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启明,男,1954年8月生,湖南平江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现任长沙市作协副主席。出版有散文集《返回故乡》;散文·小说集《愿你一路春风》;报告文学集《生命的歌谣》;《穿过命运的激流》;长篇报告文学《芙蓉国里尽朝晖·长沙》等五种。
　　
　　楔子
　　被尊为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洞庭湖是丰盈的,高贵的。
　　天上那个云波,水里的霞,八百里洞庭我的家。日从家里出,月在家中挂。浆开千条路,风撒万朵花。飞鸟也吃金丝鱼,芦苇垂钓红须虾。船举金杯,露斟酒,柳摇那个绿扇,浪煮茶。椒红天蔚蓝,棉白地披纱。稻熟天下足,沃土生精华……
　　这是词,这是诗,这是一副绝色山水画,这也同是湖湘文化的瑰宝。八百里洞庭我的家啊,是洞庭儿女永远的骄傲。
　　怀着远古亘亘的寂寞,时继时续的蛮荒,无与伦比的坦荡,沉默无语。这个造就了美丽的“鱼米之乡”的八百里洞庭,仿佛同时又给人类造就了无数的灾难。面对这片神奇的,且令人望而生畏的,却又是人类祖祖辈辈赖以生养栖息的土地,千百年来,人们总是耐心地,小心翼翼地,不屈不挠地试探着去征服它的暴戾与乖张……
　　是耶?非耶?功耶?过耶?洞庭都以它博大的胸怀,永恒的记忆,深邃的思辨,为它的征服者作证!
　　历史经过漫长的大决战之后,终于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转折,这就是一位伟人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年轻的共和国成立刚刚7个月,1950年6月1日,“国立湘雅医学院农村疾病研究委员会岳阳血吸虫病实验所”也诞生了,它便是今天的“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的前身。这个机构之所以至今仍设在岳阳市的花板桥,那是因为岳阳的大门一打开,眼前就是范仲淹老先生纵情吟唱的浩浩荡荡的洞庭湖。不过,这里同时也是“华佗无奈小虫何”的血吸虫病疫区。说起来,让人感到震惊,当时全国钉螺面积竞达148亿m2,1200万血吸虫病患者,长江以南,一亿多人受到威胁。显然,这个数字还远不精确。党和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种严重后果。世界科学家也曾预言道:若不引起警惕,同样有可能毁掉半个中国。
　　绝非危言耸听。
　　美丽与邪恶总是同在。
　　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与自然灾害的搏斗,无异于一场更加艰苦卓绝的战争。
　　岂知,这一战,竞会是几代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抗争,奉献与牺牲……
　　洞庭有意化作泪,洞庭有情起歌声。
　　
　　第一章天职
　　
　　1
　　
　　公元2009年8月4日,第一次见到易命宜老先生时,那已是我陆续结束了岳阳、益阳、常德三市六县的采访旅程之后。那天,是在省城湘雅路省卫生厅的金卫酒店一间茶座里,我一直在寻访的老人终于坐到了我的对面。易老显得极是精瘦和精干,他今年75岁,思维仍很敏捷,说话,讲究严谨与逻辑,完全是一派学者风范。当一涉及洞庭湖的话题,他的情绪就有些激动起来。他是在16岁走进这片湖区的,从此,便和钉螺较量了一辈子。对这个美丽而又多事的洞庭,易老的感情是复杂的。几十年前,在“围垦灭螺”的战役中,他也曾不幸感染过细菌性与阿米巴混合痢疾,至今肠胃仍非常敏感,一直服药不断,且惧怕沾丁点酒和辣。他似乎不太想回忆起以往的岁月,这也许是洞庭曾给他留下过太多的伤和痛。当年,他因强调科学防治血吸虫病,而作为右倾的靶子挨上了批判,一天,他随农民一起上洲打湖草肥田,风高浪急船翻落水中又险些魂归洞庭。也就是这一次,血吸虫非常亲切地开始访问他的血液……
　　然而,无论那里是怎样的穷山恶水,也不管那里是怎样给过你伤与痛,既然已结下不解之缘,且生死与共,那么当一个人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脚步就一定会迟迟不肯移动,他的心也就从此遗落在这里。
　　果然,易老谈着谈着忽然又丢下别的话题,似乎是迫不及待地在追问着我:你这回采访到了哪些疫区呀?南县沱江大堤的水泥硬化搞好了吧?岳阳的华容河钉螺灭杀得怎么样了呢?省血防所的那些老专家你都见过了吧?他们都还好吗?……
　　易老这番话,让我的眼睛湿润了。同时,也让我的心灵产生了强烈震撼。一位从16岁起就把青春和一生交给了洞庭湖、交给了血防事业、交给了疫区的百姓、交给了祖国的人,他的心常常回到洞庭湖,他总是牵挂着那里的人和事。十几年前,他光荣退休了,住在省卫生厅的宿舍。作为1950年第一批奔赴灾区的易命宜,可以说,他也是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的创始人之一。遗憾的是,当年湘雅医学院派出去的7位先驱,易命宜却成了现在唯一的幸存者。
　　也许,这就是我必须要见见他的理由。
　　
　　2
　　
　　要写湖南的血防,有个人应当值得永远回忆。
　　他叫陈祜鑫。他就是当时“国立湘雅医学院农村疾病研究委员会岳阳血吸虫病实验所”第一任所长,确切地说是创始人。那时,他才31岁,刚刚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回来,一腔热血,一腔爱国情。受党和人民的重托,他离开了湘雅医学院,离开了自己的妻室儿女,离开了省城长沙。他带了7个人,像一支游击小分队,深入到岳阳黄沙湾建所。这儿地处偏僻,是个血吸虫窝子。这里几乎没了人的影子,当地人死的死,逃的逃,满目荒凉,残墙断壁,漫山遍野只见旧坟旁边又添新坟。活着的呢,全是挺着吓人的大肚子,脸形像一片土瓦,手脚却骨瘦如柴。肝腹水的病人实在受不了,就自己寻来一根鹅毛筒子,从肚子上死命插进去放水,有的人很快又死去……
　　“我们就把血防所扎在这里!”陈祜鑫咬着牙对他的伙伴们说。他的语气坚定,沉重。这个叫黄沙湾的地方,是在岳阳的湖滨。于是,他们在这里租了一所学校的一栋房子,学校原本是一个教会办的,新中国成立了,传教士也都走了。说是黄沙湾,也还真是遮天盖日的黄沙,疯长的湖草,还有遍野密布的钉螺。望着眼前这一副副悲惨的景象,陈祜鑫一动不动站在那儿,脸冷峻而庄严,浓眉紧锁,满眼深沉,他踏在这块土地上的两只脚仿佛直往下陷。他流泪了。7个人都泪眼蒙蒙……
　　他们动员所有的农民前来免费看病。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尽最大可能救活这些农民。
　　湖区芦苇茂密,四周不通风,非常闷热,尤以6月天,人钻进去,就像关在烤箱里一般,闷得让人喘不上气来。陈祜鑫却全然不顾,常常一个人蹲在芦苇丛中专心致志地查找钉螺。他还常常提着粪筐在湖洲上捡拾野粪。挨家挨户去收集家粪,进行化验、研究。他几乎整天与大粪打交道,从没有留美博士、大学教授的架子。他把疫区当作家,把农民当亲人。鸭棚是他的住房,草地是他的睡床,湖港垸洲是他的实验室,广阔疫区是他的办公现场。湖区人说:“陈教授是把心交给我们了哩!”
　　岁月随着洞庭水又流逝了31个春秋,当年的陈祜鑫教授也已经是63岁了。这个全国著名的寄生虫病防治专家,在他的指导和实践下,取得了数不清的血防研究成果,也救过数不清的危重病人。遗憾的是,最终他也因这小小的血吸虫引起癌变而被夺去了生命。
　　1981年,这颗高贵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临终,他特别嘱咐组织,将他的骨灰撒在浩瀚的洞庭湖。这使人想起当年兰考的焦裕禄,想起了“活着没有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的动人情形。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深深地感觉到,从领导到血防所,到广大的血防人员再到湖区上了年纪的老百姓,他们对陈教授的怀念之情是真诚的。这说明一位对历史作出过贡献的人,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却的。我之所以开篇就花一定的笔墨去写这个人物,那是因为这个人曾经提出过“围垦灭螺”、“不围垦灭螺”等著名对策。还有他创立了“两线三带”的学说,首次在国内研究和使用尾蚴膜反应这一诊断血吸虫病的全新方法,第一个在湖南提出与推广血吸虫病综合查病程序。为血防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总结实践经验的陈祜鑫教授,是一位完全可以称之为民族英雄的人物。
　　这是一定的。我想。
　　
　　3
　　
　　大面积的疫情调查开始了。
　　茫茫洞庭,岳阳、常德、益阳,究竟有多少疫区?有多少被血吸虫感染的病人?这是一个无法猜透的谜。据初步发现,那时流行区人口有622万,血吸虫病患者占了106万例,钉螺面积达39.3亿m2。
　　这件事说来令人心酸。岳阳临湘有个象骨村,那是一个很古怪的地名。当地一个女人一共嫁过7个男人,到头还是没一个能白头到老的。为什么呢?因为她的7个丈夫都得血吸虫病死了。年年的清明节啊,她只好用箥箕摆上7个钱纸包,跪在地坪前焚烧,以祭奠她的7个亡夫。
　　她没有流泪,表情痴呆,那是因为她的眼泪早已流干了。
　　陈祜鑫与这7个人一边抢救病人,一边培训技术人员。他们自己挑起行李,背着药品,拨开一丛丛芦苇,踏遍一个个村庄。他们要用一颗火热的心去抚慰湖区人民心灵的创伤,去救治正在被血吸虫吞噬的父老兄弟。
　　他们是一群狂热而又真诚的献身者。
　　开始,他们不被理解,甚至不受欢迎。人们不愿配合他们。你让他留粪便待查,他却认为这事好丑好丑,竟躲了起来。那时,唯一的检查病源的方法,也就是粪检了。假如漏掉一个人,患者数字的统计就不可能精确,自然要影响到整个防治。人说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没有一点架子,不如说他们对人民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他们挨家挨户收粪查病,可是谁也不愿意留粪。这样,他们就只好蹲在茅坑外面等着,待方便的人一出来,然后赶紧跑进去取标本。时间一长,别人也就受了感动啊:人家也是人呀,还是大学生呢?于是,湖区人也觉得实在过意不去了。
　　还有更苦的呢。查螺时,一蹲就是大半天,要扒开草,把钉螺一个个地捡起来。有时查一天螺,人的脸也浮肿了,脚也像灌了铅似的。说到查螺,还发生过一个很猾稽的故事。有一次,陈教授带着他的小分队在临湘查螺。当地的农民一看,这个人胖敦敦的,草帽下还架着一副眼镜,在草丛中拨来拨去的,他们很快就怀疑眼下这个人不是美蒋特务就是漏网地主,于是一索子把他捆到乡政府。反复一查,倒把乡政府的人吓出来一身冷汗。原来,这是省里派下来的一位帮助我们防治血吸虫病的专家啊。受了委屈的陈祜鑫反倒客客气气地笑笑说:“刚解放,农民有这样的警惕性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啰。”
　　那时,查螺的人每天一大早就出去,吃了早饭,不知午饭在哪儿吃?吃了午饭又不知晚饭在哪吃,吃了晚饭又不知能在何处歇脚。查到哪就住到哪吧?扯几根苇杆支个棚,天当被地当床。他们行走在风雨凄迷的黑夜里,只有虫吟鸟鸣与孓然的心灵唱和,只有流萤的幽光烛照脚下的泥泞、深潭。寂寞、恐惧、寒冷如潮水般从他们脚底渐渐向上侵袭,甚至湮没了整个疲惫的躯体。然而,他们仍毅然艰难地蹒跚于悠悠的夜色苍茫之中,像匍匐者,为了采撷生命的黎明。
　　调查的结果是今人忧虑的。在实验室里,他们比任何人要焦躁不安,甚至感觉极度的悲哀。这是因为他们更清楚这种东西惊人的繁殖速度与危害性。显然,要消灭血吸虫病,消灭钉螺是重要环节。想想看,这么大的一个洞庭湖又怎能将钉螺一举消灭干净呢?
　　洞庭湖的风,像刀子一样割人皮肉。全所的人蜷缩在低矮破旧的屋子里,每个人都用超思维把所有神经调动起来,他们在酝酿一个伟大的规划。“采取围垦灭螺的方式或许可行!”陈所长响亮的声音在空气中回旋。围垦灭螺,在江湖洲滩上筑堤建闸,消除洲滩上冬陆夏水的变化,并通过开荒种植、平整土地等措施,彻底改变钉螺赖以孳生的自然条件。这样,外围的钉螺进不来,垸内的血吸虫无处寄生,这不就逐步缩小了疫区面积么?
　　智慧像火花一样迸溅。
　　这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一回闻?
　　“好!”大家把桌子一拍,拍出一片兴奋之情来。
　　一夜无眠。
　　
　　4
　　
　　这难道不可以称之为一个创举吗?
　　也许,绝大部分人并不晓得,那时湖南就是用这种方法围垦了150多万亩湖洲,其中包括14个国营农场也就是这样围出来的。围垦灭螺的成功,这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以至中南五省的血防部门纷纷派人前来培训学习。都说洞庭湖有福!洞庭人有福啊!
　　然而,矛盾到底还是来了。
　　围垦、围垦……洞庭湖被围得越来越小了。于是水利部门不干了,他们强烈呼吁:这会影响蓄洪泄洪的呀!洞庭湖位于湖南北部,长江南岸,北有松滋、太平、藕池三条分支,南和西有湘江、资水、沅江、澧水注入。因而历来有“容纳四水”、“吞吐长江”的调节作用,也自然减轻了长江中游的洪水压力。假如出现“江湖并涨”的恶势,就易泛滥成灾了。由于四水携带大量泥沙,每年竟约有1.28亿吨泥沙淤积湖底,也因湖滨土质肥沃,人们不断围垦,至少近百年来,湖面已显著收缩。洞庭湖原本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后来竟屈居第二了,江西的鄱阳湖反倒跑到前面去了啊,湖南人丢不起这个面子呢。
　　委实,这倒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因为洪水也是只猛兽,总不能治好了这个灾又带来了另一灾吧!洪水原本在湖区就是一个极敏感的话题,湖区人可吃够了水灾的苦头,再也经不住新的劫难了啊。
　　还有别的出路吗?这对血防所来说的确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新的课题。你是全省血防工作的专门机构,主意得你拿呀!
　　陈祜鑫教授终于又提出了“不围垦灭螺”法。他认为:选择地势较高的湖洲,采取不围堤只垦种灭螺,于每年11月洪水退后进行开垦,翻耕细耙,把钉螺埋在土中,闷死,或者以药物杀灭。种植春收作物,这样既可兼顾泄洪,又同样可以达到灭螺的目的。
　　据称,这是一个最理想,最王牌的办法。后来实践一再证明也是对的。
　　巴金的小说有个三部曲《家》、《春》、《秋》。陈祜鑫和他的血防所也有个三部曲:围垦、不围垦、堵汊和草洲矮围蓄水灭螺法。当时,连国外也感到惊讶,中国湖南的钉螺面积那么大,真能消灭?控制到这个程度已是很了不得的!事实上,“控制”这才是一个科学的理念。
　　1958年7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诗词《送瘟神》: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青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山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在伟人潇洒的雄词里,他坚信人民战争是无穷的力量,他对战胜这种自然灾害也始终充满了乐观,他对江山美好的未来更是给予了深情豪迈的绝唱……
　　自然可以想见,当毛泽东发表这首诗词以后,这给全国血吸虫病疫区防治一线的人们,那是一个多么大的精神鼓舞!洞庭湖是中国最大的疫区!“围垦灭螺”、“不围垦灭螺”、“堵汊和草洲矮围蓄水灭螺”,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有人说:从1950年始至1957年止,这8年完全可以称作是湖南血防的鼎盛时期。
　　谁也没有否认过这个事实。
　　
　　第二章天问
　　
　　1
　　
　　然而,历史有时是很幽默的。
　　也正是在这个1958年,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万万岁”歌声飘扬,口号震天的年代,湖南的血防几乎由沸点一下降到了冰点。这不仅给血防工作者带来了重重压力与伤害,也给血吸虫病患者带来了恐慌,甚至是生命的劫难。
　　怎么说呢?那个时候什么事都追求放卫星效应,砸锅炼铁,把被子搬去盖秧田。一样的热情,一样的发烧,好像“人定胜天”的思想一定会替代科学发展的自然规律。真是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然而,这血吸虫病的治疗又怎可以“放卫星”呢?这岂不是天方夜谭吗?
　　可以呀!将规定30天针的药剂量做两天打了,不就得了吗?这就是当时主管血防战线某个省领导和卫生部门头头提出的所谓“两针疗法”。“大兵团作战”嘛,哪容得你一个劳力,整整一个月躺在床上“睡大觉”呀?上哪去找这么多劳力来打草肥田?所以只能搞“速成治疗”法了。
　　这下可把医护人员急得直要跳湖!因为他们最清楚,这种“两针疗法”,很可能会直接导致病人的死亡。
　　他们问洞庭,洞庭不语。问苍天,苍天不言。
　　当初,凡不幸感染了血吸虫病的患者,都要接受一种叫“吐酒石”,即“酒石酸锑钾”的治疗,每天注射一针,共打30天。这种药是有剧毒的,注射后会出现呕吐,发烧,无力,头疼的强烈反应,弄不好还容易造成人的猝死。
　　因此也有了严格规定,患者在接受治疗期间,绝对要保障卧床休息。
　　尽管绝大部分血防工作者表示坚决反对,并强烈呼吁。然而,谁有这样的狗胆敢反对大跃进吗?高压之下,“两针疗法”开始试验推行。
　　这简直就是一个“杀人”的实验。
　　岳阳太子庙(今南湖)有个18岁的后生,叫王杏涛。一生下来,很快就没了爹娘,是爷爷奶奶一手把他拉扯大的。1958年5月,这个春天对于他而言是一个死亡的春天。他患有血吸虫病,有关方面几次动员他到血防所接受治疗。一天,他正在田里插秧,有个领导把他叫上田埂,动员他立即去所里打针。小伙子实在不愿去,最终极不情愿地洗了洗脚还是跟他去了。给他注射的这个医生姓刘,据说还是个全国劳模呢。这当然是将30天的剂量浓缩为两针的剂量。结果,一针扎下去,可怜的王杏涛便七孔流血,当场死亡,脚上还带着泥巴。孙子一直是爷爷奶奶的命根子啊,没了这个命根,不久,两位老人也很快跟着先后去世了……
　　因为有千分之二的死亡率,又有了王杏涛这个令人可怕的例证。农民开始拒绝治疗。他们认为立即就死与多拖几天阳寿毕竟还是有不同意义的。他们宁愿受血吸虫的折磨,也不愿意说走就走了。
　　当时,最不能保持沉默的就是前文提到的易命宜。他认为这不是科学,这是荒唐,是蛮干,是置广大血吸虫病患者的生命于不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的右倾思想还不一点就燃吗?上级认为他是在和政府的号召公开唱对台戏,是极右的表现,要对他进行辩论。那个时候说的“辩论”并非是民主基础上的争论,而实际上就是一种严厉的批判斗争。
　　果然,他被上级派去君山“围湖造田”。然而,血气方刚的易命宜对血防事业的热爱,对百姓的深深同情却始终不肯改变。
　　由于许多渔民打针回去就昏倒在船上,由于王杏涛严重医疗事故的发生,由于广大农民愤而拒绝接受这种野蛮要命的治疗,也由于血防医生的坚决抵制,因此,这个“两针疗法”的实施,终究不得不草草收场。而那个一针置王杏涛于死地的医生,也因是受领导指使,且是全国劳模而逃过了责任追究。
　　愤怒的洞庭,这才似乎稍稍恢复了些平静。
　　
　　2
　　
　　对于血防工作者来说,他们既要与血吸虫抗争,又要与人为的干扰因素抗争,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他们面临的是双重的精神夹击。陈世新就是一个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物。无论遭受何种打击,他仍是对血防痴心不改,对疫区农民一往情深。
　　在他的简洁的工作室里,桌子上方,挂有一把老式钳子,显得一尘不染,极是精致。据说是主人一直珍爱的物件。于是,人们就猜想:莫非这把钳子还真有什么来头吗?
　　果然,它与陈世新的初到人世的命运还真扯到了一块呢。
　　话说1929年11月12日,那是一个寒冷的黄昏,长沙县郊区陈家大屋里,生下一个不足月的男婴。小家伙一下地,一不哭二不叫,小得像一只粉红色的皮老鼠,有些难看。
　　陈世新是从娘肚子里掉下来的第15胎了。
　　这时,陈老爷子叭哒叭哒着水烟筒,鼻孔像两只烟囱,窜出两股淡淡的青烟,然后一个深呼吸,摆摆手说:“拿铁钳夹出去丢了吧!怎么生了个怪东西啊,唉!”谁知,这铁钳一夹,“怪东西”突然一阵鬼喊鬼叫地嚎起来,这反倒把陈老爷子吓得差点把水烟筒也丢了。
　　谁也想不到22年后,这个“怪东西”手中的钳子,竟从死亡线上“钳”回来上千条生命,也送走了成千上万真正的“怪东西”。看来命运之神已安排妥了陈世新一生的选择,他似乎注定要与这钳子打一辈子交道。
　　1954年一场特大洪灾,几乎把洞庭湖从地球上抹掉了,千百万亩良田变成一片泽国,血吸虫在更大范围内蔓延、肆虐,无情地吞噬着人们的生命。
　　正是这一年,学业优秀的陈世新从省立第一卫校毕业了,他放弃了留城工作的机会,选择了沅江这个全国血吸虫病的重点疫区。
　　然而,他刚一出门就跌了个大跟头。而且这跟头一跌,就是23年。当他爬起来的时候,已是两鬓如霜,银丝飘忽,已不知今夕是何年……
　　当初,陈世新一到沅江血防所,行李一丢,几乎一刻也没停留就随医疗队下乡查病治病去了。他肩挑背驮着药品器械,走赤山岛,兰湖洲,转金盆农场,再又折回团山办试点。白天忙,晚上搞宣传,说服群众积极配合治疗,然后挨家挨户发粪便纸袋。次日清晨点好数目,一担挑了,回医疗点,过细化验。2591个人,“三粪三检”六个月,光是化验粪便,竟达7773次,平均每天44次。
　　太阳大队,听起来当然是很阳光的。女青年王金莲,年仅19岁,外号却叫“王疯子”。她一天到晚痴笑着,或躲在墙角里抽搐吓得孩子们见了老远就逃,陈世新下乡见到她,一阵心酸。他决定要给她作个粪检。看看是不是因血吸虫病引起的?那时,要个正常人的粪便都那么难,何况是一个疯子呢?他绝不放弃,总是不远不近地跟着她,等她便后,抢在野狗来之前,收起粪便就直奔医疗点。几经化验,果然发现王金莲患有“脑型血吸虫病”。这种病治愈的先例太少,一不小心还会死人,医生也就跟着身败名裂了。陈世新却全然不顾,在他心中只有一个意念,一定要让这个可怜的姑娘恢复健康!
　　他几乎把整个身心都放到治疗这个病人的身上,白天打针送药,晚上亲自护理,还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买来面条鸡蛋给她补充营养……
　　两个月后,王金莲满面红光奇迹般出院了……
　　然而,等待陈世新的并不是奖赏和鲜花,却是一顶泰山压顶的“右派”帽子。1957年因有人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一幅随意涂抹的漫画。于是,上纲上线。从此,导致他的人格,尊严,事业的丧失。整整23年他不能与家人团聚,小妹妹也因为有个“右派哥哥”,受了强烈刺激成了精神分裂症……
　　不过,他对血防事业的热爱,却从不曾有过动摇。他踏遍了沅江的山山水水,餐风露宿。洞庭湖记录着他从汉寿的水秀湾到岳阳河对面的煤炭湾,从万子湖的明朗山到大通湖的北洲子农场的脚印,也照见着他由小陈变成老陈,由年少转白翁。
　　哦,那是1976年,陈世新被评上市血防先进个人,就因他是“摘帽右派”,记得在隆重的表彰会那天,他被中途“请”出了会场。这不需要什么理由,那时一个时代好像都不讲道理了呢。陈世新的心里在滴血。
　　陈世新,你耐着性子再等等吧,因为一个新的历史折转即将到来。
　　两年后,陈世新彻底平反了!23年的冤屈,一朝洗雪,他的心像洞庭湖掀起了巨浪一样轰然作响,又教他怎能平静?
　　单位为他专门召开一个平反大会。会上,他放声大哭。他没有任何要求,只请求领导能让他推迟两年退休。他是22岁走上血防战线的,他想干满40年啊。
　　58岁的时候,陈世新才体味到什么是爱情。爱他的是一位长沙姑娘,叫刘菊黄,小他28岁。
　　1985年,陈世新光荣出席了全国血防系统先代会。
　　这一切似乎都来得太晚了一些,但毕竟还是来了。
　　
　　3
　　
　　梁克明是个与血吸虫病魔整整拼杀了35年的白大褂。那么,他的生命之舟又是不是一帆风顺的呢?
　　还记得那个炎热的夏天吗?那是1954年洪灾后的第三年。一天,自长沙方向驶来的一艘客轮徐徐停靠在南县城关镇的航运码头。船上先后走下五个男青年。他们全是刚从湘雅医学院来南县血防站实习的,其中一位戴着眼镜的显得斯斯文文的,他就是梁克明。
　　不过,他们的一腔热血,很快就被泼上了一盆冷水,仿佛一下就凉到了脚跟……
　　在县城荒凉的郊外一栋破败不堪的段家祠堂,那便是县血防站的所在,病床全是用土砖砌的。病人要住院先得担几捆稻草来垫在“土”床上,也不见一件像样的医疗设备。第一天晚上,他们五个人缩在一间窄小的屋子里,谁也睡不着。也没法睡得着,蚊子像轰炸机一样一群群嗡嗡扑来,老鼠贼溜着小眼到处乱窜……
　　“唉,想不到这里的条件是那么苦!”一名同学终于唱起了埋怨歌。
　　“早知如此,就不该申请到这鬼地方来的,在长沙几多的好嘛!”另一名同学几乎打起哭腔了。
　　……
　　暗夜里,梁克明也好像在轻轻地叹息,这种声音只有在死寂的深夜才能听见。
　　不到半年时间,其他4名同学都相继离开了洞庭湖,或回了广州,或去了香港……
　　只有梁克明留了下来。
　　谁不留恋繁华热闹的省城?谁不思念家里的亲人?谁不想有个好的工作环境?然而,在这片血吸虫病猖狂横行的土地上,你哪一天能不见到患者悲惨地默默离开人世?丈夫没了妻子,妻子没了丈夫,孩子没了父母,祖父母没了儿孙。这时候谁又忍心说离开就离开呢?至少他梁克明就于心不忍啊!
　　从洪荒宇宙的深邃神秘到人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复杂,从春夏秋冬的风云变幻到一个人喜怒哀乐的情感交织。任何一种法度,似乎都无法包容如此广袤的思想空间。
　　他是下狠心要把根扎在这里了。
　　1957年那个春花烂漫的季节,梁克明结婚了。娇妻在南县人民医院工作,既是同学,又为老乡,是地道的长沙人呢。洞房之夜,夫妻俩便发了誓:“今生今世,就在这里不走了!”
　　也真叫天有不测风云。新婚没多久,喜糖还含在口里,一场像龙卷风样的政治风暴骤然将梁克明夫妇卷到湖南一座煤矿。他们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犯了什么罪?只晓得去接受劳动教养是对有“罪”的人的一种惩罚。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梁克明蹲在黑乎乎的山巅上,流着泪眺望着湘北那个方向。他仿佛又看见数不清的血吸虫病患者那张张痛苦的脸庞和绝望的眼神。每每这时,他的心又回到了洞庭湖边。他想自己是会盼到这一天的。
　　三年后,梁克明夫妇终于恢复了工作,重返南县血防站。不过他头上那顶“右派”帽子一时还没法摘掉,他精神上依旧负重。无所谓啊无所谓啊,他这样想:只要能让他不再离开血防站,不再让他离开需要救治的病人,他就心满意足了。
　　这个冬天,也不知怎么了,冻得人都发僵发麻,因此显得特别的长。有一天,家住丁家城村的一位十几岁的患者,不知是药物反应不好受,还是想家心切?他趁医护人员一时没留神便偷偷跑回了家。待梁克明发现,看看钟已是深夜十点多钟了。天啦,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万一这伢崽在家中出现锑剂反应,假如又不能及时抢救,后果真不堪设想!他二话不说,背上急救箱拔腿就冲。
　　这夜,雨大风急。梁克明跌跌撞撞行走在去丁家城村的泥泞小路上,撑伞的手被冻得像只茄子。手电筒的光把这无边的夜,切割得支离破碎。风和雨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的身体。深深的泥泞一脚踩下去,想拔都拔不出来呢。一里,两里……六里,他终于挪到了孩子的家门口,他全身颤抖着,此刻,他几乎连抬手敲门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样,直到70年代的最后一年,梁克明的生命之舟才真正改变了航向。22年啊,这顶“帽子”也委实是太重了一点吧?今天一旦被摘去,他的人生又注入了一种新的元素,这意味着他可以甩手大干一番事业啦。
　　不想,命运再一次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这让他猝不及防。
　　那天,梁克明正在全力抢救一名晚血病人,他忽然感觉胸部撕裂般地疼痛,大颗大颗的汗珠从地额头上滚落下来,接着就一阵晕眩。他坚持为病人输氧,注射,直到病人真正脱离了生命危险。
　　而他这棵曾经傲然挺立的大树,这回就险些真的轰然倒塌。到省城医院一检查,医生像法官撰写宣判书一样,在诊断书上赫然写下:肺部恶性肿瘤。手术后,肿瘤是切除了,他的肺却只剩下1/2。医生说你三个月再出去吧。可梁克明怎么也放心不下他的血防站,霸蛮住了20几天,就催着妻子赶紧收拾行李,登上了去湘北的汽车。
　　他自己可以忍受一切不幸与磨难,但他绝对不能接受另一个更残酷的打击。
　　1987年春上,益阳地区血防系统举行晋升主治医师的考核,梁克明被抽调到地区批阅试卷。忽然有一天他收到一份电报,内容是:
　　儿患鼻咽癌,速归。妻。
　　此刻,他握着电报的手在剧烈地震颤着,脑子里一片空白。过了很久,他眼前又出现一幕幕儿子从婴儿到儿童,从儿童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形象……
　　苍天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呀!
