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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实施以来就面临着诸多难以规避的挑战，受到各方力量的影响，而近期新型“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也无疑正面临同样局面。因此，本文从因素分析入手，探讨新型生育政策背景下，城市达标人群的具体意愿及其中各相关因素作用，以期揭示在未来政策实施过程中所应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单独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059-02
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决定，即所谓的“单独二孩”政策。虽然此前我国已放宽对农村等地的要求，同时还进一步提出允许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二孩，但可以看到它们的适用范围仍旧比较狭窄，而“单独二孩”政策的出现无疑是对其的突破。随着政策相继落地，社会各界亦开始展开相关讨论。一方面，有研究人员认为单独政策的实施可以有效缓解老龄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四二一家庭”给子女带来的压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认为，“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并不会对人口增长造成显著影响，且短期内也不会明显缓解老龄化现象。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很多育龄夫妇都不愿意生育二胎。考虑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在生与不生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由此看来，在明晰生育意愿的同时，必须去探索其背后的相关影响因素。
一、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因素，它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重要外部力量之一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在《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中提到的：“夫妇决定生育子女的意愿是一种合理的行为，因为孩子可以成为直接的效用资源。因此当人们收入增加时，通常愿意多生孩子。”并且“孩子支出的增加将提高孩子的质量，父母通过对孩子支出的自由选择，自由的选择了孩子的质量，因此生育数量与养育质量之间的选择紧密联系”[1]。此外，社会学家依斯特林也提出，生育率随着家庭相对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人们的嗜好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换言之，生育会受到经济状况的代际变化的影响，子代收益若与上一代人的收益差异较小，则人们会倾向于多生育子女；若两者之间的收入差异较大，则人们出于风险的考虑会倾向于减少生育的子女数量。无论是哪种观点，其核心都在于强调经济因素对于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正如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所提到的：抚育是件损己利人的事情[2]。人们在进行生育选择时可能首先考虑到的就是经济成本问题。所以当“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开始实施后，人们可能会由于经济方面因素的影响而选择放弃再生育的机会。
（二）职业因素
一方面，职业倘若较为稳定，如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人员，毋须担心因职业变化对孩子抚育产生影响，其生育二胎的意愿会相应增强。反之则不然。另一方面，从家庭职业结构来看，单独夫妇双方所从事职业的不同也可能会对是否生育二胎造成影响。譬如：如果男女双方的职业都不太稳定，虽然收入高，但风险大，彼此都无法再给予第二个孩子所需的心理资源，同时也没有精力去抚育他，那么他们可能会放弃再生育。而如果夫妇双方，一方从事的职业稳定，另一方不稳定，结构较为平衡，有充裕的时间照料孩子，则他们选择生育的可能性会增加。
（三）家庭因素
作为抚育过程中的基本单位，家庭力量是不容忽视的。首先，从单独夫妇父母角度来看，单独二孩政策落地后，不少老人便开始催促子女再次生育，而对子女来说，面对老人的深切期盼，受传统孝道观念的影响，一些人开始考虑加入二胎的行列。其次，从夫妻双方角度来看，由于在生育中所承担角色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他们对再次生育与否产生不同的看法。譬如，男方可能愿意再生育子女，但就女方而言，可能出于对自身条件的考虑，不愿再生育。第三，倘若第一胎是女孩，那么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有些家庭会希望通过再次生育来满足自身对男孩的需求。而如果其第一胎为男孩，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不再生育。
（四）福利保障因素
