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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萧红的《呼兰河传》以其质朴生动的语言、真实沧桑的情感取胜于文坛。其中“儿童化”叙事视角和悲剧的产生对文本的构架都有特定的意义与作用。本文以萧红对在呼兰城中童年回忆里的爱与恨为起点，分析萧红的“儿童化叙事视角”和悲剧产生的机制。
【关键词】：呼兰河传;萧红;儿童化叙事;悲剧
没有离家经验的人是无法理解萧红的。一直认为最好的作家写作的语言都不会是华丽浓艳、辞藻堆叠的。运用质朴的语言却读来韵味无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而作家的深度和内力也都可以因此感受得到。萧红简朴的语言竟能承担起一份复杂而深厚的情感，简单而厚重。读罢，掩卷遐思，一种苦涩的味道扑面而来。
茅盾说：“《呼兰河传》不象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于这‘不象’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有美，即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眩惑。”[1]
一、儿童化叙事下的梦幻视角
萧红的童年是短暂的，但毕竟还是有的。有祖父，有后花园，有泥烤鸭子。那时候的萧红贪玩、调皮，幼稚的可爱。祖父教她念诗，“少小离家老大回”，祖父念一句，萧红也跟着念一句。虽然根本不知道诗的意思，但小萧红很高兴的念着，喊的声音比祖父还大，纯粹是因为诗的声音很好听。祖父的宽容和无限的溺爱，是萧红童年唯一的幸福源泉。
除了祖父，家里的父亲母亲祖母，没有人愿意理睬她。虽然是家中长女，但她的降生并没有给家人带来喜悦，相反却因为出生在农历端午节这个不吉利的日子里，又是女儿而遭到嫌弃。于是，萧红就这样自由而孤独地成长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造就了萧红倔强的性格和悲剧式的命运——享受自由但又渴望保护，渴望温暖而又生性孤独。
对于童年的欢乐和祖父的爱，《呼兰河传》中萧红以一种儿童化的叙事视角和方式营造了一个美丽梦幻的世界。萧红用小女孩般单纯、口语化的叙事口吻将故事娓娓道来，稚嫩美好而又纯真。例如《呼兰河传》中对家里的后花园的一段记述文字：“这花园里蜂子、蝴蝾、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采花上.胖田圃的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2]整段文字不带有任何隐喻、排比等富有技巧的叙事手法，也盡量避免高级形容词的使用。可以看到的只有单纯的动物名称的罗列和纯色的描述。仿佛一幅艳丽的油画上泼满了各种颜料。其中的童趣由此自然生成。
“儿童视角”带来一种“陌生化”的效果。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的概念，他们认为艺术就是要“反常化”。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延，要抱真归朴，激发自己第一次面对事物的原初感受和震颤。萧红以儿童的原始思维还原了对自然世界的新鲜感受，从而让这些动植物都有了和人类一样的情感和意志.充满了生机和灵性。
吴晓东在《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中，将“儿童视角”定义为：“小说借助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辨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索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呼兰河传》中叙述视角是一个小女孩的视角，或者更确切的说，是萧红自己小时候的视角。孩子的视角让文字显得天真可爱，纯净无邪，仿佛远离世上的所有尘埃污垢。
但《呼兰河传》是一篇回忆性质的小说，回忆里既有回忆也有痛苦。在萧红复调化的文章结构安排下，这种儿童化天真的视角将邪恶的污浊淡化，痛苦被蒙上一层面纱显得不清晰。但无论怎样掩饰，我们还是可以在童稚的语言下发现萧红的呼兰城里愚昧的人们肮脏的现实和不断上演的悲剧。
二、悲剧的两个幕后机制
爱恨相生，方为人生本色。小萧红在淳朴善良的祖父呵护下快乐成长的时也目睹到了世间的肮脏苦难和悲剧。笔者造成认为《呼兰河传》中悲剧的主要机制有两个：一是传统父权制对女性的不平等压制;二是生活贫困带来的人情冷漠。
除却文本前期描写到父亲对“我”的冷淡之外，后文中父权制对女性的欺压更明显的体现侧面描写的“小团圆媳妇”的死亡悲剧上。其中有一段众人救小团圆的语言描写尤为具有代表性。“于是凡有善心的人都帮起忙来。他说他有一个偏方，她说她有一个邪令。有的主张给她画上花脸，把大神请到家里，让那大神看了，嫌她太丑，也许就不捉她当弟子了，就可以不必出马了。周三奶奶则主张给她吃一个全毛的鸡，连毛带腿地吃下去，吃了用被子把人蒙起来，让她出一身大汗。蒙到第二天早晨鸡叫，再把她从被子放出来。”[3]