　　梁克明想,得赶快回家。他转而又一想:我要走了,有多少人在眼睁睁地盼着早日得知自己的考试成绩,都是血防工作者,他们容易吗?
　　他眼里噙着泪,拖着一双像灌满了铅的双腿慢慢来到招待所的服务台,拿起似千斤重的话筒,他对妻子说:你快送儿子去长沙治疗吧……
　　不久,年仅25岁的独子告别了人世。
　　梁克明悲痛欲绝。痛苦像一个风云变幻的天空,一个怒涛冲激的港岸,一阵阴雨,一片雷鸣。他捧着儿子的遗像,呼天抢地,嚎啕大哭。他不是不爱儿子,而是把一腔真挚的爱全奉献给了那些血吸虫病患者。他儿子也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在他的意念里,他坚决不相信儿子真的死了。他想他肯定是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因为那里同样有很多的病人需要他。他仿佛看见儿子背着药箱,很神圣地又来到广大病人中间……
　　这就是梁克明其人。
　　
　　4
　　
　　五六十年代,农村缺少肥料,全靠打湖草肥田。每年春上,是打草的黄金季节,也是血防最紧张的时节,而血防人员又必定要随同上洲。那时血防战线人手不多,且任务繁重。一个血防工作者差不多要负责成千上万亩的湖洲,“吃的是千家饭,睡的是百家床”,其苦还不算,最难的还是他们不被群众理解,他们常常要遭受莫名的刁难、辱骂,甚至挨打……
　　汉寿洲口血防组组长杨晏清,要求下湖打草的农民穿上套靴,双手涂上防护油。农民一是舍不得用钱,二是嫌麻烦,干脆发猛打起赤脚就要下湖。老杨心里急得猫抓一样,赶快上前一把拦住他们耐心劝说。农民呢,要赶时间完成任务,也懒得跟你啰嗦,竟趁了人多势众,就干脆一索子把他捆了丢在芦苇丛里,然后一阵哦嗬喧天开船走了。这湖洲方圆几万亩,连方向都辨不清啊,可怜杨晏清是又冷又饿,心想此生休矣!他在芦苇荡里一直转到天黑,也未能走出苇丛。直到晚上血防组的其他伙计发现老杨失踪后,才到湖洲上打锣寻人,老杨这方才循着锣声寻找到了一条生路……
　　
　　曾经也是“右派”的李颂年,为了坚守血防岗位,一直初衷不改,日守湖洲,夜睡草棚,与放牛娃和农民滚到一块,亲密无间。他的父亲在台湾,姑妈在香港,都想接他去海外,并且也寄来了盘缠路费。然而,他不去。他说他生是洞庭湖的人,死也是洞庭湖的鬼。直到年近花甲了,他仍然和大家一道走村串户,查螺灭螺,乐而不悔。
　　再说邓长清吧,1956年从湘潭卫校毕业后,就分到常德汉寿搞血防,一干就是20几年。他原本是双峰人,自从到了洞庭湖区,就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故乡。一次,他和同行一起下乡做螺情调查,一口气跑了三个公社,历时两个月。而之前,他就已经感染了血吸虫病。也许是因这次太过于劳累,结果导致病情加重,待送进医院时,已是无力回天了,离开人世时,还不足51岁。
　　岩汪湖血防站的陈文艺,1953年就开始从事血防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他也反复被感染过,虽经多次治疗,但每次都因工作太忙,没有得到根治。结果一拖再拖,变成腹大如鼓,进入晚期……
　　正是这许许多多的血防人,尽管社会曾经对他们是怎样的不公正,用他们的良心、执着,甚至生命换取了人民的健康。
　　真是人有病,天知否?
　　
　　第三章奇迹
　　
　　1
　　
　　也许,人们不会不记得,1966、1967、1968这三个关键的年头。那时正值“文革”高潮,运动愈打愈烈,然而,血防所的这些“臭老九”们,却幸离了这场政治风波的漩涡,躲到远远的湖洲上进行机械灭螺,化学灭螺的实验去了。他们单纯,热情,坚定不移。他们唯一的理想也就这么简单:消灭血吸虫病。他们和当地的农民已经没有两样,甚至比农民还要苦,风餐露宿那是常年累月的事。和他们作伴的只有庄稼、芦苇、青草、寂寞和淼淼的湖水。他们像拓荒者,像探险队,像掏金人。他们的安稳反衬了洞庭湖的浮躁与浅薄。当时血防所有一百几十号人,也不幸不同程度地感染了血吸虫病,付出了惨重代价。可他们当中并没有一个当逃兵或者仓惶退却,而是勇往直前。“湘江——18型”,“湘江——25型”高效喷洒灭螺药物的机具试验成功了,为加速消灭垸内钉螺及易感地带钉螺增添了新式武器。他们这一生,既然已经交给了洞庭湖,他们就像洞庭湖畔生长的柳树一样扎根在这里,如同夸父追赶太阳,直到有一天真的精疲力竭地倒下了,方停止他们前进的脚步。
　　不料,防治所很快又面临着另一种危机。
　　洪水一来,总要泄洪吧?田土干了,总要灌溉吧?但只要把闸门一打开,钉螺又会很兴奋地随水流到原来本已消灭了它们的老地方,重返完美的生存区域。这意味着以前的所有努力等于白费。说出来真可以将人吓死:一只雌钉螺在一个繁殖期产卵竟上百个呢!尤为伤神的是,据水利专家们测量计算,因为水土流失,每年有一亿多吨的泥沙流入洞庭湖。那么,由此每年增长湖洲面积大约6万多亩。湖洲上长了草,就有人去放牧,大水一来,就有钉螺光顾。有权威发话了:一百年以后,洞庭湖可能消失,这并非信口开河。据记载,明朝时,洞庭湖有6000平方公里。公元1950年缩为4000平方公里。1991年就只有2691平方公里了。现在呢?不知道。
　　(采访时,我也曾反复请教过有关专家,问1991年距今天又是18年了,这洞庭湖是不是变得更小了呢?专家一直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笑笑说:现在不是退田还湖了吗?不知是再也没作过调查,还是保密?)
　　凡到过西洞庭安乡的人就知道,那里竟只剩下几条不宽的河流了。洞庭湖是越来越小了,不能再围垦了,可湖洲面积又在不断狂增,血防所的同志们还能想出什么新招么?否则,几十年的心血就会随了洞庭水一起滔滔流失。
　　这似乎已不是血防部门能掌控的。水土流失,同样将可能大范围破坏生态平衡。到那时,也许大自然会对人类说:世界不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也不是你们的。
　　近百年来交替书写着湖南血防的历史,真是错综复杂,头绪万分,剪不断,理还乱,让湖区人民付出了无数沉重的代价。
　　
　　2
　　
　　老实说,血防所专业人员的思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转动。他们必须选择一个最佳角度作为对策。最终他们还是提出了一个新的构想:可否在洞庭湖区全面实行人畜同步化疗?
　　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就这样诞生了。
　　1983年,他们下到湖区搞试点。对所有有可能被血吸虫感染的人发药,对牛羊一律灌药,重点是“五民”,“两员”,即:渔民、船民、樵民(砍芦苇的),鸭民(放鸭的),牧民,“护堤员”,“护林员”。因为这些人既是受害者又是传播者。
　　“人畜同步化疗”的成果是很大的。1987—1990年连续四年记录,经30个纵向观察点调查,全省疫区疫情下降了70%。这一大进步,显然凝结了血防所全体人员的多少心血。化疗试点期间,他们长期扎在观察点上,许久都不能回家一次,甚至病了也仍坚守在那里。好多农民讲:搞你们那种事,还不如握我的锄头把好。话虽不能这么说,但也足见血防工作者的苦的确是非同一般。
　　记得1991年我刚从武大毕业回长沙,便参加了一次省里组织的采风活动,安排我采访的对口单位恰好是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于是,我有幸接触了时任所长周达人教授。当我今年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又是将近18年后的事了,这时的周老也早已赋闲了。周老在血防战线度过40几个春秋,自然是个老资格的血防专家。他干瘦练达,显得精神极了。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工作效率很高的大忙人,只要一有时间就下到疫区去了。记得当年我第一次采访他时,约了几天才约在一个“晚上9点以后谈谈”。谁知,这一扯便扯到凌晨2点。他不谈自己,只说老所长陈祜鑫,只谈血防所的发展和未来。当初:“人畜同步化疗”就是他提出来的,后来卫生部还把这一经验推广到全国去了哩。当再次见面的时候,周老的谈话风格依旧,还是18年前的那个版本。我感觉他是一个事业成功、品德高尚的人。不幸的是他也患有一种不治不症,或者叫难治之症吧?不过,还好,看上去精神不错,仍是谈笑风生,还能小喝一点红酒。我在心里默默为他祝福。
　　其实,在周达人任期内,集众人的智慧与拼搏,也是硕果累累的。简单地看,要算一个单位功臣。他们知道要走强所之路,必须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向高、新科学尖端进军。1991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拥有了计算机,15年的研究资料也已经建立了数据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流行病资料软件方面,当时属国内第一家。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了的。周达人所长说:日本已经消灭了血吸虫病,中国怎么办,湖南怎么办?作为一个学科带头人,他有许多想法,甚至是幻想,但都与血防有关。因他是个只知道在血防科学领域永远进击的人。
　　一个防治科研单位(我权且这么称呼),能吸引人的,首先是学术思想的活跃,研究成果的丰硕,然后再是自然环境的幽美了。改革开放以后,省血吸虫病防治所一批防治老专家,又青春焕发,个个像人梯,成为身先士卒的学科带头人。一批青年科技人员,进取向上,茁壮成长。很早就与国内有关单位合作,搞了两项“十五”攻关课题。在国外与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寄生虫部合作,开展了3项课题研究,又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和热带疾病防治规划署的极大兴趣,一共给了6项课题研究的资助。所以说,一个单位也要具有一点魅力,不然,人家凭什么知道你,与你合作,给你资助呢?近20年来,防治所就接待过来自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巴西、英国、瑞士、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官员和学者来访。他们也先后派出数批人员去国外进行学术访问和考察。这样增进了了解,开阔视野了,国际知名度也越来越高。许多国外的血防专家,就知道中国湖南有个岳阳,岳阳市的花板桥有个省血吸虫病防治所。那里有相当规模的科研大楼,有门类齐全的附属专科医院,那里很美很美,庭院就是一个大花园。池水清清,垂柳依依。成排成排的棕树,那是他们的“所树”;成行成行的桂树开着一簇簇金灿灿的香飘四溢的丹桂,那是他们的“所花”……
　　
　　3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年五月七日,是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的人们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世界卫生组织正式通知,将该所命名为“世界卫生组织湖区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合作中心”。
　　这种殊荣能不令人瞩目,能不令人羡慕?从1950年创建时的7人到2009年的526人;从陈祜鑫第一任所长到现在第12任所长李岳生;从59年前的所址黄沙湾到后来的洞庭路到现在的花园式单位;从默默无闻到国内外名声大振。完全可以想见,几代人走过的是一条多么坎坷不平、曲折多磨的路啊!如今,全所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65人,中级技术职称的113人,博士4人,硕士4人,本科129人。这雄厚的技术力量,赫然展示着他们继往开来、再展宏图的灿烂未来。团结、民主、求是、创新八个字已成为他们的所风。这是一股微微吹向洞庭湖的春风。
　　我差点没能见着现任所长李岳生。
　　办公室的肖主任告诉我:过两天我们李所长就要去澳大利亚讲学啦,他是昆士兰医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昆士兰大学博士生导师,他一年有一半时间在那边呢。
　　这真是一种巧合,假如再迟来两天,我的访问或许就要留下一些遗憾。
　　在那间窄小的办公室里,我终于有了机会走近他。我感觉他十分平易近人,瘦黑瘦黑的个儿,不摆一点学者架子。于是,与他的交流,就显得极是轻松。
　　1973年,李岳生从湖南医学院毕业,分配在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那时,正值花样年华,胸怀大志。但很快,他就感觉大失所望,有了淡淡的惆怅。去研究所的第10天,他便和同事一道下湖区查螺,4个人在一个没人烟的湖洲上一住就是20多天。时值盛夏,太阳烤得洲上直冒白烟。白天要穿着齐腰深的血防靴,一个帆布袋,一把油纸伞,捧着一个查螺框,在满是泥沼的湖洲上,走几步,查一下,周而复始,枯燥无味。那湖洲上,一眼望去是漫无边际的芦苇,人一蹲下去就见不着了影子。一天下来,身上的汗水风干后留下一层白色盐霜,血防鞋里的水倒出来有一大碗。遇到下雨,外面是雨水,里面是汗水,整个身体就等于泡在水里。晚上就在芦苇上和衣躺下,从中间扯块帘子和女队员隔开。他们自己编了个顺口溜:“天当被,地当床,芦苇当作挡风墙,脑壳睡在自家枕,双脚踏进别人房。”
　　和许多刚分配去的大学生一样,李岳生开始也不安心做个血防人。他原本是学临床医学的,他喜欢的是儿科和内、外科。他万万没想到搞血防会有这么苦,他决心要跳出去。他开始偷偷学英语,理想有一天去国外看看。然而,在那个时代,下午和晚上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哪有功夫让你学英语?一遇开会,他就把一本《红旗》杂志盖在上面,下面是一本英语书。结果久而久之还是被人发现了,领导找他谈话,免不了挨一顿批。
　　那时,单身宿舍的同事谁都晓得李岳生有台小收音机从不肯离身,他跟着收音机学口语,甚至背英语字典这样的土方法都用上去了呢。
　　老所长爱才惜才,见李岳生是如此勤奋好学,于是,曾4次选派他到国内国外进修。结果,还引来了同行后生的妒嫉。说老所长偏心,进修的好事都是让李岳生去了。老所长就说:“只要你们都像李岳生那样发狠学习,钻研业务,就一定会有机会啊!”李岳生果然不负重托,令人刮目相看。有件事极幽默。说是有几年外国专家来他们所里办培训班,还非得要请上海专家做翻译。后来在上海举办血吸虫病国际学术会议,卫生部反倒请李岳生去担任现场同声翻译了。
　　按常理说,你李岳生现在想跳槽那不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吗?
　　这时,他反倒不想走了。
　　理由有两个。一是他不能对不起所里对他的培养。二是一位老人的话对他一生产生了强烈的震憾。
　　他永远忘不了一位叫汪庭东的老人,他是个晚期血吸虫病患者,他告诉他,在他刚懂事时,就看见村里的祖辈们很多都是大肚子,一个个卧床不起,田土也荒废了。有的人死了,因为肚子太大,棺材都装不下,只好把肚子破开,放出腹水,才能入土为安。
　　从此,他就无数次告诉自己,无论什么条件下,你都不能离他们而去。
　　李岳生从不说假话。
　　2001年,他面临着一次人生的重大抉择。他已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留学3年,刚刚获得昆士兰大学博士学位和年度优秀博士生殊荣。
　　这时,他在学术上已大有名气,美国、新西兰等著名研究机构向他发出邀请,导师也为他申请到了澳大利亚高级研究官员职位,他妻子在昆士兰大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助理,唯一的儿子也正在澳大利亚上高中……
　　是的,那时他面临有5个选择:一是留在澳大利亚,因为这边对他很器重;二是可以到美国去,他已被邀请去过一次,而且他们也希望他留下来,帮助美国做戒烟研究工作;三是赴新西兰,一个研究所曾电话采访过他,并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四是前往一个太平洋小岛,有个日本人在那里开了家很著名的医院,且承诺为他夫人安排工作;五就是回国。
　　假如他想留在迷人的布里斯班,这一切都是多么顺理成章啊。
　　然而,李岳生的心早已飞回祖国,飞回洞庭湖畔的血防所,飞回他的同事与病人身旁。在他心灵深处,自己的祖国高于一切。
　　
　　4
　　
　　左家铮是原省政协委员,岳阳市政协副主席,省血吸虫病防治所副主任技师,是血防战线有名的专家。因了数十年泡在洞庭湖里,与血吸虫“亲密接触”,他的模样成了典型的湖区农民,他的衣着朴素和言谈举止与任何一个湖区农民似乎已毫无差别。
　　22岁的时候,左家铮就被划为“右派”。接着,仅仅只在一起生活过7天的妻子,就含泪提出离婚,在这之后的漫长岁月,他被剥夺了作一个丈夫甚至一个男人的权力。这种生活,一过就是16年。
　　直到左家铮步入不惑之年时,本该属于他的爱情才姗姗来迟。
　　她是黄盖湖农场的赤脚医生,他是下放到这个农场研究血防的“臭老九”,两颗赤诚的心就这样连在一起了。那时,她敢爱一个“右派”,证明她很有勇气。
　　“有女莫嫁血防部,日日夜夜守空房。
　　有朝一日郎回转,端起脚盆洗衣裳。”
　　这首歌谣,当然不是针对左家铮一家而言的,而是无数血防郎生活的一种真实写照。人有一种比家更重要的神圣的东西,那就是事业。为了事业,她宁愿忍受寂寞;为了事业,他不得不搁下这个温暖的港湾。
　　在烟波浩淼、港汊纵横的洞庭,哪里又没留下过他的足迹?哪里需要他,他就把“家”安在那里。在长达40年的岁月里,左家铮始终生活在湖区,以天作帐,以湖为床,朴素而真诚地侍奉着事业。他妻子怀孕期间两次得胆道蛔虫病,他都没回家。后来又出现难产,他也没回去。与他一起搞科研的人经常轮流探家,唯独他似乎忘记了家。他是负责人,他说负责人就得像个负责人的样子。
　　其实,左家铮心里也痛,他常说:“真对不住家,对不住老婆孩子啊!”可妻子韩丕良竟也非常理解:“湖区应当是他的家,他的事业在湖区。”
　　记得他是1954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来到省血防所的,几十个春夏一晃而过,他的科研成果却先后上10次获得国家、省、厅级奖,这些大大小小的获奖证书占了几个屉子。他的成果受到日本等国家血吸虫病专家的赞誉,他的事迹也曾搬上了电视。
　　现在,我们得来看看他日常是怎样生活的。数十年如一日,左家铮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吃的是粗茶淡饭,在科研繁忙的时候,一连数天吃干粮,甚至饿着肚皮干。在他以前的若干年里,工资一直很低很低,除维持最简单的生活外,所有的钱都在湖区来回的路途上和实验中花光了。就是在他功成名就的时候,家中还是一台黑白电视机,生活十分俭朴。
　　是他不懂得享受吗?不。在你面对他的时候,在他讲述今天洞庭湖血吸虫病疫情的时候,在他告诉你至今仍然有人被血吸虫病夺去生命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懂得,他是在告诉你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当还有人痛苦的时候,首先要想到的是该负起什么责任,而不是自己个人的幸福。
　　这就是对“高尚”这个不随意滥用的词汇的一种解读。
　　左家铮的路是他自己走出来的,是在没有路的湖洲港汊中开拓出来的。他走的路是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应走的路。
　　他先后解决了洪水期间定点定线查螺,钉螺密螺带形成的原因,新老螺口的接替规律,春汛期间水头施药杀灭幼螺,引洪涵闸防止钉螺扩散,垸内灭螺等几十道难题。建立了洞庭湖区全省螺口监测网,成功地完成了东方田鼠的室内训养,率先提出了不用药物降低钉螺密度减少环境污染的方法,在探索新的生态灭螺方法上比别人领先了一大步。
　　 左家铮是那种用生命去工作的人。
　　他先后5次感染了血吸虫病,因为一直抽不出整段时间下来治疗,这样使他的病情一直没法根治。
　　每逢过年过节,他总是让研究组的同志回家与亲人团聚,而他自己却留下来坚守岗位,这已成为左家铮的工作惯例。这一年中秋,也依然如此。整个实验基地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他住在低矮的帐篷里,四周全是芦苇。白天烈日暴晒,帐篷里俨然是个小蒸笼,夜里湖风一起,秋月生寒,帐篷又像一片在寒风中嗦嗦抖动的秋叶。
　　哪知,到了后半夜,左家铮突然发起高烧来,一直烧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他干渴得嘴唇开裂冒血。强烈的求生意识使他从床上滚下来,爬出帐篷,在几公寸深的泥沼里向水边爬动。湖中的“吊脚”蚊子又多又毒,老鼠也成群结队,一嗅到人的气味就纷纷窜了过来。这个时候洞庭湖的夜是十分恐怖的,狰狞的。他就一个人坚持了26个小时。最终,幸而有人来了,不然,也就没有后来上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左家铮这个人的形象了……
　　
　　5
　　
　　我肯定是没到过常德的西湖的,这是一个农场。我想:既有如此美丽而极富浪漫色彩的地方,那一定是会不同寻常的。果然,我从大量的影像资料中,终于领略了她迷人的风彩和英雄的昨天。
　　高高的三角堤段下面,是一望无垠的,葱绿而多情的土地。微风轻拂,那稻菽棉海,像雪浪花滚滚而来,令人陶醉。
　　曾记否,这儿没有人烟,也无长堤,又怎有牧歌式的风光田园?史上相传洞庭有八百里,浩浩荡荡,无边无际。而这里位于湖西,故历来称西洞庭。十几万亩的沙洲,坑坑洼洼,辽阔是辽阔,但却极是荒凉。如果说北方有北大荒,而这里亦可称为南大荒。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伟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号召,让这里变成拓荒者的纵横战场。于是,昔日的荒野变成了绿洲。博大的洞庭湖把一块肥得流油的沃土馈赠给了西湖人,同时,也把密密麻麻的钉螺留给了人们。这是不是就是老班子一句言:祸福同行呢?
　　春种秋收,每每丰收的喜悦过后,西湖人的脸上又流动着一层愁云,这狗日的瘟神怎么老是寻着我们害嘛?不怕穷,不怕饿,只怕澧水河发洪水,只怕大肚子病把人磨。西湖人从心底里呐喊。从此,谈水色变,谈虫色变。
　　和洞庭湖广大疫区一样,西湖人为消灭血吸虫病,也进行了长期不屈的斗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终于在70年代第一枝迎春花绽开的时候,传来一个特大喜讯,西湖农场垸内已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没有再发现血吸虫病人了。
　　不料,仅隔一年,疫情反弹。1972年农场又发现了一例病人。至1989年以后的26年疫区面积竟逐步不断扩展。有个生产队居然80%的人感染了血吸虫病,有的一家数口全是病号,最小的年龄仅为3岁,这真是匪夷所思!晚期病人,急性病人也冲着一起来了。
　　情况十万火急。
　　奇怪,原本已经占领了的阵地,怎么又在我们手中丢失了?这也如同战场上丢失阵地一个样,是一种耻辱。
　　西湖农场血防站所有的人都陷入严峻而悲哀的思索……
　　原来,当时为保西湖农场农业旱涝保收,1987年由省水利水电厅投资,于三角堤兴建了一座以排涝为主,兼顾灌溉的中型枢纽工程。这本该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可是电排站在发挥灌溉作用时,也自然而然地把垸外的钉螺和血吸虫尾蚴悄无声息地一起带进了垸内。这便是一个天大的麻烦,为堵住祸源,血防站长杨雪清和全站人一起在电力排灌站附近长达372公里澧水的农场三角堤摆开了决战的态势,建立了“西湖农场三角堤电排引洪血防安全工程”体系。又经过好几年的拼搏努力,一套由涵管、栅栏、过滤池、栏网、缓流池还有其它附属设施组成的工程,耗资几十万元,与引水、拦螺配套,已形成了一个安全体系。
　　在棉花狂开的地平线上,他们以凌厉的攻势围歼钉螺。
　　一经引水试验,证实确有钉螺随水流入垸内,至于血吸虫尾蚴那是人的肉眼几乎发现不了的,四次引水一共流进青螺和成螺385只,但全都被拦截在过滤沉淀池第一过滤网前。然后对水经过的地段采取机加环的方法查找钉螺,反复两次,均未发现钉螺。这个科学的方法,后来被誉为经典,自然为全省,乃至全国所有疫区易感地带的涵闸改建开辟了一个防螺安全途径。当时,卫生部部长、水利部领导、省市领导和专家1800多人云涌西湖农场,他们深深为西湖三角堤段发生的巨变而感叹,也为智慧的西湖人催开了这朵艳丽的科技之花而欢欣鼓舞。
　　有个时候,事情往往就会有这么巧,当一个宠大的国家机器还不能解决的问题时,成功可能就发生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或者说是来自几个人甚至一个人的智慧思考。
　　建这个血防工程是刻不容缓的。杨雪清说。
　　因为至少有两件事,让这个站长感到惶恐且站立不安,食不甘味。
　　1988年9月,那时三角堤段的电排工程还尚未竣工,第5分场有6名农民工到涵闸去摸鱼,结果无一幸免地全感染了急性血吸虫病,高烧,屙红白冻子,四肢无力像散了筋骨,呻吟不止。可怕的是,这些人竟然还不晓得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有钱的,花了几千元去大医院,有的去南岳烧香求菩萨保佑,唯有一位彻底没钱的走进了血防站。当他得知还有5名感染者“在逃”,便立马把他们一个个找到血防站来。一经医生精心诊治,不到半月,这6人便笑哈哈地走出了农场血防站。走出去的又仍是6名好汉哩。
　　当然,杨雪清还没有忘记另一个场面。
　　一次,电排安装时,从黄析乡请来的三个民工到涵闸内施工,不到两个钟点,就感染了急性血吸虫病。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向来爱思考的杨雪清,很快想到:症结还是出在电排站,这利与弊直接关联着西湖百姓的生命安全。作为血防工作者,有的人就想不通,认为这电排站和血防唱对台戏,甚至想砸掉它。这种想法有些偏激。
　　年轻的杨雪清知道,水利也有水利的难,血防自有血防的痛,怎样才能两全其美呢?他大胆设想,决心要在农场和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攻克这个难题,为西湖人造福。
　　如今一说工程,都得讲究一张设计图纸,可杨雪清却从来不知道怎样设计图纸?就算你虽有很美好的构想,也无从着手。
　　一间窄小的办公室仿佛成了一个前沿战时的临时指挥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格言在他心里烙下太深的印记。也许他是从祖上用网捕鱼中受到启发,也许他是从祖上用竹筛筛米时得到借鉴,他开始在一张洁白的纸上勾勾画画起来。
　　他完全沉浸在对西湖美好明天的憧憬,对血吸虫病人的一片深情之中。那一向,他似乎就没有家,没有孩子和妻子,在他的脑海里只有粗粗细细的线条。
　　也不知过了多久,当他集全站人的智慧终于拿出了一张草图时,同事也突然发现站长“朝为青丝,暮成雪”了。他倒高兴得像个孩子。
　　图纸是有了,报告也拟好了。于是他又踏上了更为艰难的旅程。掰指一算,整整一年呢,上北京,到省城,上下求索,八方求援。因为这个工程涉及到国土、水利、农业、航道10多个方面,你得家家去与他们商量,以征得同意与支持啊!
