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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某些汉语称呼语呈现出商业化的趋势。详细梳理了商业化的代表性称呼语“老板”的来龙去脉，重点考察了它在商业、官场、军队、娱乐圈和各方言区的使用现状，探究了其泛化的具体原因，并根据称呼语发展的“伸缩率”针对性地提出了“老板”在交际中的使用建议，以期为汉语社会通用称呼语的健康发展带来启示。
关键词：“老板”;称呼语;商业化;交际
一、“老板”的语义演变
“老板”一词自古已有，书写形式为“老办”“老班”“老版”或“老闆”等。“老板”在《汉语大词典》的释义为：①工商业的业主及其代理人。②旧时佃农对地主、雇工对雇主之称。③旧时对不相识者的敬称。④旧时对著名京剧演员或组织戏班的京剧演员的尊称。⑤旧时对丈夫的俗称[1]（P4992）。
我们通过对中国基本古籍库（个人版）检索，检得共52本古籍有“老板”的用例。剔除重复的部分，发现宋代出现2例有效词：“家无舂，而西北老板退卒，依君者不下数十人”（刘克庄《林韶州墓志铭》），“天下耆寿，各赐物五段，侍老板授太守、县令，仍各赐物五段”（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五十五）。第一例中的“老板”应为“老校”，意为年老或任职已久的下级军官，第二例中的“老板”同“老版”，“侍老板授”为唐代一项优待老人的制度。“老板”在明代出现8例，只有2例是有效词：“须查本地有老板荒田或新荒田”，“老板饶性命，还你夜明帘”。其一是修饰田地，意为旧的、土壤板结的，其二应为“老校”。可见，清代之前并未出现现代意义的“老板”用法。清代和民国时期共有54个有效用例，多指代店主、船主，亦有对他人的敬称，以及钱币称等。
关于“老板”的身世来历和演变过程，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货币
“老板”为钱币称谓，始于五代十国。清人施鸿保在《闽杂记·老板》中，详细描述了“铑钣”演变为“老板”的历程：“……按陶岳《泉货录》‘闽王曦时，铸大铁钱亦以开元通宝为文，五百文为贯，俗谓之铑钣。’……董穀《碧里杂存》云‘国初至弘治时，皆行好钱。正德时，京师交易者称钱为板儿，皆低恶之钱，以二折一，但取如数而不论好恶’……铑钣盖即今俗称之老板，本谓大钱……”[2]（P98）清人葛元煦在《沪游杂记·插息贴新贴现》中说道：“按日银洋插息涨落不一，常年使用老板，英洋本有贴新。”[3]（P110）其中，“英洋”为来自西方的银元，那么“老板”必是对当时国内钱币的称呼。可见“老板”史也是一部“钱”的发展史。
2.原版印书
在此义中，“老”为旧的、原来的。“板”通“版”，为版本。此义最早出现于南宋时期，有当时书坊招牌上的“老板印书”为证[4]，可惜此说暂无其他证据可考。
3.一店之主
如今学界大多认为“老板”即是“老闆”。《康熙字典》对“闆”的释义为：“匹限切，音盻。门中视也。”[5]民国24年修纂《麻城县志续编·方言》云：“称店主人曰老闆。”[6]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门中视”为店铺主人看管店里事务、观察门外往来客人之义。也有学者从“闆”字拆解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闆”字是门中有品，门中存放售卖商品，正是店铺义。另一说认为，“板”借自蒙古语“闆生”，即土房子，后引申为店铺义，店铺主人自然也就称为老闆了[7]。总的来看，“老板”作为一店之主的用法是比较普遍的，清代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此类用例。如李宝嘉《文明小史》第四十二回：“单把书拿了去还不算，又把店里的老板或是管账的，也一把拖走。”[8]（P247）当时水运发达，船只是南方的主要交通工具，船主也被称为老板。如《小五义》第一百零七回：“老者问：‘二位贵姓？’蒋爷说：‘我姓蒋，这是盟弟，姓柳。船老板贵姓？”[9]（P480）此外，旧时的地主也被称为“老板”，这是因为佃主和店主一样，都掌握着资本或资源，社会地位较高。就此而言，无论是船老板，还是地主老板，都是一店之主的引申用法。
4.戏班之主
清末民初，戏曲的发展达到鼎盛，对从事戏曲行业人员的称呼“老板”，也随之流行开来。清人张焘《津门杂记·下处》记载：“向居侯家后，其寓所曰‘下处’，主人曰‘老板’;多半亦梨园子弟出身，积有余资，遂畜雏伶，自立堂门。”[10]可见这一声“老板”不是一般人能担当得起的，得坐到班主位置。如三庆班班主——大老板程长庚。除了班主，京剧名角也会被称呼为“老板”，如花旦名角梅兰芳，就被称为“梅老板”。这是因为在当时京剧班社体制——名角挑班制中，班主通常是由戏班挑大梁的名角担任[11]，因此，称呼名角为“老板”也就不足为奇了。关于“老板”和戏曲的渊源，还有其他说法。黄今许认为，“老板”源于唱曲的“拍板”，因为“拍板”掌控整场戏曲演出，非常重要，梨园班主的唱腔又大多“腔纯板正”，因而称之为“老板”[12]。杨琳则认为，梨园班主之所以称为“老板”，是因为“板”通“班”，梨园便是一个“班”，在称呼掌事者时，加上前缀“老”字以示尊敬，于是呼之為“老板”[13]。
5.企业之主
这一称谓自近代以来最为常见，用来称呼那些从事实业的人。如清末吉林首富牛子厚人称“牛老板”。不过，在建国后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基本上被消灭，“老板”这一称呼遂被“同志”取而代之。改革开放后，国家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性质经济得到蓬勃发展，商品经济浪潮席卷全国，“老板”这一称呼也开始重出江湖。
综上所述，“老板”在汉语中的起源非常早，其语义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其中有些涵义已经在现代社会消失，如对“善本书”“钱币”和“戏班主”的称呼，有些还依旧活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对“店主”“企业主”的称呼。虽然“老板”由物的称呼转变到人的称呼的确切时间已难以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老板”用作人的称呼兴起较晚，应不早于清朝。结合我们的检索结果，同时通过查阅清梁章矩的《称谓录》、龙潜庵的《宋元语言词典》等，都未曾发现“老板”指人的用法。纵观“老板”的发展史，从五代十国的“大铁钱”、明朝的劣质板钱，到清代的“店主”“戏班主”，再到近现代的“企业主”，可以发现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那就是“金钱资产”及其所衍生的“管理权”。 二、“老板”的使用现状
