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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人论政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报刊活动中的一大特色，尤以新记《大公报》最为人称道，其成功得益于独立的资本市场化运作、与政党政治保持适度关系以及报界的特殊状况。
关键词：新记《大公报》 文人论政 唯物辩证法
随着新闻史教育及研究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作为新闻史重要线索及表现的“文人论政”自然也趋热化。分析相关文献，其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呈现报人“文人论政”的报刊实践。涉及的报人有张季鸾、王韬、胡政之、储安平、梁启超、邵飘萍、林白水、成舍我、徐铸成、王芸生、梁漱溟、罗隆基、新青年同人等，以研究张季鸾为多。
第二类，探究“文人论政”的成因。内因是秉承了清议的传统，外因则是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影响。[1]也有学者将内因归结为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2]
第三类关注交叉领域，如文人论政与新闻专业主义[3]及文人论政与新闻舆论监督等。[4]這是有别于第二类外延更广泛的又一研究层次。
从王韬开始的19世纪70年代，国人就开始以报刊为载体议政、参政，其间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经济状况、文化传统几多变迁，文人论政无不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历史条件是真正认识文人论政的具体语境，舍此而向壁用功，只会陷入诸如讨论张季鸾到底是文人论政还是民族主义甚或是自由民族主义之类纯概念的逻辑推理。[5]此种脱离了具体语境，忽略具体的历史条件，不论人为拔高抑或贬低某人，都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
鉴于此，本文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去重新认识“文人论政”，以新记《大公报》为切入点，揭示其成功的历史条件。既要立足于《大公报》，又要跳出来，通过整个近代报刊史的重要断片来揭示其内在逻辑。
一、文人论政的唯物辩证法
国人自办报刊始于19世纪70年代，文人论政传统也同时产生。方汉奇认为，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台湾学者牟传珩认为，文人论政是知识分子基于本我的主体性自觉，感受着生命困境的社会性刺激而形成的一种思想自主言说的精神诉求，站在民间立场上，不依附任何党派，独立自主地运用自由的原则发表政见。[6]这么看来，文人论政的精神内涵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士大夫精神颇有相通之处。文人论政植根于传统士大夫文化，是传统知识分子士精神的新的表现形式，办报论政成为其立功、立德、立言最完整的实现途径。[7]
文人风骨有几个关键词来描述：志存高远、人文情怀、无畏追求、宁为玉碎。如此之文人侧重强调其现实超越性，往往只具有标杆意义，从而忽视了现实复杂性。因此，余英时先生认为，应既要求“士”的超越性，也要承认其社会属性，同时更要把握住“士”的“未定项”。所谓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决定且无法超越。[8]
二、新记《大公报》的“未定项”探索
1.前提保障：吴鼎昌筹得办报资金
首先，经济独立是文人论政报刊存在的首要前提，是实现言论独立，摆脱政党或利益集团的控制的有力保障。就这点来说，吴鼎昌的出资办《大公报》为滞后的文人论政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而之前的相关研究，对吴鼎昌的贡献重视不足，尤为突出其负面形象，如“吴鼎昌是一个一生做官的官僚政客，……明暗各路弄钱，俨然成为一个财阀”[9]云云。