　　西湖三角堤段工程是在艰难中上马的。
　　杨雪清作为血防站长自然是得处处以身作则,他日夜摸爬滚打在工地上,大雪天,他踩着吱吱作响的冰棱和伙伴们一道安装设备;大热天,他身上的汗水流成了一条小溪。一次,他患了急性肠胃炎,几天没吃东西了,双腿像得了软骨病,一想到要加快工程进度,他咬着牙仍坚持和大家一同抬预制板,几次塌方还险些将他埋了。有人见他如此没日没夜地卖命干,就误以为是他承包了这个工程,便斜着眼睛问道:杨站长,这个工程你能捞多少“大团结”啊?杨雪清一听又好气又好笑。假如是为了钱,他还会干这份血防工作?假如是为了钱,他就不在三角堤段吃这个苦了。肤浅的人是永远不可能理解高尚人的品格的。
　　这个工程持续了几年。它的情深和博大绝不是以文字可以完全表达出来的。这是因为它免去了血吸虫病给西湖人带来的种种伤和痛,它理应进入中国血防的史册。
　　杨雪清这个名字,让人想起了聪明才智,让人想起了责任与无私。
　　沿着花团锦簇的大堤,春天响起了鸽哨。从柳树上摘下一片嫩叶,从湖边扯起一蔸香艾,在清澈的水里浸一浸,摆一摆,湖区欢快的旋律就会流动起来……
　　
　　第四章忠诚
　　
　　1
　　
　　1988年3月28日上午。
　　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在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代表讨论会上,一位50出头的代表,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言:“根据我们的考察结果,近年来,在一些血吸虫病疫区,疫情明显回升,钉螺面积不断扩大,如不尽快采取法律、行政、经济等有力措施,遏制疫情蔓延,我们已花费巨大努力抑制住的‘瘟神’将会卷土重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发言的人,情绪激动,还打着手势,很有点像电影《列宁在1918》演说时的镜头。
　　这种表达单刀直入,直切人的神经末梢。
　　听着他披露的疫情数据,所有的代表感到十分震惊。
　　这个人就是邓威特。
　　他是广西壮族人,1953年高中毕业,因患肺结核未能参加高考。是一位在南宁工人医院的日本医生治好了他。从此,他立志学医,要为解除病人的痛苦作出奉献。
　　第3年的那个秋天对于邓威特来说是多么的美好啊!因为,他终于如愿所偿地考取了湖南医学院医疗系。他永远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季节。生理学、病理学、药物学、微生物学……这一门门在别人看来十分枯燥无味甚至感觉厌烦的课程,对于他却是知识的海洋,他可以尽情地游弋。
　　6年的医学院生活终于结束了。1962年,当岳麓山枫叶红了的时候,他依依不舍地走出了大学的大门。他没有忘记当初立下的志向,填写毕业去向的志愿是:到最需要医务人员的基层去。他被分配到洞庭湖畔的小城汉寿。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分配到这儿的医学院本科毕业生。仅仅是几年,凭着他精湛的医术和对地方百姓的热心,他已是远近闻名的内科大夫了。
　　人生的旅程似乎并没有坦途,十年浩劫,厄运也降临到邓威特的头上。因解放后受到错误处理的家庭和原本复杂的海外关系,让他背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至少有三顶帽子扣在他头上:反革命子女,黑五类,特嫌分子……1970年,一条更致命的罪状几乎让他的精神彻底崩溃,“隐藏封建财产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这是一个闻所未闻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年轻的邓威特疑惑了。人说血吸虫可怕,没想到还有比这更可怕的呢。他不知道政治风云为何如此变化莫测,他更不懂命运之神怎么对他如此残酷无情?然他没有绝望,他的信念也不会动摇。他坚信,历史总有一天会还他一个公正。威特不就是取英文wait之音吗?就是等待的意思。
　　他也只能等待。
　　
　　2
　　
　　劳改农场每天10几个小时的强劳动,让他筋骨酸软,昏暗的牢房没有资料,没有纸笔。可他还有一个不停思维的大脑呀?他想他不能因此荒废了自己辛辛苦苦学来的专业,等他出去以后还可以为百姓治病。夜深了,他蜷缩在肮脏拥挤的通铺上,牢友们已鼾声大作,做着形形色色奇怪的梦。他怎么也睡不着,心却又回到自己熟悉的专业上。强记、默诵。他守护着专业知识,守护着精神支柱。用知识的力量,顽强的信念,重新点燃生命的火把……
　　1972年9月,邓威特又被莫名其妙地宣布无罪释放了。这意味着他又可以从事自己痴恋的专业了。
　　“让我到病人最多的血防部门去工作吧。”他向组织提出申请。
　　自从分配到这个血吸虫病疫情严重的水乡工作,邓威特亲眼所见,不少血吸虫病患者,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丧失了劳动力,有的并失去了生育能力。尤其是一些晚期患者生不如死,他们撕扯着自己的皮肉头发,捶打着膨胀如鼓的大肚子,有的实在忍受不住了,就像日本人剖腹一般,用锥子直接刺破肚皮,放出腹水,一次,两次,直至惨烈地撒手人寰……
　　也许是血防战线正缺少高水平的医生,也许是看在邓威特真诚的态度,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派去县血防站主持医疗工作。
　　血防站条件差,很苦。只要能让他工作,他什么苦都能吃。
　　刚解放,全国的正规医生仅为3万多人,“赤脚医生”是1968年才出现的新鲜词汇,缺医少药仍是这个国家的苦恼。
　　因住院部缺少医生,一般一个医生要管30几个病人,邓威特却照管了195个。当时治疗血吸虫病主要是用锑剂注射,因为毒性太大,随时有可能导致患者心脏骤停而死亡。那时站里连一台心电图机都没有,全靠听诊,测血压去判断。一个病人一天至少要检查3次以上,对危重病号,哪怕三更半夜医生还得去检查观察。邓威特也毕竟不是铁打的,超负荷的工作量,让他也难以支撑。
　　支气管扩张让他时不时咳出一口口鲜红的血。十二指肠溃疡也在不停地折磨着他。他不想别人晓得他的病,他把咳的血偷偷擦掉,胃病受不了就吞几片胃舒平。见到他因熬夜而布满血线的双眼和瘦成了一片瓦的脸颊,病友们都痛惜地说:“邓医生是用自己的命来换我们的命啊!”
　　其实,他是有很多机会完全可以跳离这个“苦海”的。
　　一天,广州方面忽然寄来信。信是广州医学院冯国强教授写来的。文革期间他曾带毕业生来汉寿实习,也因此结识了邓威特。也许是共同的事业爱好和相似的遭遇使他们心连到一块,后来就成了莫逆之交。老教授极欣赏邓威特的人品与才华,这次来信特诚邀他去广州某医院工作。
　　是去还是留?在邓威特心里委实是个极大的矛盾。他并不向往大都市的繁华生活,但一个想在专业上有长进的医生,他当然懂得现代化医院的设备和条件,还有专家教授积累的丰富经验,这对于他今后的发展来说是多么的珍贵。这时有两种意念如同人体内的两种病毒在拼杀,最终不知谁会战胜谁?
　　不,我不能走!他几乎在心里喊起来。
　　尚若要走,当初他还有一条路呀?那是简直可以称之为一条坦途。邓威特有30多位亲友们分别在美国、日本、台湾、香港、澳门……国门洞开后,亲友们都纷纷来信,要接他到海外定居,1988年的夏天,台湾的婶娘给他寄来两万元人民币兑换券做路费,望他速去。他居然把路费又寄回给了婶娘,婉拒了老人家的好意。
　　他终究不忍心离开这美丽而又贫脊的第二故乡,不忍心离开需要他的患者。
　　他没有走。并从此打消这个念头。
　　他要在这里迎接科学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3
　　
　　邓威特与众不同的是,喜欢离群索居。时常一到夜晚,就独自一人躲进小屋享用安静的时光。他还没有电扇,非常难熬的夏夜他却把自己关在闷热的房子里闭门不出。乘凉的同事好生奇怪,便敲开他的门,想看看他究竟在干什么?同事大吃一惊,只见他脚穿长筒套靴,用来抵御蚊虫叮咬,手持大芭蕉扇,弯着汗水涔涔的身子,正在全身贯注地啃着一本厚厚的业务专著呢。
　　由于他平时不太讲话,也从不串门拜户,更不轻易去凑合婚嫁、生日那种热闹场合,不熟悉他的人总以为这个邓威特怕是不太好打交道的人。其实,他们哪里晓得,他是一个比谁都热心肠的人。他把自己省下的粮票送给血吸虫病住院的孤儿,他将自己副主任医师的挂号费从一元五角降到三毛,血防站急需一台B超诊断仪,苦于经费紧张,他一人就拿出二千元,他怕夜里查房听诊会把蚊子带进病人帐内,专门给听诊器上加长了胶管,戏称为“马其诺防线”……
　　他的热情像一团火,总是温暖着广大的患者,却从不贪半文私利。
　　一天,家住周文庙乡马井村的村民熊华堂兴冲冲地提着一只母鸡来到邓威特家。这已是他第二次上门来致谢。他不能不来呀,就在前不久,他家3口人都先后感染了血吸虫病和其他重病,全是搭帮邓医生精心治好的。他知道邓威特身体并不好,就想送点东西让他也补补身子。不过上回送的水鱼,让邓医生坚决地退了回去,到家后他被堂客狠狠骂了一顿。这回不同,老熊在家里是立了军令状再来的。一进门坎,只见他把鸡往地上一放,大声说:“邓医生,你今天不收下这只鸡,你就莫想赶我出门啰!”
　　“还是不能收,你提回去吧,我心领了。”
　　“哪么的啊?”一口浓重的常德话。
　　“治病救人是我做医生的职责。”
　　“这……”老熊一时语噻,“邓医生啊,你要是看得起我这个乡下人,就算是收了自家兄弟的一点心意还不行吗……说着说着憨厚的庄稼汉子鼻子一酸,竞嗬嗬地哭了起来。
　　“好好好,兄弟,我,我收下!”望着眼前这位朴实善良的农民,邓威特的眼睛也湿润了。他忙打开衣柜,从里取出一条烟,不由分说地塞进熊华堂的怀里,说:“这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没有谁知道,邓威特为了抢救病人,付出的是怎样难以让人相信的代价。县林业局夏立梅在应用锑剂治疗血吸虫病时,突然出现阿斯综合症,心脏反复停搏9次,最长一次竟达3分钟,随时有死亡的危险。碰巧这时邓威特的溃疡病也发作了,他强忍着剧痛,为病人做人工呼吸,然后进行胸部按摩,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上泉涌般滴落下来,因为虚弱,他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双手颤抖不止,同事们见状劝他赶快去休息一下,他却说:“别管我,救人要紧啊!”整整3天3夜的紧张抢救,病人终于脱险。这一回,邓威特却真的病倒了。
　　人生易老天难老,人们看到的是邓威特的一颗赤子之心,永远留在洞庭湖畔一串串深深的脚印。
　　他治疗血吸虫病人38000人次。
　　他应用锑剂治疗5000人次,无一人死亡。
　　他成功救治锑剂导致心脏骤停等重危病人53例。
　　他撰写发表医学论文33篇,其中国家级3篇,省级9篇……
　　邓威特,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历史已经深深地刻下了。
　　
　　4
　　
　　粪检王的故事。
　　“粪检王”是血防线上的人送给周特雄一个很雅的尊称,当地的老百姓就干脆很直白地喊他做“屎干部。”
　　那年,周特雄恰好19岁,他从省血防培训班结业后,仅仅在沅江县血吸虫病防治站那张破烂办公桌上睡了两夜,便与其他3人,组成沅江第一个血防队,划船下到施家村办点。他们摇船荡桨,一边欣赏洞庭湖上绝色风光,一边心里盘算着下去后各自的工作。
　　办点的施家村原本叫小伍家村,地处赤山西南。解放前,有数十户贫苦农民居住在此。他们既受恶霸地主的剥削压迫,又遭受着血吸虫病的侵害,祖祖辈辈也是无可奈何。乡亲们死的死,逃的逃,好端端的一个施家村终于变成了“绝代村”。
　　那夜,周特雄怎么也睡不着。洞庭湖的壮美与洞庭湖的苦难,同样使他吃惊。
　　他学的是血防检验。他拿着一叠登记表,开始挨家挨户分发给乡亲们填写,并动员大家送粪便到点上去。
　　一天过去了,却不见一人送粪。
　　周特雄闷纳了,既而感到一种悲哀。
　　以后,他干脆扛着显微镜,走进了村民的家门。
　　“大爹、大妈,您老留点粪便好吗?”
　　“哎哟,我人都埋在土里半截了,还查么子卵啰。”
　　“看您老脸色又黄又瘦,可能有病呢,如今日子好过了,治好病,您能长命百岁哩!”
　　嘿嘿,这后面两句舒心的话老汉倒是听进去了。他一看这伢崽好厚道的,转而一想也不用要钱,就依了他。
　　那阵,周特雄每天至少要完成500个粪检任务。这500个人的粪便,也不知道要踏多少门槛,说多少开导的话,他不配合,你得宣传。他不赖烦,你得耐心。时间一久,村民只要一见到他的身影就说:“哦嗬,大粪医生又来催屎了哩。”
　　好心的周大妈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有一次,她终于提醒了他:“周伢崽,你年纪轻轻,人也长得高高大大标标致致的,怎么要选了这个行当,只怕日后找堂客都难啊!”
　　“大妈,打单身我不怕,怕就怕越来越多的人得大肚子病哩!”
　　不知为什么,日子久了,慢慢儿当地村民也不再叫他:“大粪医生”改喊“大个子医生”了。他到老乡家收粪,有人还端来一碗荷包蛋,逼着他吃下才准走,亲切得很。
　　有一天,别人悄悄告诉周特雄,说小徐和小周嫌搞血防太苦太贱,已新调了单位,他听了后陷于许久的沉默。他想自己从小就苦惯了,也就不觉得苦了。既然当初自愿选择了要搞血防这一行,便不再考虑离开。其实,在他的心灵深处也有无法抹平的伤痕。
　　周特雄1933年出生在洞庭湖边。他父亲是个地道的渔民,三口之家要填饱肚子,21岁的父亲得整天整天浸泡在水里,捕鱼捞虾。那时,父亲已得了“大肚子”病,脸无血色,骨瘦如柴。时不时拿了母亲缝衣的针,躲到墙角一边,咬紧牙关一针刺进去,放出脏臭的黄水,吓得他哇哇大哭。周特雄3岁时,父亲终于一命归西。从此,留下母子俩相依为命……
　　1954年,周特雄被评上了常德地区卫生先进工作者,1956年又被评上湖南省卫生厅甲等模范。这一年还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然而,天下所谓世事难料,天有不测风云。仅仅隔一年,那真是天崩了,地塌了,还不等周特雄明白过来,一夜之间,他也变成了“右派”队伍中的人了。受到开除党籍、降薪两级的严重处分。
　　结果,梦毁了。
　　那一年,他才24岁。
　　他像被雷击了一般,又仿佛是生了一场大病。他从此变得沉默寡言,人也似乎苍老了许多。他整天规规矩矩在血防所埋头做着粪检,一天500件,从不出过差错。有时他就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大堤上,望着甩头甩尾的波涛,心里就还原了一种信念。他想:总有一天这洞庭湖水会洗去他的忧愁与冤屈。他还年轻,还能等。
　　一只鹈鹕从水底忽地钻出来,朝他机警地别了一眼,然后贴在湖面上剪出一道长长的雪线。
　　这时,降临到周特雄头上也不全是祸。
　　没想到本单位化验室一位检验员竟偷偷地爱上了他。姑娘叫傅淑元,长得俊悄秀美。朝如斯夕如斯在一块工作了几年,她了解了他,也很崇拜他。她很自信,认为她的爱情选择不会错。
　　“你不怕,将来的儿女都是‘右派’吗?”他问她。
　　她摇了摇头。
　　周特雄怀着无限的忧伤转身走了。这一走竟“走”了6年,从茶盘洲到净下洲到东南湖,沅江的村村寨寨都写满了这位年轻“右派”对人生的不同看法。
　　岁月如歌。时间如同河水,悄无声息地向前奔走,在不同的地方现出不同的风景。
　　6年后傅淑元29岁。周特雄31岁,碰巧两个仍是不快乐的单身女和单身汉。
　　这或许就是常说的缘份吧。
　　“你不怕,将来的儿女都是‘右派’吗?”还是6年前问的那句老话。
　　这一次,傅淑元没有摇头,只是一手捂着脸噻噻地哭了起来。周特雄也没有转身再走,而是一把搂过她,泪流满面……
　　他们结婚了。
　　
　　5
　　
　　3年后,傅淑元主动申请到茶盘洲农场血防点工作,因为她的丈夫在那里,他们已分别太久太久。真是巧合得很,这一去竟又是6年呢。
　　有一天,妻子用怀疑惊恐的眼光看着丈夫:“看你脸色腊黄的样子,莫非是有病?”
　　“莫打乱讲,我吃得睡得像头牛哩……”丈夫的口气好不轻松。
　　忽然,他心里一惊,想:以前这些思想麻痹的村民,不也正是这样对自己说的同一种腔调么?夜深后,周特雄特地也给自己做了个粪检,天!原来还真感染了血吸虫病呢,再不治,恐怕就快到“晚血”了。
　　第二天,妻子再次追问丈夫。他仍轻描淡写地说是疲劳所至。他生怕妻子为他担忧。
　　1973年,周特雄奉调县血防院,专门从事粪检研究。这时,他已有了两个孩子,再加保姆,就是5口之家。夫妻俩月工资合到一块也才60元,还要负担老母生活费,说紧张也是情理之中了。
　　周特雄一天到晚埋头于他的粪检研究,家里的事就没探了,他偶然发现妻子悄悄买掉了她的一些衣服,换回了缸里的大米。他心里一热,悲从中来,揪扯着自己的头发,扪心自问:总说要妻子理解自己,我又理解了她多少啊?
　　暗夜里,他的眼皮到天光都没合上。
　　第二天一早,周特雄独自一人悄悄来到县人民医院,第一次开始了他的卖血生涯。
　　傅淑元每月手头增加30元,她又惊又喜。一想,又觉得不对呀?可丈夫说是增发的加班补贴,这事居然也就瞒了过去。这样又过了5年,妻子越来越感到丈夫可疑,周特雄除月月额外交给她几十元钱,桌上又添买了不少新书哩,他哪来那么多钱呢?不可能呀?
　　她跟踪了丈夫,她想弄个水落石出。
　　周特雄神色有些鬼诡地匆匆横过街道,背影很快就消失在医院门口。妻子三步并作两步追了上去。这时眼前的一幕终于揭开了一个五年的秘密。她看见自己的丈夫把头一偏,眼一闭,手一伸,一个护士就用注射器熟练地抽取他的血液。顿时,傅淑元感觉一阵晕弦,继而像万箭穿心,她猛地一回头,发疯般朝家里跑,然后砰地关上门,放声大哭。她觉得这太残忍了,整整5年喝的竟是丈夫的血啊……
　　她认为再穷再苦,哪怕是全家吃野菜,吃芦根,也不能喝丈夫的血啊!
　　从此,她每天要检查丈夫的手,看看是不是有新的针孔……
　　
　　6
　　
　　70年代初,国外有关专家曾试图用一个粪便标本,不通过孵化就很快可以看到毛蚴,其好处是,想达到检出率高,工效高,省资金的目的,遗憾的是一直未获成功。甚至,中国医学科学院上海寄生虫研究所,湖南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组均为此悬赏招贤,谁敢揭榜?
　　揭榜的人其实早就存在了,他就是周特雄。20几年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独自的探索,他甚至用卖血来的钱用来买书买资料,捕捉各种信息。他很久以前就发现“三粪三检的孵化法”,最初就暴露了它的弱点,比如:工作量大,费时且不能及时查出病情,只是苦于世界上都未找到一条先进的路子。他记录过20万字的临床分析,也有过小小的发现,但终究只是个希望的信号,未来谁也无法预测,而他决心要将实验进行到底。
　　1976年底,这个冬天倒是似乎要比以往暖和得多,人与人之间的见面也仿佛多了几份轻松的笑意。漫长的政治风暴毕竟结束了,周特雄也从茶盘洲重返县血防院。虽然他头上仍然还罩着一顶“帽子”这并没有妨碍他对科学的要求。在离家不太远的一个废弃的防空洞里,他装上电灯,摆张旧书桌,挂上一块黑板,搬条长板凳,运进去许多试验标本和药械,开始证实一个他的科学假设,或者说是去圆他一生追求的科学梦想。他相信梦想不等于幻想。
　　现在,他需要宁静,甚至孤独。他把自己关起来,几乎“与世隔绝”。在洞内没有白天,没有黑夜,也没有假日的概念,只有一颗报国心和一个异常兴奋而又冷静的大脑……
　　1979年10月15日,血防院政工科一位穿着中山装的负责人,神态极庄严地把一张红头文件亲自送到周特雄手上。他的“右派”问题终于平反了。
　　望着这张红彤彤的纸,他呆呆地站在那儿,许久还说不出一句话来。此时此刻,他思绪万千,眼眶里的两行泪水慢慢地流了下来。21年那,仿佛是做了一场大梦…
　　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在中国沅江一个山洞里,这里诞生了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因为,周特雄的设想终于被科学的实验和精确的数据证实了。取10例阳性粪便分别采取常孵法,湿育法和他的新检测法测试,结果,常孵法检出率为73%,湿育法检出率为80%,而他的新法检出率为98.4%。
　　周特雄破解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同年7月,在上海黄浦江锦江饭店,铺着猩红色地毯的会议室里,灯火辉煌,全国的著名寄生虫学专家,教授齐聚一堂,他们将听取一堂来自洞庭湖畔最新的学术报告。
　　当周特雄宣读完这篇长达20多页的论文后,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专家们对这位来自血防战线最基层的还并非科学家的科学家的精彩论述及实验成果表示折服。没想到一个令世界医学界都头疼的问题,在一个几乎是农民出身的粪检员的智慧及呕心沥血的探索中得已化解。
　　周特雄被誉为“粪检王”。40几年的磋砣岁月,他忠于职守,不离不弃,无怨无悔,终于“检”出了他人生的价值,“检”出了他对祖国的贡献,这就是他最幸福的实质。
　　1986年,他让出院长的位子给年轻人去承担,自己却又躲进了试验室,担负起“血吸虫卵微波孵化法”这个当时国内还尚无人攻克的新课题……
　　
　　7
　　
　　罗根1905年于常德发现中国第一例血吸虫病患者。1910年,也就是在5年后,他继而在岳阳县又发现了当地第一例血吸虫病人。
　　一本厚重的,甚至还有些残损的《岳阳县血防志》中,《麻塘区血防志》是其最显赫,最可打动人心的一章。
　　档案只是一种历史的备忘录,而曾经的故事,却至今鲜活。
　　“岳阳县麻塘区血防医疗队”(后改为血防站)的牌子是1956年5月21日悬挂起来的。当初就有人喊出一个口号:要与大自然作殊死搏斗!这样的提法显然欠妥,人与自然该是追求和谐相处的,怎么可以殊死搏斗呢?倒是说与灾害较量反而更贴切些。麻塘区管辖范围内,那时是6216个人丁,一查,天都塌了,竟有1200人到了晚期血吸虫病的险区!离生还很远,离黄土却很近。
　　9个青年伢妹医生,响应政府伟大号召,每人挑一担药物器械,怀着治病救人的理想,活蹦活跳地活跃在东洞庭湖麻塘区的村村落落……
　　那时的人就有这样痴,一天跑了上百里查螺脚板打起了大血泡,还怨脚不争气。一个姑娘去找人留粪检验,被人泼了一身的粪,姑娘强忍着泪水洗干净衣服,第二天还得挑着一担箩筐出门。为什么啊?愚昧、贫穷、疾病总是随影相随。
　　此刻,绿水青山,碧波荡漾的胜景已悄然退到一边,另一种情形却赫然凸出:鸡叫两遍的时候,血防医疗队的门被擂得山响,9个医生护士从睡梦中弹了起来,他们知道,这肯定是又送来了危重病号。
　　突然出现在医生面前的是一幅惨烈的场景:患者如鼓的腹部翻裂开,臭腥的腹水流出一滩……有个女医生见此惨状,“哇”的一声就大呕起来。
　　这自然是一位晚到了没法再晚了的血吸虫病人,他还只有49岁呢。因腹部胀痛难忍,在鬼哭狼嚎般的几天几夜之后,他终于下狠心选择了把生命仍旧归还给娘。他躲开亲人,用一把自己常用的割草刀死命地划开肚皮放水……
　　一切的抢救都已变得毫无实际意义。病人终于以一种死的方式,从此永远解除了生的痛苦。
　　一座四处透风、天晴不漏雨的几乎废弃了的旧教堂、算是医疗队的居地和医疗点。此刻,9位医生护士呆呆地站在那里,谁也不说话,四周死一般的沉寂。他们的心都彻底震憾了。昨天的憧憬和浪漫,已完全被眼下这严酷的现实击个粉碎。他们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越来越沉。天还没亮,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等天明,因为天亮又要出发……
　　从此,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迷茫被人性的光辉照亮。当初那些豪言壮语统统不需要啦,最需要的是用虔诚,坚韧,把信念写在疫区的土地上。
　　几度春秋,几度风雨,洞庭湖畔谱写着壮丽的青春之歌,辛酸苦辣也把他们熬成了大龄,甚至有点老了。
　　谁不想成个家呢?都想。不过,连农民的女儿都不愿嫁给你,你和谁成亲呀?这唯一的办法就是血防人“内部消化”。也只好这样了,李医生找了王护士,胡化验找了谢化验,刘药剂找了罗统计……
　　有一年,血防站在祝贺宋医生50岁生日时,这才忽然又记起,当年这个标标致致的宋小年,在麻塘血防站一呆竟就是30年了。30年媳妇熬成婆,30年小伙熬白头啊。
　　悠悠30年岁月磋砣,宋小年从没提过一次调动的要求。这也不是血防战线上的人都可以做到的,别人就更不用说啦。
　　什么是惊心动魄?什么是人间真情?什么是医生天职?这总是需要例证去解读的。
　　20岁的周秀兰,花一般的年龄,人也长得十分的清纯,因感染了血吸虫病,来到血防站入院治疗。
　　用锑剂20日注射疗法,很快就出现了严重反应,终于在病房里昏倒。
　　这时,7名医生护士一字排开,7张嘴轮换着做人工呼吸。抛却了个人安危,也抛却了世俗偏见,一次一次,一轮一轮……
　　整整两天两夜,7双通红的眼睛眨都不敢眨一下,病人一会醒来一会又昏过去……
　　谭远鹏是个特殊的患者,76岁了,已是晚血期。血防站打破以往规距,专为老人家开设了家庭病床,派专人送医送药上门。前前后后达一月有余,老人感动得老泪纵横,逢人便伸出大拇指说:现在的医生真是几多的好。
　　有人说,生命只属人一次。所谓再生那只是一种美好的祝福与传说。所以并没有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可有时为了一种神圣的事业,一不留神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比如,彭文仲就是。
　　30岁该是人生走向成熟的黄金期。彭文仲因为能干,工作起来又舍死忘生,这个年龄就当上了业务站长。血防站一直苦于打游击,总没个固定落脚的地方,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了一处旧窑址。想建站却缺少经费。好吧,那就一切从简吧。木材太贵,便用竹子做檩子做房梁。可竹子必经水浸,不然易生虫。正好近处就有一口塘,彭文仲一个赤膊,一条短裤,“嘭”的一声跳了下去,将几百根竹子浸到水里,然后又一个人下水把竹子整个打捞上岸。那时正是人间四月天,春水潇潇,自然是血吸虫病最兴奋的季节。一月后,他果然没有逃脱血吸虫对他的攻击,而且是急性的。假如这时及时治疗,也许后来就不会发生一场悲剧。想到站里砌屋已在关键时刻,他站长不操心哪行啊?一切都顾不上啦。
　　彭文仲太大意了。
　　站房竣工后,紧接着又没完没了地下去查螺,灭螺,治病。
　　那天晚上,他从点上归来,脱下被汗浸透了的衣服,他忽然感觉人特别的疲惫。细心的妻子也突然发现丈夫身上出现了红色的蜘蛛状点,同为医生的她,自然敏感到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她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从县到省城大医院一路查过去,诊断书上明白无误地一律写着:肝硬化,晚期!
　　彭文仲再也回不到他的血防站了。
　　妻子陈美华是一位远近闻名倔强的女性,她挺着个大肚子,流着泪整理丈夫的遗物,她偶然发现了一封遗书。
　　遗书上究竟写了些什么,谁也不晓得。人们只是发现在她丈夫逝世好多年里,她还把那两页纸一直放在贴身的衣袋里,也从此不再论婚嫁,含辛茹苦拉扯着孩子,并且一直呆在丈夫工作过的麻塘血防站……
　　
　　第五章追求
　　
　　一
　　
　　1
　　
　　长沙北郊美丽的浏阳河畔,著名的解放军一六三医院就驻扎在这里。在一栋相当现代化的试验大楼里,谁也没想到,一个快80高龄的医学检验专家还在每天忙忙碌碌着。
　　他就是早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检验班的杨赞元。他一辈子为什么要立志从事血吸虫病研究?据说,是源于对他触动很大的两件事。
　　1938年4月,他在国民党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总队总医院工作。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他到洞庭湖的沅江、湘阴出差,在走访的村庄,所见满目苍凉,赤地千里,田园荒芜,不见青壮劳力,只有呻吟哀嚎的寡妇。
　　再是1949年10月,医院接收了一批从前方下来的解放军指战员,除持续低烧还拌有腹泻。一查吓一跳,原来都是他们在南下途中感染了血吸虫病。这些威武的勇士,他们没有在战场上倒下,却被一只小小的虫子折磨得非常痛苦。
　　许多年以后,当杨赞元回忆起这两件往事时,心里仍然感觉难过,愧疚。作为一个医生,再没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无法诊治死亡而更悲哀的。
　　从大量的国内外医学资料中来看,世界各国专家学者也曾研究出诊断血吸虫病二十几种方法,但实际应用于临床的仅为八种,这些诊断方法虽经巨资投入,效果仍达不到理想的境界。
　　而中国呢,那时仅是两种方法,一是从粪便中直接检测血吸虫卵;二是通过大便孵化毛蚴。可想而知,国外的八种方法都不理想,中国的两种方法又怎能满意?难道我们这一代医务人员就真的无能把对血吸虫病的诊断上升到现代化水平吗?
　　杨赞元还真不信这个邪。
　　他只相信,知识,实践可以开启智慧的大门。
　　漫天芦花飞舞的深秋,杨赞元匆匆赶到洞庭湖疫区。只见遍野烟雾笼罩,无边无际,自然景色倒是像一幅水墨画,他第一次感觉到洞庭湖的美。待他沿坎坷不平的小道赶到村舍时,已是薄暮时分。一户农家热情地让出一张床铺让他借宿。杨赞元一看,天啊!这是一张怎样的床铺呢?床上仅铺了些稻草破席,一股霉味直冲人的鼻子。他实在太疲乏了,只好将就和衣躺下。刚一睡下去,这跳蚤、蚊子便纷纷亲近这位陌生人气味的肉体。没法,他只好爬起来蹲在灶塘边。人说秋夜老长,窗外凄厉的湖风,吹动着槁草,煸动着窗门呼啸而过。原来洞庭湖有温柔美丽的一面,也还有粗暴无情的一面啊。
　　尽管那时湖南医学院已引进国外“尾蚴膜反应”来诊断血吸虫病,然而,都必须从感染有血吸虫的钉螺中分离出活尾蚴才可做试验,且每次试验,都得到遥遥百里之外的洞庭湖疫区去搜集阳性钉螺。这很不容易。
　　杨赞元想另起“炉灶”,去寻找一种更好的方法。他选择以家兔感染,再从肝脏中分离出血吸虫卵进行血清检测作为主攻方向,他一头扎了进去,反复试验。他一般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境界。这一试,就苦苦耗去了他整整7年时光。值得庆贺的是,由他探索出环卵沉淀试验诊断法,临床符合率竟高达95%以上,他撰写的8篇论文,均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
　　听到这消息,还有什么又比这更让人兴奋的呢?杨赞元自然是欢欣鼓舞。但他明白他的研究只是离成功又近了一步而已,以后的路还很远。
　　不想,一场以文化为旗帜的“大革命”,几乎断送了杨赞元一生的追求和理想。他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三反分子”帽子。1969年10月他被遣送到湖南军区农场进行劳动,说是改造灵魂。
　　杨赞元无奈,只得服从命运的安排。
　　
　　2
　　
　　杨赞元又重新回到了医院。虽然仅仅中断了3年的试验,但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已经掠夺了他比金子还贵重的时间。这是1972年的事。
　　他又看见了一线希望。因为不久,全国血防会议召开,中央指示要下大力气消灭血吸虫病。于是,他又雄心勃勃地捡拾起那些科研项目,并决心大干一场。然而,这时他却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回事嘛?以前使用过的一些新的检测方式全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竟仍是50年代初的原始手段?在这个特殊年代,他不能多问,也不敢多问,他已有教训。
　　杨赞元只好又提上他的兔笼朝洞庭湖疫区奔去,继续他的动物感染试验。
　　两年后,全国肿瘤学术研讨会在海南召开,有人带回一份北京研究所采用冻干血球诊断原发性肝癌的报告。这使杨赞元激动无比,并从中得到启示。既然冻干血球可以用于肝癌诊断,那么检验血吸虫病也是否能用此方法一试呢?
