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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族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积极地建构自己居住的地理空间和维系区别其他族群的社会文化空间。而文化在传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社区与社区之间会不断的交流与互动。本文以君子垌客家人宗族为个案，探析君子垌客家宗族在进行地理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建构过程中如何进行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互动，从而制定空间的边界与秩序。
关键词：君子垌 客家 族群 互动
一、君子垌人文地理概况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的木格镇，位于贵港、玉林市的交界处，距贵港市城区月36公里，是兴六高速的入口，素有素有“贵县四大名圩”、“桂东南商贸重镇”、“小香港”之美称，同时也是一个客家乡。距木格镇5公里的君子垌，现称云垌村，现辖云垌、云龙、大垌三个客家村屯。清朝时属贵县怀北二里。
乾隆、嘉庆年间，以陈、何、叶、钟、邓、黄、殷、黎、曾、魏、祝、许、杜、邱、范、陆、邹、李、刘、林等二十个姓氏的客家先民，先后從广东兴宁、梅州、龙川、长寿、恩平、四会、鹤山、南雄和广西陆川、北流等地，千里迢迢，举家迁到广西贵县怀北二里的上垌、大垌和云龙村。各客家宗族在发展过程中，邓、黎、叶三氏客家宗族发展最快，人口、经济、文化都占据了优势地位，成为当地的三大宗族。经济好转的邓、黎、叶三氏宗族人也纷纷在君子垌地区兴建围屋。早期有叶姓建古围堡（现称“谷坡围”）、邓氏邓逢元建段心围、黎氏黎诗文兄弟建云龙围。到民国年间，围屋的数量急剧增长到21座之多，其中邓氏建有13座、黎氏建有6座，叶氏建有2座，成为广西最大的围屋群。现保存较完好的有11座。
二、君子垌族群内部的互动
一个族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在架构自己居住的地理空间。因为各种原因，会出现同一个族群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地域范围，同一族群因移民流动而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上或不同族群共同居住与统一行政区域内。与此同时，一个族群会积极建构维系其区别于其族群的社会文化空间。文化在传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社区与社区之间会不断的交流与互动。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参与不仅可以产生文化增殖，而且可以形成社会文化意识”。君子垌客家人在进行地理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建构过程中，与其族群、本族群内部进行互动，制定空间的边界与秩序。
君子垌客家族群内部的互动最主要的体现是客家宗族之间的互动。不同客家宗族间的团结互动对宗族在新的地域获得更大的安全感和更多的生存资源极为重要。因此，君子垌客家人在一下几方面进行了族群内部的互动。
1.语言互动。君子垌客家先民来自广东不同地区，如叶氏分别自梅州、龙川、广东恩平三地迁入；黎氏来自广东恩平迁入；邓氏自广东龙川县迁入；何氏自广东兴宁县迁入、黄氏自广东嘉州迁入等等。面对陌生的环境，客家语言就成为客家族群最亲切的认同方式。君子垌客家人对自己母语的坚守，客家话成为客家人之间主要的沟通语言，许多60岁以上的客家人只能说客家话。外地工作者无论掌握多少种语言、方言回到君子垌也一定要讲客家话。由于君子垌移民而来的客家人居多，君子垌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小的“客家语言孤岛”。客家人坚守着“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传统，不同宗族间在客家话这样的共同语言圈中增强了“自家人”的身份认同感和文化的认同感。
2.宗亲互动。正如前面提及，君子垌的客家都乾隆嘉庆迁徙而来的广东人，共同的地域环境促进了宗族间的相互扶持与保护。据笔者调研中收集的《君子垌大记事》（第二稿）资料记载“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附贡生邓逢元修筑段心围”，“咸丰八年匪贼抢劫君子垌，附近村民到段心围避难，匪贼间围屋布局周密，遂解围而去”。除了宗族间相互扶持、帮助，共同应对艰险的生存环境，宗族还成立会馆、议事会等宗族管理组织。据《君子垌大记事》（第二稿）记载：“咸丰八年正月初四，（因水源分配问题）黄、叶两姓发生械斗，造成数十人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失，是年（同一年），上垌、云龙、大垌三村1800多人成立百姓会，议事地点在龙王庙和木格下街会馆”。
