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公先生是著名语言学家与语文教育家，被誉为是对传统语文教育做如此认真、系统、深入研究的“仅有的一位学者”。[1]他以数十年孜孜不倦的艰辛努力系统搜集、全面整理、深入研究了我国数千年来浩如烟海的语文教育史料，特别是众多残存的蒙书，撰写出《传统语文教学初探》《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及众多文章，对传统语文教育成败得失进行了具体阐发。他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发掘与研究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特别是在研究中表现出的探求真知、铢积寸累、披沙拣金、诚实严谨、理性科学的良好学术道德风范，对纠正当前沽名钓誉、轻薄浮躁、拼凑剽窃等不良研究风气时弊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一、探求真知的研究动因，是确保教育研究质量的重要前提
　　是出于个人得失的功利目的研究，还是为探索教育规律、促进学生发展研究，这是研究者首先要面对与回答的问题，也是研究者教育学术道德的分水岭。张志公先生之所以执着于传统语文教育研究，主要是由于在他看来这一研究有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等多方面功能。
　　张志公先生在《我和传统语文教育研究》《传统语文教学的得失》等文中具体阐述了自己研究这一问题的动因。首先，是由于语文学科所独具的民族传统文化之特征。任何一种语言既是民族文化、民族传统的最主要载体，又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习俗之中，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往往在其语言中有着充分的表达、传承与沉淀，这些表达、传承与沉淀就使得语文课程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传承性。正如张志公先生指出的：“语文是个民族性很强的学科。它不仅受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特点的制约，而且还受这个民族文化传统及心理的影响。”[2]语文课程要提高科学性，就不能不考虑民族文化特征，就不能不考虑其内含的文化特性。正因如此，张志公先生才十分关注传统语文教育，并试图从民族文化传承、心理特征与语言文字特点等诸多方面探求语文教育的独有规律与方法，为当代语文教育改革服务。其次，是由于语文课程一些基本构成要素所存在着的必然历史传承。我们知道，严格意义上的课程体系、学科设置、教材编写等基本要素始于20世纪初叶，即从1904年“癸卯学制”后才逐步出现。语文学科由于其鲜明的民族性而无法从国外引入，只能在借鉴传统的基础上设立。正是出于对我国教育历史变革的认识，张志公先生在考查了我国中小学各科教育历史流变后指出，在废科举、兴学堂之初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像博物、物理、化学、算学这些课程，都可以直接照搬外国的教材，甚至连历史、地理也可以部分搬用。只有一科没法照搬，连部分搬用都不可能，这就是语文，当时称‘国文’。”[3]显然，无法从国外引进的语文课程只能从源远流长的传统语文教育中继承经验、总结规律、提炼方法、促进发展。最后，是由于传统语文课程中包含着许多可供今天借鉴的经验。为推动社会变革、文化革命、科技普及，众多仁人志士在“打倒孔家店”的历史潮流中，对包括传统文化与教育在内的古代意识形态采取了一概否定态度，客观存在着把“孩子和污水一起倒掉”的倾向。因此，在基本完成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后，对有识之士来说存在着一个对传统文化辩证对待、理性选择的问题，在语文课程中也存在着一个如何正确对待源远流长古代语文教育遗产的问题。张志公先生指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在许多方面都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的，当然不可能都是精华，然而也绝不可能都是糟粕。如果都是糟粕，何来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教育，语文教学，亦然。”[4]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张志公先生为正本清源、积极汲取古代语文教育优秀传统与成功经验，以披沙拣金的执着精神对传统语文教育特别是传统蒙学蒙书进行系统具体研究，从中提取了一些值得今天学习借鉴的宝贵经验。
　　为探求传统语文教育中可供今天学习的宝贵经验而研究，是张志公先生研究这一问题的真正动因。这一着眼于推动语文课程发展提高而不是为显示学识，或只为谋求名利的研究动机，决定了他能如实、辩证、持久地进行研究，也确保了研究的质量与水平。
　　二、铢积寸累的研究积淀，是确保教育研究质量的重要基础
　　张志公先生认为，研究传统语文教育“资料是一个困难问题”，因为“研究性的资料有一点，不多；而历代藏书者和书商对蒙书都不重视，所以保存下来的很少，并且很难搜求”[5]。虽所存资料不多、搜寻不易，但从《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众多的对古代语文教育文献的系列陈述、大量引用及该书所附“参考引用书目”与“蒙学书目稿”等来看，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史料搜集整理中不是花费了一些气力，而是下了很大气力，才拥有了众多的一手资料。譬如对我国流传时间最久且一直流传下来的识字教材《急就篇》及以此为借鉴而编出的历代蒙书，他就从最早《汉书·艺文志》所载史游之《急就章》查证到《隋书·经籍志》所载崔浩之《急就章二卷》，再从《急就章二卷》考证到《旧唐书》所载颜之推之《急就章注一卷》，又进而考证到欧阳修之《州名急就章》、王应麟之《姓氏急就篇》等，其搜集之不易、收录之完备、考证之详备，可谓世不多见。再如他对蒙书《千字文》及其种种续编、改编本的搜集与考证，也是极为周详备至的——不仅有历朝历代用汉字编写出的《千字文》，且有汉字（语）与梵语、与蒙语对照编写出的《梵语千字文》《蒙汉千字文》等。因此，无论从以上两例简单列举中，还是从他对《百家姓》《兔园册》《咏史诗》等诸多蒙书的详尽考证中，都可看出他对这些极为难得的语文史料的苦苦搜集与不懈整理。这一铢积寸累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如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确实是万难完成的。