　　他突发奇想。
　　时间对于他来说是多么宝贵啊,真是寸金难买寸光阴呢。他是科室主任,要照管方方面面的工作。现在他却要把所有精力投入冻干血球间接血凝实验诊断血吸虫病研究,假如没有足够的时间又怎么办?从此,他只好一再压缩休息时间,总是不得不通宵达旦地工作,不知东方暨白。记不清多少次,老伴一觉醒来,仍不见他的影子,又只好披上衣做碗鸡蛋面条送到实验室去。每每这时,她总瞧见他倚在实验室里全神贯注地配制和调试五花八门的试剂,老伴总是怜悯地望着他,心疼地责备几句。
　　“你不要命了哇?你以为你还是后生子啊?”老伴在一边唠叨着。
　　“赔了这条老命,如果能换来更多人的生命,也值呀!”这个时候,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
　　他想抓紧时间进行药理分析,进行试验,急需要有低温冷冻装置,真空干燥设备。可是,一样都没有。他愁死了。
　　毕竟穷有穷的打算,他说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没有冻干机,便土法上马,采用普通干燥器加盐,以冰代之,然后再经反复试探出适宜的温度。当时连匀桨器都不具备,杨赞元就采用乳缶本代替,用手工碾磨,将一份份原料碾制成了粉末。
　　很难想像,一项如此繁杂而又艰巨的研究,加上极其缜密的科学思维,需要进行几十道工序才能完成,而每道工序,则需要几百甚至上千次的试验,仅血吸虫卵分离程序,一次就要十五六个小时方能完成。他干脆把铺盖搬到了实验室,日夜坚守。公元1975年12月,杨赞元取得了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医学检验上的大突破。他终于从数千次试验中艰难探索并研制出第一批冻干血球间接血凝试验诊断血吸虫病制品。
　　经过对动物试验,诊断符合率达到100%。这种制品不仅显示了高度的敏感性,特异性,而且还具有长久的保存性。
　　冻干血球是给人诊断疾病的,动物毕竟是动物,生理结构自然有很大的差异性,假如用在人身上,也不知将如何?科学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于是他决定要再做一个全面调查和考察。
　　他瞒着老伴,带上一个助手,背上自制的部分血吸病诊断制品,再次奔赴沅江、华容、澧县、汉寿一带,进行验证对照。没有车,靠一步步走,7月的太阳把洞庭湖烤得水都烫人,连鸟和野鸭都藏起来了,天气闷热耐忍。杨赞元原本就有疝气毛病,这天,竟又突然发作,当即栽倒在地。助手连忙搀起他坐在草地上进行按摩,慢慢儿将疝气复位,并连连劝着:“主任啊,您老以后就不必出来了,我们替您去验证不就得了。”“不碍事的,老毛病啰,休息一下会好的。”他吃力地爬起来扑打着一身的泥土,笑呵呵地说。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依然坚持着,带病调查。他带领助手们挨家挨家户上门询访,反复耐心做思想动员,经过对50余例血吸虫病人的多次验证,他得到了在医院无法证实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并取得一定突破。
　　杨赞元取得这些资料与成果后,高兴得像个小孩一样。他实在无法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回到长沙,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科室的同事和老伴,他要让大家一起分享这成功的愉悦。
　　
　　3
　　
　　“杨赞元成功地研究出了冻干血球间接血凝试验诊断血吸虫病新方法!”
　　这个消息像鸟一样飞到湖南省血防办,有关方面又很快向中央作了汇报。这样,国家卫生部1978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12省市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学术会议,特别致函邀请了他。遗憾的是,当时杨赞元正患急性前列腺肥大合并尿潴留症住院,小便全靠导尿管引流才能排泄,异常痛苦。因此,许多医生都劝他不要去了。可是,他有他的想法,他不是想要这个名,更不是想去出风头邀功,他是不想失去这个交流机会啊!几十年了,也可以算一辈子,自己孜孜追求的,不就是想要寻出一条新的途径,为早日发现,准确快速诊断血吸虫病患者吗?最终,他毅然带着导管,提着尿瓶慢慢爬上了直飞上海的航班……
　　在学术会上,杨赞元镇定从容地宣读了关于冻干血球诊断血吸虫病研究的长篇论文。卫生部部长听完论文后,显然也心存激动,他握着他的手说:“这一研究为诊断血吸虫病开创了新的纪元,祝贺你!”
　　3年后的1981年6月,中央血防领导小组邀请全国40余家单位的有关专家,在长沙对冻干血球间接血凝试验诊断血吸虫病研究进行了正式技术鉴定,并在全国正式推广。
　　
　　
　　二
　　
　　1
　　
　　闹洋花从刺蓬里钻出来,在山崖上露着笑脸儿,在小溪边竟吐芬芳,虽然她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人们却是那么欣赏她。
　　黎友才特喜欢闹洋花,那是因为闹洋花是一种能置钉螺于死地的花。他经常去采这种花,回到血防站煮成水,用来灭螺。
　　黎友才进山采药总是天还没放亮就出了门,日头落水的时候才下山,冷饭团子作昼饭。一次,脚板被山上的竹尖刺个对穿,鲜血直喷,他草草包扎一下又继续采药。第二天,一声不吭地又去上班。因此就有人说,他也像闹洋花一样,在大山里刺蓬中默默地生长,默默的绽放。
　　他治病灭螺足有35个年头,走到哪,吃住在哪,饿一餐,饱一顿,暖一夜,冻一夜。古时有个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而黎友才又何止三过家门而不入呢?那年父亲病危,棺木都抬到堂屋里了,做儿子的竟顾不上回去看一眼。妻子患了绝症,他把她送肿瘤医院转身就走了。许多年过去了,他心里仍有愧疚,为了事业,那时还真有点六亲不认了啊。
　　人说大禹治水名留千古,但没听说过日行百里,夜宿檐下之苦。黎友才治钉螺却常在别人屋檐下过夜。他睡过农家的扮桶,钻过村民的柴房,还住过生产队的杂屋,这与乞丐无异。
　　35个春秋,经黎友才亲手治愈的血吸虫病人达370多人。他一向把病人视为自己的亲人,送药送水,喂药喂饭,接屎接尿,还时常要自掏腰包为病人付药费,交饭钱,甚至还把病人接到自己家里诊治。
　　有年春天,黎友才去万寿山公社查螺,路过泉湖大队一个村庄时,他发现有个七八岁的男孩,肚子大得像有了几个月的毛毛。凭职业的敏感,他当然知道这伢崽已经感染了血吸虫病,且已经很严重了。
　　“你叫什么名字呀?”黎友才蹲下来问道。
　　“周文兵。”男孩有气无力的答道。
　　“肚子里有血吸虫?”
　　孩子定定地望着眼前这个不认识的人,也不再开口。
　　“有病为什么不去找医生?”
　　孩子依然不语,眼泪却叭嗒叭嗒地滚落下来。
　　这时,旁边有人插话进来:“他家苦,连饭都没吃的,哪有钱去治病哟。”
　　黎友才心里十分难过,说:“伢崽,跟我走吧,我带你去诊病。”他当天就把孩子带到自己家里,夜里与小文兵同睡一床。白天为他治病熬药,一日三餐为他下面,煮蛋、熬稀饭。经过30几个日日夜夜的精心治疗,这个已经接近晚期的小病人终于痊愈了。许多年以后,当年的小文兵也已成家立业,每年总不忘去看看黎友才,因为在他心中他就是救命恩人,这是不会忘记的,也不能忘记的,直到永远。
　　
　　2
　　
　　他从部队转业的时候是24岁,他回到离别6年的家乡宁乡县城。县上安排他去血防办任秘书。第二天一清早,黎友才就挑着行李去报到。
　　说起来,他还是第一个发现宁乡有钉螺的人。
　　那是1956年底,黎友才从湘阴学习培训回来,县委在卫生系统抽调技术骨干50余人,分6个调查组对全县开展势声浩大的查螺活动,历时4个多月,怪了,怎么回事呢?相邻的望城、益阳、桃江都有钉螺,为什么唯独宁乡会没有?
　　黎友才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个事实。
　　于是,他向县委打报告,建议增加人员,扩大范围查找钉螺。这样第二次100多人的队伍出发了,第三次80多人的队伍又出发了。然而,查遍全县四大水系和大大小小沟渠,竟还是未能见到一只钉螺。
　　假如宁乡真没有钉螺,那倒是大福大贵啊!
　　“找不到就说明没有哇,不正好向上面交差吗?”
　　“老班子一句言,前世不孝娘,后世搞血防。正好找不到钉螺早散伙,赶紧回去‘孝娘’吧!”
　　众说纷纭,大家为找不到钉螺而庆贺。
　　可是,黎友才却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他终于想出了一个新招——把找钉螺改为找病人,找到了病人然后再找钉螺。这样才可以绝对证实宁乡究竟有没有钉螺?
　　这样,一场寻找血吸虫病人的群众运动又开始了。
　　果然不出黎友才所怀疑。不久,在万寿山福田桥村洋湖组还真找到一个人,且在他的粪便里发现了血吸虫卵。经了解,18岁的张正祥从未出过县境。这时黎友才十分自信地断定:在张家附近一定有钉螺的存在。他迅速带领8名工作人员,还组织当地群众400余人,在张正祥的屋前屋后查找钉螺。黎友才细心得如同针挑刺,哪怕是一根小草,一寸土地都不放过。终于发现张正祥屋后一条水沟里,两只光壳钉螺非常神秘地粘巴在一根小草上。黎友才兴奋地惊叫:“找到啦!找到啦!”大家纷纷围拢来,像捉到一个特务一样。从此,黎友才的名字便因为第一位发现钉螺者,而载入宁乡县的史册。之后,又相继在瓦仓里、林家湖、叶家湖等地多处发现钉螺。于是宁乡县被正式宣布为血吸虫病流行区,县里调配17名同志,专门组成血防站,全面展开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黎友才追求的就是这个效果。
　　
　　3
　　
　　这秋雨缠缠绵绵地下了一个通夜,天还没亮黎友才就出发了。他几乎天天是这样,走上七八里泥泞小路,赶到生产队,把已经写好了名字贴上标签的荷叶、南瓜叶或梧桐树叶、芋头叶一片一片分送到村民家里,去接他们每天的头一次粪便。然后又匆匆赶在午饭之前,把这些包上粪便的叶片,一包包收上来匆匆带回点上去。这当然不是什么好差事,对于有些人来说,或许你就是打死他也不会干。黎友才回到点上要将收来的粪便一包包打开,用竹签挟到搪瓷茶缸里,再渗水搅拌沉淀,把渣滓涂在玻片上,拿到显微镜下去寻找虫卵,这是检查血吸虫病最起码的方法。恶臭难闻,一天下来心里直往上翻。但偏有人不理解你,他们背地里都叫黎友才“屎郎中”。有的人甚至在荷叶里不包粪便,而是石子、泥土,让你哭笑不得。
　　黎友才一早进村,居然就有人不客气地问:“黎干部,我那屎里有虫子吗?”
　　他抬头一望便认出,这个嘻皮笑脸的家伙正是那个往荷叶里包石子的人。
　　“你莫笑,只怕你那肚子里还真的有虫!”说着又将一片荷叶递到他的手上。
　　这家伙接过荷叶仍阴笑了笑。
　　望着他远去的身影,黎友才忽然一阵悲哀涌上心头,过去的许多事又重现在脑海里。
　　由于血防工作艰难,辛苦,地位又低,再加上对血吸虫病的恐惧感,站里拢共十几个人,一时竟有七八个不安心工作,都闹着要走。为头的还是一个从部队转业来的医生。一天,黎友才找他谈心说:“你我都是从部队回来的,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现在一些人吵着要走,你要带头做做工作才好啊……”
　　“错了,这里不是部队,他们不是军人。我看你也不要这样认真,你如此玩命又是何苦?”那医生反过来做黎友才的工作。
　　黎友才“嚯”地站起来,说:“我们不可以丢下农民兄弟不管,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血吸虫病残忍地夺走那么多人的生命吗?白求恩是个外国人,他都能够来到枪林弹雨的中国帮助我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怎么能够在群众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当逃兵呢?
　　黎友才的话掷地有声,把刚才还情绪激动的医生说得再不提下文了。大家的情绪这才又慢慢稳定了下来。
　　当天,黎友才收完粪便回到点上,又急急赶往雷公港,因下午要撒灭螺药,而那里山坎坡陡刺篷多,是不好下药,故他放心不下。果然,他一到现场,就听到有人说:“不下水是没法打药,下水太危险,肯定有血吸虫。”
　　“不如请一个人来打!”有人这样说。
　　“不行,怎么能够这样呢?要得血吸虫病也只能我们自己得,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吗?!”黎友才坚决否定这个建议。话刚落音,就见黎友才扛起药具已经下到水里去了……
　　
　　
　　三
　　
　　1
　　
　　话说邓寿恒,这个原望城县血防站副站长,一个在血防领域摸爬滚打的老斗士,他那双深邃的、充满智慧的眼晴里,总是燃烧着一团热情和信念的火焰。
　　他当然不是一个什么英雄,他和成千上万的血防工作者一样,绝无殊异,但他的事迹却在湖区百姓中广为流传。
　　自1962年,邓寿恒从湘潭医专毕业后就去了湘阴,这是一个血吸虫病危害严重的疫区。他被分在县医院搞外科。6个月之后,因急性血吸虫病流行,领导叫他带个医疗组去桃林乡。说是医疗组,事实上只有3个人。桃林乡这地方,为生计农民常要下湖捕鱼、打草,免不了接触疫水。这回,一家伙就病倒50几个。医疗组住在易容村一农户家,这儿自然就变成临时卫生院。一时间50多副担架齐刷刷地抬了进来。房子里躺满了病人,患者都出现腹痛、腹泻,发烧的症状,有的从午后开始发烧,持续至后半夜,病人痛苦不堪,所有抗生素对血吸虫病发烧已表现出无能为力。邓寿恒没学过血防专业课,这等于有点赶鸭子上架,对于治疗这种急性病人实在是没有经验。他既着急又苦恼,他必须用加强对症治疗和支持治疗法让患者尽快脱离危险,说什么也要救活这50几条生命。他一咬牙,说:“上!先用锑剂治疗”。
　　这是另一个危险,因锑剂毒性重,弄不好是会立刻毙命的。护士是位来自上海的姑娘,她哪见过这般阵势?她迟疑地望着邓医生,怯怯地说:“这……行么……”“没别的办法了,采用少量长程疗法吧。”时间也不容他再考虑那么多了,说完,便动手给病人注射药物。
　　完全在意料之中,病人被注射了锑剂之后,肠胃反应激烈,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这下可好了,三个人既要手忙脚乱清理污物,又得寸步不离给病人听诊心脏,还要输液,哪还有什么觉睡。就这样他日日夜夜守着病人,又是医生又是护士,实在支持不住了,往眼皮搽点清凉油,辣得双眼直疼。
　　一个多月以后,病人全都奇迹般恢复了健康。那天,当他们走出这张门槛时,这些农民啊、渔民啊也说不出多少感谢的话,只晓得一个劲地向他们磕头。他感动得直想哭,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农民兄弟那种诚恳、质朴的情感。
　　从这以后,他决定哪也不去了——哪怕是金窝银窝。只就留在县血防站这个窝。
　　
　　2
　　
　　快到过大年了。邓寿恒又带着6位同事去湘林公社湘支大队搞普查,1800多人的大队,粪便收上来得用禾桶装。
　　有位年轻女医生,搞了一天粪检,心里老想呕吐,吃夜饭时,说什么也吃不下,端了个碗,直在那儿掉眼泪。
　　他自己也吃不下,老感到恶心。但他得死忍着,他是组长。他佯装着笑呵呵的,使劲地吞下一口饭。
　　女医生也跟着费力地扒了一口饭,结果还是哇的一声全吐了。
　　夕阳西下,水面上飘起一层淡淡的雾气,野地里也聚起了薄薄一层迷雾。邓寿恒和女医生走出了村,他显得很轻松,还不时说着笑话,她那张愁眉不展的脸,才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他们找了一块地方坐下来,开始了一段对话。
　　“这臭病,害得老百姓真苦哩!”他叹了口气说。
　　女医生眼睛望着远处。不语。
　　“我本是乡里长大的”,他又说,“眼下农村又穷又落后,再加这害人虫一闹,不知何时是个头啊?”
　　女医生忽然轻轻叹了一口气。
　　“我们是医务工作者,假如我们不去救治,眼巴巴地看着群众受尽病痛的折磨,心里不好过啊!”邓恒寿说。
　　“见到病人那副惨样,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可是,长年搞这粪检,谁又受得了呢?真想丢掉这工作算了。”女医生终于开口说话,也许是过于激动,脸一下就红了。
　　“脏是脏一点,累是累一点,可老百姓就多了一份安全感。”邓寿恒一脸的严肃。
　　“好吧,我想我会慢慢适应的。”女医生站起来,她的语气似乎也稳重多了。
　　经这一个月的普查,全村受检率达100%,没想到,这时年轻的女医生不久还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没有粪臭,哪有稻香》。
　　那天朔风裹着雪片在辽阔的湖面上呼啸而过,仿佛要将一切生灵全吞噬掉。邓寿恒又带领6个医务人员,顶着割肉的湖风和鹅毛大雪奔走在乡间小道、湖汊港湾……
　　
　　3
　　
　　邓寿恒原先有个女朋友,是位助产士,是他的同班同学,人长得蛮漂亮,属那种“不打扮自然白,不饰胭脂桃红色”的水灵,加上一对迷人的小酒窝,那是绝对生动。分配时,他想要她一块去湘阴,她迟疑过许久。她怕去湖区,怕大水,更怕感染“大肚子”病。最后,她宁愿选择去了一个山区县医院。
　　这并不代表她对他没有好感。后来她把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寄到他手中,她极力动员他调到她那儿去。
　　姑娘的家在醴陵乡下。那年阳春三月,她把他带到了自己家里,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今天她亲自下厨,腰上系条兰花围巾。这里有个习俗,凡招待最亲的人是要做艾叶粑粑的。她一路哼着歌一路采摘来新鲜的艾叶,屋场里顿时飘逸着浓浓的艾香。
　　“你调过来吧。”她很柔情地说。
　　“嗯……嗯……不能吧,”他变得有些口吃起来,“那边疫区病人好多,老百姓可怜哩。”
　　“来这边,不也是治病吗?”她那双黑珍珠似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他。
　　“不可以呀,湖区人太苦了,我不能丢下他们,那里更需要医务人员。”他也看着她的脸。
　　她呆呆地站在那儿半天,眼圈就渐渐红了起来。
　　终于,他们分手了。
　　女人的心像大海,深不可测。
　　邓寿恒心里一阵苦涩。
　　他又回到湖区,更加忘我地一头扑进血防工作之中。在30岁出头时他终于在湖区找到了一位人生伴侣。他说:“这样以后就可以真正扎根湖区了哦,也没有人叫我调走了。”然而,初恋,仍像一颗宝石,被他珍藏在心灵深处。
　　
　　4
　　
　　那年,四五月间,阴雨绵绵。一次,邓寿恒下去查螺查病,忽然有人跑来告诉他,说是蜈蚣庙村有一姓喻的汉子,肚子大如鼓,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且屙血,大喊要吃水莽草寻短路。他听后,二话不说,拔脚就跑。风裹着雨,密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他把雨衣包住身子,赤着脚扎进风雨里。去蜈蚣庙村有6里多路,乡路窄小,满是泥泞,他心急如焚,两腿几乎全浸泡在泥水里,就这样泥一脚水一脚地及时赶到了患者家里。
　　经过诊断,原来这汉子到了血吸虫病晚期。他赶紧开始救治,用穿刺针给病人腹腔放水。他一边救治,一边安慰病人:“你莫性急,病会好的。”病人见他一身泥水,心里过意不去,喘着粗气挣扎着要坐起来,并朝家人吩咐:“快去找身干净衣服给医生。”邓寿恒连忙止住他说:“不用不用,你要躺下好好休息。”放腹水必须分几次,他便两天去一次,偏偏这些天风雨老是不住,他只得顶着风,冒着雨前往。给那病人这次共计放过了四次腹水,这腹水竟要用小桶才装得下。腹水消后,他又结合外科手术治疗,险些断气了的汉子,居然在他的医治下,又硬朗地站在湖畔上了。
　　
　　有人统计过,邓寿恒在血防工作30几年,经他医治好的病人近万人。他不是一个将军,他没有血战沙场的石破天惊。然而近万人经他医治解除了痛苦,他把这些鲜活的生命从死亡的漩涡里拖到了生还的彼岸,这还不算是他人生当中的一座丰碑吗?
　　为了病人的早日康复,却常常忘记了自己。一次,他忽然觉得身子不适,伴有发烧、恶心,并开始便血。作为医生的他当然知道,这个“恶魔”连他也没有放过。他瞒着妻子,悄悄地吃药,打针。本来按规定也必须卧床静心休息,但他太忙了,这么多事和病人还在等着他,他能休息吗?
　　每每晚上10点过后,待孩子们睡下了,他又就着那一盏灯,撰写他的《8440(吡喹酮)100例临床观察》,《7505的副反应》,《普查建卡十分必要》等学术论文。他要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献给血防事业。
　　他的爱,带入在血防,在洞庭湖,在广大的血吸虫感染者当中。在那里,有他的生活信念,有他的崇高理想和追求。
　　
　　5
　　
　　他,27岁就当上了全国劳模,那天,在北京周总理还亲切地握着他的手。小伙子激动得只晓得咬紧下唇,泪花扑闪。
　　25年后,他再次被评为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先进工作者。
　　27年后,他用半辈子心血研制的“血吸虫卵计算机自动识别系统”,成为国家级重大科技成果……
　　这个人就是黄维恒。
　　那是一个寒气袭人、月色无光的深夜,他急急地朝深山沟方向走去。天黑得伸手不见了五指,漆黑的森林寂寂地遮盖着浩浩的夜空。他向山林深处走去。远处的丛林里不时传来一阵阵像野狼的饿叫和夜莺的凄啼声,让人听来毛骨悚然。小伙子此去是急于要告诉那位汉子,他患血吸虫病的妻子已经在半夜再也醒不过来了,是因“锑剂”中毒所致。一个刚近40岁,且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主妇,现在却在医疗点死去了。
　　一双颤抖的手终于敲响了那扇破旧柴门。这夜半三更的,是谁在敲门呢?被惊醒的汉子“当啷”一声打开了门,脸上现出惊疑。可当他听小伙子讲完来由后,竟发出一声憾天动地的哀叫,他红着眼一把揪住他的胸襟大喊,要他赔人,旋即就去操菜刀……他吓得掉头便跑,就像遇上了老虎一样头也不敢回地往丛林深处钻去,谁知一钻就钻进了一个大刺篷,他又冷又惊又怕地在这丛林中整整躲过了一夜。
　　他对苍天发誓:一定要攻克锑剂中毒这一道难关!
　　说说容易,可真要实现就决没有那么简单。试想,当时就有多少医学科学家都十分头疼这个锑剂中毒问题。他们潜心研究多年,却没有获得突破,你一个毛头小子还会有这个能耐?那时,他连个固定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常常背着一包铺盖,东走西走,走到哪睡到哪,像个逃荒者,或流浪者。有时就睡在那些临时用芦苇搭起的人字棚子的地铺上,哪又谈得上有实验室从事科研?
　　可他是个犟脾气,凭着一把钳子和一把锤子还真个就开始了他的科研工作。他在苦苦思索,怎样设计一个注射锑剂使用的自动推进器。因为剧毒的锑剂,一旦给患者注射时,假如速度掌握不好,就会加重病人的痛苦,甚至直接造成死亡。而人的力度,肯定就不如机器掌握得那么均匀呢。
　　因为熬夜,他的眼睛像兔子的眼睛一样血红。他着迷了,痴迷了,他脑子里完全充塞的就是那个推进器,有时同事喊他他也不应,别人以为他装大哩。奇迹有时往往发生在普通人身上。谁也不敢相信,经历了一个春夏秋冬,他终于用这把钳子和锤子“敲”出来一个理想的自动推进器。应用的效果十分令人满意。不久,这个自动推进器在全国广泛推广,且一直沿用了几十年,直至改用吡喹酮口服药。
　　不知为什么?成功了,他又反倒高兴不起来。原来他又陷入了深思之中。这自动推进器好是好,但只能从某种程度上减少死亡率和减轻医生的劳动强度,却不可以将中毒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呀?
　　锑剂是如此可怕啊!然而感染了血吸虫病的人又绝对不能没有它。
　　他并不彷徨,他有的是信心。俗言道:有志不在年高。他深信路总是人走出来的。
　　两载花开花落,阳光雨露风雪,他试验用“654—2”抢救锑剂中毒终又大获成功,同时还试制了20几项急救工具。那时在国内仍属首创。当将“654—2”应用到急救中后,在一万例被抢救者中,居然没有一例死亡。这个与湖区人生命密切相关的大胆创造,竟发生在一个年轻而普通的基层血防人身上,又有谁能想象得到呢?就连专家也大感意外。
　　黄维恒被推荐到湖南医学院读大学,那时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这条洒满了阳光的大道,然而对于他来说,似乎却是一条比走村串户搞血防更为艰难的路。但这条路,却是人生的这一重大转折,使他站到了一个至高点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他没踏过高中的门坎,初中后便直接考进衡阳医士学校,刚一毕业就来到血防站当医生。如今一下子要去读大学本科,他感觉是好难好难的事啊。同他一样被推荐去的有几十人,大都是文化不高而工作有突出贡献的。可人家湖医历史上就是有名的高等学府,也不是马马虎虎就收一个学生的。学校决定先办一期预科班,然后再进行考试。行,就留下。不行,还得退回去。
　　也许,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那一段凄苦的岁月。黄维恒每天吃着三两米的双钵饭,支撑着原本不足百斤的年轻身躯。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大量的从未接触过的书籍。他在心里暗暗发誓:我绝不能被淘汰,我一定要抓住这个人生难逢的机会掌握更多知识。他要做一个掏金人。
　　燃烧的信念和青春支持着他熬过了一个特别寒冷和饥饿的冬季。考试后,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被淘汰了,而他却有幸留了下来。再进入到本科班读了不到半年,他的成绩竟已是班上的前6名。
　　那是1961年春天,饥饿和疾病越来越重地笼罩着中国大地。这会,医学院不得不停课去救治那一个又一个倒下的人们。
　　黄维恒当初还不到30岁,奉命率领一支由200名学生组成的医疗队浩浩荡荡,火速赶往湖南新化县。
　　一个同样饥饿的学生,要为一群群饥饿的人治疗,这是怎样一段铭心刻骨的历史。
　　黄维恒的一位来自北京武高武大的同学,春节前夕从医学院领回5斤饼干等春节物资,哪知半路上竟被人杀害了,抢走了救命的饼干……
　　这一幕,至今都让黄维恒心悸。
　　好不容易挨到农村情况好转,他才又率领这支已经是溃不成军的医疗队回校复课。谁知,还没把本科课程学完,一场噩梦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如暴风骤雨式席卷全国的每个角落。一夜之间,许多可亲可敬的教授被拖去反省,批斗。于是,学校不得不想出了一个新招,让高年级的学生到附属的湘雅医院去代班。这倒好,又给了他一个实习的机会。别人都跑去“闹革命”了,独他没去,当然他也没资格去,地主家庭的崽子,不挨斗就是好的。他静下心看病,沉下心研究病例,更多的时间是在思索血吸虫,甚至还钻研起高等数学、物理学来。他天生兴趣广泛,勤于思考,以涉猎广泛的知识不断丰富自己。就那几年他学到的东西远比一个本科生多出几倍呢。
　　这大学啊,一念就断断续续念了8年方才“准予毕业”。毕业时,当初从血防战线推荐去的包括他一共是7位同学,他们都再也没回到血防战线上了。有的分到了北京、上海的大医院,有的则去了昆明、广州、武汉,还有的留在了省城长沙。也不能说他们对血防没一点感情,他们是想起原来搞血防就心寒,长年春夏秋冬在湖洲上奔忙,把一个个血吸虫病患者好不容易动员来治疗,一旦药物中毒死了人还得挨打。何苦呢,人家就是不理解你。一身脏臭,连堂客都难找啊!走吧,外面的世界精彩得很,到哪不可以报国啊……
　　黄维恒没有走。他依依惜别了母校,毅然背起行李又回到了岳阳县麻塘血防站的土屋里。
　　他当然知道,回去只有吃不完的苦。就说查螺看病吧,总是风雨相随,碰到急症病人哪怕是下刀子你也得去。拌粪查卵的恶心,洒药灭螺,那岂止是苦,且对人的身体有极大的影响……
　　他不怕苦,是因为他吃过的苦太多太多。
　　这还不够苦吗?7岁时父亲便成了“地委书记”,后随母下堂。在临武那个穷山沟沟里,一个7岁的孩童放牛砍柴种地,哪样农活没干过呀?也许是勤奋加先天的聪慧,初中一出门就考进了衡阳医士学校。还记得,那年他刚进15岁,自己挑着一担行李,一脚一脚地走到了几十里外的临武县城,再又从临武步行两百多里至郴州。其实,那时临武到郴州已有公路,也已通车,可他没钱,买不起车票,他只能靠这两条并不粗壮的双腿,挑着沉重的担子用三天三夜的功夫才挪完这段漫漫路程,然后再转乘火车去了衡阳。
　　年纪轻轻的黄维恒,从来没有忘记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古训。他从初中到中专到大学,所有的学费全是国家给予的,他懂得知恩图报。现在他回来了,他的理想、追求就在这片在有些人看来逃都逃不赢的贫困可怕的土地上。他觉得失去了这片土地,就似乎失去了生命的意义。
　　即使是后来当上了站长,在他的绵绵思绪里,如同门前那架水车,老是转个不停。他在想:这药品的单一和低效,医疗器械的简单与陈旧,医疗手段的原始,是直接关系到病人的生生死死的大事啊!于是,他亲自动手改革了几十种医疗器械,有的竟还获得了国家专利。他的论文在国内外专业权威杂志很牛地发表了,他探索的中西结合治病的路子,的确救治了一大批晚血患者的生命。
　　一个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党和国家总会是要给予他许多的荣誉。而这一道道耀眼的光环,却并没有让黄维恒从此不知了东西南北。他继续沉潜下来,痴情他的科研,大胆使用新药,为麻塘血防站创造锑剂安全治疗一万例血吸虫病人的先进典型事例……
　　黄维恒出了名,麻塘血防站也从此名声大振。而黄站长却很低调地掏出心底的话:名我可以不要,只要能多救回一些受血吸虫病折磨的老百姓就行……
　　人,可贵的不是成就,是追求。
　　
　　第六章决战
　　
　　一
　　
　　1
　　
　　苍茫的历史,有时总是喜欢把人拉回到往事。
　　有一天,初来的沅江县委书记王全夫带着其他几位县领导下乡考察。蓝天白云,湖水清碧,琼湖上两条小船悠悠前行。一时,王全夫被这秀美的湖乡景色所陶醉,一高兴就伏到船边,用双手想捧一把这骨绿的水好好品尝。
　　“王书记,喝不得呀!”老艄公厉声道:“这是乱胎水。”
　　王全夫十分异诧:“乱胎水?这莫非是到了《西游记》里的子母河吧?”