吴鼎昌在新记《大公报》的贡献主要有二：第一，出资办报。接手之初，吴从“北四行”筹集了五万元作为报资，[10]胡张以劳力入股；第二，为报社购置白报纸。作为报业重要原料的新闻纸，其成本往往占到报纸总成本的60—70％，[11]所以各报社都注意在新闻纸上节约成本。擅长算计的《新闻报》仔细核算过，“超过五大张，售报收入就要不够纸张成本”。[12]吴鼎昌金融出身，工于筹计。购置白报纸，外汇结算，每次都是其运筹帷幄，时机把握得当。
文人论政需要资本。吴鼎昌早年曾说：“一般的报馆办不好，主要因为资金不足，烂拉政治关系，拿津贴，政局一有变动，报就垮了。”此观点与梁启超的看法不谋而合，梁归结近代报业发展迟缓无力的首因也是“创设报馆者，不预筹相当之经费，故无力扩充，或小试则撅”。[13]张季鸾曾历任《民信日报》和《中华新报》总编辑，其政论已很受世人瞩目，梁启超在其《新闻学总论》中极为推崇“《中华新报》……其执笔之张一苇君，头脑极为清晰，评论亦多中肯，勤勤恳恳，忠于其职，不失为贤明之记者，且自身殊少党派之偏见”，但终因经费困难于1924年停刊。“殊少党派之偏见”的张季鸾正是借助于吴鼎昌所筹资金5万元才实现了其论政理想。
2.论政生存两不误：和政治党派的适当距离
就近代中国文人论政的历史来看，论政文人与政党之关系先后经历三类：重合、对立、共生。重合关系中，文人既是论政者，又是政党的喉舌，故因所依附政党之兴而得势，衰而遭诛，丧失了知识分子一种独立的批判位置；对立关系中，文人站在政党的对立面，极尽揭露批判之能事，逆风前行，坚若钢石，很容易被当权者视为威胁，最后往往被作为骇猴之鸡而血染蓝衫；共生关系中，文人与政党亦敌亦友、既不合二为一，又不分庭抗礼，按照原则评论时事，就事不就人，维持自己卓然独立的位置。
如果说第一种关系为辩证法之“肯定”，第二种关系为辩证法之“否定”，那么，第三种关系为“否定之否定”，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论政文人在自保的前提下，坚持“弘道”，发表言论，这样便形成了文人能屈能伸、拿捏有度的生存之道。无疑，《大公报》就是在文人和政党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点，这是其成功的未定项之二。
首先看重合。1895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被林语堂称之为中国舆论新闻史上的“黄金时期”。[14]这一时期的文人论政最大的特点就是知识分子身份的特殊化，他们既是论政文人又是某一政党(派别)的宣传员，论政的内容也是某一派别的政治纲领，这些特点在维新派和革命派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新记《大公报》 文人论政 唯物辩证法
随着新闻史教育及研究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作为新闻史重要线索及表现的“文人论政”自然也趋热化。分析相关文献，其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呈现报人“文人论政”的报刊实践。涉及的报人有张季鸾、王韬、胡政之、储安平、梁启超、邵飘萍、林白水、成舍我、徐铸成、王芸生、梁漱溟、罗隆基、新青年同人等，以研究张季鸾为多。
第二类，探究“文人论政”的成因。内因是秉承了清议的传统，外因则是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影响。[1]也有学者将内因归结为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2]
第三类关注交叉领域，如文人论政与新闻专业主义[3]及文人论政与新闻舆论监督等。[4]這是有别于第二类外延更广泛的又一研究层次。
从王韬开始的19世纪70年代，国人就开始以报刊为载体议政、参政，其间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经济状况、文化传统几多变迁，文人论政无不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历史条件是真正认识文人论政的具体语境，舍此而向壁用功，只会陷入诸如讨论张季鸾到底是文人论政还是民族主义甚或是自由民族主义之类纯概念的逻辑推理。[5]此种脱离了具体语境，忽略具体的历史条件，不论人为拔高抑或贬低某人，都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
鉴于此，本文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去重新认识“文人论政”，以新记《大公报》为切入点，揭示其成功的历史条件。既要立足于《大公报》，又要跳出来，通过整个近代报刊史的重要断片来揭示其内在逻辑。