　　三、诚实严谨的研究态度，是确保教育研究质量的重要条件
　　张志公先生传统语文教育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传统语文教学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之中。由于《初探》资料翔实、论述深刻、阐述科学而受到广泛好评，并分别在1964年和1980年再版。虽《初探》取得了突出成就并获得了良好学术声誉，但他并不自满，而是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地继续对传统语文课程进行持久深入研究，并在1992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初探》修订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把《传统语文教学初探》与《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在研究经过、研究资料、内容观点与方法论述加以对比，我们就可发现张志公先生诚实的人品、严谨的学风、谦逊的态度。 　　一是持续深化研究，不断创新。每个人在研究中，根据对研究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所获取资料数量的不断增多，自然就会有新发现、新结论，张志公先生也是这样。他在对古代语文课程的长期研究中，随着资料的增多、认识的深化，自然会有新发现与新结论。因此在从《初探》到《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中，他力求“适当增多点‘论’，使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明朗一些”；而且在“‘论’之中，把作者个人现在认为以前的说法不妥当的地方改一改，没说到的地方补充补充，——其中也包括吸取别人的意见”。[6]具体对比两书的内容，我们可看出他在《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中对《初探》所做的“改一改”“补充补充”，绝不只是对原书中部分词句、衔接过渡等细枝末节方面的小修小补，而是涉及重要观点的转变、主要内容的提升和对语文课程的深刻启迪等多方面。这既显示出张志公先生对所研究对象的执着，也显示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深化。
　　二是对研究过程与结果的如实叙述、客观交代。他在叙述那些“很难搜求”到的古代语文教育史料之来源时说：“恰巧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一点便利。有一段时间我曾有志于研究汉语史。为此，需要搜罗几个方面的资料。蒙书是其中之一，因为历代蒙书的编法很能反映汉语的某些特点。这样我曾在十来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搜罗到一批过去的童蒙读本，这给我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工作带来了便利条件。”[7]这一说明，就表明难以搜集到的蒙书不是自己去刻意搜寻的，而是在研究汉语史时“顺手”搜集积累的。这一诚实说明，使我们看到了他诚实的人品与高尚的学术品格。再如，由于古代语文教育史料常散见于众多古籍典章之中，再加之数量众多，搜集时就难免有所遗漏。对此而造成的瑕疵，他既不讳言更不饰过，而是只要发现有所遗漏就及时加以考证和及时补充。如在1978年版的《初探》“重版题记”中，他说道：“《初探》在资料方面有遗漏。比较重要的一项是，《文渊阁书目》里列有六七十种蒙书，而《蒙学书目稿》全部漏载了。”对此较大遗漏，他筹划在“等全书修订的时候再认真考察一番，补进《蒙学书目稿》里去”[8]。同时，他在《初探》基础上修正出版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中对新发现的蒙书（如“对相四言”等）及遗漏掉的《碎金》等蒙书都一一予以及时说明。
　　张志公先生严谨的研究态度与诚实的学术品德，无疑对进行教育研究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对传统语文课程与教材的研究，从研究动机、态度、过程到结果，时时处处体现出他忠于真理、探求真知、服务现实的良好学术道德。
　　参考文献
　　[1]刘国正，庄文中.博采兼中外精研析古今——张志公先生的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语文教育观[J].课程·教材·教法，1992（9）.
　　[2][3][4][7][8]张志公.张志公文集（四）[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237，236，254-255，15-16，237.
　　[5]李晓阳.我国教育研究中学术道德的失范与重建[D].西南大学.2006.
　　[6]张志公.张志公自选集（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