　　老艄公神色黯然说:“喝了它,肚子会变大又不生崽的。”
　　一旁的人连忙向王全夫道出真情,并有意告诉这位新来的书记,对岸有一个刚刚由省卫生厅着手建好的“湖南省沅江血吸虫病防治站”。
　　“好吧,先上那里去看看!”王全夫万万没有想到,天下这么美好的地方,竟还有如此可怕的一面?
　　在血防站了解到的情形是令王全夫心焦的。因为,偌大一个沅江,几乎全是血吸虫病疫区,患者已不是成百上千去计算了,难道刚刚摆脱“三座大山”压迫的沅江人民,又得重新被拖入死神的漩涡吗?
　　王全夫再也睡不着了。
　　他找来几个血防医生和他一道全县跑遍。在县委会上,他几乎是大声喊道:“治不了血吸虫,就不要在沅江当官!”
　　就一句话,曾经影响了一届又一届的各级领导,同时,也拉开了沅江与瘟神决战的十分悲壮的序幕。
　　公元1954年,这是一个洪灾劫难过后极为冷得透骨的冬季。县委书记王全夫把县级所有领导带到沅江东部的南大区堤上,这里便是东洞庭的西岸。东望辽阔无比的湖洲,放眼一百多万亩的芦苇荡,那可是沅江人祖祖辈辈捕鱼、捞虾、砍苇、打草寄存生命的地方啊。可现在却是钉螺遍布,人与钉螺无怨无仇,却是生死对头。为什么?难道这就是自然的法则吗?此时此刻,王全夫的心潮比这白浪滔天的洞庭更难平静。
　　一场声势浩大的查螺灭螺的战役开始了。
　　北风。冰雹。9万多青壮年拉开一百余里的战线,筑堤护垸,和钉螺来了一次正面的交锋。
　　一天,太阳落水的时候,王全夫和副县长苏琴初在泥泞滑溜的工地上艰难挪动,只见工地上人群鼎沸,红旗招展,他俩略感欣慰更倍觉使命之重。
　　“必须在腊月完成这项工程,等一开春,狗日的钉螺生长高峰期就来了,后果就严重啊!”王全夫说。可是当时民工还缺衣少吃的,一天两头不见光,要干十六七个小时重活,有的人已经吃不消了。
　　王全夫果断做了决定:“那就留一段让指挥部来完成!”他和苏琴初非常明白,这样大的工程,假如领导不带头实干,不依靠全沅江人的坚强意志和血肉之躯,要让这堤一寸寸增高,那怕是一个童话。
　　今天,他俩就是专门去和民工一起挑土的。
　　原本,这百把来斤的担子对年轻的苏副县长来说,那只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可是今天他却感到这担泥土似有千斤之重。连日的劳累和奔波使他开始吐血,事前医生也已开始怀疑他感染了“大肚子”病。他挑着一担土没走上两百米,忽然感觉一阵天旋地转,脚一软,扑嗵一声倒地,不省了人事。王全夫急促地喊着他的名字,好一阵他才慢慢睁开双眼。他挣扎着想爬起来,双手往地上一按,竟抓着了满手干枯的钉螺。他咬住牙关,眼睛鼓得灯笼大,又把扁担往肩上搁。人称霸蛮县长苏琴初。
　　可以这样说,这一年,在沅江的灭螺战役中是留下了最厚重的一页。800万个劳动日。完成土方1200万立方。灭螺面积达2.5万亩。
　　当然,沅江人还有更出色的表现。
　　说到烟包山,这让人会感觉恐惧。“无人村”、“寡妇村”、“绝代村”,这“三家村”,总是让人远离。有个叫施家村的,就18户人家竟死绝了11户。这里历史上就是险恶的疫区之一。1966年围堵湖汊工程,灭螺四千余亩,才让几万村民从此得以安生。
　　沅江的血防是一场接力赛。
　　烟包山湖汊口围堤眼看将要合笼。县委书记郭立朝亲临前线督战。老郭原本瘦黑且高,在工地驻扎了几十天,人也越发显得削瘦,裤筒里两条脚杆,如同两根竹杆。
　　眼下一个难题摆在他们面前了:因为湖水太深,运来的泥土倒进合笼处,被水一泡,迅速向两边散开去,狠干一整天,这合笼口居然未能拉近半分。这时郭立朝就说:“蛮干等于白干,不行,我们得另想个法子啊!”他和有经验的民工商量一阵,决定试着采用“夹桩灌土”的办法,打破目前的僵局。他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凡是指挥部的人全部下水插桩吧!”他边说边带头脱开衣服。
　　见此情形,区、乡干部急忙上前一把拦住郭立朝,说:“不行啊,郭书记!”
　　这时,许多群众也纷纷围了上来劝道:“这里是疫水,一旦下去,十拿九稳会得血吸虫病啊!”
　　……
　　此刻,郭立朝决心已定。他肩上一根树木,毅然带头下水,他身后是一连串的干部。他们在齐胸深的水里一浸就是两个钟头,木桩终于成功地排好了。待他们上岸时,一个个冷得像筛糠似的。不久,凡这次下水的干部发现身上开始发红发痒……
　　竣工后,一检查,他们全都被血吸虫感染了,无一幸免。
　　沅江人民与大自然的搏斗,其英雄气概在全国人民的印象中是浪漫而悲壮的。
　　这是1983年围垦石矶湖的一个镜头。
　　这一年,沅江既没发大水,也没闹旱灾,该是风调雨顺的好年头。县委决定:抓住良机改建石矶湖。
　　说起这个石矶湖也是太猖狂了。它紧邻县城,年年春汛,夏汛,无数像钉子形状一样的钉螺,竟然随了洪水大摇大摆地涌到县城的街上来了。显然来者不善,它是直接来威胁居住在这里另一种生命的。那阵,县委一声令下,3万多干部、工人、农民一齐汇集起来。他们把资江改道了,让沅江县城居民过上永不受疫水侵害的日子。那些日日夜夜,工地上人山人海,挑灯夜战。干部、工人、农民、学生齐参战,那种喜悦已经化作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消灭血吸虫!
　　然而,改造石矶湖同样也遇到了“拦路虎”。当人们回忆昨天的时候,也并非全是成功的骄傲。塌方,这是苦战石矶湖最攻坚的一幕了。因这湖洲是湖泥垒起来的,一经重压,便如同豆腐一样酥软。
　　这时的县委书记田秋生和他的同事急得直想骂娘。
　　怎么办?一天,民工们坐在已经塌方的堤段上十分苦恼。狗日的,昨天还扎扎实实的堤身,今日就矮落了一大截。看来,死都堆不起来了!民工中有人流泪了。
　　恰在这时,只见县委田书记就兴冲冲地走来了。他满身泥水,大喊着:“伙计们,有办法了!”原来,他专门请了30几个老农开过一个“诸葛亮会”。老农们献计说:“要保住加高的堤泥土不再散开,只有掏底去淤,两边夹桩,开沟沥水,干湿掺合,保你见效!”田书记一拍大腿,说:“还不赶快动手啊!”
　　他和千百万民工一样,连续4天4夜就没有离开过工地。果然,用了这个锦囊妙计,终于让大堤昂昂地“站”起来了。随着,全线采用这种策略,也都大功告成。
　　在这里,你一定能体会到巅峰的创意与思想之美。
　　沅江人啊,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亲近着洞庭,敬畏着洞庭,又改造着洞庭,围洲造田,截河改水,挖山填滩,堵汊平沟,工程达数百处以上,用工几千万个,灭螺90余万亩。
　　应该说,沅江的各届领导都秉承了当年王全夫的一句军令状:“治不了血吸虫,就不要在沅江当官!”
　　
　　2
　　
　　那是1970年初春,江南的枝枝桠桠已开始泛出点点新绿,可在遥远的京都却仍是一派“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在中南海西花厅里,一位首长久久地伫立在窗前。他清癯的脸庞上浓眉紧锁,心情十分沉重。这些日子,他被南方报上来的一些材料弄得头疼不已。原来这些都是关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血吸虫病的疫情报告。十万火急!
　　他非常果断地拨通了卫生部的电话:“请你们尽快派医疗队去湖南沅江!”
　　他就是周恩来总理。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北京医疗队率先抵达沅江,接着湖南省领导就传达了中央的重要指示精神。沅江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年间,湖洲灭螺取得了很大成功,然而,垸内的血吸虫仍像幽灵一样游荡在整个湖乡的村村落落。一只虫子的生命密码又重新启用,自然通过我们看不见的脐带向它输送能量和记忆。
　　看来,这次是一定要治本了。
　　眼下最要紧的是要先救治病人。沅江县委连续召开了3天党委会议。气氛极为严肃。他们很快作出了几个决定:进行全员体检;培训大队一级赤脚医生;每个大队设立医疗点;病人医疗费由县补贴;营养补助和工分由各生产队负责;请北京、上海和省医疗队奔赴各地指导。这样,又特委派县委常委李桂生全力以赴负责这个战役。
　　当时每个医疗队都只能借用民房,自己架铺,集体煮饭。生产队员们争着杀猪送鸡,他们晓得治好了一个病人,队上就会多了一份劳力呀!
　　李桂生自己办了一个点,还得往全县面上跑。他的点叫凤凰村。可惜空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近20年间,死于血吸虫病的人达到187人,其中有41户绝亡了。他们此时连建医疗点的气力都没了,假如再拖些时日,恐怕就连等待救治的机会也失去了。
　　这天,李桂生带着一个医疗组和县委安排的几千元资助火速赶往凤凰村。他又掏出带着自己体温的一个月薪水交给大队支书,说:“周总理都这样关心我们,我们也要争口硬气啊!”他和支书带着大家借房、打灶、找病人、问情况。病人们十分感动,有人竟朝东方跪下来,嘴里反复喃喃念着:“感谢毛主席,感谢周总理……”
　　他们仿佛觉得遥远的北京就在眼前。
　　他们真的盼来了救星。
　　一份电报传到正在鹭鸶湖边的老蔡手上。内容是:女儿身患重病,望速归。电报是他妻子从北京拍来的。
　　老蔡是北京医疗队一个小分队的队长。这天他得了这个消息后,简直是六神无主了。入夜他独自一人在湖边走来走去,怎么也理不清纷乱的思绪。一边是可爱的女儿病重想见到爸爸那种渴望的泪眼,一边是医疗点上40几个病人那无助的神情。他耳边忽又响起周总理接见他们时的声音:“把人民的安危系在心头,这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不,我不能回去,乖孩子,请原谅爸爸吧,爸爸不能为了你丢下这几十个同样需要救治的人啊!
　　老蔡匆匆赶回点上,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他不但不能回北京,还要求她尽快寄300元钱来。老蔡有老蔡的心思,他不忍心看到他的病人没有一点营养哇!
　　不久,不仅钱来了,妻子还陪着康复的女儿也来了。老蔡欣喜万分,他没想到她们说来还真来了。也好,让她们在这里也受受教育吧。生产队捞的捞鱼,村民送的送鸡蛋,因为他们始终认为,她们是周总理派来的。总理这样关心沅江,自然要对总理派来的人客气客气。农民除了用这些款待他们,来表达自己一分纯朴的感情外,就没有其它的好方式了。远方的客人啊,也莫要见怪……
　　这段日子,中央、省、地区已派沅江的医疗队共30批,两千余人。他们中有把婚期一推再推的,有痛失双亲而没去奔丧的,有身患绝症而瞒着的,有背着莫须有罪名而带“罪”立功的。博大的洞庭湖早已把他们默默记下了,而千千万万的沅江人更表达了对他们的一片感激与深情……
　　
　　3
　　
　　这是哪一年呢?曾经同样被血吸虫病折磨的两位日本血防专家来到沅江,一个叫庄和宽,一位名太田伸生。他们都是代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官员,此次是受派来考察沅江血防实情的。外国人不喜欢说奉承话,并且很苛刻。经过一段时间方方面面的考察后,离别时双手伸出了大拇指,说:“看来,中国的血防组织在世界76个血吸虫病国家中是一流的!”
　　这个评价应该是全面的,客观的。但得来又谈何容易呢?
　　好在沅江历来有个好的传统,那就是历届县领导都视血防为第一己任。撤县建市后,市血防领导小组的正副组长就一直是由市长和副市长挂帅的。
　　葛文致,1990年时就任县血防办主任好几年了。他向来是个很务实的人,现在血防形势喜人,但他绝然不是报喜不报忧的那种。眼下,他又显得心事重重的,他能不发愁吗?当初,沅江仍有血吸虫病人两千多个,其中有八百多人未接受过治疗。作为血防部门当然不是放弃,作为病人更不是生生等死。问题在于治愈一个人要花几千元,全市统起来就得上几百万元这个数啊,你说农民自己能负担得起吗?
　　这春雨下起来就没了个停歇,也不晓得累。葛文致打着雨伞大步流星地在街上走着,身上虽有些冷,心里却燃着一团火。他今天是去找市长们的,他有一个大胆的设想要汇报。他左思右想了许久,有关对吸血虫病人治疗这一块,他以为可以走“城乡挂钩,治病扶贫”的路子。
　　市领导当然很欣赏他这个构想。他们心里也明白,这笔巨大的经费光靠市里不行,更不可以光靠农民自己,得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这样,市里很快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因为这些方案后来挽救了几千人的生命。
　　偌大的洞庭湖辽阔无比,湖区河汊形似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据称,沅江市历来是外来人口居住和流动密集之地,他们砍苇、捕鱼、行船、经商。其中既有大大小小的包头,也有行踪不定的“超生游击队”。有人统计过一个并不十分准确的数字:每年常年性活动的就达4万上下,这些人来自一百多个县市。这是一个何等复杂的群体?不知为什么,这些人似乎把钱看得很重,把生命看得很轻。自己染上了血吸虫病不上紧治,他们愚昧的是还把灾难带去他乡。
　　“这部分人最难管。”葛文致说。再难管也还得管呀?不然,就是你血防部门的失职了。“必须定点设卡,对他们进行全面检查化疗,一个也不能漏掉!”这是血防办集体的一致意见。
　　但那些人仿佛有点儿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血防的人下去找一个患者,有时还要悄悄进行暗访、侦察呢。
　　一天,洞庭湖上突然变脸,呼啸的湖风刮得芦花漫天飞舞,湖面凉意袭人。市血防办副主任李德田带着一个化疗小组在湖湾中的一个渡口边,已忙上了好几天了。他患有胃溃疡出血的毛病,活见鬼,他感觉今天的胃特别疼,他只好蜷缩在床上。吃夜饭时节,忽然有人来报告了一条信息,说是芦苇荡中有一家三口人住在一条船上,说什么也不肯做化疗。“追!”李德田像发现了“敌情”似的,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爬起来,随即和几位兄弟驾船进荡。天,这茫茫芦苇荡,凉气萧萧,野兔出没,水鸟惊乍,你怎晓得他人在何方?他们来来往往找了一个又一个湖汊,寻遍一条又一条河湾。问渔民,问船客,可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湖面的风力是越来越加大了,他们几个已是饥寒交迫,眼看再找也无用,有人想到是不是等天亮后再找?李德田却岂肯甘休?仍带头继续寻找。就这样直找到月上三竿,才终于找到了这一家人。后来当然是顺其自然地做了化疗,而李德田也终因胃痛难忍,他弓腰倒到了舱板上了。
　　如果从1988年开始计算,沅江血防办至今已化疗近百万人次,流动人口的健康有了充分的保障,且扼制了病源蔓延。正因为如此,沅江的血防工作很多一直是是全国血防战绩的一面旗帜。
　　
　　
　　二
　　
　　1
　　
　　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有过一段宏论:“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干出众的人,而是那些最善于利用每一时机去发掘开拓的人”。
　　1974年10月,这个秋天的桂花甚是馥郁浓香,弄得新安血防组的四合大院满是好闻的清香味。
　　入夜,护士小汪轻轻推开一扇病房的门,她一惊:“哦,病人怎么不见啦?”小汪急着要找的病人叫杨少成,在临澧县可是一个大有脸面的人物:武装部政委,还是县委副书记。其实,他并没离开大院,此刻,他正在血防组制剂室一间屋里,看一位专家在指导几个年轻医生自制治疗血吸虫病的药剂。忽然,他向在场的人提出了一个谁都不好回答的问题。
　　“你们怎么还要日夜加班啊,是不是还有很多病人呢?不是说我们县已经消灭了血吸虫病吗”
　　“嗯……”正在忙碌的那位专家吱吱唔唔地起来,“消灭了,是基本,还没完全死火哩……”
　　此刻,正在碾药的血防组副组长毕楚生倒是快人快语,噼哩叭啦地说了一通:“报告杨政委,全县3年前是基本消灭了,血吸虫这家伙很顽固,只要有一处地方没消灭干净,很快就会死灰复燃又四处蔓延,你看新安,新合的朔水、澹水就是个教训,要说彻底二字,难呐!”
　　“娘买皮的!”杨政委脱口吐出一句粗话,“难道就没有彻底消灭的办法么?”
　　“有是有,这要很大气魄,比如移山填河,土埋灭螺。”
　　杨少成陷入了沉思。
　　其实,这个办法血防办的人也不是没有想过。问题是,以他们微薄的力量,这个想法简直属一种异想天开。他们心里很清楚,杨政委是一位雷厉风行的军队领导,假如他一旦下了决心,又何愁调不动千军万马?
　　过了3天,新安公社请杨少成去参加立龙大队灭螺现场会。
　　假如没有钉螺的光顾,这里实在是个流淌着诗情画意的地方。秋日的阳光,把朔水河照耀得金光闪闪,碧波荡漾的河水下面,一丛丛水草在翩翩起舞,河水清澈见底,鱼儿在轻松自由地呼吸和摆动着好看的尾翼。不过,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也将这儿视为了天然的栖息之地。有人算得很精,每平方尺钉螺的密度竟高达328只!
　　这就是328个魔鬼!
　　于是,新安公社党委领导配合驻社血防干部,把立龙大队所有群众发动起来,抬高田垅,填低洼坑,创造了小范围土埋灭螺的好经验。
　　不知为什么?今天杨政委总是有些高兴不起来,显得心思重重。他一边听着介绍,一路上却很少与人搭话。
　　不一会到了立龙大队的边界地方,这位已经被血吸虫病折磨得需借助拐杖走路的军人,走着走着突然停了下来,他指着远处一座红土浅山,说:“可不可以把那座山移过来填掉这条河嘛?!”
　　大家一惊,被杨政委的话给震住了,仿佛步也迈不开了,话也说不出了。移山填河?这天大的事他们想都不敢想。大家虽然知道《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传说,那毕竟是神话啊。他们细细观察着政委的神色,估计他也只不过是随意提提罢了。
　　没想到,在现场总结的时候,这个杨政委慷慨激昂地说了一个多钟头,他的神情此刻已全然不像一个病人,讲到激动处,他干脆把拐杖也扔掉了:“同志们,父老乡亲们啊!冬天很快就到了,等到春水一涨,这些害人虫就会满塅跑。我看今冬明春,澧北四个公社的十多万人民,一定要全面发动起来,毫不动摇地开展一场移山填河,造田灭螺的人民战争!我们是在自己救自己,知道吗?……”
　　为什么当杨少成去世十几年后,临澧百姓还一直在怀念他?有人说:“那是因为杨政委真正把一颗心交给了临澧的血防。”
　　
　　2
　　
　　这年的初冬开始,澧北的各级干部和十几万老百姓又该经历一场怎样的声势浩大的搏杀洗礼?这让人很自然地会回忆起历史上“三大战役”老百姓奋力支前的那种情形。
　　反对的人群,理由似乎也堂而皇之。
　　县委竟有人站出来说话了:“大规模的都去灭螺,批林批孔运动不搞啦?谁敢负这个政治责任?乱弹琴……”
　　县上管农业的一位领导也帮腔了:“这叫什么呀,动不动要移山填河,真是口吃灯草讲得轻巧!会不会盘算啊?仅花费工日就要100多万个,运土方40几万方,眼下正是冬修水利的季节,这不是明摆着与农田水利建设争劳力,唱对台戏吗?”
　　非常悲哀的是,这时,几个公社和一些大队干部竟也有异议,说:“拆掉屋,挖了田,毁了庄稼,叫老百姓去吃西北风啊?”
　　……
　　当然,对于这些非议,我们暂且可以不去管那些热衷于政治运动的“健将”,令人痛心的是,某些农村基层干部居然也怀着短浅的目光,死死地抱住眼前的利益不放。也许,他们并不懂得,保卫人民的生命安全就是最大的政治,消灭了血吸虫那才是百姓的长远利益。他们不明白假如送不走“瘟神”这个魔,这一切的口号都是空洞无物的,也绝不是共产党执政的意图与实质。
　　杨少成政委心里明白,他甚至认为这并非不正常,何况这是一个非常的年代。但是,他始终相信:县委是会支持他的,广大的群众也会理解他。一天,县委常委朱远秀特地来新安血防组看望病中的杨政委。杨少成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的病越来越重了,他希望这位常委能来澧北指导灭螺会战工程,并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交给她,请她转达给县委。
　　杨少成的估计是正确的,县委很快就作了批示,并在新安召开了4个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农业、林业、水利、卫生局等有关单位负责人联席会议。会上虽然出现了众说纷纭,最终还是集中到了一块:干吧!无论如何也一定要赶在春汛前后,填平流经临澧境内的澹水、朔水河,再开一条新河道。
　　这时,杨政委支撑着已经很虚弱了的身子霸蛮站了起来说:“现在是到了看看谁是真正的英雄的时候了,看谁能夺得红旗。”
　　“政委,这红旗归我们啦!”新安乡党委副书记黄松昌非常自信地表态说。
　　“政委,夺不下这面红旗,我们甘愿受撤职处分!”官亭公社领导,高喉咙大噪门,干脆来个一锤定音。
　　最后连杨少成也没料到,这两面大红旗还真的是被敢于立下军令状的黄松昌和官亭那位副书记夺走了。
　　
　　3
　　
　　有几张老照片,虽已出现了斑斑黄点和褪色,这却是当年从会战工地保存下来的珍贵资料,它会勾起人们对那千军万马鏖战朔水、澹水河的回忆,也仿佛还能听到宣传的喇叭声,拖拉机的轰鸣声,民工欢畅的号子声……
　　这张照片拍摄了官亭公社开赴战场的豪迈盛况,他们忽地集合了3万人的队伍,扛着呼啦啦的红旗,担着行李,在澹水岸边扎下了,连营10里,甚为壮观。人民战争毕竟就是人民战争。
　　那时,农村能见到推土机还是一件稀奇事。哦,原来却又引出了另一个故事。
　　因工程浩大,工地上纵有千军万马,这移山填河的劳力仍还远远不够呢。新安的党委书记谭廉揪着自己的头发直犯愁,急得连饭也吃不下了。脑瓜子向来灵光的血防干部唐传佩忽然大腿一拍,计上心来,给谭书记献上一策,并自告奋勇带了一件“传家宝”当“外交家”去了。
　　再说70年代初,著名的枝柳铁路建设还未结束,铁道部的一支机筑队恰好驻扎在新安境内。崭新的推土机整齐地排在那儿,今天“唐外交”就是冲这些大家伙来的。他心里一乐,似乎看到了很大希望。
　　他怀里揣着的所谓“传家宝”,说穿了就是一块5尺白布缝的围腰。这个设计却是独具匠心的。你把它系在腰上,是工作围腰,反过来一看,上面印的是血吸虫生活图史。这样的围腰,个个血防人都有一件,走到哪带到哪宣传到哪。
　　在一个村的小学里,机筑队的人聚集在一起正听着这位农民“特使”,在声情并茂地向大家介绍血吸虫病危害的情况。外面是漆黑的夜,朔水湍急,风声呼啸,室里几盏汽灯惨白的光把人的脸照射得有些变形。唐“特使”知道,光靠钉在黑板上的那块五尺围腰,或许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末了,他让血防站请来的几位“大肚子”站起来现场说法。他拉起一个“孩子”说:“请大家猜猜他今年多大了吧?6岁吗?不是?15岁?也不对。他今年已是拍满了24岁的人啦!”