如果育龄夫妇生下二胎后，孩子的抚育无疑将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试想在如今教育、医疗等各方面资源都十分昂贵的今天，新生二胎势必将成为又一批资源分享者。适合生育的夫妇不仅会考虑“生”的福利，同时还要考虑“育”的保障。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无疑扩大了生育范围，但所以福利保障的完善与否必然会对人们生育意愿产生重要影响。
二、研究方法及具体内容
在前期理论准备基础上，本文将选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利用多阶段抽样调查法展开了实地研究。具体研究方法为依据长春市的区域划分，从中随机抽取了G区、Y区及L区三个区级抽样框，然后又以此为基础确定了J街道、Z街道、L街道三个街级抽样框，最后按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出每个区域中所要调查的具体社区名称，其中包括位于G区的Q社区、F社区；位于Y区的C社区以及A社区；最后是位于L区的X社区和S社区。同时，根据对前期探索性的工作，结合相关理论，编制了以“单独二孩”政策背景下长春市达标人群生育意愿及相关影响因素为主题的调查问卷，同期分阶段到各社区展开发放工作。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对六个目标样本的调查工作，共计发放问卷425份，若仅以符合家庭中单方为独生子女的生育标准，则其中有效回收率为70.6%，最终统计的有效问卷数为300份。
目前长春市达标人群中年龄层次主要还是以80后夫妇为主，他们不仅较70年代出生的人更具备响应政策的优势，同时又比90年代的人的生活环境、经济条件稳定，因此80年代夫妇无疑应成为“单独二孩”政策的有力支持者。但通过对目标人群的调查研究却发现，在符合条件的目标群体中，只有34%的人有意愿继续生育，62%的人则表示即使政策允许也不愿意生育二胎，剩余4%的人则选择继续观望，根据未来情况而定。由此观之，面对新型生育政策，达标对象的生育意愿并不一致，有超过一半的达标群体不愿再次生育。因此，尚不能说新生育政策达到了预期效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62%的人放弃生二胎呢？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其影响因素大致可概括为经济和非经济两个方面，其中非经济因素又主要包括了：职业因素、家庭因素、福利保障因素以及地域因素。 从各因素所占百分比中可发现，经济因素对达标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仍是十分显著，占42.2%，这与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抚育本身是个长线投资的过程，经济条件的高低将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倾向选择。但同时，笔者认为在整体分布中其余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特别是其中家庭和福利保障的影响。一方面，某些经济条件良好的夫妇，虽然符合政策的相关规定，但仍旧选择放弃再次生育的机会，因为他们认为缺少家庭的助力，仅靠自己的力量难以给予第二个孩子完善的保障。毕竟在现代都市的快节奏压力下，单独夫妇的负担更为巨大，所以为了保证生活质量他们宁可选择放弃生育二胎。另一方面，一些育龄妇女在面临是否生育时还会考虑到福利保障问题，特别是处于职业上升期的女性，职业性别以及女性本身的特点都使她们不得不面临艰难选择。由此可见，在分析长春市达标人群生育意愿时不仅应考虑到经济因素的作用，同时还应关注诸如家庭、福利保障等因素的影响。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笔者发现，由于目标群体的年龄分层不同，自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已积聚了近亿的独生子女，他们跨越了70、80、90三个时期，不同的生活状况和时代背景造就其不同的意愿选择倾向，因此也形成了不同影响因素的分布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出生于80年代以前的人群，在选择是否再次生育时更多的会考虑到家庭因素的影响，因为他们的经济及生活环境都十分稳定，所以生育二胎时家人的助力将成为其不可避免要关注的问题。而出生于1980-1990年间的达标人群，由于经济条件尚处于初步上升阶段，职场压力较大，因此在面对新生育政策时，他们着重考虑的将是经济因素的限制，因为这将直接决定其未来的生活质量和子女的抚养质量。此外，他们还会考虑家庭及福利保障等因素的作用，倘若没有完善的保障基础，再生育无疑会将自己送入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中。所以许多出生于80年代的达标人群常会在重压下选择放弃生育二胎。最后是出生于1990年以后的人群，由于刚刚进入社会，所以他们较其它两个年龄阶段的群体更多会关注经济因素，同时可能受到生活背景及价值观的影响，90后群体的生育意愿并不十分明确。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经济还是非经济因素，它们无疑已成为城市达标人群再次生育时必须考虑的条件。因此，在未来政策执行过程中，如何解决经济及非经济因素对城市达标人群生育意愿的限制十分重要。无论是在政策实施亦或未来政策调整时，都应着力关注具体因素的影响，而不仅是对生育意愿的单纯统计，从而实现促进人口健康、均衡发展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佟新.人口社会学（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5-66.