当前，“老板”已泛化于商业、政界、军队、高校、娱乐圈等多个领域，同时在各个方言区也得到广泛使用。虽然这一称呼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各界对“老板”称谓的看法却褒贬不一，争议很大。
（一）商业领域
1.对工商业主的称呼
如今无论是大企业主亦或是个体户都一律称为“老板”。“老板”作为一种称谓，可以反映被称呼者的商业地位，按照“老板”的表达结构可大致分为以下五类：
零前缀+老板。用于泛称陌生的工商业者。
姓氏+老板。当会话双方的身份都为老板时，仅称“老板”实在难以辨别指称对象，此时就需要辅以姓氏加以区别，如“赵老板”“钱老板”等。
人称代词+老板。此处“老板”用作背称，即指称的老板不在现场。其中，“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老板”的表达最为常见。此称谓模式可以体现出说话人和被指称者之间的亲疏关系，也可以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如“我们老板说了……”。
大/小+老板。这种用法只适用于非正式场合，在“老板”前面冠以“大/小”能够表达称呼者对被称呼者地位的主观评价。根据中国人“叫大不叫小”的称呼习惯与“尊敬原则”，“大老板”在日常交际中出现的频次要远高于“小老板”。
行业+老板。当老板所从事的行业具有一定特殊性，在称呼中自然而然会被放大。如“房老板”“车老板”“煤老板”等。其中，“煤老板”从对经营煤矿业发家致富业主的称呼，泛化到对一夜暴富特殊群体的称呼，语义发生了降格，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
地域+老板。有些地域必商业氛围浓厚，民营经济发达，企业主比比皆是，人们往往把这些企业家统称为“潮汕老板”“温州老板”等。此时的“老板”就由个人单称上升到群体统称。我们知道，人们具有将相同属性事物范畴化的认知习惯，地域加“老板”这一组合称谓就体现了这一点。当然，这类称呼语有一定局限性，使用频率不是很高。
2.对顾客的称呼
值得注意的是，“老板”还泛化为对普通顾客的称呼。在日常的商品交易中，有时会出现业主与顾客双方互称“老板”的情形。比如在安徽某衣服店交易将要达成时，顾客和老板之间的对话：
（1）老板：“老板，这件衬衣，请问是付现、还是支付宝微信转账？”
顾客：“老板，再给点优惠呗！”
在对话中，客户和卖主都互称对方为“老板”。似乎“老板”称呼语在这里失去了其基本的身份定位功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一方面，顾客称呼卖主为“老板”，是由其身份和称谓功能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店主称呼顾客为“老板”，是让他具有心理上的满足感和优越感，以促成买卖的完成。因此，在安徽当地顾客对“老板”（抬高型称呼语）这一称呼的接受度是比较高的[14];在广东，店家称呼顾客为“老细”（粤语“老板”之义）更是一种常态。
（二）政界领域
“老板”称呼语不仅活跃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还出现了向政界蔓延之势，“老板”有时也用于对一些党政机关党员干部的称谓。它通常是在非正式场合，下级对上级的面称或背称，其中，以背称居多。比如在2009年广西阳朔一尺水酒店“不拜财神拜清官”事件中，酒店老总梁沛农的陈述：
（2）建规局长说，你这个酒店模式老板已经找我们谈话了，很难办，看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事情。你要想办法把老板搞定。我说，老板是谁呀？是县长还是书记？他说肯定是书记吗（嘛）！（博客，2009-08-13）
2017年，在江西官员强拆农民房事件中，一位国土局执法大队大队长曾发出这样的言论：
（3）不要问我为什么，老板（副县长）说动手我就动手，他说拆我们就拆。（新浪新闻，2017-01-09）
可见，“老板”这一称谓在政界也有一定市场，这也引起了相关党政部门的重视。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为肃清党内风气，制定了规范领导称呼的相关制度，官方媒体也频频发声叫停“老板”。2014年，广东省纪委发出“关于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的通知，指出称领导为“老板”、“老大”，破坏党内民主，损害公仆形象，与党的宗旨和人民政府的性质极不相称[15]。2014年5月19日，《人民日报》以“大家谈”的方式，就“称呼庸俗化，如何来根治”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认为称“老板”反映的是党内关系的市场化、同事关系的雇佣化。2015年，《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加强作风建设营造良好从政环境的意见》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得以“老板”、“老大”等称呼领导干部[16]。2017年，新华社发布《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2016年7月修订）》，在“时政和社会生活类”中规定：“对国内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负责人，不使用‘老板’”。刘永厚、郑双（2017）通过对北京市党政机关人士的称呼模式调查发现，相较于其他稱呼形式，“老板”在贬义、庸俗、权势等维度上社会评价最差 [17]。可见，在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决策部署下，成效显著，人们对称呼领导干部为“老板”的接受度直线下降。
（三）军队领域
在一般人看来，军队与“老板”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军队中的“老板”称呼由来已久。比如国民党军统首脑戴笠被时人称为“戴老板”。再如新中国开国上将谭震林被毛主席称为“谭老板”，首任铁道部长滕代远被朱德称为“将军大老板”。当今，“老板”的称呼也出现在军队中。例如：
（4）前不久，该团政委夏志军下连检查，刚走到二连门口，就听见连队值日员向副连长报告：“连副，2号老板过来啦！”听到这样的称谓，夏政委不禁皱起了眉头。经过询问，副连长道出了缘由。原来，这是官兵们私下“约定俗成”的称谓，“连副”是指副连长，“老板”是指团首长。（《解放军报》，2010-10-09）