只因小团圆媳妇活泼、作风大方，周围的人便说她不像个团圆媳妇.婆婆就根据传下来的规矩打她，把她吊在房梁用皮鞭抽她，用烧红的烙铁烙她，团圆媳妇被虐待折磨生病了，请人用愚昧残忍的方法治病。小团圆媳妇婆婆是父权制的维护者代表，她按“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牛活”，她只想把团圆媳妇规矩成像样的媳妇以得到父权社会的认同。她的愚钝、顽固、毫不自知的虔诚足以证实她被父权侵染毒害之深已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萧红没有直接写男性如何欺压女性，反之通过女性的自身的心理描写侧面刻画了父权制度下女性地位与心理的扭曲。
呼兰城的贫困也是各种悲剧形成的根源。人们的生存地位比一般的牲口低，因为牲口可以干活赚钱，而人只能吃饭。小孩子死去是没有人会为他伤心太久的，因为生活还要继续。这里开粉坊的人住的是倾斜潮湿的稻草房，一下午就漏水，天气一晴房子长了蘑菇，他们为此为自己的房子出产可口的蘑菇自豪不已。他们工作时一边挂着粉，也是一边唱着的。那唱不是不是从工作中得到的愉快，好笑含着眼泪在笑似的。
这里的人们已经被苦难折磨得分不清苦难和幸福的界限。于是，欣赏苦难反而成了他们的乐趣所在。凡是有跳井投河，或是上吊的，看热闹的人就特别多。小团圆媳妇被按在热水缸里昏死过去时，看热闹的人们都以为她是死了，大家都跑过去拯救她。可是，当团圆媳妇被救活后，却再一次无情的观赏她的苦难。正是在贫困的驱使下，人们忘记了尊严为何物，善良的价值，只是悲剧的活着。而失去尊严而活着对萧红来说简直比死亡更难以接受。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成年，萧红便毫无留恋的离开了这个让她又爱又恨的故乡。萧红笔下的故乡，仿佛看得见鲁迅《故乡》里同样的东西，即是一种留恋憎恨交织的无奈之情和沧桑之感。
三、结语
多年后的萧红将要面临家庭的逼婚，她选择了逃离。虽然生在这片土地上，但萧红和周围是格格不入的，曾经有过的爱已经随着祖父的去世和后花园的荒芜消失殆尽，弥留下的是梦想与现实的不和谐。萧红有追求，有渴望，有生命力，却因此遭到已经失去了这些东西的人的嫉妒与怨恨。
书的最后，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道一声珍重珍重，萧红逃离了这里，不知道临走前，她的脸上是怎样一副表情，也许是厌恶的，也许是留恋的，也许只是满脸的苍凉，隐忍着想流也流不出的眼泪……
参考文献：
[1]茅盾.《呼兰河传》序[M].茅盾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96-97
[2]萧红.《呼兰河传》[M].南京：译林出版社，第四章.
[3]萧红.《呼兰河传》[M].南京：译林出版社，第五章.
【关键词】：呼兰河传;萧红;儿童化叙事;悲剧
没有离家经验的人是无法理解萧红的。一直认为最好的作家写作的语言都不会是华丽浓艳、辞藻堆叠的。运用质朴的语言却读来韵味无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而作家的深度和内力也都可以因此感受得到。萧红简朴的语言竟能承担起一份复杂而深厚的情感，简单而厚重。读罢，掩卷遐思，一种苦涩的味道扑面而来。
茅盾说：“《呼兰河传》不象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于这‘不象’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有美，即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眩惑。”[1]
一、儿童化叙事下的梦幻视角
萧红的童年是短暂的，但毕竟还是有的。有祖父，有后花园，有泥烤鸭子。那时候的萧红贪玩、调皮，幼稚的可爱。祖父教她念诗，“少小离家老大回”，祖父念一句，萧红也跟着念一句。虽然根本不知道诗的意思，但小萧红很高兴的念着，喊的声音比祖父还大，纯粹是因为诗的声音很好听。祖父的宽容和无限的溺爱，是萧红童年唯一的幸福源泉。
除了祖父，家里的父亲母亲祖母，没有人愿意理睬她。虽然是家中长女，但她的降生并没有给家人带来喜悦，相反却因为出生在农历端午节这个不吉利的日子里，又是女儿而遭到嫌弃。于是，萧红就这样自由而孤独地成长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造就了萧红倔强的性格和悲剧式的命运——享受自由但又渴望保护，渴望温暖而又生性孤独。
对于童年的欢乐和祖父的爱，《呼兰河传》中萧红以一种儿童化的叙事视角和方式营造了一个美丽梦幻的世界。萧红用小女孩般单纯、口语化的叙事口吻将故事娓娓道来，稚嫩美好而又纯真。例如《呼兰河传》中对家里的后花园的一段记述文字：“这花园里蜂子、蝴蝾、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采花上.胖田圃的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2]整段文字不带有任何隐喻、排比等富有技巧的叙事手法，也盡量避免高级形容词的使用。可以看到的只有单纯的动物名称的罗列和纯色的描述。仿佛一幅艳丽的油画上泼满了各种颜料。其中的童趣由此自然生成。