时至今日，宗亲互动仍然是客家宗族间联络感情、身份认同、承办社区大事和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君子垌成立了宗亲组织——“云垌乡联谊会”， 2007年元月，当地宗亲召开云垌同乡联谊会，专门商讨编写村志事宜，参加会议的老乡有120多人，处理本市老乡外，南宁、柳州、梧州、玉林等地均派代表参加。会后，老乡共捐资2万多元作为《云垌村志》的筹备和编写工作。2008年5月云垌同乡联谊会又倡议捐资，募集10万元出版费，出版1000册16开约20万字的《云垌村志》。”可见，宗亲聚会、编写村志成为君子垌客家宗亲互动的当下表现形式。
3.婚姻互动。婚姻关系也历来也是宗族经济关系、社区关系的重要写照。人们把族群间的通婚情况看作是测度不同族群相互关系和深层次融合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族际通婚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两个异性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且隐含着这两个人所代表的各自族群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只有当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在整体上比较融洽与和谐时，他们的成员中才有可能出现一定数量和比例的族际通婚。在君子垌各客家宗族间的通婚活动非常频繁，共同的语言语言、相似的风俗习惯、相同的族群认同，早在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婚姻的年代，各宗族间通婚的成为现象较为普遍的现象。
4.信仰互动。在君子垌地区客家人信仰的体系繁杂，神灵众多，除祖先崇拜外，其共同信仰的神灵包括天官、伯公、社公、泰山石敢当、财神、龙王、观世音等等。在众多信仰，大部分是“家神”，即在家庭或祠堂范围内供奉，祭祀圈范围较小。只有龙王信仰是整个社区的神灵，受到君子垌各个宗族的集体奉祀。
龙王是君子垌的各氏宗族的社区神，也是道教中的雨神，转司“降雨”。在君子垌上垌村石龙口建有龙王庙。在邓希文提供的《君子垌大记事》（第二稿）记载有“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春旱，水井、池塘干涸，小溪断流，竹子开花结仔。是年，农历三月初四清明节后，村民到龙王庙求雨，四月初八（立夏已过），天下大雨。秋后，村民捐资筹备‘龙王爷出游’，由邓东屏任‘大总理’。十二月初二、初三两天，村民舞龙舞狮，抬着龙王爷雕像游行君子乡九个村庄。结束时，观看道士‘上刀山’、‘过火炼’，初四商务设大宴庆祝，热闹非凡。” 可见，龙王信仰在当地影响广泛，祭祀圈覆盖范围到原君子乡9个村庄。通过“龙王爷出游”等游神活动和宗族聚餐活动，村际的神亲关系和世俗交往互为因果，相得益强，也使村落共同体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不断强化。对各宗族而言，参与龙王祭祀和龙王活动，也是其宗族力量的显示，使其在地方事务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如邓东屏等）。由此宗族建立起“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媒”以及秩序相守的浓郁人情关系，并形成互助的村落共同体或宗族共同体。 三、族群外部的互动
客家人虽然固守自身文化传统，但并不故步自封。君子垌客家也是如此。社区与社区的交往、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交往是人类生存的必然选择。在许多研究中，大部分将客家人描述为“自给自足”、“耕读传家”的生存模式，但种观点有较大的片面性。除了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君子垌的客家人也具有较强的经商能力。“强农重商”来形容君子垌客家尤其是对邓、黎、叶三氏宗族更为贴切。民国年间，在君子垌、木格、木梓和贵县县城，君子垌人的作坊商铺多达80多家，其中以邓、黎和叶姓的店铺居多。人口、资源、资金的流动必然带来频繁的族际交往与互动。在与他族交往過程中，君子垌的客家族人表现出其较强的开放性和出色的适应性。
1.语言的主动适应。君子垌客家人虽然坚守客家方言，以客家话作为客家人身份认同的标志，但在与他族交往中，又主动适应和学习他族的语言。正如马戎先生在书中写到的：“在一个多族群社会，当各族群具有自己独立的语言时，双语现象是十分常见的。” 君子垌客家人无论老幼，都会说两种语言——“客家话”、“贵港话”。贵港话，又称贵县话、土白话。属于号称我国最古老语言的活化石——粤语中的一个分支，属于粤语的范畴，但却又跟粤语的标准音——广州话相差巨大。贵县话是贵港不同族群语言交流的通用语言之一。君子垌客家人走出君子垌这边狭小的范围，多会使用贵县话。许多宗族人还学会使用普通话、白话、桂柳话等。而君子垌人通过在经商上的优势地位，又促进了其他族群的人主动与其交往和适应，学习客家话就是其中之一。在木格街上，许多非客家族系的人都会说客家话或听得懂客家话。语言的互动促进了君子垌客家与其他族群间的理解、交往和包容。
2.商业的频繁互动。正如前面所写到的，君子垌人的作坊商铺遍木格、木梓和贵县县城，邓家的商铺多集中于木格，占尽大街、下街的旺铺。而规模最大的是邓东屏兄弟开的裕诚商行，经营洋纱布匹、粮油杂货、收购生猪、仓储典当、交通运输等，有货运火船来往于贵县、梧州、广州、香港，还有店员伙计往返于云南、贵州、四川，贩运海味药材。黎姓的商铺多在木梓，占了半条街，生意红红火火；叶姓商人在木格、木梓和贵城都占有一席之地，其他何、魏、祝、黄、曾、许、杜等姓村民也都有商业经营。其他何、魏、祝、黄、曾、许、杜等姓村民也都有商业经营。君子垌人农商并举，促使农村经济快速发展，造就了贵县第一村，邓东屏也成为贵县首富。君子垌客家与他族在商业上的频繁接触，促进了与其他族群的文化交往。