这种不规范的称呼也引起了军队领导的高度重视，南京军区某防空团还由此下发了《关于规范部队内部相互称谓的通知》，重申军人之间要按照条令规定进行称呼。诸如叫首长为“老板”、参谋为“某参”、班长为“头儿”等一些不正规的称谓被一律叫停[18]。 （四）高校领域
中国各大高校的研究生都流行称呼导师为“老板”，尤其是理工科更为风行。对一些学生而言，导师不仅仅是纯粹地传道授业，而且是带领学生一起做课题、取得经济收入的“老板”，这种类似于市场化的雇佣关系，使得“老板”称呼在校园里经久不衰。高校学生常用“大/小老板”的称呼，区分导师的手头资源、科研经费及学术成就等。例如：
（5）想考研提高业务能力，考准院士这样的大老板好还是普通的小老板好呢？（丁香园论坛，2011-01-28）
也有学生时常背称自己的导师为“我老板”，例如：
（6）我老板说毕业前要读1000篇论文。（知乎论坛，2017-09-16）
陈俊等（2005）关于研究生称呼导师为“老板”的心理研究发现，在表示尊重的因子上和在对导师经济要求的因子上，工科类学生对“老板”称呼的尊重度最高，认为这体现了对导师的经济诉求;在反感因子上，文科类学生对“老板”称呼反感度最高，理工科较低。该研究还指出，与其他称呼语相比，“老板”的广泛度高于“导师”“教授”和“老师”，而其正式度、尊重度、亲切度都较低[19]。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称导师为“老板”常以背称出现，因为“老板”无法既表达出“老师”的尊敬和亲切，也无法表达出“教授”“导师”的正式与庄重，当面称呼导师为“老板”反倒令师生都感到尴尬。
腾讯评论的今日话题栏目进行了一项关于“你赞同研究生喊导师‘老板’吗？”的投票活动，截至到2019年4月21日，有9448名网友参与了投票，其中，不赞成的占69.24%，无所谓的占18.69%，赞成的占12.07%（https：//view.news.qq.com/original/intouchtoday/n4140.html）。可见，大多数人对称呼导师为“老板”并不接受。
（五）娱乐领域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几乎全民皆粉，直呼自家爱豆（偶像）的名字已远不能表达粉丝对他们的喜爱之情，再加上有些外国明星的名字较长，难以记忆，各家粉丝开动脑筋，各种昵称层出不穷。昵称的构成方式很多，在此仅撷取一类：单字谐音（或姓）+老板。知名音乐人Justin Timberlake被称为“贾老板”，Ed Sheeran被称为“黄老板”，好莱坞演员Channing Tatum被称为“钱老板”。在国内有黄晓明“黄老板”、范冰冰“范老板”等。这些被称为“老板”的明星大都是吸金能力强、生财有道的人。
（六）方言区域
现在有些地方方言中，将丈夫称呼为“老板”。不过，在清代以前，尚无发现“老板”作丈夫义的书面材料，在多数汉语词典中，这一义项所引用的书证都是近代文献。“老板”的这一义项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不妨做个大胆的推测：这一义项可能是“老板”原义业主或店主的引申。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影响下，社会上是男权至上，家庭中由父系主导，一家之主多为男性，由他来掌握金钱和话语权，类似于一店之主，因此，社会“老板”被用来代指“丈夫”是大有可能的。
《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在“老板”的“尊称别人或自己的丈夫”义项中列出了使用的主要方言区：（一）江淮官话。湖北广济。江苏东台。安徽含山、庐江、桐城、宣城、青阳、宁国。（二）西南官话。湖北武汉。贵州清镇。（三）吴语。安徽铜陵。（四）赣语。安徽潜山[20]。除此之外，卢烈红指出，湖北黄梅方言、广济方言、咸宁市咸安区方言也都称呼老公为“老板”[21]。此外，我们认为还有安徽安庆方言、枞阳方言、江西九江方言、江苏丹阳方言等。其称呼模式多为“物主代词+老板”，如武汉方言：“伲裹（你的）～|俄裹（我的）～。”[22]（P1200）从地理空间上看，上述地区大多位于长江中下游沿岸。从方言划分区来看，湖北武汉、黄梅，安徽安庆、枞阳、桐城，江西九江为江淮官话黄孝片[23];另外，在武汉新洲的方言中，除了洪山方言属西南官话外，其余也都属于江淮官话黄孝片[24]。可见，这些地域基本上同属于一个方言区，因此，对丈夫的称呼是相同的，同为“老板”。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地区方言中的“老板”多是指丈夫，但是不同区域的“老板”用法也存在细微差别，如黄梅方言中的“老板”：“1.不是尊称;2.不仅指丈夫，还可指男朋友。”[21]
随着时代的发展，尽管“老板”已从最初指称工商业主，泛化到顾客、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高校导师等，但其泛化的广度和深度却不是同步的。李明洁（1996）在上海地区调查了泛尊称的使用情况，发现只有23～40岁的人认可“老板”是表示尊敬的泛称呼语[25]。张积家、陈俊（2003）调查了大学生的称呼语选择维度，发现“老板”称呼语在亲密度、正式度、尊敬度方面都比较低，应用广度上稍高，但总体上还是低于“师傅”“老师”等通用称呼语[26]。刘永厚（2017）调查了汉语通称的使用现状，同样表明“老板”的首要指称义为“私营企业的员工对企业主的称呼”，其次才为社会成员的通称，受欢迎程度相较于其他汉语通称只属于中列[27]。可见，“老板”虽然已经语义泛化，但是人们对它泛化的接受度并不是很高。
三、“老板”称呼语泛化的原因
从改革开放“老板”的回归到近些年来的遍地开花，这一称呼语的语义泛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
（一）经济发展
语言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镜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发展状况。如前所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与资本“沾亲带故”的“老板”也随之消失。改革开放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发展，“老板”这一称呼语才得以重新回归大众视野，“老板”的身价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水涨船高。從旧时人人避之如蛇蝎，到如今用“老板”表达一种尊重，甚至是抬高或谄媚，这种社交称谓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的转变。总之，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并通过语言表现出来。 （二）社会变革
