　
　　明万历到明末清初，砂壶制作的名家辈出，千姿百态。这一时期，由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积极参与和品评，提倡壶艺与茶艺，触使紫砂制作工艺得到迅速的发展，进入全面成熟的阶段。
　　以时大彬为代表的同时代诸多名手创造了紫砂茗壶工艺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这些名手包括：李仲芳、徐友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伯■、陈信卿、陈光甫、陈俊卿、沈君盛、陈子畦、陈仲美、徐令声、陈和之、承云从、周季山、沈子澈、徐次京、惠孟臣等。他们中即使不是时大彬的门下弟子的，也多少受到时大彬风格的影响。有些名家的风格在后期开始突破“大彬”壶敦雅古穆的基本要求，形成鲜明的个性。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仲芳结合“大彬”大壶的古朴和其父李茂林开创的小圆式的妍妙，文巧相竞，名动海内。而徐友泉的作品款式极多，包括了瓜果蔬菜、神仙人物、动物昆虫、生活用具等，可谓毕智穷工，称人心目。此二家与时大彬并称明末三大妙手。
　　
　　“家家做坯，户户业陶”的繁荣期
　　
　　入清以后，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宜兴的紫砂手工业也得到普遍推广，据推算清代前期宜兴地区的陶窑数量在四五十家左右。丁蜀山一带已形成“家家做坯，户户业陶”的景象。
　　清代紫砂茗壶的式样比明代更加奇特，同时开始注重器表的装饰。仿古铜器和花果造型的造型增多。除继承明代之镌刻书法之外，尚有泥绘、加彩、浮雕、堆泥、贴花、施釉、搅泥、镂空、包漆、包锡、磨光等，层出不穷，因器思变。
　　这一时期从康熙早期延续到乾隆中期，其代表人物有：
　　陈鸣远　号鹤峰，石霞山人，壶隐。壶刻书法为一绝，有晋唐书风。后人考证部分书法为文士曹廉让所书，陈操刀镌刻。与当时名士文人的交往与合作，极大提高了陈鸣远制壶的艺术趣味，壶上铭文多为精心推敲的诗词文藻和古人妙句。
　　惠逸公　雍乾时人，作品工巧过人，绝类惠孟臣，因此推测为孟臣后人，后世并称之“二惠”。据记载逸公泥色最奇，古朴之感稍逊孟臣。然“逸公”和“孟臣”一样，同为后世伪托最多的名家，故真品难辨。
　　王友兰　顺康间人，康熙四年，尝制拙政园茗壶，恽南田为之记。
　　郑宁侯　生卒不详，善摹古器，书法亦工。制壶胎薄而坚致规矩，丝毫不爽。
　　华凤翔　或云康熙间人，善仿古器，制工精雅，而不失古朴，风味别臻。
　　许龙文　生卒不详，所制多花卉象生壶，殚精竭智，巧不可阶。
　　
　　昌盛期
　　
　　从乾隆晚期到清末民初，紫砂器的发展仍处在全盛时代，众多高手艺匠、文人骚客参与壶艺，逐渐形成一个集雕塑、诗词、书法、绘画、篆刻于一体的造型设计体系。文人们直接参加壶型壶式的设计创作活动，与陶艺匠人共同完成每件作品，题诗镌刻的内容完全提升到文学的高度，以壶寄情言志，一度发展到“字依壶传，壶随字贵”的境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首推陈曼生和杨彭年合作的曼生壶。
　　陈鸿寿
　　字子恭，号曼生，浙江钱塘人，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76年)，卒于道光二年(1822年)，曾任荆溪(今宜兴)县令，精于金石碑版之学，绘画书法均有建树，以治印噪世，“西泠八家”之一。其任上大力提倡文人加入砂壶的镌刻题诗创作，同时也亲自设计壶式。曼生壶多为杨彭年兄弟与邵二泉等人制作，陈鸿寿及其好友题诗刻字，底钤“阿曼陀室”方印，题款“曼生”。
　　杨彭年
　　江苏荆溪(今宜兴)人，生于乾隆 三十七年(1722年)，卒于咸丰四年(1854年)，制壶工艺上提倡明代以来崇尚朴素自然的装饰风格，突出紫砂天然质地而不加多余的修饰。他与杨宝年、杨凤年三兄妹同为一时名手。曼生壶上多有“彭年”小印，钤在不引人注意的壶柄下或壶盖里。
　　邵大亨
　　清道光至同治年间宜兴人，个性孤傲不群，制壶以浑朴见称，一反清中后期紫砂壶繁复华丽的装饰风尚，回归自然平实。其作品传世不多。
　　黄玉麟江苏宜兴人，生于道光末年，卒于民国，大亨后又一杰出艺匠。制壶技艺堪称多面手，方圆器均擅长，结构、纹样、衔接工艺及雕刻技法都有独到之处。与名士吴大激合作之壶，传世者俱为精品。
　　
　　孟臣壶与海外贸易
　　
　　明清以来，在远离江南的福建和广东的潮汕地区一带，发展出一种极为讲究的品饮方式一一功夫茶。与之相配的一整套茶具，人称“茶房四宝”：一为玉书碾，是一种赭褐色的扁形的陶烧水壶；二为潮汕风炉，用以生火烧水；三为孟臣罐，一种小型精致的宜兴紫砂壶；四是若琛瓯，一种小薄瓷茶杯，通常四只为一套。四宝齐备，方可烹饮。这里的孟臣罐多数即是宜兴产的仿孟臣款砂壶。同时在潮州一带，也生产一种红陶为胎、外施赭红色化妆土的茶壶，人称“土罐”，亦往往带孟臣款。
　　1999年，印尼海域的苏门答腊和爪哇岛之间打捞一艘道光二年(1822年)的中国沉船“泰兴号”。船上载宜兴外销紫砂茶壶数百件，多有“孟臣”署款。2002年，马来西亚打捞一艘道光年间(估计1845年)中国沉船“迪沙如号”，载各类茶壶1660把，其中孟臣款亦不少。
　　中国紫砂大量行销海外，引起了东南亚和欧洲各国的收藏和仿制热潮。泰国以宜兴紫砂胎打磨加铜件，制作成一种独特的抛光壶。1708年德国著名陶工在德累斯顿成功仿制宜兴紫砂茶壶，成为欧洲瓷器制造的先声。
　　
　　二十世纪的宜兴紫砂业
　　
　　清末至抗战爆发前，宜兴的紫砂陶业继续发展。全国中心城市均设有紫砂陶艺的专卖店，甚至日本、新加坡和菲律宾也有专营店铺。在上海有闲阶级中兴起了古壶收藏热，引起仿古赝品的大量出现。这一阶段的大家有裴石民、蒋燕亭、王寅春、顾景舟、蒋蓉等人。1949年后，紫砂业界有顾景舟、蒋蓉、徐秀堂、徐汉堂、汪寅仙、吕尧臣、谭泉海等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名扬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