　　底下这些东北大哥哪见过这般情形,个个惊得目瞪口呆。我的天,以年龄该做父亲了,现在却形如侏儒,青筋裸露,眼球凸出,腹大如鼓。可怜他,从幼年时因反复感染血吸虫导致了眼下的惨状。
　　“莫非这就叫血吸虫病?”人群中有人问道。
　　“是啊,这就是晚期血吸虫病?老百姓称为‘大肚子病’,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对他进行救治。”
　　“那你能告诉我们,在这里哪些地方没有血吸虫么?”有人害怕起来了。
　　“新安都是疫区,没有安全区,21个生产大队,百分之百的危险。”老实说,唐传佩虽然此去是想得到工人老大哥那铁宝贝的支持,决非是制造恐惧气氛,他说的全是实情。
　　这回轮到机筑队的人坐不住了。他们想起平常饮用的清清的塘水,想起节假日摸鱼捞虾的潺潺小溪,谁会料到竟有如此可怕的杀手?这时,机筑队队长“嚯”地站了起来,一把握住唐“特使”的双手,非常幽然地说:“你们要想想办法,不能让我们也大着肚子回北方去啊?!”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义不容辞,义不容辞啊。”这时不知他哪来的一串外交辞令。
　　接下来的事,也就在“好说好说”中谈妥了。
　　第二天,旭日东升,工地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着《东方红》。人们惊喜地发现,机筑队原来的几辆大型推土机排成一行,轰隆隆地像老虎一样吼着开了过来。鲜红的横幅上赫然写着:支援湖区,义务灭螺。
　　伟大的真理就是:“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4
　　
　　有了机筑队的全力支援,这工程的进展当是如虎添翼,河床在迅速缩短,时间一溜也已近腊月底了。没料想,这工程的问题竟又出在自家人身上了。
　　按规划,老河床左右一公里范围内的房屋必须忍痛拆掉。然而,有位老人大有誓死捍卫家园的架势。他有个上门女婿是公社党委委员,于是,跟着老人闹的还有几十户人家。
　　看起来,老人有着十分充分的理由,他认为田里的小麦,油菜长势几好的,毁掉了真是心痛,再看看自家的庭院,白杨参天,院子前后都是椿、槐、桃、李、桔等,尤以屋后那一丛青青翠竹,毁掉容易,再兴起来没个10年20年行吗?只怕到那时自己的骨头能做鼓槌了啊。再者,祖上有训,这屋场属“金鸡落窝”的风水宝地,一朝挪窝,肯定就“蛋打鸡飞”了……
　　群众却眼巴巴地望着老人的女婿,他是党员,是干部,关键时刻一定要带个好头。哪知岳父大人眼珠一暴,怒喝一声:“黄眼东西,这里不是你的家啦?!”老人一气之下,险些要把这个“倒插门”的女婿一扁担赶出家门去。
　　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为此闹得差点要散伙。
　　每每夜色一浓,驻社的血防干部就来了,在老人家里围着火塘扯家常,没有半点政治上的说教和大道理,只有将心比心的劝慰。终于,老人的心被打动了。
　　没过几天,老人托人向血防组带去一个口信:“拆就拆吧,干部家属不能拖后腿哩。”
　　记得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了,二十九日却忽然刮起了老北风,呼呼一阵过后,接着就纷纷扬扬地落下一场大雪。几十户拆迁人家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棚里,就这样在“瑞雪兆丰年”的气象中又迎来一个浪漫的春天。
　　
　　第七章重逢
　　
　　一
　　
　　1
　　
　　这不是虚构的小说,情节看起来甚至有些荒唐,然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益阳的南县。
　　春上,方海和向菊带着15名血防人员,下到各农业合作社。这次前去是为入湖打草肥田的农民作防护,这是年年春季的惯例了。他俩没分在一个合作社。
　　“读书人怕赶考,作田人怕打草。”
　　这句顺口溜已流传很广。
　　湖草生长在一望无际的湖洲上,那时还没有化肥,割湖草肥田,成了上等的肥料。然而,好是好,可怕的是这里就是血吸虫病的自然疫源地,只要人畜在这些地方一下水,八成就会感梁血吸虫病。每年入湖的农民有成千上万,他们驾运草船,穿过大通湖,在一个叫舵杆洲的地方安营扎寨,因为这儿就是湖草最肥美的地方。随同的血防人员必须得与农民同吃同住,他们用酒精、松香、二丁酯配成防护油,分别在早上和中午送上工地,为他们涂抹在手脚上,以抵御血吸虫的侵袭。洲上没柴烧热水用,生水用不得,除节约着喝点开水,洗澡洗脸就只能免了。打草的农民要运草回家,倒是可以轮换回家洗洗,血防人员就必须天天坚守工地,这样十天半个月身上就会散发一股臭气,有的甚至生出了虱子。
　　方海和向菊自医学院毕业分到这里来后,这还是第一次下湖洲。不料,因洪水暴涨,天意让他俩单独夜宿芦垛,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这年4月间,不争气的老天像烂了个窟洞,大雨连连。雨一住农民出棚割草,雨一来又躲进工棚,一天要换几轮衣,必须警惕的是,这个时候恰恰更容易感染血吸虫病。血防人员一天到夜都是紧张兮兮的。方海忙得感觉体能似乎到了极限,他已十分疲倦了。一天晚饭后,和衣倒在草坑上便呼呼睡死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他感到背部冰凉的,一摸是水,他猛地坐起,接着扑嗵一声,双脚就踩在水里了。心想:大事不好,湖洲涨水了。他一边跑一边大声喊醒了正在梦中的农民兄弟。各生产队长一个简单的碰头会后,决定迅速撤棚回家。方海也背上行李准备去找向菊。当他穿过青纱帐,行程8里多路后,却不见了立新社的工棚,他只能凭着记忆,双手拨开一人多高的芦苇继续前行。当他到达立新工地时,那里认识方海的农民一眼就看出他是来找向菊的。于是,就丢过来一句话:“唉,方医生,小向到同庆找你去啦!”哦,原来她也在找我。他赶紧又往回赶。
　　真是无巧不成书,待方海赶回同庆工地时,别人却又告诉他:有个妹子来找你,又回立新去了呢。方海心想,那边回去的船就要开了,她肯定赶不上了。于是,拔腿又往回跑。
　　那天上午,所有打草农民全部后撤了,血防人员也陆续回到了打草防护分指挥部。下午两点多钟了,唯独不见方海和向菊的身影。大伙急了,指挥部急忙派4部单车,分头赶赴东风闸和五门闸,因为这是通往河东片垸内的必经之路。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们两人。
　　当然,这是在第二天的早晨。
　　也许,方海和向菊绝没想到,这件事后来会影响到他俩的命运。这里暂且放下容后再表。
　　
　　2
　　
　　打草刚一结束。对于血防人员来说更忙,他们得马不停蹄地下乡验粪查螺,恰好这次是方海和向菊在一个组。那时的部分农民心存偏见,总以为派下来搞这号事的人,一般都是犯了错误下来改造的。于是,他们有意不配合,不友好。他们哪里知道啊,这批人都是堂堂正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离开城市“走江湖”,正是为了救治他们。可悲啊,血防人员每到一处验粪查螺,有时,尽管出粮票出钱,老百姓连饭也不给你吃,他们嫌你一身臭气,连干部也躲起来。这一来,血防人员就只能是饿一餐饱一餐的了。
　　不久,组长忽然下乡来找向菊:“县里来电话叫你去打个转。”
　　“有事吗?”向菊天真地问道。
　　“好像是有关调动的事吧?”
　　方海和向菊都甚感突然,那时说的调动,一般就带有惩罚之意。细心的向菊心想:这莫不是为我们夜宿芦垛的事……
　　晚饭后,组内忽有人摸黑来找组长,说是向菊来电话,请方海连夜把她的行李送到东田口去,因为她明天必须坐船赶到湖南医学院报到,来不及取行李了。方海一听这个消息,顿时像傻了一样,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第二天一大早,方海如约把向菊的行李送上轮船。向菊突然伸出双手紧紧地拉住方海的手,方海站在送客的小船上,由于向菊死死地拉着不松手,此刻大船拖着小船顺水而下,竟拖了两三里,直到水手大声吆喝,向菊方肯放手。
　　方海回去就一夜合不上眼。他回忆起这些年与向菊一起工作,生活的日日夜夜。他们虽没有花前月下那种浪漫,但在洞庭湖的风尖浪口上那是形影不离。一到晚上,常常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交换着日记看。向菊总是细心地关心着方海。突然,在方海的大脑中闪过他俩被洪水围困芦垛醒来后的一幕……
　　当他醒来时,发现不见了向菊,自己却躺在病床上了,他急忙问护士,他是怎么到这来的,又问向菊上哪去了?护士告诉他,是徐县长和宣传部的段部长送他们来的,向菊在二号病房四床哩。
　　他很快找到了向菊,她的身子还极度虚弱,正在输液。因为已经听到许多人议论,她显得很伤感。
　　他好生劝慰着向菊,他说:“身正不怕影子邪,我们是纯洁的,怕么子?”
　　原来,向菊自幼就没了母亲,父亲又远在外地经商,她先是由保姆后是由继母带养大的,在一个没有亲人没有亲情的家庭长大,是多么的可怜。自从认识了方海后,她一方面把他认作亲弟弟,一方面又想像着他能成为自己的亲哥哥。因为她比方海大了一岁,在那个年代,好像年龄也是一道门槛呢。
　　方海回忆到这里,实在忍受不住,竟然大叫一声:“姐姐!”
　　这时同寝室的同事正在梦乡之中,忽地被这一声断喝惊得刷地爬了起来,他们以为方海在发梦癫呢。
　　向菊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给方海留下的是一片空白。
　　
　　3
　　
　　洞庭湖区每年总是有两个敏感季节。一是春季上洲打湖草,二是秋天收割芦苇,每每造成血吸虫病急性感染大流行总会是在这两个最美丽又邪恶的季节。有一年,河东片一个公社,800多青壮劳力同时急性发作,沉甸甸的早稻熟了,却见不到一个人在田里收割。一个粮站原本是用来盛粮食的,眼下却只好用来收治病人了。方海带领10几个血防人员,夜以继日抢救,历经两个月,才总算是治好了全部病人。
　　刚刚喘了一口气后,他忽然又想起了伍子雄。小伍也是血吸虫病急性患者,因小伍病情非常严重,经他建议这才转到县医院抢救。这段时间方海忙于抢救病人,加上没法联系就不知他近况如何?他心急如焚,便借了部单车直奔60里外的县城医院,单车一丢,迅步走进传染病房。遗憾的是,医生告诉他小伍近几天的心脏一点也不好。病床上的小伙子见到方海心里很是高兴,伸出一双干瘦的手抓住他的手,挣扎着想坐起来。他急忙弯下腰去扶着他,并示意他躺下。他突然发现,小伍脸色苍白,嘴角歪邪,手足痉挛,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凭他的临床经验,他知道这是杀虫药剂的毒性反应。
　　“小伍,你怎么啦?”方海问他。他只是摇头,已经说不出话来,脸部表情十分痛苦。方海赶快叫来医生,又是氧气,又是肌注,但这一切都于事无补,一颗年轻的心脏还是停止了跳动。
　　方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流着泪一直喊着:“小伍小伍……小伍……”他悔恨自己,不该让小伍到这儿来,原先想这里条件好些,保险些。早知如此,还不如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即使救不活,自己心里也好受些呀!
　　此际,方海的眼中显现出小伍一张张多么鲜活脸蛋的画面:
　　第1幅,是在暴风雨中,第2幅,是血防人员划着船,第3幅,是千方百计阻止农民下水捞浮草。那一次因连续下了两天暴雨,湖洲涨水,把头天割下的湖草全浮在水面上了。由于血防人员极力劝阻,当时还没一个农民下水。不料,这阵站在船上的公社打草防护指挥部的王指挥长,突然大喊起来:“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血吸虫吗?!”接着“扑嗵”一声跳下了水,接下来在200多条船上的农民见王指挥带了头,于是八百多个打草农民纷纷跳下水去。站在船头上的小伍气得眼泪直流,但又无可奈何啊。也许是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在方海和小伍心目中产生了巨大震动,他俩心动了。方海问小伍:“共青团员该怎么办?”“为这八百多人少接触一分钟疫水,下!”说完,“咕咚”一声跳下了水,方海也不甘落后……
　　小伍的双眼始终不肯合上,他的双手下还紧紧地抓着方海的手。他的脸部表情似乎有许多遗憾和盼望。他在盼望谁呢?哦,他一定是盼望着他的亲人。他的通讯地址也只有方海知道,那是在省城的长沙。然而路遥数百,水隔洞庭,从长沙坐早班船也得下午7点才能抵达南县呢!他对着小伍说:“小伍你松开手吧,我去通知你父母好吗?”话刚说完小伍还真的就松开了手,脸上竟显得安祥多了。
　　方海奔波了一天,觉得筋疲力尽,但他睡意全无,半天没吃一点东西也不感觉饿,他被一种巨大的伤痛笼罩着。他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丧葬用品,在太平间糊里糊涂点起香烛,两手轮换摇着扇子,他要为小伍驱赶蚊子……
　　一座新坟垒好了。是在出县城东南八里多路的洞庭湖滨一座小小山丘上。组长把一块木牌钉在新坟前,上面是他亲笔写的:血防郎伍子雄之墓。左边有几行小字,曰:出征年尚小,反被瘟神了,云梦葬英魂,丹心天地晓。
　　
　　4
　　
　　待小伍的丧事一结束,方海还真的快倒下了。开始是感觉四肢无力,随即就出现畏寒畏冷的状况,他也没去搭理它,只是加了件衣服,然后去晒晒太阳。不久,就出现高烧不退,他这才意识到“虫子”在里面作怪。方海想:现在上面不是提倡“两日疗法”吗?将锑剂的疗程30天改为两天。这是一个拿生命开玩笑的冒险行动,他方海是从不忍心拿别人作试验的。现在倒是机会来了,他要求戴组长在他身上试验。结果,第一天就出现严重的阿氏综合症,幸亏抢救及时得力,不然恐怕他也就见小伍兄弟去了。
　　这年冬天,方海从血防四组调到县血防站。
　　南县血防站建于1956年,据说以当时而论,病房,仪器设备,医务人员素质在全省是一流的。
　　这天,方海赤脚套草鞋,挑着行李去了县城。按上级规定报到后可以有三天休息时间。正好,他也想熟悉熟悉这儿的环境。他最先到了病房和各科室转了转,他大吃一惊。怎么?只几年时间,这里会变得物是人非?那些从省城大医院来的人,全部被赶下乡劳动改造去了。以前先进的查病方法,治疗手段都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只有两个字“蛮干”。
　　方海人虽到县站,最终还是被领导指派到基层,查病、治病,只是范围扩大到了全县和西洞庭。他巴不得,因他的心本来就属湖区,假如不是上级指令,说实话他从来就没想过要离开他已有很深感情的疫区。方海跑遍全县每一个角落。唉,年年防,年年发,年年治,治好了又发,发了又治,治不胜治,防不胜防,这都是年年打湖草惹的祸。可不可以不打湖草了呢?他想。方海啊方海,试想,不打湖草农民拿什么肥田呀?
　　方海从湖洲回到县城,凳还没坐热,忽又接到指令,西文官公社又发现急性血吸虫病大流行,要他带领几名血防人员前去救治。从县城去这个公社,需步行一天旱路,无船也无车。一路上,方海却想到另一个方法,不知洞庭湖区可否种绿肥?要是可以,农民不就不要常常去打湖草了么?不就大大减少了感染血吸虫病的机率了么?
　　又是十几天的忙碌,与死神争夺生命,方海没时间洗澡洗衣,一身汗臭,他跑到澧水河痛痛快快洗了个澡,回来后把一身脏衣服丢在凳上,便倒头呼呼大睡。后来他照样去河里洗澡,回来后却发现他的脏衣服被人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摆在那儿。从这以后,天天有人洗,有人折,有人送。这是哪位好心人干的呢?方海一是心存感激,二是疑惑重重。一天,他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这一切,是原来住在48床的钟美干的。
　　“你恢复得不错呢,我第一次给你看病时烧得吓人,41℃,昏迷了几天啰。”方海说。
　　“那还不是搭帮你方大夫妙手回春哟。”钟美说完莞尔一笑,走了。
　　“喂喂喂,以后我的衣服我自己洗啦,就不麻烦了你啦!”方海站定脚根,目送着远去姑娘。
　　钟美就是钟美,才出院几天,一下又这么漂亮了:一头乌黑的短发,眉是像洞庭堤上那细嫩的柳丝,再配上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和高挑小巧的鼻梁,樱桃小嘴护住一口洁白的牙齿,脸蛋上一对惹人喜爱的酒窝,活脱脱一个美人,这副长像绝对没有辜负她的名字。但是她却又朴素大方,性格开朗。
　　他暗暗地喜欢上了钟美。
　　然而,他心中毕竟有向菊。她读书去了,他已很久没收到她的来信。因此,每每与钟美接触,他总感觉向菊拦在中间了。他想他俩才是真正的患难之交啊。所以当钟美的影子在他眼前频频出现时,他心里始终有一座天平。
　　钟美认识方海是在病床上昏迷几天醒来后的事。方海给她查病听心脏摸肝脾时,她显得很讨厌和反感,也总是对他冷冰冰的。
　　“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方医生,你怎么能这样对他呢?”同室的生产队妇女主任看不下去了,“你昏迷了个把星期,胡言乱语,还把蚊帐扯掉了,还扯掉了身上的衣服,你几回全身精光地滚到床下,我发烧没得力抱你起来,只好喊方医生,是他抱你上床,然后给你穿好衣服的。”
　　钟美听到这里又羞又愧。她还听说,她刚进院时一身汗臭尿臭屎臭,全是方医生给她洗给她换,给她喂饭喂水。她忽然觉得这个人既像慈父又像兄长,她甚至想……
　　出院那天,钟美特想去方医生房里告别,见方海睡得天昏黑地,她晓得他是太累了,就没惊动他。又见凳子上有许多脏衣服就拿走了,正好她住的地方离这也很近……
　　
　　5
　　
　　方海没有回到县城,上级让他留下来是要他参加湖洲灭螺大会战,负责西洞庭灭螺技术指导工作。
　　这是每一年的老规矩,一上冬季枯水季节,农事稍闲,整个洞庭湖区就有上百万人参加灭螺会战。钟美也参加了这次会战,她是西文宫公社民兵营三连的灭螺战士,灭螺技术员。这会除工作上的联系,她仍包着方海的衣服洗,两人的感情已愈拉愈近了。
　　一天, 湖上飘起了雪花,二天,灭螺的人都回工棚吃饭休息去了,三天,他俩不知不觉逛起湖洲来。他们来到一个叫野鸭塘的地方,这里因年年候鸟集聚而得名。在一方绿水之中,无数野鸭,鸳鸯,天鹅在鸣叫戏嬉。钟美触景生情,一时雅兴勃发,脱口吟出两句:“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这时,方海竟随即熟练地接下了第二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忽然,钟美转过身来,一下扑进方海的怀里,久久不愿离开,她想听听方海的心声,她认为这是他对自己的表白,是向她求婚的一种暗示。钟美这突如其来的大胆,使方海很紧张,他颤抖的双手轻轻地扶着钟美的肩,呆板地低下头去望着这张秀美的脸蛋。钟美心跳加快,她慢慢地仰起头来,闭上眼睛,等待狂风暴雨式的幸福来临。方海呢,当他的嘴唇刚刚触到那片香唇时,大脑中突然闪现出向菊,他像触了电似的站起身来,很快又离开了那片他想又不敢久留的芳草地……
　　喇叭里播送完两报一刊元旦献词后,春节也就到了。灭螺大会战结束了,方海又下到各生产大队去了解绿肥生产的情况了。
　　一天, 钟美一连跑了8个大队才在田间找到了方海。
　　“昨天接到父母电报,催我明天回长沙去哩。”钟美似乎是在征求方海的意见。
　　“原来你家在省城?那你是下乡知青?”方海感到有些奇怪。
　　“是的,我父母都是湘雅附二院的医生呢。”钟美握着方海的手,心里依依不舍。
　　“难怪你对医生有好感,你将来也想当个医生吗?”
　　“我现在还是医生的女儿,”钟美忽羞怯地埋着头,声音很小地又说:“将来是医生的……”随即她又抬起头,希望方海第二天早上5点钟到轮船码头送送她。
　　船就要起航了。钟美抓着方海的手不想放,她眼睛红红的,终于泪光闪闪。不知为什么?此刻,方海又突然想起送别向菊的情景来。
　　船响起一个雄浑的三和弦音,开走了。从船上扔下来一句话:“你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我到7组来看你啊!”钟美的声音在江面上回荡。她以为方海是7组的。错。
　　因为方海这个时候满脑子是向菊,钟美的话还真没听到。那年送向菊,今天送钟美时间相同,心情一样,都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
　　他在想着向菊。她倒好了,毕业后留校了,他真为她高兴。其实,毕业前夕向菊给他去了电报,希望他在她毕业的时候,去学校参加她们隆重的毕业典礼,分享她的成功与快乐,或者直接接她来南县一块工作。遗憾的是,当他从湖洲查螺回来,这份电报搁在办公桌上,足足积了一寸厚的灰尘,可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他想哭又哭不出。他深深地感觉对不起向菊。他觉得向菊从小就没有亲情,她是孤独的,孤独对一个女孩来说尤为可怕。她是把自己作为她真正的亲人,想要自己出现在她毕业的庆典上啊,就一个小小的要求,他竟然没有满足她。这件事给方海留下了永久的内疚和负罪感。从此,他竟得不到向菊的任何消息。
　　今天,钟美又走了。从不相信命运的方海,却也预感到,命运之神将会再一次捉弄他。
　　
　　二
　　
　　1
　　
　　方海像是一只候鸟,这阵又从西洞庭飞到东洞庭去了。这里原本是已不需要打湖草了的。因为前几年方海的文章在《湖南日报》见报后,引起了湖南省政府的高度关注,加大了湖区扩种绿肥的力度,并决定从当年开始不再要老百姓上洲打湖草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地方就是福地了。可惜,这里有大部分冬田,并不适宜红花籽、苦籽两种植物生长,绿肥自然就满足不了水稻用肥的需要。如此,又只好让农民下湖割草。往年总是“五一”完成春插,并进行湖洲封山,可这年却拖到了六月中旬,才撤棚打道回府。
　　方海冒雨走了整整一天的烂泥路方回到县血防站。
　　然而,等待他的是两条致命的罪状:
　　一、有男女作风问题。根据是春季打草防护中与向菊夜宿芦垛。
　　二、“里通外国。”根据是第7组血防组曾截获一封来自香港寄给血防郎的信件。
　　这还了得,“里通外国”轻则要判刑,重则要砍脑壳的。幸而,几个月的内查外调发现,方家好几代人根本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在国外,他自己和家人也从没给香港什么人寄过信呀?
　　“这是莫须有的罪名!”群众愤怒了。
　　关键时刻,单位的造反头头胡宝贵终于拿出一封信来,手一扬,说:“证据在这里!”
　　原来这是一封钟美写给方海的信:
　　“方血防郎(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名字),我是你曾经医治过的病人钟美,我回不来了,我父母同意你来香港,你一定要来呀,我等你,速回信,信封上有地址。”钟美。
　　终因,“里通外国”的罪名也不复成立。
　　钟美也许做梦都不曾想到,她给心上人的一封信会给对方带来巨大的灾难和不幸。
　　胡宝贵奸笑一声,心想:这一条让你溜了,还有一条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看你往哪躲?
　　关于夜宿芦垛这件事是纠缠最久的,方海的“交待”和当时的指挥部有这样的证词:
　　那天,当方海再次跑到立新社工地时,发现运草的船早已开走了,他肯定向菊一定没有赶上这趟船,人一定还在湖洲上。向菊回到立新工地时发现没了一只船,也没了一个人,吓得直想哭。他向四周望去,发现同庆工地方向有个小黑点在移动,心想肯定是方海在找她,于是扯开嗓门边喊边跑。这时正在芦苇中的方海也隐约听见了向菊的声音,急忙大声回应,因芦苇太深,就是看不见人呐!那时已是下午,水深齐腰,也是命不该绝,向菊发现了芦垛,求生的本能让她费尽吃奶的力气爬上了高高的垛顶。她看见远处有个小黑点在移动,她知道这就是方海。她急中生智,把一块红手帕捆结在一根芦杆上,拼命在空中晃来晃去。果然被方海看到了,他在水中奋力走了一个小时,终于来到向菊身边。
　　方海、向菊此刻又累又冷又饿,他们知道今天是没人来接他们了。大水已经盖过了芦尖,湖洲的夜深长且恐怖,他俩已经感觉生命到了极限,生死两茫茫。与其说是两人在芦垛顶上睡着了,不如说是已处于半休克状态……
　　搜救队是第二天早上6点钟才发现他俩的,被送到医院后,很久才从昏迷中醒过来。
　　不过,县造反总部的胡宝贵却始终认为,这对孤男寡女在垛上过了一夜,就不可能不发生一点故事。他迫于群众的义愤且又找不到确凿的证据,故此事方不了了之。但方海的心却仿佛被人剁了一刀,许久还在滴血……
　　
　　2
　　
　　方海又上班了。依旧是对工作认认真真的,只是性格变了,总是沉默寡言,见到同事也仅仅是点点头,有时又痴痴地望着一个地方发呆。每天完成了工作任务,就把自己关在试验室里。不久,他的另一篇《降低地下水,改造渡冬田,扩种绿肥,提高水稻单产》的文章,又在《湖南日报(农村报)》上发表了。湖区各县积极响应,如果绿肥可以满足水稻肥料的需要了,人们就不让打湖草了,千千万万的农民啊就不受血吸虫的威胁了。
　　跟平时一样,这天他又把自己关在试验室里作现场对照试验。突然一阵敲门声,把他吓了一跳,他连忙把业务书收藏好,并在操作台上摆好“红宝书”。他实在害怕了,胡宝贵曾在深更半夜关押过他,让他失去自由,他外出查螺甚至还有人跟踪他。他没有不怕的道理。
　　“咚咚咚”来人似乎很顽固,也很有耐心。
　　方海一开门,天!他又惊又喜。
　　“钟美!”他真想上前一把拥抱她。
　　“我是钟磊。”来人有些莫名其妙。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事前也不告诉我一声啊?”显然,方海把“美”和“磊”混淆一块了。
　　末了,钟磊颤抖着双手把一包东西递给方海,眼泪夺眶而出。
　　方海也感觉有些异样,信封上有一行他熟悉的笔迹,他赶紧打开包裹一看,见是两条长辫子:
　　方海弟:
　　我真的醒不来了,永远醒不来了。我把长发留给你,它就是我,希望来生你是我亲弟弟,能够叫一声姐姐……
　　“向菊!”
　　方海惊叫一声,仰面倒地,很久才醒了过来,但他不吃东西不说话,像个植物人。只有当钟磊在他身边时才显得安稳一些。终于有一天,值班护士报告,说方海不见了,全院的人到处寻。第二天早晨六点钟,人们才发现在车田口轮船码头河边上跪着一个年轻人,胸前抱着一对大辫子,那时已有人从北鸟塘那边过河赶早市的人。“这不是原先在血防四组工作过的血防郎吗?怎么……”于是,人们赶快把方海送去公社卫生院……
　　“钟美你可以不走了吗?”
　　方海由于精神受到强烈刺激,神志仍有些不清。钟磊每次听到他叫钟美,也不知道他与钟美是怎样的关系,自然也就没把家中还有个钟美的事说给他听。
　　钟磊委实是太像钟美了,两人的家也都在省城湘雅附二医院,父母都是医生。方海更不晓得钟美还有个姐姐呢。
　　钟磊呢,在附二院是器械护士,向菊是胸外科经治医生,常常在一起,亲如姐妹,无话不谈。后来,向菊潜伏的血吸虫病进入晚期,医生的诊断:“晚血”及“门脉高压”。向菊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在开始以分秒计算了。因此,她把她与方海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好友钟磊,她希望她日后照顾好方海。这个看似极荒唐的托付,足见向菊对方海的一片深情。钟磊呢,那是一个善良得不可以再善良的姑娘,不知是同情向菊还是对这个不曾见一面的方海有了好感,她含着泪竟答应了向菊最后的请求,并忠实地将她的信和辫子送到了洞庭湖,送给了方海。
　　经过大半年的接触,钟磊这才知道为什么向菊会这样深深地爱上方海了。现在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深深地爱着他呢?——尽管方海至今仍错把她当成钟美。
　　俗话说,十月有个小阳春。其实这个季节才是洞庭湖最美的。澧水河畔,晚风习习,浩月当空。远远望去,西洞庭的芦花在月光的照耀下,随着湖风的吹拂宛如一片恣意飘荡的雪海,极富诗意的洞庭湖此刻显得是那么平静和温柔……
　　第二年的春天,方海和钟磊极简单地结婚了。
　　
　　3
　　
　　1988年方海的《血清学检查血吸虫病的探讨》一文,在《预防医学》学报与读者见面了,这引起血防界的极大震动。因为从今往后,在血吸虫病诊断上,彻底告别了粪检法。这项成果当年就获得湖南省科委科研成果二等奖。
　　3年后,方海应省医学会邀请,远赴长沙参加一个高级检验会议。这是一个由国内外各仪器、试剂制造厂家赞助召开的新学术动态、新技术交流的纯学术研讨会。领导、专家、厂商济济一堂,气氛极是热烈活跃。一天,举行午宴,席间厂家频频到各席敬酒。这时,一位穿着兰花旗袍,个儿高挑,雍容华贵,气质非凡的女代表来到方海面前,他瞪大眼睛大吃一惊:“你怎么也来了?”他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差一点就要喊出她的名字了。他转而又一想:他的“钟美”怎会这般打扮呢?他从来也不曾见她有过这些衣服。然而,她真的太像了钟美啊!女代表也一惊,面前这个不就是自己日夜思念,又中断了联系的人吗?他还认识我,只是这许多年过去,他苍老了许多。方海更是做梦也没想到,这才是当年真正的钟美!