〔2〕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4.
（责任编辑 姜黎梅）
关键词：单独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059-02
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决定，即所谓的“单独二孩”政策。虽然此前我国已放宽对农村等地的要求，同时还进一步提出允许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二孩，但可以看到它们的适用范围仍旧比较狭窄，而“单独二孩”政策的出现无疑是对其的突破。随着政策相继落地，社会各界亦开始展开相关讨论。一方面，有研究人员认为单独政策的实施可以有效缓解老龄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四二一家庭”给子女带来的压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认为，“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并不会对人口增长造成显著影响，且短期内也不会明显缓解老龄化现象。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很多育龄夫妇都不愿意生育二胎。考虑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在生与不生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由此看来，在明晰生育意愿的同时，必须去探索其背后的相关影响因素。
一、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因素，它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重要外部力量之一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在《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中提到的：“夫妇决定生育子女的意愿是一种合理的行为，因为孩子可以成为直接的效用资源。因此当人们收入增加时，通常愿意多生孩子。”并且“孩子支出的增加将提高孩子的质量，父母通过对孩子支出的自由选择，自由的选择了孩子的质量，因此生育数量与养育质量之间的选择紧密联系”[1]。此外，社会学家依斯特林也提出，生育率随着家庭相对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人们的嗜好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换言之，生育会受到经济状况的代际变化的影响，子代收益若与上一代人的收益差异较小，则人们会倾向于多生育子女；若两者之间的收入差异较大，则人们出于风险的考虑会倾向于减少生育的子女数量。无论是哪种观点，其核心都在于强调经济因素对于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正如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所提到的：抚育是件损己利人的事情[2]。人们在进行生育选择时可能首先考虑到的就是经济成本问题。所以当“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开始实施后，人们可能会由于经济方面因素的影响而选择放弃再生育的机会。
（二）职业因素
一方面，职业倘若较为稳定，如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人员，毋须担心因职业变化对孩子抚育产生影响，其生育二胎的意愿会相应增强。反之则不然。另一方面，从家庭职业结构来看，单独夫妇双方所从事职业的不同也可能会对是否生育二胎造成影响。譬如：如果男女双方的职业都不太稳定，虽然收入高，但风险大，彼此都无法再给予第二个孩子所需的心理资源，同时也没有精力去抚育他，那么他们可能会放弃再生育。而如果夫妇双方，一方从事的职业稳定，另一方不稳定，结构较为平衡，有充裕的时间照料孩子，则他们选择生育的可能性会增加。
（三）家庭因素
作为抚育过程中的基本单位，家庭力量是不容忽视的。首先，从单独夫妇父母角度来看，单独二孩政策落地后，不少老人便开始催促子女再次生育，而对子女来说，面对老人的深切期盼，受传统孝道观念的影响，一些人开始考虑加入二胎的行列。其次，从夫妻双方角度来看，由于在生育中所承担角色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他们对再次生育与否产生不同的看法。譬如，男方可能愿意再生育子女，但就女方而言，可能出于对自身条件的考虑，不愿再生育。第三，倘若第一胎是女孩，那么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有些家庭会希望通过再次生育来满足自身对男孩的需求。而如果其第一胎为男孩，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不再生育。
（四）福利保障因素
如果育龄夫妇生下二胎后，孩子的抚育无疑将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试想在如今教育、医疗等各方面资源都十分昂贵的今天，新生二胎势必将成为又一批资源分享者。适合生育的夫妇不仅会考虑“生”的福利，同时还要考虑“育”的保障。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无疑扩大了生育范围，但所以福利保障的完善与否必然会对人们生育意愿产生重要影响。