语言与社会是一种互动的共变关系，“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语言——作为社会现象，同时作为社会交际工具——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28]称呼语作为交际用语的“排头兵”，更容易受到社会政治、文化观念的影响，因而具有非常强的时代特性[29]。晚清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发展，企业制度也在国内形成，对企业家的称呼“BOSS——老板”也渐渐流传开来。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老板”远离了人们的社会交际。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老板”得以重新出现。人们渴望通过实干或创业实现老板梦，小到街头巷尾的店主大到上市公司的企业老总都可称为“老板”。在经济改革的带动下，农村基层组织也在发生改变，出现了富人治村和“老板书记”的现象，它打破了旧时士农工商中“士”和“商”的对立，并尝试将二者融为一体。其中，苏南地区最为典型，“许多地方政府安排或同意实力较强的转制企业老板担任其所在村的党支部书记”[30]（P35），还有的是“一批原镇办村办企业的党员骨干，通过企业转制变成了‘老板’”[31]（P26）。这些社会变革也反映在“老板”这一称呼上。
（三）认知图示
“称呼语作为语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使用语言的人、社会、文化密切相关。”[32]（P80）除了社会、文化这样的大环境外，交际双方的认知水平和人际关系也影响着称呼语的使用。上文通过对“老板”的追根溯源，发现“老板”称呼语带有很强的金钱烙印，这正契合了当今一些人的心理，使得“老板”在我们的认知图式中便是与权力、地位、财势、声望等特征挂钩[33]，成为了人们在交际中表达对对方敬意的首选。当交际双方的关系处于由金钱所引起的权势差距，或金钱权势最为凸显时，就很容易激起一方认知中“老板”的图式，从而选用“老板”。再加上它具有简洁的语言特点，使用方便，流行起来也在意料之中。
（四）语言使用原则
Bell（1984）在阐释语体变异时提出听众设计模式（Audience Design），认为说话者的语体转换主要是为了回应观众。语体变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反应式（responsive）语体转换，一是主动式（initiative）语体转换，后者又称参照者设计（Referee Design）。在参照者设计模式中，“参照者”不在交际现场，但仍对说话者产生显著的影响。根据说话者是否是参照者内部成员，又可分为群内（ingroup）和群外（outgroup）[34]。Bell后来仍重申：“听众设计适用于所有语言及一种语言库中的所有层级，单语和双语。听众设计不仅指语体转换，它也包含人称代词的选用或称呼语。”[35]（P145）
在会话中，说话者选用“老板”这一称呼，究其根本是“老板”——这一不在场的参照物对说话者产生了显著影响。若说话者本身为老板，则属“群内”（老板称呼顾客“老板”）;若不是，则属“群外”（陌生人互称老板）。群内参照者设计“本质上是短暂的，它展现的是交际双方之间的一种对抗，有着即时的影响。”[34]（P188）笔者曾在一家县城鞋店看到一幕有趣的场景，店主称呼看鞋的顾客：“老板，看上哪一款了，我去拿码。”有的顾客就笑着反驳：“我哪是老板啊，穷打工的哟！”在后续的交谈中“老板”就用的极少，直接为“您”或“你”了。在群外参照者设计中，“说话者和听者都赞同群外语言的声望应该为参照者语言，并且这一共识使得它的使用很强大。”[34]（P188-189）在“老板”用作陌生人间的敬称时，也就表明说话者和听者都赞同“老板”所代表的声望，积极向老板这一群体靠拢。安徽等地逢年过节，邻居串门时总爱以“哟，谢老板，一年赚了不少大钱吧！”来打头，对方立马很受用地接了话茬：“马老板才是，这一身派头……”诚然交际双方都不是老板，但内心都有着想要成为老板的意愿，因而都不约而同地称呼起对方为“老板”。由于老板这一群体有金钱、权势、管理权的优势，使得人们在会话中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为参照者，从而使得“老板”得以广泛使用。
（五）称呼语缺环
“社会的变动引起社会和语言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名与实之间的不协调，反映在现在的称谓上便是有实无名和名实不符的变异现象比较突出。因而出现缺环与泛化的混乱。”[36]（P20）同时，由于中国封建宗法制的深远影响，导致汉语亲属称谓，甚至是熟人称谓的系统总体上算是完备的，但是“在社交称谓语中，通称的缺环，特别是中性通称的缺环最为明显。”[37]（P28）虽然时下的通用称呼语如“小姐”“先生”“女士”“师傅”“老师”“同志”等看似数目繁多，但是他们都有着自身的使用限制，如“师傅”“老师”的身份限制，“先生”的社会阶层性，“小姐”“同志”的语义降格、使用范围缩小等。一定程度上，“老板”的泛化弥补了它们的短板，例如“老板娘”因为无法涵盖住女性一把手的意义[38]，“老板”便成功“上位”;又如当交际双方无法从对方服饰、年龄、性别（极少数情况）等定位时，“老板”便可以“模糊地”替代其他称呼语。
四、“老板”称呼语的使用建议
面对“老板”称呼语的过度泛化及其所具有的浓重的商业气息，我们有必要根据称呼语的发展规律，对“老板”在交际中的使用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引导“老板”健康、和谐发展。
（一）回归本义
在施春宏（2001）看来，通用社会称谓语的语用调节和语义变化，有着既定的模式——伸缩率（law of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39]。即通用社会称谓语在使用时，都会经历伸缩过程，起初是称呼特定的群体，然后泛化为对全体社会成员的通称，而后由于社会关系调整，此类称呼语又退出泛化的领域。此外，通用社会称谓语在泛化的同时，可能会遇到贬化现象，阻碍它回归本义。作为社会通称的一员，“老板”如今正面临着泛化后期。为了避免重蹈“小姐”称呼语的覆辙，相关部门及主流媒体要及时发声，积极引导，防止“老板”由于在不适当场合頻频“露脸”而丢掉社会通称的位置，以致陷入回归不了本义的尴尬境地。对“老板”这一称呼语来说，最为保险的策略还是要回归本义，保持其在商业领域使用的活力。这样既保全了自己，也给其他的新生“同行”一线“生机”。