　　钟美现在的身份是:台北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台北大学副教授,中外合资厦门生物制品厂外资代表。
　　这天晚饭后,方海被请进了钟美住宿的房间,这一切才真相大白。
　　原来,钟磊的父亲是钟美的伯父,解放初就与父母一同回到祖国,因她伯母是内地人,所以她伯父一家没有去海外。钟美家从曾祖父起就在南洋开中药铺,印尼、大马、泰国、台湾等且有分号。原本她伯父兄弟准备学成后回南洋去继承祖业,没想到这计划落空了。
　　头天钟美去伯父家,才知道她姐姐也调到南县血防站去了,并与一个叫方海的血防郎结了婚。她去香港后给他去了信,然而望穿香江也泥牛入海无消息。后来她就去了英国皇家医学院攻读分子生物学专业,整整读了8年。学成后回去不久就到了台北,在那里有她家的生物制品厂,并亲自筹划在厦门设立分厂,为了能早些见到当年的方医生,她特意来了这个厂。这次会议后,她是决意要去南县的,哪怕挖地三尺,寻遍天涯海角都要找到她生命的另一半……
　　人世间总是在不断创造一种很具幽默和讽刺意味的东西。如今原本该属于她的丈夫,竟变成了她的姐夫,钟美哭着说:“我盼了这么多年,苦了这么多年,也等了这么多年,最后等来的竟然是如此残忍冷酷的现实,老天,你为什么要这样狠心呢……”
　　方海的心沉下去了,仿佛下到了地狱。他的心在殷殷地流血。
　　“钟美啊,钟美,你又怎么知道,你的信根本就没到我手里呀,而是被胡宝贵扣下了。为了这封信,我被扣上里通外国这种天大的罪名,被关押,被批斗,被整得对生活差点失去了信心。后来与你姐结婚,那是如何的阴差阳错,我一直以为她就是你……”
　　方海这番话在钟美听来,也犹如万箭穿心。她知道自己错怪了他。她万万没有想到,那封信会给他带去难以想像的灾难,她现在什么都理解他了。一切都会变,唯有不变的是心。
　　姐姐钟磊专程从南县赶回长沙。
　　钟美准备回台湾去,她对姐姐说,心已属方海,终身不嫁。贤淑的钟磊十分同情妹妹,两人相拥一场大哭。
　　一天上午,阳光灿烂,长沙浏阳河畔,野菊花盛开,松柏环绕的公墓前,停着一辆黑色的小汽车。方海、钟磊、钟美三人怀里各揣一束鲜花。他们来到一座坟前,只见碑上有:爱姐向菊之墓的字样,左边一行楷书为:弟方海,妹钟磊叩立。钟美当然是不认识向菊,只是从姐那儿听到关于她与方海(现在是姐夫),她与姐的一些故事。今天的扫墓,原本她是可以不去的,但出于对向菊人品的感动,她就坚持要与姐姐、姐夫一道同来。此刻,她也一同跪在姐姐旁边。
　　方海用颤抖的右手轻轻地抚摸着墓碑。
　　回忆,是又一种重逢。
　　钟磊眼前忽然一亮,她发现石碑的周围竟长满了红蓼草,心想这种草是只有洞庭湖才有的,这一定是方海特意移植过来的。钟磊在湖区生活了这么久,自然是知道丈夫为什么用这种草去纪念向菊的含意:那红红的杆儿是代表了逝者的品质与灵魂,绿叶代表了向菊生前的美丽,那长年盛开的朵朵小白花,代表了远行者永不凋谢的爱情。
　　钟磊心里又一阵感动。她感觉选择方海,是一生的幸福……
　　
　　第八章真相
　　
　　1
　　
　　大自然和人类总是相依相偎,又相生相克,谁也无法猜透她的心意,也许这个自然法则在地球的任何角落都是绝对公平的,否则,这个世界也就倾斜了。
　　血吸虫这个无情的杀手,人类同它的搏斗,比那种真刀真枪的厮杀毫不逊色。
　　无论是从湛蓝的印度洋到非洲干裂的土地,还是从古老的埃及金字塔到中国广阔的大南方,一种神秘的生物血吸虫,当人们对存在还无法找到它有何价值的时候,血却早已成为人类的敌人。
　　1851年,德国学者Bilnarz在埃及开罗一家医院尸体解剖一血尿患者门静脉中发现血吸虫成虫,继而在患者血尿中找出虫卵。那么到了1910年的时候,Ruffer再次在埃及两具木乃伊(前1250——前1000)的肾脏中发现钙化的血吸虫卵了,可见埃及血吸虫病的存在和流行历史至少至少也有了3000多年,中间宿主是小泡螺。取名为“埃及血吸虫”。从此,金字塔闻名于世,血吸虫也臭名昭著。
　　至于“曼氏血吸虫”,是在西印度洋群岛人体中发现的,它的中间宿主有个不太好理解的名字,叫“双齐螺”。
　　说起“日本血吸虫”,开初,还有一个笑话,许多人总误以为,凡亚洲有血吸虫病的国家,都是从日本传染过来的,不然怎么叫日本血吸虫?这惹得日本医学科学界曾大为震怒。其实啊,真是个天大的误会。因为,这是为纪念日本学者桂田富士郎先生而命名的。他在1904年猫体门静脉血管内发现了一条血吸雄虫,所以亚洲地区之后所发现的这种寄生虫,便一律称为“日本血吸虫”。如此说来,桂田对世界是个有功之臣。
　　仅隔一年,美国医生罗根便在中国常德一位18岁的渔民粪便中查出日本血吸虫卵。这位对中国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最终竟惨死常德,这是为什么至今令中国人都还在怀念他的原因。为此,人民卫生出版社于2005年,还专门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历程与展望——纪念血吸虫病在中国发现100周年文选》。这一年,恰好是距罗根医生在中国常德发现首例血吸虫病人100周年,距伟人毛泽东1955年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也整整是50个秋与冬。
　　人们在不断创造历史,也在不断发现历史。1972年、1975年医学科学家们分别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女尸辛追贵妇人以及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西汉男尸肝组织中都查出日本血吸虫卵。足见中国至少在2100多年前就有血吸虫病流行。也由此证明,作为贵妇人的辛追都染上此病,何况是广大的百姓呢?不久,科学家又抛出了一个惊爆的结论:作为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的钉螺化石,竟可以追溯至几百万年以前的新生化第四纪。
　　这个如此漫长的历史链,让人类文明的进程与大自然灾害同行,那或许就是造物主刻意安排的结果吧。
　　血吸虫的种类繁殖有埃及、曼氏、日本的三大主流血吸虫,还有湄公河、马来西亚的“间插血吸虫”,有作为中间宿主的“小泡螺”、“双齐螺”、“钉螺”、“开放拟钉螺”、“小罗伯特螺”等,这种五花八门的命名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摆在世界面前的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血吸虫病至今还流行于76个国家和地区,至今还仍有6亿人口受到威胁,感染人口约在2亿以上。尤其在非洲,因为那里经济落后,卫生条件差,也无必要的卫生保健,加上人们对疫病的无知,人口的急剧增加,潮涌般的流动人群,所以导致疾病扩散,血吸虫正在东地中海、加勒比海以及南美地平线上很浪漫的自然旅行。但这个世界仍在血吸虫包围之中。
　　在亚洲,唯有日本消灭了血吸虫,这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日本至今仍在片山特意留一块血吸虫培养基地是为研究之用。他们认为人类没有消灭自然界任何一个生物物种的权力。
　　但这个世界仍在血吸虫包围之中。
　　
　　2
　　
　　一个对人类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是应流芳千古,歌咏不绝的。
　　罗根,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马里兰州人。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他受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派谴,到常德市东门外二铺街租用民房开设诊所,诊所医务人员最初就他夫妇两人,仅有他们从美国带来的一台显微镜及一些药品器材。这就是所谓的西医进入湖南境内开设的第一家诊所。1901年修建了第一幢病房后改名为广济医院,设有病床20张。1915年经进一步扩建后,又更名为广德医院,病床也增至到了70张,医务人员24人。它就是现在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
　　中国首例血吸虫病人的正式报道,是在1905年11月的《中华医学杂志》上。作者,罗根。
　　患者姓陈,18岁,生长于湖南常德县周家店,从未出过远门,12岁就开始学打鱼,粪便中带血,15岁时病情恶化,已无法劳动。患者自诉腹痛一日数次,继之便血,一日4次。
　　罗根夫妇在湖南最先推行新法接生,实行了分娩“一躺三消毒”(即躺着生孩子,断脐用具,接生者的手和产妇外阴消毒),最先发现间日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和钩虫卵,创建了懿德小学,报告1例美国儿童在岳阳感染血吸虫病,创办了广德高级护士职业学校……
　　他医德高尚,且怀仁爱之心,医术精湛,在常德行医生活21年,名声卓著,深为世人仰慕。
　　然而,这位白求恩式的国际友人,最终竟死于非命。
　　1918年,时任北洋军混成旅张长兼湘西镇守使的冯玉祥,驻守常德,他曾与罗根亲密无间。冯将军曾称赞说:“罗为人极和蔼,医术高明,全城男女老少凡认识他的人无不亲近他,信服他啊。”
　　常德人直呼罗根为罗感恩。足见人们对他的敬重。
　　大不幸的是,1919年12月19日是,罗大夫被冯将军请去为一患有精神病的军官诊治,患者死活不承认自己有病,旋间发作,一怒之下“砰”的一声开枪将罗射死,军民深为震惊,将罗安葬在于常德德山。次年1月29日,常德军警各界隆重悼念罗根,冯亲致悼词。第二天《大公报》以巨幅报道实况,盛赞:“德山有幸埋忠骨,中美人民友谊长。”
　　罗死后,其夫人深明大义,在无比悲痛之中继续为该精神病人诊治,连续三周,直至康复。也正在这时,美国驻长沙领事调查此事,力主追究,要求赔偿。而罗夫人竟坚决反对,她说:“我们来中国服务,本来就准备牺牲一切。我丈夫之死,是殉道、殉职、殉志,是意外,索要赔偿,这不是他生前的意愿,他在天之灵也不会安宁了。”
　　好吧,责任不追究了,赔偿也婉拒了,给点抚恤总在情理之中吧?冯玉祥这位爱国将军总感觉心里过意不去,又连忙去与罗夫人商议抚恤之事,哪知刚一开口又被夫人谢绝。冯晓得他们的孩子还在美国苦读,便筹措了8000银元,瞒着这位高尚的夫人偷偷把钱直接寄往了美国,并托一位好友转交罗公子。不久,远隔重洋的罗公子又把钱寄回给了冯玉祥,并附信说:“父亲为职牺牲,正是完成了他人生的志愿……我已发誓当以自己的努力供给自己读书,决不接受任何的帮助,务请您应允我实现这个誓愿。若将来学有所成,我仍去中国服务,以继承吾父之遗愿。”
　　冯读罢此信,感动落泪。岁月又穿过了数十年,冯玉祥将军在其自传《我的生活》一书中,还专节详述了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3
　　
　　千千洞庭,人杰地灵,沃土万顷,富饶无比,莲藕嫩壮,荷花映日。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泽梦,波撼岳阳城……”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临洞庭留下的感怀,在歌者的眼里:八月水涨,湖水几乎和湖岸齐平了。辽阔的湖面涵容着天宇,和天空浑成一片。它的上面雾气蒸腾,弥漫了长江两岸的云泽;它汹涌的波浪,摇撼着东边的岳阳古城。这还让我们想起杜甫的《登岳阳楼》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他们虽全是匆匆过客,也大都以诗言志,但他们对洞庭湖的气势和灵魂的深情绝唱,却是万古流芳。
　　祖祖辈辈的洞庭湖人勤劳勇敢,他们默默辛勤耕耘在这片沃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血肉抗击洪魔,用智慧抵御疾病,用双手改造荒洲,用汗水浇灌庄稼。他们从春到冬,将稻谷、棉花、鲜鱼、禽畜的收获全都贡献了国家。
　　千百年来,洞庭湖慷慨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儿女,而血吸虫也给这子子孙孙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解放前,因血吸虫肆虐洞庭湖,疫区百姓饱受摧残无处逃循。“千村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千千万万的人倒下,一村一村的人死光。试想,人类历史上又有哪场战争会有如何惨切?
　　新中国诞生初,一统计,全国竟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血吸虫病流行。在伟人毛泽东“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个震动环宇的雄狮般的口号响过之后,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大军没有遭遇到敌人的太大阻击,却在长江以南遭遇了血吸虫这个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隐形杀手的侵袭,战士们拉稀、发烧、四肢无力……
　　其实,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警醒的,或许是人们的大意和疏忽,或许人们那时还根本认识不到这种小虫的致命危险,即便懂得了,也毫无办法对付。相传三国时,曹操的雄师在湖北赤壁一带就因此吃过大亏,兵将几乎损折过半。抗日战争时,日本鬼子一个中队在岳阳的湖滨竟集体感染了血吸虫病,他们赶快逃离此地,并把这个湖视为“魔鬼湖”。
　　……
　　年轻的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朝鲜战场炮火纷飞,1954年又山洪暴发,大水泛滥,南方急报血吸虫病猖厥……
　　清水变成了浊浪,静静的流淌变成了怒不可遏的挣扎,孕育变成了肆虐,母亲变成了暴君……
　　党中央、毛主席的确是忧心忡忡。没想到,治天下比打天下更不容易。
　　1955年,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焦急地问血防专家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消灭血吸虫病?他左手扶腰,右手有力一挥,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新中国从此拉开了系统防治血吸虫病的序幕,开辟了新中国血防和研究的新纪元。
　　不知可否以此推论?假如说这世界上76个国家中血吸虫病最严重的是中国,那么中国最大的疫区就在湖南。有史为证,1951年普查时,全省血吸虫病人超过了60万,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晚血病人多达万人之众。由于党和政府高度度重视,全面救治血吸虫病患者,采用种种科学手段和人民战争的方法阻断病源的蔓延。1951—1961短短的10年,病人数由60万锐减至20万。下降了66.2%。钉螺面积也由333340n㎡,缩小到176628.7 n㎡,下降率是74.5%。
　　这个结果,不仅是直接给湖区人民带来了福祉,同时也令世界卫生组织大感惊喜。
　　遗憾的是,这个好的势头后来未能继续巩固下去。上世纪的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疫情开始回升。
　　这时,有的新闻媒体,甚至是一些高层领导认为:洞庭湖区血吸虫病的反弹,螺面扩大,完全是受“文革”的影响。这有什么依据吗?
　　我在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采访的日子里,听到的声音却大不相同。许多老血防专家甚至有些愤愤不平地向我反复澄清一个历史事实。他们说:“恰恰相反,‘文革’时期我们这些‘臭老九’远远离开了城市,离开了政治旋涡,躲到湖区专心专意防治血吸虫病去了,即便是我们中间不少人在反右年代被打成‘右派’,也是‘戴帽’坚守在湖区血防一线。”这些老专家们,是湖南血防历史的见证人,他们这盖论,无疑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他们始终认为,洞庭湖的灭螺历程有三个辉煌时期,一是50年代,二是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三是新世纪以来。他们把这三个时期称为“血防革命”。
　　
　　4
　　
　　后来,我在《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百年大事记》里果然找到了充分的依据,证实,“文革”十年,血防工作非但未受大的冲击,中央反而给予了极大关注。大事记清晰地记载了: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重建中央南方13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5月26——31日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召开南方13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
　　——1970年,中共中央下发(1970)2号文件。也就是在这个文件指引下,相继在苏浙沪8县市,苏浙皖5县,浙赣4县市等相邻地区广泛开展血吸虫联防工作。当然这个模式基本还是参照了50—60年代的经验。
　　——1975年,南京药物研究所合成抗日本血吸虫病新药——“锑-273”,载入1975版国家新药典。
　　——1978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南方13省市区消灭血吸虫病规划》(草案)。
　　作为大疫区的湖南,又岂肯甘心落后。1970年冬,省里调集80万大军,浩浩荡荡下洞庭,进行湖洲灭螺大会战。可悲的是,这春天一来,雨水一来,钉螺又乐呵呵地卷土重来了。这等于白费了气力啊?防不胜防啊!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真是智者无疆。既然围、堵、埋还不能彻底消灭钉螺,假如发动更多的人去捡钉螺,这不就捡一个少一个吗?这当然是个幼稚的笑话。事实上钉螺是捡不干净的,虽是盲目,也可见除害的壮志凌云。
　　以沅江为例,仅进行10万人以上全民性捡螺活动就有7次。
　　有人说,沅江,终于摆脱了恶魔的纠缠。这是极不科学和极不负责任的昏话。试问,世界上76个血吸虫病流行的国家,又有哪家捡干净了的呢?
　　然而,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文革”时期无论政治因素有多么复杂,但中央对全国的血防绝没有放松,湖南的血防也卓见成效。有人甚至说:“‘文革’10年有两年事值得骄傲,一是‘两弹’爆炸成功,二是全国的血吸虫疫情得到很好的控制……”
　　难道不是吗?
　　隔了时光之帷,我们亦真亦幻,渐渐远行。人类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于其他生命物种和整个世界的和谐。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假如没有对所有生命的尊重,没有对客观事物的尊重,人类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也就失去了保障。
　　这也是真相。
　　
　　第九章 矛盾
　　
　　1
　　
　　历史是不能割裂的。
　　矛盾也总是对立统一的。
　　1954年,大水把洞庭湖围堤全给冲坏了,推倒了。陈祜鑫教授提出了两个著名的战略方法。这就是后来的《围垦灭螺》和《不围垦灭螺》。洞庭湖就是这样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湖泊,它最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那可怕的泥沙。洞庭湖泥沙淤塞太严重了,只要洪水一来,就一片汪洋。水一退,原来不是洲的变成了洲,不是汊的演变成了汊。水中钉螺密布,人在有水的地方一抬脚,哪儿都是险区呢。洞庭湖属吞吐性湖泊,湖泊中保守估算仅渔民就有5万人以上。这当然还不包括“五民”中的其他四民:牧民、鸭民、船民、樵民,“两员”:护林员,护堤员。他们直接接触疫水,毫无保护且到处流动,这让血防人员感到非常的棘手,你上哪儿去找他们?没有人知道血防人的苦和累,既然白天找不到人就夜里登门送药,背上背个药袋,左手拿个电筒,右手拿根打狗棍,一家家敲开门。别人不理解还骂人:“你神经病,深更半夜送么子药?!”“砰”的一声门关了,屋里灯一黑,只剩下狗的狂吠之声。
　　男的还好说些,女队员更苦不堪言,一担箩筐,一头是化验器材,一头是自己的小孩。有个叫郭玉莲的,从部队转业到血防,36岁才生了个胖娃娃,取名兵兵,真是乖巧得人见人爱,两岁多就跟着妈妈下乡验粪查病了,这期间,孩子得病后未能有条件及时治疗抢救,不幸死亡。郭玉莲从此精神彻底崩溃,最终回了河南老家。
　　有人曾说:最恼火的还并非是血吸虫,而是来自人们的保守观念和贫穷的生活环境。
　　何以见得呢?你找上门去请他留粪便化验,连他自己都感觉恶心,又怎会好好配合?何况他们还有更直白的想法:一旦验出了毛病,你那要命的“三锑甲”一针扎下去,还不知是死是活?我现在还不是好好的吗,吃得饭,种得田。你那药也怕吃得,什么“呋喃丙胺”,“血防846”,“敌百虫”,听听药名就吓死人了。上屋场的“水猛子”吃了后,健壮得牛样的人一下就像服了武林中的软骨散似的………
　　湖区人总是在很现实的生活里活着。当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发生碰撞时,他们就会选择舍远就近。这叫做“眼光”。这能怪他们吗?不,他们也有他们吐不出的苦水啊。“三锑甲”这种药剂,既可以杀死人体内的血吸虫,同时也会伤害人的神经系统。这样的例子还少吗?岳阳血防站几个船民注射锑剂,一到船上就晕倒过去。你说他还能驾船吗?为一家老小生存,他们明明知道自己已经得了这号病,能拖则拖,宁可拖成了晚期血吸虫病。他们并不是不看重自己的命,而是没得法哩。
　　20世纪50—60年代还没有农肥这个名词,山区人靠岭上烧的“土子灰”肥田,湖区人靠打草肥田。因此,政府提出来一个口号:人与湖草共存亡。在湖洲上打草,抬头不见天,一望无人烟,全在芦苇荡里面。年年春节后,至少有2—3个月让寂寞的洞庭湖热闹非凡。
　　因打湖草,却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有一年6000多人感染了急性血吸虫病。田是肥了,人却倒了,当时连粮站、祠堂,农户家里的空房都腾出来收治病人了。
　　俗言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年年打草,年年感染,反复吃药,反复感染,于是,这种矛盾在恶性循环,一直熬到了开始有“尿素”,“氮肥”的日子,这一晃竟是二十几年之久。世界卫生组织曾下过一个结论:“血吸虫病是第三世界病,是穷人的病。”那时,有些国家接受不了,既不想把自己摆进什么第几第几世界,也不太承认因为穷而存在血吸虫病。然而,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你肯不肯承认的问题。以洞庭湖广大的疫区而论,假如生活过得好一点,不去打湖草,不去捕鱼捞虾,不去放鸭牧羊,不去上洲砍苇,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接触疫水的机会,也绝对减少了感染血吸虫病的人群。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但在上个世纪的中期,人们却不可能避免这种活动,因为他们需要生存。
　　看来,悲悯、沉潜,是不可忽视的主题,悲悯情怀是一种人性关怀。有悲悯,才有救赎;才有情怀,才有和谐。
　　
　　2
　　
　　这个救赎,不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套套,而是一个整体的很有气量的大救治。关于对“围垦灭螺”这个科学思路的解读,便可以理解为是两个方法:一是把洞庭湖区围洲造林,不让牛、羊粪便污染湖洲,分割而治。二是把围起来的垸子进行开垦,掩埋和药物灭杀钉螺。这一招果然很灵,当时的省委、省政府也狠下了决心,发动了这个声势浩大的民生工程,后来就造就了青山湖、黄盖湖、钱粮湖、千山红、屈原、君山、建新等大型农场。也从此有了新的说法,以堤为界,分垸内垸外。
　　当时,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叫:一年准备,三年奋斗,一年扫尾,五年之内消灭血吸虫。这显然是一种理想主义,不切实际且十分简单化。也许是湖区人民遭受血吸虫病折磨太深太久了的原因,这个口号从感性上分析是谁都可以理解的,并不可以指责为头脑发热。
　　这年,省里调集1000名血防干部下洞庭,省、市两级设有血防办,县一级建了血防站,乡有血防组。总方针只有一个:围垦灭螺,堵汊灭螺,机械灭螺,化学灭螺。这个决策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对逐步缩小洞庭湖疫区,减少血吸虫病感染率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也许,这就叫卓越。这个成绩,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容否定。尽管后来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也尽管那些持不同看法者有堂堂正正的理由。然而,许多事物总是有着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离开这个背景去说对与错,自然也就同样忽视了客观规律的存在。
　　起先,就是防汛部门有不同看法了。你围了这么多垸,把洞庭湖围成个巴掌大了,何况每年还有上亿吨的泥沙淤积在洞庭湖,河床已成越来越高之势,一发大水,长江口的水形成顶压倒灌之势,水没地方跑,无处泄洪,弄得每年一到涨水季节大家就神经过敏。于是赶快调部队呀,调民兵呀,发动群众呀,保这个堤,保那个垸的,虽然血防人员发了预防药,但每次总有人在抗洪抢险中感染上这个恶病……
　　可以不再围垦了么?再围,只怕洞庭湖就会自行改道到京广铁路线那边去了呢!有人大声疾呼。
　　这当然不是在制造恐慌气氛,听说过黄河曾三次自行改道的故事吗?
　　学者专家们却始终忘不了可亲可怕的洞庭湖,哪怕洞庭湖不动声色,默默无言。他们有的忧虑,有的怀疑,治湖大计始终众说纷纭。
　　最终的策略还是陈祜鑫教授想出来的,那就是前文已提到过的“不围垦灭螺”新方法。“不围而垦”,“抬洲降洲”。这个创新理论,揭示了湖洲钉螺的孳生规律。这样的灭螺法,是使血吸虫病防治与生产相结合的世界性壮举。
　　关于“围垦灭螺”、“不围垦灭螺”的创新理论,中央曾给予过极高的评价。1978年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春天,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陈祜鑫被评为全国先进个人。十分惋惜的是,这时他被癌症摧残得生命垂危,已无缘参加这样的盛会了。
　　那天,岳阳市血防办的李主任在接受我的访问时,不知为什么,中间忽然插进来两段笑料:说是有两位记者到洞庭湖采访“不围垦灭螺”大会战时,下雨天连门都不敢出了,他们非常恐惧地认为:只要沾了点岳阳的雨水也会感染血吸虫病哩……
　　另一个笑话是,有一年岳阳市的市长去北京参加一个会,有的领导听说他来自岳阳,吓得连手都不敢握了……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重性,也说明了人的无知将是一种悲哀。这亦如我们今天该怎样去认识“围垦灭螺”与“不围垦灭螺”的历史价值一样,同样需要掌握科学常识。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几乎跑遍了东洞庭,西洞庭,南洞庭的十个市、县,无论是集中式的座谈,还是个别的访问以及阅读有关血防出版的几本读物,我却很惊奇地发现,已经作古了20多年的陈祜鑫教授至今仍活在他们心中。
　　这个不朽的名字是永远和中国血防史连在一起的。
　　这个不朽的名字是永远和洞庭湖连在一起的。
　　
　　3
　　
　　老疙瘩还没完全解开,新矛盾又萌芽了。
　　洞庭湖原本就是一个水美草肥的人间天堂,真正是放牛、牧羊、养猪的好地方啊。然而,好事后面总是拖着麻烦的尾巴。这成群结队的牛、羊和敞放的牲猪粪便随意排放便是血吸虫的主要传染源。截止2004年全国流行病学抽样调查资料,湖南全省共有牛166430头,其中病牛在1.46万头以上,牛的感染率为8.77%。非常的有意思,湖区养猪如同牧羊,将小猪耳朵上钻个洞,然后用绳子穿了,牵到有水草的地方钉个桩,栓牢走人,让它像野猪一样自找生路。至于牛和羊,也许是天性就憨厚老实,能供人使唤一些。那无垠的湖洲、河汊便是它们自由生长的世界。岂知,它们也是血吸虫攻击的对象。这些牛羊猪被感染之后,大量的带有血吸虫卵的粪便排泄出来,又造成新的传染源。
　　不同的是牛感染了血吸虫病,三两年亦可自愈。然而,对于人就没那么简单了,设若不及时科学地治疗,那是绝对会致命的。
　　科学家们也曾想到过,试验过在湖区实行“以机代牛”的方法,但终究还是因代价太大,至今也未能真正全面推广。由于洞庭湖泥沙年复一年淤积严重,导致垸外约新增4000n㎡有螺湖洲。这就是有人总是抱怨为之奋斗了几十年,花了几代人心血,为什么还出现了疫区面积扩大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至于有人把这种“反弹”的原因一揽子推给“文革”,这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反弹”是从1987年开始的。这里面故然要包括频发洪水,大批农民弃田外出打工,以致造成这田土杂草丛生,荒芜遍野,这就等于给了钉螺孳生以一个更理想的天地。
　　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历史进入了新时期,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这种脱胎换骨的裂变,给湖区人也带来了新的楔机。精明的湖区人突然发现:这放羊是没多少意思了,一旦感染了血吸虫病很容易死,养猪又卖不起价钱。城里人不是讲究饮食营养,追求绿色食品吗?我们洞庭湖就是湖南的大草原,假如多养些菜牛到城里去卖,说不定也可以致富呢……
　　这简直是刮起了一阵狂风,当时在湖区哪家没养了几头菜牛呢?
　　唯有血防部门叫苦不迭。
　　人类是最有智慧的群体,你血防所揪着脑袋也得再想出一个应对的法子来呀?
　　“圈养?”这倒是一个金点子。
　　划定一片湖洲围起来,像野生动物保护基地一样,规定所有的牛都只可以在那里放养,把其他的湖洲封了植上树林,这不就阻隔了污染源么?
　　不过,这仅仅还只是血防专家们的一厢情愿,湖区百姓却宁可被打死也不会同意的。原先的牛自由自在的,走到哪吃到哪,你现在把它关起来,谁去割牛草,牛不吃草还能长膘?这似乎也是一个很朴实的理由。
　　那天我到华容县采访,上午8时许从县城驱车20里到达华容河。5月走在河堤上,柳树已经很丰茂了,柳丝上挂满了碧绿的果,柳絮就从那些果里一朵又一朵飘出,满河岸都是,雾蒙蒙的。这条河从长江入口,是历史上皇家运粮的水上交通要道,当然还是血吸虫的窝子。汽车爬上大堤时,入口处有一块森严的界碑:禁区。并设有哨卡。大堤的右方是垸内,左边就是非常严重的疫区。只见河堤下一群人在挥舞着钩刀砍着杂草和柳枝。据称,这是准备分段用水浸泡撒药灭螺。他们都是请来的农民工,一天100元工钱,血防办还要管他们一日两餐饭。
　　华容河这时水源并不充盈,河草都是茂盛青青。假如不是有那种密布的可怕的虫子,完全称得上是一个风光旖旎的地方。我因有血防办人陪同,故准许入内下河查看钉螺。不远处,有一条黄牛在悠闲地吃着草,也不见有主人牵着。我忽然问一位血防工作人员:“不是说所有的牛都要统一圈养起来吗,怎么还……”
　　“老百姓会拿锄头跟你拼命啊!”
　　“有这么严重吗?”
　　“切身利益,经济诱惑,你说他有什么不敢?又不是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无可奈何的语气。
　　当然也不是没有成功的经验,就说岳阳君山的长沟子镇吧,就有一个“安全牧场”。宽绰伟岸的大堤,堤外用铁丝网围起一片碧绿的草洲,牛儿在悠闲地吃草,远处是波光闪闪的东流水。但见那铁丝网圈起的草洲,仅有一个进出口与外面的水泥马路相通,出口处还设有一个浅水池,据称那是特意给牛洗脚用的。这个独具匠心的设计,让人感觉新鲜而周到。
　　难道就真的无法控制吗?这时国家倒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试点方案,由国家给予每头牛800元的补贴,对疫区的牛一律杀之。农民也自有办法对付你,你杀一头大的,他又买一头小的养着……
　　常德的安乡是卫生部的点。据说,曾把几个疫区乡镇的牛还真家伙都杀个精光了。这事还引发过很大争议。我问知情人:安乡全县是不是真没了牛?对方竟笑而不答。
　　牛被改造了,被我们改造了,被我们的欲望改造了。
　　看来,这也并非权宜之计。圈养又不干,杀又杀不尽,那又该如何是好?
　　老所长周达人教授经反复深入调查,缜密思考,最终提出一个较为科学的方法,叫“人畜同步化疗。”这个方法对阻隔污染源,保护老百姓委实起了很大的作用。1987年,在洞庭湖区建了30几个点,后来卫生部还把这个经验推介到全国去了。
　　这个方法沿用至今,已被人称为经典。
　　
　　4
　　
　　关于“马凌”复航,曾经引起过极大的争论,而且竟是一波三折。
　　这就是水利交通与血防之争。
　　此刻,常德市马凌航线复航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左维俊,正在办公室埋头写着一份文件,以至邮递员送信送报进来他都不知道。
　　文件拟好后,他轻轻嘘了一口气,桌上那份《湖南日报》的头版头条迅速进入了他的视线:
　　人大会议尚在召开,代表意见已有回复。
　　省政府接受代表建议即办七件实事。
　　左维俊不读也罢,一读就不由一惊。因为这七件实事中的第二件,就说的是他主持的马家吉至凌家滩航线的复航工程:“省交通厅决定另择无血吸虫的地方开口建闸,需要曾加的经费,拟报请国家交通部审批。”
　　左维俊苦笑了笑,继而坐在那儿发呆。他不知道在常德市出席省人大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到底对马凌复航工程有什么看法,又为何那样反映强烈?省政府究竟又是何态度呢?怎么这么快就作出了答复呢?