二、研究方法及具体内容
在前期理论准备基础上，本文将选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利用多阶段抽样调查法展开了实地研究。具体研究方法为依据长春市的区域划分，从中随机抽取了G区、Y区及L区三个区级抽样框，然后又以此为基础确定了J街道、Z街道、L街道三个街级抽样框，最后按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出每个区域中所要调查的具体社区名称，其中包括位于G区的Q社区、F社区；位于Y区的C社区以及A社区；最后是位于L区的X社区和S社区。同时，根据对前期探索性的工作，结合相关理论，编制了以“单独二孩”政策背景下长春市达标人群生育意愿及相关影响因素为主题的调查问卷，同期分阶段到各社区展开发放工作。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对六个目标样本的调查工作，共计发放问卷425份，若仅以符合家庭中单方为独生子女的生育标准，则其中有效回收率为70.6%，最终统计的有效问卷数为300份。
目前长春市达标人群中年龄层次主要还是以80后夫妇为主，他们不仅较70年代出生的人更具备响应政策的优势，同时又比90年代的人的生活环境、经济条件稳定，因此80年代夫妇无疑应成为“单独二孩”政策的有力支持者。但通过对目标人群的调查研究却发现，在符合条件的目标群体中，只有34%的人有意愿继续生育，62%的人则表示即使政策允许也不愿意生育二胎，剩余4%的人则选择继续观望，根据未来情况而定。由此观之，面对新型生育政策，达标对象的生育意愿并不一致，有超过一半的达标群体不愿再次生育。因此，尚不能说新生育政策达到了预期效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62%的人放弃生二胎呢？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其影响因素大致可概括为经济和非经济两个方面，其中非经济因素又主要包括了：职业因素、家庭因素、福利保障因素以及地域因素。 从各因素所占百分比中可发现，经济因素对达标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仍是十分显著，占42.2%，这与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抚育本身是个长线投资的过程，经济条件的高低将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倾向选择。但同时，笔者认为在整体分布中其余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特别是其中家庭和福利保障的影响。一方面，某些经济条件良好的夫妇，虽然符合政策的相关规定，但仍旧选择放弃再次生育的机会，因为他们认为缺少家庭的助力，仅靠自己的力量难以给予第二个孩子完善的保障。毕竟在现代都市的快节奏压力下，单独夫妇的负担更为巨大，所以为了保证生活质量他们宁可选择放弃生育二胎。另一方面，一些育龄妇女在面临是否生育时还会考虑到福利保障问题，特别是处于职业上升期的女性，职业性别以及女性本身的特点都使她们不得不面临艰难选择。由此可见，在分析长春市达标人群生育意愿时不仅应考虑到经济因素的作用，同时还应关注诸如家庭、福利保障等因素的影响。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笔者发现，由于目标群体的年龄分层不同，自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已积聚了近亿的独生子女，他们跨越了70、80、90三个时期，不同的生活状况和时代背景造就其不同的意愿选择倾向，因此也形成了不同影响因素的分布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出生于80年代以前的人群，在选择是否再次生育时更多的会考虑到家庭因素的影响，因为他们的经济及生活环境都十分稳定，所以生育二胎时家人的助力将成为其不可避免要关注的问题。而出生于1980-1990年间的达标人群，由于经济条件尚处于初步上升阶段，职场压力较大，因此在面对新生育政策时，他们着重考虑的将是经济因素的限制，因为这将直接决定其未来的生活质量和子女的抚养质量。此外，他们还会考虑家庭及福利保障等因素的作用，倘若没有完善的保障基础，再生育无疑会将自己送入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中。所以许多出生于80年代的达标人群常会在重压下选择放弃生育二胎。最后是出生于1990年以后的人群，由于刚刚进入社会，所以他们较其它两个年龄阶段的群体更多会关注经济因素，同时可能受到生活背景及价值观的影响，90后群体的生育意愿并不十分明确。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经济还是非经济因素，它们无疑已成为城市达标人群再次生育时必须考虑的条件。因此，在未来政策执行过程中，如何解决经济及非经济因素对城市达标人群生育意愿的限制十分重要。无论是在政策实施亦或未来政策调整时，都应着力关注具体因素的影响，而不仅是对生育意愿的单纯统计，从而实现促进人口健康、均衡发展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佟新.人口社会学（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5-66.
〔2〕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4.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