关键词：“老板”;称呼语;商业化;交际
一、“老板”的语义演变
“老板”一词自古已有，书写形式为“老办”“老班”“老版”或“老闆”等。“老板”在《汉语大词典》的释义为：①工商业的业主及其代理人。②旧时佃农对地主、雇工对雇主之称。③旧时对不相识者的敬称。④旧时对著名京剧演员或组织戏班的京剧演员的尊称。⑤旧时对丈夫的俗称[1]（P4992）。
我们通过对中国基本古籍库（个人版）检索，检得共52本古籍有“老板”的用例。剔除重复的部分，发现宋代出现2例有效词：“家无舂，而西北老板退卒，依君者不下数十人”（刘克庄《林韶州墓志铭》），“天下耆寿，各赐物五段，侍老板授太守、县令，仍各赐物五段”（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五十五）。第一例中的“老板”应为“老校”，意为年老或任职已久的下级军官，第二例中的“老板”同“老版”，“侍老板授”为唐代一项优待老人的制度。“老板”在明代出现8例，只有2例是有效词：“须查本地有老板荒田或新荒田”，“老板饶性命，还你夜明帘”。其一是修饰田地，意为旧的、土壤板结的，其二应为“老校”。可见，清代之前并未出现现代意义的“老板”用法。清代和民国时期共有54个有效用例，多指代店主、船主，亦有对他人的敬称，以及钱币称等。
关于“老板”的身世来历和演变过程，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货币
“老板”为钱币称谓，始于五代十国。清人施鸿保在《闽杂记·老板》中，详细描述了“铑钣”演变为“老板”的历程：“……按陶岳《泉货录》‘闽王曦时，铸大铁钱亦以开元通宝为文，五百文为贯，俗谓之铑钣。’……董穀《碧里杂存》云‘国初至弘治时，皆行好钱。正德时，京师交易者称钱为板儿，皆低恶之钱，以二折一，但取如数而不论好恶’……铑钣盖即今俗称之老板，本谓大钱……”[2]（P98）清人葛元煦在《沪游杂记·插息贴新贴现》中说道：“按日银洋插息涨落不一，常年使用老板，英洋本有贴新。”[3]（P110）其中，“英洋”为来自西方的银元，那么“老板”必是对当时国内钱币的称呼。可见“老板”史也是一部“钱”的发展史。
2.原版印书
在此义中，“老”为旧的、原来的。“板”通“版”，为版本。此义最早出现于南宋时期，有当时书坊招牌上的“老板印书”为证[4]，可惜此说暂无其他证据可考。
3.一店之主
如今学界大多认为“老板”即是“老闆”。《康熙字典》对“闆”的释义为：“匹限切，音盻。门中视也。”[5]民国24年修纂《麻城县志续编·方言》云：“称店主人曰老闆。”[6]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门中视”为店铺主人看管店里事务、观察门外往来客人之义。也有学者从“闆”字拆解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闆”字是门中有品，门中存放售卖商品，正是店铺义。另一说认为，“板”借自蒙古语“闆生”，即土房子，后引申为店铺义，店铺主人自然也就称为老闆了[7]。总的来看，“老板”作为一店之主的用法是比较普遍的，清代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此类用例。如李宝嘉《文明小史》第四十二回：“单把书拿了去还不算，又把店里的老板或是管账的，也一把拖走。”[8]（P247）当时水运发达，船只是南方的主要交通工具，船主也被称为老板。如《小五义》第一百零七回：“老者问：‘二位贵姓？’蒋爷说：‘我姓蒋，这是盟弟，姓柳。船老板贵姓？”[9]（P480）此外，旧时的地主也被称为“老板”，这是因为佃主和店主一样，都掌握着资本或资源，社会地位较高。就此而言，无论是船老板，还是地主老板，都是一店之主的引申用法。
4.戏班之主
清末民初，戏曲的发展达到鼎盛，对从事戏曲行业人员的称呼“老板”，也随之流行开来。清人张焘《津门杂记·下处》记载：“向居侯家后，其寓所曰‘下处’，主人曰‘老板’;多半亦梨园子弟出身，积有余资，遂畜雏伶，自立堂门。”[10]可见这一声“老板”不是一般人能担当得起的，得坐到班主位置。如三庆班班主——大老板程长庚。除了班主，京剧名角也会被称呼为“老板”，如花旦名角梅兰芳，就被称为“梅老板”。这是因为在当时京剧班社体制——名角挑班制中，班主通常是由戏班挑大梁的名角担任[11]，因此，称呼名角为“老板”也就不足为奇了。关于“老板”和戏曲的渊源，还有其他说法。黄今许认为，“老板”源于唱曲的“拍板”，因为“拍板”掌控整场戏曲演出，非常重要，梨园班主的唱腔又大多“腔纯板正”，因而称之为“老板”[12]。杨琳则认为，梨园班主之所以称为“老板”，是因为“板”通“班”，梨园便是一个“班”，在称呼掌事者时，加上前缀“老”字以示尊敬，于是呼之為“老板”[13]。
5.企业之主
这一称谓自近代以来最为常见，用来称呼那些从事实业的人。如清末吉林首富牛子厚人称“牛老板”。不过，在建国后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基本上被消灭，“老板”这一称呼遂被“同志”取而代之。改革开放后，国家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性质经济得到蓬勃发展，商品经济浪潮席卷全国，“老板”这一称呼也开始重出江湖。
综上所述，“老板”在汉语中的起源非常早，其语义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其中有些涵义已经在现代社会消失，如对“善本书”“钱币”和“戏班主”的称呼，有些还依旧活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对“店主”“企业主”的称呼。虽然“老板”由物的称呼转变到人的称呼的确切时间已难以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老板”用作人的称呼兴起较晚，应不早于清朝。结合我们的检索结果，同时通过查阅清梁章矩的《称谓录》、龙潜庵的《宋元语言词典》等，都未曾发现“老板”指人的用法。纵观“老板”的发展史，从五代十国的“大铁钱”、明朝的劣质板钱，到清代的“店主”“戏班主”，再到近现代的“企业主”，可以发现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那就是“金钱资产”及其所衍生的“管理权”。 二、“老板”的使用现状
当前，“老板”已泛化于商业、政界、军队、高校、娱乐圈等多个领域，同时在各个方言区也得到广泛使用。虽然这一称呼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各界对“老板”称谓的看法却褒贬不一，争议很大。