　　他不仅有些困惑,还有些焦虑。还记得那是1985年他从市交通局局长位子上退下来,就出任了这个复航工程指挥长。他对这条航线被废的历史原因和复航的种种艰难是十分清楚的。
　　马家吉至凌家滩是一条天然的航线,全长有74公里,原本就是沟通沅水、澧水之内河航道,这可是常德、津市两地物资交流的水上捷径,可在1954年因治理西洞庭而被生生废弃。“堵口并垸,沅澧分流”的方针,居然把沟通沅、澧两水的12个河口全都封死了,又将一百多个小垸合并成沅澧大垸。实话说,这对当时防洪抗灾,发展农业生产是功不可抹的。遗憾的是,垸内500公里的航道,从此荒废。本来设计时就留有出口的,也因财政吃紧而被放弃。
　　后来一股暖暖的春风吹到了西湖,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自然也把曾经被冷落了的内河航道吹得碧波荡漾。1983年交通部与水利部联合召开闸坝碍航协调会议,还特别将马凌航线恢复一事做为一个重要内容写进会议纪要。很快,负责长江航运规划办公室总工程师王源就匆匆赶来了常德实地考察。他沿着马凌航线实地调研后发表了他的看法:这条航线的确具有恢复和开发的必要。国家为慎重起见,不久又派交通部部长、内河局局长亲赴常德考察,还曾到过马家吉堵口现场察看。
　　有时啊,人们的观念也会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他们以为日趋现代化了,交通发达了,有了汽车、火车,还需要你这慢悠悠的轮船干嘛?其实,话可不能这么说。水运的优势你看不到吗?一不占田,二省能源,三载量大,四运价廉。据专家们考证,所谓“弃水走陆”并不划算。据称,全世界许多铁路、公路高度发达的国家,现在却又反倒提倡重振水运了呢。就以德国为例吧,那条著名的莱茵河,全长886公里,据说就承担了整个全国货运总量的20%,这说明了什么呢?假如能让马凌航线重开,那么常德至津市的水运至少就少绕道几十公里!这个实惠是不可估量的。
　　马凌复航,一等等了30年,对于湖区人来说,这个等待是多么的漫长。现在终于是等来了,国家投资,挽救地方航道,增添地方经济实力,造福子孙后代,这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一件大好事了。可为什么会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呢?
　　左维俊百思不得其解。
　　马凌复航,原来又引发了另一件头等大事,那就是血防。
　　有两个人最先敏感地发现这个要命问题,他俩就是当时的鼎城区血防办主任陶冒鉴、医生杨世杰。这两人太熟悉本地的疫情和历史现状了。这条马凌航道流经鼎城区和津市的16个乡镇、场,共是110个村,也就是在这个地域历史上血吸虫病流行最为严重。新中国诞生后,经过20年舍死忘命的拼杀,尤以1954年治湖堵口后,加上在垸内积极灭螺,可以很乐观地宣告,这里的血吸虫病已基本消灭。如今,一旦通航,将澧水外洲的钉螺扩散到垸内孽生,势必造成航道两岸血吸虫病死灰复燃,这不等于是“放虎归山”吗?
　　陶冒鉴、杨世杰作为血防线上的两个老“哨兵”深感事态严重,他们有责任把这些问题向上级报告。然而,马凌复航是一项已纳入国家“七五”计划的重点建设工程,他们的话又能有多少份量呢?他们知道,要“争”就得有“理”,理就是搜寻大量的证据,用事实说话。那段日子他们翻箱倒柜,找出许多积累的历史资料,走向市、区图书馆,走进大小医院,查县志、找文献、翻病历……
　　人命关天的事,那才叫刻不容缓。
　　终了,他们又很快找到湖南医科大学已故教授陈祜鑫的一篇文章,在这篇遗作中,这位著名的教授详尽的记述了他当年在马凌航道西岸周家店作血吸虫病疫情调查的情况。文章说:1905年中国向世界报道的第一例血吸虫病人,就发生在周家店。美国学者浮士德·麦隆利早在1924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也提到,周家店及附近渡口这两个流行区“男子93%,女子70%患有血吸虫病”。
　　这是两幅阴森可怕的画面,却又是真真切切的历史。
　　还有一份国外的资料记载,埃及这个“血吸虫王国”有一年修建大型水库,也是疏于考虑血防的因素,结果造成钉螺四处扩散,大面积的人畜感染,触目惊心……
　　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让陶冒鉴、杨世杰一刻也不能等了,他俩风风火火跑到鼎城区委、区政府汇报,又跑到区人大呼吁,继而向省、市血防部门作书面报告……
　　他们深信,只要上级重视起来,事情总得有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的。
　　果然,上级看到这份来自最基层的报告后,显然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省有关领导随后率领调查组,就马凌复航对当地百姓健康影响进行了周密了解,且有两次向省委、省政府作了客观情况报告。出席省人大会议的11位代表,也郑重地联合向人大提出议案……
　　这不仅是陶冒鉴、杨世杰两个血防忠诚卫士迫切想看到的,也是马凌航线两岸人民希望看到的。1987年9月20日,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管理条例》。其中第13条规定:在有钉螺地带兴建工程,建设单位应把灭钉螺措施和血防安全设施纳入工程计划,同时组织实施。
　　这样,就把人们因为有血防这件大事,复航工程还能不能兴建的疑云吹散了。
　　这个严肃的法规出台,完全统一了复航工程指挥部与血防部门的认识。尽管往后或许还有许多斩不断、理还乱的矛盾,但这个重大决策毕竟值得大声歌唱。
　　那天,有3个人站在堤上,俨然是3个亲兄弟。一个是马凌复航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左维俊,另两位就是常德鼎城区血防办的主任陶冒鉴和医生杨世杰。
　　笑得最灿烂的是陶冒鉴和杨世杰。
　　笑得最舒心的是左维俊。
　　此刻,一群白色的精灵,引颈高歌斜剪着湖面向远处飞去。
　　天蓝得发绿。
　　
　　5
　　
　　事实上,对于血吸虫这种奇怪的生物链,我们谁又能说真正认识了呢?我在华容河拾起一只干枯的钉螺,我想这么精巧玲珑的钉螺本应当成为观赏艺术品,和象牙、玛瑙一样制成雕刻,可它偏成为一害。一条毛蚴钻进钉螺,经过几代无性繁殖后,发育成了尾蚴,在有水的条件下逸出钉螺,危害人间。
　　说起钉螺人类总是怪罪于它,想想它真是背了黑锅,它自己的命运也十分可怜。毛蚴这恶家伙钻进它的体内,同样破坏了它的肝脏,原本一只钉螺正常情形下,它是可以活1—2年的,现在就只能够活个一年半载的。尾蚴为什么不惹田螺、鱼、鸡、鸭,甚至还有洞庭湖的湖老鼠?这就是个谜,好像至今都无人解密。
　　至少是上百年来,这世界上有不知多少人被它折磨致死致残,而人类对付它的办法竟显得是如此软弱无力。虽经埋、淹、检、药杀,它表现出来的繁殖再生速度和生命力,那是远远超出了人类保护反击、灭杀的能力。
　　钉螺虽不是人类直接的敌人,但毕竟是一个帮凶。
　　为使钉螺在洞庭湖区减少或者消失,几代人已经使尽了浑身解数,被拖得精疲力竭,甚至不少人因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比如用药物进行灭杀钉螺就是一种主要手段。常用药化学名为:氯硝柳胺、溴乙酰胺、烟酰苯胺、杀虫丁等。以化学药物灭杀蚴螺,曾经也取得了很大成功。随之,紧跟着副作用也来了。因这些药毒性太重,既可以杀死钉螺,也可以杀掉其它微生物,连草都会死,尤其是鱼类是直接受害者。而鱼又是蚴螺的死敌,同时它还会吃掉别的一些微生物。鱼还是保护水质的功臣呢。可现在这药一撤下去,连它也感觉没有了生还的希望,毒在水中,无处逃循。何况用压缩喷雾器和单管喷雾器灭螺的人,虽是戴了个口罩作防护,但总不能停止呼吸吧?这空气里就迷漫了有害的气体。说不定,人也会慢性中毒的。
　　人类在改造大自然的时候,往往带来一种平衡,同时又破坏了另一种生态平衡。
　　有消息传来,江西鄱阳湖曾出动了飞机撒药灭螺,结果导致鄱阳湖上多年见不到一条鱼。谁愿意看到这个结果呀!整个江西人都惊呆了。
　　茫茫宇宙,大千世界,自然界的一切存在,是那么惟妙惟肖,合乎情理。在几千年的人类社会里,我们看惯了暴力。自然界呢?更是弱肉强食。洞庭湖的湖鸟则不然,它温和善良,少有攻击性,它不会侵害人类,显得静美与祥和。倒是人类似乎并不把它当作朋友,不法之人常常让它变为桌上的盘中餐。人与自然究竟何时才能真正达到和谐?恐怕关键还在人类自身。人,为什么要战胜自然呢?为什么要改天换地呢?为什么不能与自然和谐与共呢?大自然的呼吸一旦艰难,就是和人类关系的失衡。地球文明在滥用技术,放纵贪欲的疯狂之下便有可能趋于终结。
　　这也是一个不变的真理。
　　
　　第十章跨越
　　
　　1
　　
　　历史的星空是如此浩繁莫测。
　　我们只知道2100年前西汉时期辛追这个女人身上已有了血吸虫卵,我们却无从探究更久远的血吸虫病流行史。假设没有1972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的出土,假设不是辛追保存完好“活”着的尸体,中国对血吸虫病的认识,恐怕就永远定格在1905年罗根在常德周家店发现的第一例病人了。
　　1905年至新中国成立是44年,1950年至1978年是28年,新时期至今又是31年,这个历史的跨越显得是那么艰难,时间是那么漫长,人与血吸虫的搏杀是那么惨烈。几代血防人,备受血防现场的磨砺,栉风沐雨,忍饥耐渴,由青丝转白发,踏草洲芦荡,访千家万户。他们一身脏臭,没有政治地位,待遇很低,曾几何时甚至连农民都瞧不起他们,他们更难找到自己的理想爱情。他们大部分是科班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远离城市,告别家园,凭着一腔报效国家的热情,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知识,甚至把自己的生命全贡献给了湖区人民。从此,除了没有分配田土,他们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热爱洞庭湖,洞庭湖也把这一批又一批赤子紧紧揽在怀中……
　　千秋功过,谁人曾与评说?
　　只有洞庭可以作证。
　　有个数字足能见证湖南血防走过的历程。前文已提到,新中国诞生时,全省血吸虫病人60万,其中晚期患者达一万多。54年后的2004年,全省血吸虫病病人就降到21.1万人,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务院在岳阳召开了一个现场会, 还宣布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广西五省,自治区,直辖市已消灭了血吸虫。也就是说,至今仍有7个省还任重而道远。关于湖南,疫区面积大,血防任务自然是最重,要求在2008年达到全国血吸虫病疫情控制人畜感染率必须降到5%以下,2015年务必降至1%以下。这是两个硬指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血防领导小组组长吴仪亲赴岳阳会议,特别对湖南寄予了很大期望。
　　以什么去保障这两个百分比的实现呢?政府拿规划,除血防、卫生以外,农业、林业、水利、畜牧、国土资源都得设防治项目。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血防工作方针。
　　向来敢为人先的湖南人,在2008年全国血防抽样考核时,终于不负众望,达到了国务院规定的人畜感染率下降到5%的指标。这个胜利是何等的来之不易?对流动人口进行血防监控,全民化疗,人畜同步化疗等工作的难度非常大,就如“超生游击队”东躲西藏,难以管理与防治的问题,还有渔民的问题,因居住在岸上的人群还可以通过卫生厕所改造造沼气池等解决,可渔民和船民这一块就大伤脑筋,他们吃喝拉撒全在船上呀!不仅直接污染水源,且行踪不定难以管理。也有无奈的时候呢。在岳阳君山宽阔的大堤上,每一公里差不多都建有一个血防卫生厕所,那是专门给长期在洞庭湖上生活的渔民、船民“方便”的。厕所干净漂亮,是水冲式三格化粪池结构,面积也有不小的十几平方米,建一个要花上万元的造价呢。一天,在林角佬渡口,一对渔民夫妇驾着小船在湖中捕虾,然后卖给在岸上等着的小贩,收获一天的希望。他们船上原本有上边统一发的便桶,要求倒进大堤上的厕所里那是自然。那天恰好一位健康报记者在隔岸采访,那个男主人没搭两句腔,便鬼诡地将船很快地划离岸边。他似乎在有意躲避着什么。渔民是“船上赚钱船上歇”,有路的地方,可能到岸上厕所“方便”,没路的地方,就可能真正“随便”了。在水面和大堤间有块湿地,近的几十米,远的有上公里,别说去那里“方便”就是真正去那倒便桶也不容易啊,谁愿去谁去吧,深深的芦苇荡,反正你也看不见我。有时为追寻他们或者发现一头病牛从疫区卖到不是疫区的地方去了,血防人员甚至要像公安追在逃犯一样,转辗几十里,几百里远的路程呢。然他们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绝不会动摇的。
　　他们到底有多苦有多累呢?
　　一年,省血防所一位专家带了两名从长沙来的实习生去君山进行实地调查,为了多掌握些资料,就多走了几家,落日时分待他们走到湖边时,竟发现早已没船过湖了。那天,恰好是大年30,师生3人无奈何只得坐在湖边待天明。遥望湖那边岳阳城万家灯火,除旧迎新鞭炮声声,湖的这边却是夜黑风高,湖水喧哗,干雪飘飘,又冷又饿,寂寞苦无边。
　　于是,老专家对两位年轻学生讲起了他一生在洞庭湖经历的种种传奇……
　　
　　2
　　
　　公元1978年,我国成功合成了(德国技术)“吡喹酮”。真是大幸特幸的事,终于结束了长达几十年使用的“酒石酸锑钾”那种毒性重,副作用大,病人不肯接受,甚至拒绝化疗的状况。“吡喹酮”经临床试验,已证明毒性小,服用简便,对人安全,疗效可靠。
　　因此,科学家们把这种新药的出现,又誉为:科技革命。
　　现在呢,再也不打针,一年就吃两次药,染上了的可以治,没染上的可以防,还能够杀死人体内其它一些寄生虫,照样干你的活。哪像过去,一说起要打“锑剂”,就如同上刑场一般,一副慷慨就义的样子。现在的老百姓生活好了,也知道关爱自己的生命了,这又是认识上的一个大的跨越与飞跃。进城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事实上,自从有了有机化肥后,湖区人也就免去多少年来上洲打湖草肥田之苦,自然也就减少了感染血吸虫病。过去,许多“急血”患者,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打湖草,捞鱼虾惹的祸。
　　随着血防科技的进步,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渐强。国家也加大了投入,以华容河为例,130公里的堤防岸坡全面硬化,对7处有钉螺洲滩进行抬洲降洲处理,对进螺涵闸进行改造,投资约8700万。那么,国家花巨资打造的这个工程,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效应呢?权威人士是做了精确估算的,可消灭钉螺面积2万余亩,也可基本解除沿岸华容县、君山区9个乡镇57个村25万人受血吸虫病威胁的问题,这就是说政府要下决心治本。
　　再看南县沱江的整治。南县完全是个平原县,这沱江是过境性季节性河流,北起南洲镇,南至茅草街,因春秋两季无水,抬洲降洲6处,护坡硬化48公里,涵闸防螺22处,投入8000万,可灭掉沱江钉螺面积4142亩,当然也可使沿岸6个乡镇222个村,38.85万人不受血吸虫的威胁。
　　这两项为民造福的工程都是从2005年冬开始的,3年后竣工。沿岸百姓无不欢欣喜舞啊。
　　国家对血防的投入是越来越大,如今一个晚血病人(内科救助)国家补助5000元,对一个需要切脾手术的晚血病人,国家补助7500元。且加上农村已普遍实行了医疗合作,一台几千元的手术费用,病人只需掏几十元,去住院治疗的人也就多了起来。以前是拖,最终拖成了晚期,一晚就晚到跪在地上求医生救命。
　　实话实说,救治血吸虫病人这一块是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血防人员的真实生活境况似乎就并无多大改变。
　　一起完全不该发生的事还是终究发生了,这是谁也没想到的。
　　七年前的2003年9月,央视“焦点访谈”曝光湖南岳阳县部分乡级血防站“靠变卖灭螺药物赚钱而不理血吸虫”的事。其中就提到麻塘血防站。说来这个地方可不是一般的地方,麻布山下有个金山村,地名倒是蛮好听的。旧时金山村有个邓氏家族,据称有1000余人丁,朱门碧瓦,雕梁画栋,可惜后来血吸虫这“瘟神”一来,邓氏家族竟一天之内死了9个人。
　　20世纪70年代初,县政府曾组织几万名围堤灭螺大军,浩浩荡荡,筑起12000米的大堤,造田22068亩,算是花了大力气。按理说,从一开始,麻塘这地域历史上原是一个严重的疫区,是绝不可能出现血防人员反而“吸血”的,为什么?
　　这仿佛是一个不应出现的例外,甚至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然而,在例外的背后是否还有另一丝隐情呢?
　　这个曾经创造过辉煌业绩的麻塘镇血防站有20几个职工,当时一年下来也就只几万元经费。有人说,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起早贪黑,和群众同吃同住,现在恐怕也只有血防一家了。说的也是实情,血防人也总要生活啊!不过,再艰难也不能贪血防的钱呀!
　　这个事件,曾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对血防已高度重视,到了几乎不惜一切代价的地步。
　　我在结束整个采访之后,见到了湖南省血防办的主任易冬华,看得出他是一个很务实很精练、很有办事魄力的人。从他那里我了解到一个很权威的数字。他告诉我:湖南现有血防人员,约5000人,近几年每年拨下来的资金达一个亿,假如还算上农业、水利、林业等方面的投入,那就是四五个亿。他说:“不投入会逼着基层想歪点子,既然有了钱,就得落实责任,保障国家的钱用在刀刃上。政府的钱是用来防病治病的,绝不允许任何人打歪主意。”
　　有资料表明:2004年以后,全省血防得到国家综合治理重点项目超过10亿元的支持,省财政也调整预算结构,在原有基础上每年增加血防经费上千万元,同时还单列防治经费900万元,对查螺、灭螺、灭蚴、查病、化疗给予补助。省、市、县三级逐级配套,每年至少要安排650万元专款用于乡村血防劳务补助。更可喜的是,有些疫区政府还格外拨钱支持血防。例如长沙市每年专列70万元用于环境改造灭螺,株洲市自筹资金1400万元建设水利血防样板项目,效果极好,长沙县600亩垸内钉螺彻底灭净……
　　数字的显示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枯燥,但这个统计却凝聚着党和政府的关怀,智慧的结晶,挑战大自然的意志。从2004年至2008年,就五年吧,有人称这是湖南血防的“黄金五年”。也有人更直接称其为“洞庭湖畔的民生工程”。因为,湖南的血吸虫病重疫区已由1586个下降到470个,全省救治血吸病人是10411人次。周介文便是一个例证,他是岳阳人,常年生活在洞庭湖畔的船上,4年前在县血防医院一查,天啦,那已是巨脾型晚期血吸虫病。医生说再去晚一点,连做手术的条件也没有了。医院对他立即行晚血巨脾切除及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他享受了晚血补助7500元。术后一直服护肝药,再无腹水症状,劳动能力恢复,现家有渔船两条,年纯收入也有1.5万多元。从此,那像打了霜的脸上,又现出了久违的笑容……
　　2008年11月,国家组织专家抽查湖南疫区的3个县市共9个村,这一抽就出了一个惊喜,他们发现:人的感染率为2.89%,牛的感染率仅为2.44%,全省未发现急性血吸虫病暴发疫情,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这当然又是一个大的突破。世界上还有什么事物比这更美好的呢?湖区人民听说了这个消息,真像过节一样快乐。
　　
　　3
　　
　　1996年、1998年中央曾两次提出要退耕还湖的问题。这绝不是否定当年“围垦灭螺”的历史功绩,也并非要刻意还原到明清之前真正的八百里洞庭的壮阔,因为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不能不引起高度警惕。那就是洞庭湖越来越小,湖里的淤泥越积越多,历来受大水之灾的湖南,千条河万条河最终都要归入湘江,归于洞庭,流入长江,奔向大海。这泄洪就成了一个大问题。防汛部门曾责怪围垦所带来的水利隐患,而血防部却有苦难言。大水一来,到处是钉螺,围起来分垸内垸外,垸内可以集中灭杀,垸外同步治理。这个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水灾也是灾,“虫”灾也是灾,总不能顾此失彼吧。
　　老实说,多少年啊,湖区百姓已经饱尝了两种灾难的痛苦,再也受经不起这天大的折磨了。
　　不过,一个垸就住上几万人,一旦退耕还湖他们又上哪儿去呢?然而,从长远的战略考虑,中央又不得不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看起来,血防的担子是越来越重了。不过,也别慌,有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关怀,湖区的百姓又有什么可愁的呢?2004年国务院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血吸虫病列入为国家重点关注的3大疾病之一。这一年国务院或办公厅、国家有关部委连发3个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04]14号)。《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长期规划纲要(2004-2015)》(国办发[2004]59号)。经国务院同意,卫生部、发展改委、农业部、水利部、林业局、财政部联合印发《全国血吸虫病综合治理重点项目规划纲要(2004-2008)》(卫疫控发[2004]357号)。
　　2004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作了重要批示。
　　2005年,中央电视台播放“送瘟神国家行动”专题节目,国务院血防工作领导小组所有成员出席。这一年,完成了第3次《全国血吸虫病抽样调查》……
　　从此,湖南血防的重担已不再是“独角戏”。农业、林业、水利、卫生、财政一齐上阵,逐步由独唱转化为合唱,由单声部变成了多声部。根据省政府的部署,为了加强群防群控,综合治理,将血防实行大卫生管理。
　　2007年5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在一份血防调研报告上批示:应高度重视血防工作,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抓血防工作,整合血防资源,整体推进血防工作。
　　2008年秋,由卫生部、农业部组织的血吸虫病疫情控制预评估考核小组结束了在湖南的检查。专家组的结论是:湖南抽样县的血吸虫病防治资料规范齐全,全省1584个重点疫区村血防室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省市县乡村五级血防网络已经形成。并建立了以行政村为单位,能反映当地病情、螺情变化的档案资料,居民和家畜的感染率已降至5%以下,达到了国家有关血吸虫病疫情控制的标准。
　　9月25日,专家组向湖南省政府正式通报了评估结果。
　　有人说:“这个时期才是血防的最好时期。”
　　有人说:“我们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应该还要加一条:有了共产党才能搞好血防呢。”
　　有人说:“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人还是那些人。达标了,人的思想很容易松懈,一旦放松警惕,血吸虫又该来了。”
　　这话听起来似乎是很消极的论调,其实不然,这是一种规律,还可称为经验教训。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在湖南、在全国。
　　由此可见,这是在警钟长鸣。
　　
　　4
　　
　　防汛部门想要退耕还湖,以保泄洪,蓄洪。
　　血防部门想要保垸灭螺,以控制疫情。
　　这两个部门好像是一对有着矛盾的亲兄弟,既要“好”,又要“吵”。农业与血防、林业与血防、水利与血防等都是最密切的,但矛盾也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特别是血防与防汛的矛盾,与畜牧养殖的矛盾,与投资开发旅游的矛盾尤为尖锐突出。面对这个矛盾未必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卓尚炯、朱诗好、黄昌林三位血防专家终于想到了一个极妙的窍门。省水利厅在加固长江干堤工程中,不是在用挖泥船从长江吸取泥沙吗?假如用来吹填到堤脚外滩,那岂不是一个治理血吸虫病疫源的好方法?因为它将血吸虫的“老窝”(因以往修堤取土形成的堤边洼地)可以彻底填平。假如抬高两米左右,就可达到钉螺不能生存繁殖的地面高度。也就说,在当地平均水位6月底以前洪水淹不到的地方,使钉螺无法于干旱地面繁殖,即便繁殖也难以排出尾蚴,即便排出尾蚴也会干死,当然就阻隔了繁殖呀!尤以洪道被疏通后,水速加快,若是流速大于每秒14厘米以上,因受水流冲刷,钉螺想在此孳生的美梦就破灭了,自然就可以达到永久性将钉螺消灭之……
　　这个简单实用的灭螺方法,经省血防研究所几年观察,得到充分肯定。如位于沅江尾闾的汉寿县,位于藕池河边的华容县,就曾用“引洪促淤”办法,采取开引洪渠把洪水引进洼地,让泥沙自然沉淀,人们发现,每年平均可淤高0.3-0.5米,当淤高达到2米时,就再也没见着一只钉螺了呢。
　　原来大堤外边的环形洼地就是血吸虫“窝子”。怎么说呢?因了洼地在洪水期水流缓慢,一至枯水期又经常潮湿,杂草丛生,极适宜钉螺的繁殖,加上传染源粪便密集,渔船在堤边停泊过夜,家畜在堤边放牧,人畜粪便一年四季在这污染水体,再说人群和家畜入湖接触疫水主要就在这个地带,故每年新感染的病人,十有八九就是在这染病的。这个方法好是好,可投入也不是个小数目。专家们算了一笔细帐,吹填1立方米泥沙需要10元钱,若治理1000米长、100米宽的一段洼地,需耗资120万元。假如由政府牵头,集水利、农业、交通等力量,一年治理一些,先从最严重的地方开始,坚持若干年后,必然大功告成。
　　自然科学提示人类,设若地球的历史是24小时,人类历史则只是24小时的最后一秒钟。对于包容在每一秒钟内的今天和明天,我们认识血吸虫的历史还短暂得无法计算。
　　然而,人类在进步,人们永远在不厌其烦地寻找这把打开大自然“密码”的金钥匙。
　　跨越还只是有了某种飞跃的姿态。
　　全世界的人都在日落之后盼望着新的一天。
　　
　　尾声
　　
　　历史也是新陈代谢的。60年了,人们看到了几代血防人穿越洞庭的脚窝,看到了几代人的智慧火花,看到了中华赤子的忠贞不渝。这一切都化作了一道道美丽的彩虹,化作了自然的、精神的能源,这种与天斗其乐无穷的不懈精神,从辽阔苍茫的洞庭,辐射到整个中国。
　　将近半年之久的陆续采访,我从繁华的都市到偏僻的乡村;从权威的科研单位到救死扶伤的医院;从领导机关到普通的血防人员,在我心里,总感觉洞庭湖上有一座雄踞的无字丰碑。丰碑很高,高耸入云。那是令人敬畏的高度,脚下是芦苇青青簇拥的大地,波涛翻滚的雪浪。碑上似乎写不下那么多英雄的名字,所以干脆不要。因为这一代又一代,数以万计十万计的人,他们把青春、爱情,甚至生命留给了洞庭,留给了后人。他们本来无名,也不需要有名,默默无闻,拼搏奉献,这就是他们的追求与品格。在伟人的雄词里:“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不就是对他们的礼赞吗?
　　岳阳楼上有过一首古人的题诗:“荒洲岁涝哀鸿满,谁布沧波万里春?”这是千百年来人们的喟叹与对洞庭湖的困惑。在经沅江去南县又经南县,去安乡的路上,我看见往日支离破碎的湖洲,凄凉寥落的荒滩,如今已是良田成方,渠水清清,林带如织,公路纵横。远远望去,很像一幅安静的油画。湖区的初夏有着迷人的色彩,令人陶醉。
　　科学家说:在湖南血吸虫是不可能很快被消灭的,那是因为疫区面积宽广,气候、地理环境复杂。当年号召百万大军下洞庭捡螺,那只能代表政府要战胜自然灾害的壮志雄心,自然不能以科学的名义去解读,钉螺又怎么捡得尽呢?殊不知,只要有一个钉螺就可以繁殖几千上万条尾蚴呢,而一条尾蚴一旦钻进人畜体内又可产下无数的虫卵,这就是一种灾难。
　　现在可好了啊,中央已经把血吸虫列入了国家三大疾病之一,这个目标不就更明确了么?几方面联合行动,加大投入,血防联网,科学管理,把疫区逐渐缩小,从中小学生教育抓起,全民普及血防知识,湖南的血防形势就会越来越好。湖南血防已有很多方面在全国领先,也全面达到国家预防控制的标准,这显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人类与大自然的较量,也总是呈现出反反复复,如同江河大海,也有潮起潮落。这是不是也是自然的法则呢?
　　也不全是喜,俗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在访问期间,省血防所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吴昭武就隐隐向我透露了他的忧思。他认为“吡喹酮”虽疗效不错,对人体毒副作用也小,但已用了许多年,一旦血吸虫对这种药产生抗药性,而国内目前还没有研究出替代的新药,那可怎么办呢?据说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汪世平教授正在研究一种疫苗也已有些年头了。然又不知何年能够成功,因科研项目有时是需要漫长的时间的。
　　作为行政领导担心的却是另一个方面。也许还是一个待遇过低的问题,曾由血防研究所培养选派出去攻读博士生的人,刚一毕业就不想回所了,走了,走到广州,深圳那边去了,甚至走到国外去了,血防人才奇缺,青黄不接啊……
　　应该说,这才是湖南血防真正的危机。
　　是的,我必须搁下心里的一切。甚至包括许多熟悉的文字和修辞,我只能这样写下我的真实感受。
　　自然的舞台永远开演新戏,因为上天永远创造新的观众。
　　洞庭湖没有语言和文字,可它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
　　洞庭湖湖滨地势平坦,土地肥美,气候温和,雨水充沛,盛产稻米、棉花。湖内水产极是丰富,鱼获量大约在30500吨,尤以青、草、鲢、鲤、鲫等鱼类以及鳖而著称,更有珍稀中华鲟、鲥、银、鳗鱼为至尊。湖水丰盈,真乃天华物宝……
　　离开洞庭回到喧嚣不安的城市又有一些日子了,我的心却失落在了广袤的洞庭。渔舟唱晚,月色如诗如画,蛙声若梦若幻,我是多么还想一个人去那绿草地上躺一躺,头枕清霜仰望宝蓝色的天空,聆听自己平和的心跳以及洞庭湖中传奏的那阳春白雪。
　　仿佛,我耳边又传来了著名歌唱家何纪光那优美、激情、明快令人难忘的男高音——《洞庭鱼米香》:洞庭湖上好风光,八月风吹稻花香。千张白帆盖湖面,金丝鲤鱼装满仓。丰收谷米运全国,轮船结队下长江……
　　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每个梦,就是一个世界。
　　洞庭啊,我要深深地祝福你。
　　
　　2009年12月1日五稿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