3.族群关系的互助。历史上，君子垌客家先民虽与其他族群出现多次“土客”之争的械斗事件，但随着交往的深入和客家人的在地化演变，族群间的斗争也在日益减少。君子垌客家人在商业上的发展也促使其需要更广泛的更融洽的社会关系作为支撑，经济上与其他族群互助。据《黎氏族谱》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天大旱，三季无雨，竹子开花。云龙黎献文、黎春文兄弟在木梓街店铺施粥救济灾民。”同时，族群间的互助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还表现在教育文化上的互助。邓、黎两氏利用在经济上的优势，大兴学堂。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邓氏宗族出资开办清兰小学，将校址设立在邓氏的段心围内。后清兰小学改为木格区清兰小学，邓氏出资减免学费，惠及面非常广。通过族际间的互助，君子垌客家族群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了。
四、结语
文化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君子垌的客家族群内部的通过语言互动、宗亲互动、婚姻互动、信仰互动等保留本族群独有的文化特色，同时，又在“强农重商”的生产关系影响下，主动与其他族群进行语言、商业等进行友好往来，构建互助的族际关系。
参考文献：
[1]邓希文.陂头·窑墩·小香港——客家人“西部开发”君子垌的轨迹.客家文化时空网.http：//www.cnbobai.com/html/22/n-2422.html.
[2]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83-284.
[3]邓希文整编：《君子垌大记事》（第二稿），2007：2-3.
[4]庄孔韶等.时空穿行——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设，2004：62.
[5]邓希文整编：《君子垌大记事》（第二稿），2007：5.
[6]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2）.
关键词：君子垌 客家 族群 互动
一、君子垌人文地理概况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的木格镇，位于贵港、玉林市的交界处，距贵港市城区月36公里，是兴六高速的入口，素有素有“贵县四大名圩”、“桂东南商贸重镇”、“小香港”之美称，同时也是一个客家乡。距木格镇5公里的君子垌，现称云垌村，现辖云垌、云龙、大垌三个客家村屯。清朝时属贵县怀北二里。
乾隆、嘉庆年间，以陈、何、叶、钟、邓、黄、殷、黎、曾、魏、祝、许、杜、邱、范、陆、邹、李、刘、林等二十个姓氏的客家先民，先后從广东兴宁、梅州、龙川、长寿、恩平、四会、鹤山、南雄和广西陆川、北流等地，千里迢迢，举家迁到广西贵县怀北二里的上垌、大垌和云龙村。各客家宗族在发展过程中，邓、黎、叶三氏客家宗族发展最快，人口、经济、文化都占据了优势地位，成为当地的三大宗族。经济好转的邓、黎、叶三氏宗族人也纷纷在君子垌地区兴建围屋。早期有叶姓建古围堡（现称“谷坡围”）、邓氏邓逢元建段心围、黎氏黎诗文兄弟建云龙围。到民国年间，围屋的数量急剧增长到21座之多，其中邓氏建有13座、黎氏建有6座，叶氏建有2座，成为广西最大的围屋群。现保存较完好的有11座。
二、君子垌族群内部的互动
一个族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在架构自己居住的地理空间。因为各种原因，会出现同一个族群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地域范围，同一族群因移民流动而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上或不同族群共同居住与统一行政区域内。与此同时，一个族群会积极建构维系其区别于其族群的社会文化空间。文化在传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社区与社区之间会不断的交流与互动。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参与不仅可以产生文化增殖，而且可以形成社会文化意识”。君子垌客家人在进行地理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建构过程中，与其族群、本族群内部进行互动，制定空间的边界与秩序。
君子垌客家族群内部的互动最主要的体现是客家宗族之间的互动。不同客家宗族间的团结互动对宗族在新的地域获得更大的安全感和更多的生存资源极为重要。因此，君子垌客家人在一下几方面进行了族群内部的互动。