（一）商业领域
1.对工商业主的称呼
如今无论是大企业主亦或是个体户都一律称为“老板”。“老板”作为一种称谓，可以反映被称呼者的商业地位，按照“老板”的表达结构可大致分为以下五类：
零前缀+老板。用于泛称陌生的工商业者。
姓氏+老板。当会话双方的身份都为老板时，仅称“老板”实在难以辨别指称对象，此时就需要辅以姓氏加以区别，如“赵老板”“钱老板”等。
人称代词+老板。此处“老板”用作背称，即指称的老板不在现场。其中，“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老板”的表达最为常见。此称谓模式可以体现出说话人和被指称者之间的亲疏关系，也可以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如“我们老板说了……”。
大/小+老板。这种用法只适用于非正式场合，在“老板”前面冠以“大/小”能够表达称呼者对被称呼者地位的主观评价。根据中国人“叫大不叫小”的称呼习惯与“尊敬原则”，“大老板”在日常交际中出现的频次要远高于“小老板”。
行业+老板。当老板所从事的行业具有一定特殊性，在称呼中自然而然会被放大。如“房老板”“车老板”“煤老板”等。其中，“煤老板”从对经营煤矿业发家致富业主的称呼，泛化到对一夜暴富特殊群体的称呼，语义发生了降格，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
地域+老板。有些地域必商业氛围浓厚，民营经济发达，企业主比比皆是，人们往往把这些企业家统称为“潮汕老板”“温州老板”等。此时的“老板”就由个人单称上升到群体统称。我们知道，人们具有将相同属性事物范畴化的认知习惯，地域加“老板”这一组合称谓就体现了这一点。当然，这类称呼语有一定局限性，使用频率不是很高。
2.对顾客的称呼
值得注意的是，“老板”还泛化为对普通顾客的称呼。在日常的商品交易中，有时会出现业主与顾客双方互称“老板”的情形。比如在安徽某衣服店交易将要达成时，顾客和老板之间的对话：
（1）老板：“老板，这件衬衣，请问是付现、还是支付宝微信转账？”
顾客：“老板，再给点优惠呗！”
在对话中，客户和卖主都互称对方为“老板”。似乎“老板”称呼语在这里失去了其基本的身份定位功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一方面，顾客称呼卖主为“老板”，是由其身份和称谓功能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店主称呼顾客为“老板”，是让他具有心理上的满足感和优越感，以促成买卖的完成。因此，在安徽当地顾客对“老板”（抬高型称呼语）这一称呼的接受度是比较高的[14];在广东，店家称呼顾客为“老细”（粤语“老板”之义）更是一种常态。
（二）政界领域
“老板”称呼语不仅活跃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还出现了向政界蔓延之势，“老板”有时也用于对一些党政机关党员干部的称谓。它通常是在非正式场合，下级对上级的面称或背称，其中，以背称居多。比如在2009年广西阳朔一尺水酒店“不拜财神拜清官”事件中，酒店老总梁沛农的陈述：
（2）建规局长说，你这个酒店模式老板已经找我们谈话了，很难办，看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事情。你要想办法把老板搞定。我说，老板是谁呀？是县长还是书记？他说肯定是书记吗（嘛）！（博客，2009-08-13）
2017年，在江西官员强拆农民房事件中，一位国土局执法大队大队长曾发出这样的言论：
（3）不要问我为什么，老板（副县长）说动手我就动手，他说拆我们就拆。（新浪新闻，2017-01-09）
可见，“老板”这一称谓在政界也有一定市场，这也引起了相关党政部门的重视。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为肃清党内风气，制定了规范领导称呼的相关制度，官方媒体也频频发声叫停“老板”。2014年，广东省纪委发出“关于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的通知，指出称领导为“老板”、“老大”，破坏党内民主，损害公仆形象，与党的宗旨和人民政府的性质极不相称[15]。2014年5月19日，《人民日报》以“大家谈”的方式，就“称呼庸俗化，如何来根治”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认为称“老板”反映的是党内关系的市场化、同事关系的雇佣化。2015年，《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加强作风建设营造良好从政环境的意见》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得以“老板”、“老大”等称呼领导干部[16]。2017年，新华社发布《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2016年7月修订）》，在“时政和社会生活类”中规定：“对国内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负责人，不使用‘老板’”。刘永厚、郑双（2017）通过对北京市党政机关人士的称呼模式调查发现，相较于其他稱呼形式，“老板”在贬义、庸俗、权势等维度上社会评价最差 [17]。可见，在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决策部署下，成效显著，人们对称呼领导干部为“老板”的接受度直线下降。
（三）军队领域
在一般人看来，军队与“老板”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军队中的“老板”称呼由来已久。比如国民党军统首脑戴笠被时人称为“戴老板”。再如新中国开国上将谭震林被毛主席称为“谭老板”，首任铁道部长滕代远被朱德称为“将军大老板”。当今，“老板”的称呼也出现在军队中。例如：
（4）前不久，该团政委夏志军下连检查，刚走到二连门口，就听见连队值日员向副连长报告：“连副，2号老板过来啦！”听到这样的称谓，夏政委不禁皱起了眉头。经过询问，副连长道出了缘由。原来，这是官兵们私下“约定俗成”的称谓，“连副”是指副连长，“老板”是指团首长。（《解放军报》，2010-10-09）
这种不规范的称呼也引起了军队领导的高度重视，南京军区某防空团还由此下发了《关于规范部队内部相互称谓的通知》，重申军人之间要按照条令规定进行称呼。诸如叫首长为“老板”、参谋为“某参”、班长为“头儿”等一些不正规的称谓被一律叫停[18]。 （四）高校领域