一、文人论政的唯物辩证法
国人自办报刊始于19世纪70年代，文人论政传统也同时产生。方汉奇认为，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台湾学者牟传珩认为，文人论政是知识分子基于本我的主体性自觉，感受着生命困境的社会性刺激而形成的一种思想自主言说的精神诉求，站在民间立场上，不依附任何党派，独立自主地运用自由的原则发表政见。[6]这么看来，文人论政的精神内涵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士大夫精神颇有相通之处。文人论政植根于传统士大夫文化，是传统知识分子士精神的新的表现形式，办报论政成为其立功、立德、立言最完整的实现途径。[7]
文人风骨有几个关键词来描述：志存高远、人文情怀、无畏追求、宁为玉碎。如此之文人侧重强调其现实超越性，往往只具有标杆意义，从而忽视了现实复杂性。因此，余英时先生认为，应既要求“士”的超越性，也要承认其社会属性，同时更要把握住“士”的“未定项”。所谓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决定且无法超越。[8]
二、新记《大公报》的“未定项”探索
1.前提保障：吴鼎昌筹得办报资金
首先，经济独立是文人论政报刊存在的首要前提，是实现言论独立，摆脱政党或利益集团的控制的有力保障。就这点来说，吴鼎昌的出资办《大公报》为滞后的文人论政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而之前的相关研究，对吴鼎昌的贡献重视不足，尤为突出其负面形象，如“吴鼎昌是一个一生做官的官僚政客，……明暗各路弄钱，俨然成为一个财阀”[9]云云。
吴鼎昌在新记《大公报》的贡献主要有二：第一，出资办报。接手之初，吴从“北四行”筹集了五万元作为报资，[10]胡张以劳力入股；第二，为报社购置白报纸。作为报业重要原料的新闻纸，其成本往往占到报纸总成本的60—70％，[11]所以各报社都注意在新闻纸上节约成本。擅长算计的《新闻报》仔细核算过，“超过五大张，售报收入就要不够纸张成本”。[12]吴鼎昌金融出身，工于筹计。购置白报纸，外汇结算，每次都是其运筹帷幄，时机把握得当。
文人论政需要资本。吴鼎昌早年曾说：“一般的报馆办不好，主要因为资金不足，烂拉政治关系，拿津贴，政局一有变动，报就垮了。”此观点与梁启超的看法不谋而合，梁归结近代报业发展迟缓无力的首因也是“创设报馆者，不预筹相当之经费，故无力扩充，或小试则撅”。[13]张季鸾曾历任《民信日报》和《中华新报》总编辑，其政论已很受世人瞩目，梁启超在其《新闻学总论》中极为推崇“《中华新报》……其执笔之张一苇君，头脑极为清晰，评论亦多中肯，勤勤恳恳，忠于其职，不失为贤明之记者，且自身殊少党派之偏见”，但终因经费困难于1924年停刊。“殊少党派之偏见”的张季鸾正是借助于吴鼎昌所筹资金5万元才实现了其论政理想。
2.论政生存两不误：和政治党派的适当距离
就近代中国文人论政的历史来看，论政文人与政党之关系先后经历三类：重合、对立、共生。重合关系中，文人既是论政者，又是政党的喉舌，故因所依附政党之兴而得势，衰而遭诛，丧失了知识分子一种独立的批判位置；对立关系中，文人站在政党的对立面，极尽揭露批判之能事，逆风前行，坚若钢石，很容易被当权者视为威胁，最后往往被作为骇猴之鸡而血染蓝衫；共生关系中，文人与政党亦敌亦友、既不合二为一，又不分庭抗礼，按照原则评论时事，就事不就人，维持自己卓然独立的位置。
如果说第一种关系为辩证法之“肯定”，第二种关系为辩证法之“否定”，那么，第三种关系为“否定之否定”，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论政文人在自保的前提下，坚持“弘道”，发表言论，这样便形成了文人能屈能伸、拿捏有度的生存之道。无疑，《大公报》就是在文人和政党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点，这是其成功的未定项之二。
首先看重合。1895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被林语堂称之为中国舆论新闻史上的“黄金时期”。[14]这一时期的文人论政最大的特点就是知识分子身份的特殊化，他们既是论政文人又是某一政党(派别)的宣传员，论政的内容也是某一派别的政治纲领，这些特点在维新派和革命派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