“儿童视角”带来一种“陌生化”的效果。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的概念，他们认为艺术就是要“反常化”。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延，要抱真归朴，激发自己第一次面对事物的原初感受和震颤。萧红以儿童的原始思维还原了对自然世界的新鲜感受，从而让这些动植物都有了和人类一样的情感和意志.充满了生机和灵性。
吴晓东在《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中，将“儿童视角”定义为：“小说借助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辨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索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呼兰河传》中叙述视角是一个小女孩的视角，或者更确切的说，是萧红自己小时候的视角。孩子的视角让文字显得天真可爱，纯净无邪，仿佛远离世上的所有尘埃污垢。
但《呼兰河传》是一篇回忆性质的小说，回忆里既有回忆也有痛苦。在萧红复调化的文章结构安排下，这种儿童化天真的视角将邪恶的污浊淡化，痛苦被蒙上一层面纱显得不清晰。但无论怎样掩饰，我们还是可以在童稚的语言下发现萧红的呼兰城里愚昧的人们肮脏的现实和不断上演的悲剧。
二、悲剧的两个幕后机制
爱恨相生，方为人生本色。小萧红在淳朴善良的祖父呵护下快乐成长的时也目睹到了世间的肮脏苦难和悲剧。笔者造成认为《呼兰河传》中悲剧的主要机制有两个：一是传统父权制对女性的不平等压制;二是生活贫困带来的人情冷漠。
除却文本前期描写到父亲对“我”的冷淡之外，后文中父权制对女性的欺压更明显的体现侧面描写的“小团圆媳妇”的死亡悲剧上。其中有一段众人救小团圆的语言描写尤为具有代表性。“于是凡有善心的人都帮起忙来。他说他有一个偏方，她说她有一个邪令。有的主张给她画上花脸，把大神请到家里，让那大神看了，嫌她太丑，也许就不捉她当弟子了，就可以不必出马了。周三奶奶则主张给她吃一个全毛的鸡，连毛带腿地吃下去，吃了用被子把人蒙起来，让她出一身大汗。蒙到第二天早晨鸡叫，再把她从被子放出来。”[3]
只因小团圆媳妇活泼、作风大方，周围的人便说她不像个团圆媳妇.婆婆就根据传下来的规矩打她，把她吊在房梁用皮鞭抽她，用烧红的烙铁烙她，团圆媳妇被虐待折磨生病了，请人用愚昧残忍的方法治病。小团圆媳妇婆婆是父权制的维护者代表，她按“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牛活”，她只想把团圆媳妇规矩成像样的媳妇以得到父权社会的认同。她的愚钝、顽固、毫不自知的虔诚足以证实她被父权侵染毒害之深已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萧红没有直接写男性如何欺压女性，反之通过女性的自身的心理描写侧面刻画了父权制度下女性地位与心理的扭曲。
呼兰城的贫困也是各种悲剧形成的根源。人们的生存地位比一般的牲口低，因为牲口可以干活赚钱，而人只能吃饭。小孩子死去是没有人会为他伤心太久的，因为生活还要继续。这里开粉坊的人住的是倾斜潮湿的稻草房，一下午就漏水，天气一晴房子长了蘑菇，他们为此为自己的房子出产可口的蘑菇自豪不已。他们工作时一边挂着粉，也是一边唱着的。那唱不是不是从工作中得到的愉快，好笑含着眼泪在笑似的。
这里的人们已经被苦难折磨得分不清苦难和幸福的界限。于是，欣赏苦难反而成了他们的乐趣所在。凡是有跳井投河，或是上吊的，看热闹的人就特别多。小团圆媳妇被按在热水缸里昏死过去时，看热闹的人们都以为她是死了，大家都跑过去拯救她。可是，当团圆媳妇被救活后，却再一次无情的观赏她的苦难。正是在贫困的驱使下，人们忘记了尊严为何物，善良的价值，只是悲剧的活着。而失去尊严而活着对萧红来说简直比死亡更难以接受。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成年，萧红便毫无留恋的离开了这个让她又爱又恨的故乡。萧红笔下的故乡，仿佛看得见鲁迅《故乡》里同样的东西，即是一种留恋憎恨交织的无奈之情和沧桑之感。
三、结语
多年后的萧红将要面临家庭的逼婚，她选择了逃离。虽然生在这片土地上，但萧红和周围是格格不入的，曾经有过的爱已经随着祖父的去世和后花园的荒芜消失殆尽，弥留下的是梦想与现实的不和谐。萧红有追求，有渴望，有生命力，却因此遭到已经失去了这些东西的人的嫉妒与怨恨。
书的最后，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道一声珍重珍重，萧红逃离了这里，不知道临走前，她的脸上是怎样一副表情，也许是厌恶的，也许是留恋的，也许只是满脸的苍凉，隐忍着想流也流不出的眼泪……
参考文献：
[1]茅盾.《呼兰河传》序[M].茅盾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96-97
[2]萧红.《呼兰河传》[M].南京：译林出版社，第四章.
[3]萧红.《呼兰河传》[M].南京：译林出版社，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