中国各大高校的研究生都流行称呼导师为“老板”，尤其是理工科更为风行。对一些学生而言，导师不仅仅是纯粹地传道授业，而且是带领学生一起做课题、取得经济收入的“老板”，这种类似于市场化的雇佣关系，使得“老板”称呼在校园里经久不衰。高校学生常用“大/小老板”的称呼，区分导师的手头资源、科研经费及学术成就等。例如：
（5）想考研提高业务能力，考准院士这样的大老板好还是普通的小老板好呢？（丁香园论坛，2011-01-28）
也有学生时常背称自己的导师为“我老板”，例如：
（6）我老板说毕业前要读1000篇论文。（知乎论坛，2017-09-16）
陈俊等（2005）关于研究生称呼导师为“老板”的心理研究发现，在表示尊重的因子上和在对导师经济要求的因子上，工科类学生对“老板”称呼的尊重度最高，认为这体现了对导师的经济诉求;在反感因子上，文科类学生对“老板”称呼反感度最高，理工科较低。该研究还指出，与其他称呼语相比，“老板”的广泛度高于“导师”“教授”和“老师”，而其正式度、尊重度、亲切度都较低[19]。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称导师为“老板”常以背称出现，因为“老板”无法既表达出“老师”的尊敬和亲切，也无法表达出“教授”“导师”的正式与庄重，当面称呼导师为“老板”反倒令师生都感到尴尬。
腾讯评论的今日话题栏目进行了一项关于“你赞同研究生喊导师‘老板’吗？”的投票活动，截至到2019年4月21日，有9448名网友参与了投票，其中，不赞成的占69.24%，无所谓的占18.69%，赞成的占12.07%（https：//view.news.qq.com/original/intouchtoday/n4140.html）。可见，大多数人对称呼导师为“老板”并不接受。
（五）娱乐领域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几乎全民皆粉，直呼自家爱豆（偶像）的名字已远不能表达粉丝对他们的喜爱之情，再加上有些外国明星的名字较长，难以记忆，各家粉丝开动脑筋，各种昵称层出不穷。昵称的构成方式很多，在此仅撷取一类：单字谐音（或姓）+老板。知名音乐人Justin Timberlake被称为“贾老板”，Ed Sheeran被称为“黄老板”，好莱坞演员Channing Tatum被称为“钱老板”。在国内有黄晓明“黄老板”、范冰冰“范老板”等。这些被称为“老板”的明星大都是吸金能力强、生财有道的人。
（六）方言区域
现在有些地方方言中，将丈夫称呼为“老板”。不过，在清代以前，尚无发现“老板”作丈夫义的书面材料，在多数汉语词典中，这一义项所引用的书证都是近代文献。“老板”的这一义项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不妨做个大胆的推测：这一义项可能是“老板”原义业主或店主的引申。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影响下，社会上是男权至上，家庭中由父系主导，一家之主多为男性，由他来掌握金钱和话语权，类似于一店之主，因此，社会“老板”被用来代指“丈夫”是大有可能的。
《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在“老板”的“尊称别人或自己的丈夫”义项中列出了使用的主要方言区：（一）江淮官话。湖北广济。江苏东台。安徽含山、庐江、桐城、宣城、青阳、宁国。（二）西南官话。湖北武汉。贵州清镇。（三）吴语。安徽铜陵。（四）赣语。安徽潜山[20]。除此之外，卢烈红指出，湖北黄梅方言、广济方言、咸宁市咸安区方言也都称呼老公为“老板”[21]。此外，我们认为还有安徽安庆方言、枞阳方言、江西九江方言、江苏丹阳方言等。其称呼模式多为“物主代词+老板”，如武汉方言：“伲裹（你的）～|俄裹（我的）～。”[22]（P1200）从地理空间上看，上述地区大多位于长江中下游沿岸。从方言划分区来看，湖北武汉、黄梅，安徽安庆、枞阳、桐城，江西九江为江淮官话黄孝片[23];另外，在武汉新洲的方言中，除了洪山方言属西南官话外，其余也都属于江淮官话黄孝片[24]。可见，这些地域基本上同属于一个方言区，因此，对丈夫的称呼是相同的，同为“老板”。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地区方言中的“老板”多是指丈夫，但是不同区域的“老板”用法也存在细微差别，如黄梅方言中的“老板”：“1.不是尊称;2.不仅指丈夫，还可指男朋友。”[21]
随着时代的发展，尽管“老板”已从最初指称工商业主，泛化到顾客、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高校导师等，但其泛化的广度和深度却不是同步的。李明洁（1996）在上海地区调查了泛尊称的使用情况，发现只有23～40岁的人认可“老板”是表示尊敬的泛称呼语[25]。张积家、陈俊（2003）调查了大学生的称呼语选择维度，发现“老板”称呼语在亲密度、正式度、尊敬度方面都比较低，应用广度上稍高，但总体上还是低于“师傅”“老师”等通用称呼语[26]。刘永厚（2017）调查了汉语通称的使用现状，同样表明“老板”的首要指称义为“私营企业的员工对企业主的称呼”，其次才为社会成员的通称，受欢迎程度相较于其他汉语通称只属于中列[27]。可见，“老板”虽然已经语义泛化，但是人们对它泛化的接受度并不是很高。
三、“老板”称呼语泛化的原因
从改革开放“老板”的回归到近些年来的遍地开花，这一称呼语的语义泛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
（一）经济发展
语言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镜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发展状况。如前所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与资本“沾亲带故”的“老板”也随之消失。改革开放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发展，“老板”这一称呼语才得以重新回归大众视野，“老板”的身价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水涨船高。從旧时人人避之如蛇蝎，到如今用“老板”表达一种尊重，甚至是抬高或谄媚，这种社交称谓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的转变。总之，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并通过语言表现出来。 （二）社会变革
语言与社会是一种互动的共变关系，“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语言——作为社会现象，同时作为社会交际工具——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28]称呼语作为交际用语的“排头兵”，更容易受到社会政治、文化观念的影响，因而具有非常强的时代特性[29]。晚清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发展，企业制度也在国内形成，对企业家的称呼“BOSS——老板”也渐渐流传开来。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老板”远离了人们的社会交际。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老板”得以重新出现。人们渴望通过实干或创业实现老板梦，小到街头巷尾的店主大到上市公司的企业老总都可称为“老板”。在经济改革的带动下，农村基层组织也在发生改变，出现了富人治村和“老板书记”的现象，它打破了旧时士农工商中“士”和“商”的对立，并尝试将二者融为一体。其中，苏南地区最为典型，“许多地方政府安排或同意实力较强的转制企业老板担任其所在村的党支部书记”[30]（P35），还有的是“一批原镇办村办企业的党员骨干，通过企业转制变成了‘老板’”[31]（P26）。这些社会变革也反映在“老板”这一称呼上。
（三）认知图示
“称呼语作为语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使用语言的人、社会、文化密切相关。”[32]（P80）除了社会、文化这样的大环境外，交际双方的认知水平和人际关系也影响着称呼语的使用。上文通过对“老板”的追根溯源，发现“老板”称呼语带有很强的金钱烙印，这正契合了当今一些人的心理，使得“老板”在我们的认知图式中便是与权力、地位、财势、声望等特征挂钩[33]，成为了人们在交际中表达对对方敬意的首选。当交际双方的关系处于由金钱所引起的权势差距，或金钱权势最为凸显时，就很容易激起一方认知中“老板”的图式，从而选用“老板”。再加上它具有简洁的语言特点，使用方便，流行起来也在意料之中。
（四）语言使用原则
Bell（1984）在阐释语体变异时提出听众设计模式（Audience Design），认为说话者的语体转换主要是为了回应观众。语体变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反应式（responsive）语体转换，一是主动式（initiative）语体转换，后者又称参照者设计（Referee Design）。在参照者设计模式中，“参照者”不在交际现场，但仍对说话者产生显著的影响。根据说话者是否是参照者内部成员，又可分为群内（ingroup）和群外（outgroup）[34]。Bell后来仍重申：“听众设计适用于所有语言及一种语言库中的所有层级，单语和双语。听众设计不仅指语体转换，它也包含人称代词的选用或称呼语。”[35]（P145）
在会话中，说话者选用“老板”这一称呼，究其根本是“老板”——这一不在场的参照物对说话者产生了显著影响。若说话者本身为老板，则属“群内”（老板称呼顾客“老板”）;若不是，则属“群外”（陌生人互称老板）。群内参照者设计“本质上是短暂的，它展现的是交际双方之间的一种对抗，有着即时的影响。”[34]（P188）笔者曾在一家县城鞋店看到一幕有趣的场景，店主称呼看鞋的顾客：“老板，看上哪一款了，我去拿码。”有的顾客就笑着反驳：“我哪是老板啊，穷打工的哟！”在后续的交谈中“老板”就用的极少，直接为“您”或“你”了。在群外参照者设计中，“说话者和听者都赞同群外语言的声望应该为参照者语言，并且这一共识使得它的使用很强大。”[34]（P188-189）在“老板”用作陌生人间的敬称时，也就表明说话者和听者都赞同“老板”所代表的声望，积极向老板这一群体靠拢。安徽等地逢年过节，邻居串门时总爱以“哟，谢老板，一年赚了不少大钱吧！”来打头，对方立马很受用地接了话茬：“马老板才是，这一身派头……”诚然交际双方都不是老板，但内心都有着想要成为老板的意愿，因而都不约而同地称呼起对方为“老板”。由于老板这一群体有金钱、权势、管理权的优势，使得人们在会话中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为参照者，从而使得“老板”得以广泛使用。
（五）称呼语缺环
“社会的变动引起社会和语言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名与实之间的不协调，反映在现在的称谓上便是有实无名和名实不符的变异现象比较突出。因而出现缺环与泛化的混乱。”[36]（P20）同时，由于中国封建宗法制的深远影响，导致汉语亲属称谓，甚至是熟人称谓的系统总体上算是完备的，但是“在社交称谓语中，通称的缺环，特别是中性通称的缺环最为明显。”[37]（P28）虽然时下的通用称呼语如“小姐”“先生”“女士”“师傅”“老师”“同志”等看似数目繁多，但是他们都有着自身的使用限制，如“师傅”“老师”的身份限制，“先生”的社会阶层性，“小姐”“同志”的语义降格、使用范围缩小等。一定程度上，“老板”的泛化弥补了它们的短板，例如“老板娘”因为无法涵盖住女性一把手的意义[38]，“老板”便成功“上位”;又如当交际双方无法从对方服饰、年龄、性别（极少数情况）等定位时，“老板”便可以“模糊地”替代其他称呼语。
四、“老板”称呼语的使用建议
面对“老板”称呼语的过度泛化及其所具有的浓重的商业气息，我们有必要根据称呼语的发展规律，对“老板”在交际中的使用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引导“老板”健康、和谐发展。
（一）回归本义
在施春宏（2001）看来，通用社会称谓语的语用调节和语义变化，有着既定的模式——伸缩率（law of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39]。即通用社会称谓语在使用时，都会经历伸缩过程，起初是称呼特定的群体，然后泛化为对全体社会成员的通称，而后由于社会关系调整，此类称呼语又退出泛化的领域。此外，通用社会称谓语在泛化的同时，可能会遇到贬化现象，阻碍它回归本义。作为社会通称的一员，“老板”如今正面临着泛化后期。为了避免重蹈“小姐”称呼语的覆辙，相关部门及主流媒体要及时发声，积极引导，防止“老板”由于在不适当场合頻频“露脸”而丢掉社会通称的位置，以致陷入回归不了本义的尴尬境地。对“老板”这一称呼语来说，最为保险的策略还是要回归本义，保持其在商业领域使用的活力。这样既保全了自己，也给其他的新生“同行”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