1.语言互动。君子垌客家先民来自广东不同地区，如叶氏分别自梅州、龙川、广东恩平三地迁入；黎氏来自广东恩平迁入；邓氏自广东龙川县迁入；何氏自广东兴宁县迁入、黄氏自广东嘉州迁入等等。面对陌生的环境，客家语言就成为客家族群最亲切的认同方式。君子垌客家人对自己母语的坚守，客家话成为客家人之间主要的沟通语言，许多60岁以上的客家人只能说客家话。外地工作者无论掌握多少种语言、方言回到君子垌也一定要讲客家话。由于君子垌移民而来的客家人居多，君子垌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小的“客家语言孤岛”。客家人坚守着“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传统，不同宗族间在客家话这样的共同语言圈中增强了“自家人”的身份认同感和文化的认同感。
2.宗亲互动。正如前面提及，君子垌的客家都乾隆嘉庆迁徙而来的广东人，共同的地域环境促进了宗族间的相互扶持与保护。据笔者调研中收集的《君子垌大记事》（第二稿）资料记载“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附贡生邓逢元修筑段心围”，“咸丰八年匪贼抢劫君子垌，附近村民到段心围避难，匪贼间围屋布局周密，遂解围而去”。除了宗族间相互扶持、帮助，共同应对艰险的生存环境，宗族还成立会馆、议事会等宗族管理组织。据《君子垌大记事》（第二稿）记载：“咸丰八年正月初四，（因水源分配问题）黄、叶两姓发生械斗，造成数十人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失，是年（同一年），上垌、云龙、大垌三村1800多人成立百姓会，议事地点在龙王庙和木格下街会馆”。
时至今日，宗亲互动仍然是客家宗族间联络感情、身份认同、承办社区大事和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君子垌成立了宗亲组织——“云垌乡联谊会”， 2007年元月，当地宗亲召开云垌同乡联谊会，专门商讨编写村志事宜，参加会议的老乡有120多人，处理本市老乡外，南宁、柳州、梧州、玉林等地均派代表参加。会后，老乡共捐资2万多元作为《云垌村志》的筹备和编写工作。2008年5月云垌同乡联谊会又倡议捐资，募集10万元出版费，出版1000册16开约20万字的《云垌村志》。”可见，宗亲聚会、编写村志成为君子垌客家宗亲互动的当下表现形式。
3.婚姻互动。婚姻关系也历来也是宗族经济关系、社区关系的重要写照。人们把族群间的通婚情况看作是测度不同族群相互关系和深层次融合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族际通婚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两个异性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且隐含着这两个人所代表的各自族群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只有当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在整体上比较融洽与和谐时，他们的成员中才有可能出现一定数量和比例的族际通婚。在君子垌各客家宗族间的通婚活动非常频繁，共同的语言语言、相似的风俗习惯、相同的族群认同，早在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婚姻的年代，各宗族间通婚的成为现象较为普遍的现象。
4.信仰互动。在君子垌地区客家人信仰的体系繁杂，神灵众多，除祖先崇拜外，其共同信仰的神灵包括天官、伯公、社公、泰山石敢当、财神、龙王、观世音等等。在众多信仰，大部分是“家神”，即在家庭或祠堂范围内供奉，祭祀圈范围较小。只有龙王信仰是整个社区的神灵，受到君子垌各个宗族的集体奉祀。
龙王是君子垌的各氏宗族的社区神，也是道教中的雨神，转司“降雨”。在君子垌上垌村石龙口建有龙王庙。在邓希文提供的《君子垌大记事》（第二稿）记载有“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春旱，水井、池塘干涸，小溪断流，竹子开花结仔。是年，农历三月初四清明节后，村民到龙王庙求雨，四月初八（立夏已过），天下大雨。秋后，村民捐资筹备‘龙王爷出游’，由邓东屏任‘大总理’。十二月初二、初三两天，村民舞龙舞狮，抬着龙王爷雕像游行君子乡九个村庄。结束时，观看道士‘上刀山’、‘过火炼’，初四商务设大宴庆祝，热闹非凡。” 可见，龙王信仰在当地影响广泛，祭祀圈覆盖范围到原君子乡9个村庄。通过“龙王爷出游”等游神活动和宗族聚餐活动，村际的神亲关系和世俗交往互为因果，相得益强，也使村落共同体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不断强化。对各宗族而言，参与龙王祭祀和龙王活动，也是其宗族力量的显示，使其在地方事务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如邓东屏等）。由此宗族建立起“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媒”以及秩序相守的浓郁人情关系，并形成互助的村落共同体或宗族共同体。 三、族群外部的互动
客家人虽然固守自身文化传统，但并不故步自封。君子垌客家也是如此。社区与社区的交往、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交往是人类生存的必然选择。在许多研究中，大部分将客家人描述为“自给自足”、“耕读传家”的生存模式，但种观点有较大的片面性。除了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君子垌的客家人也具有较强的经商能力。“强农重商”来形容君子垌客家尤其是对邓、黎、叶三氏宗族更为贴切。民国年间，在君子垌、木格、木梓和贵县县城，君子垌人的作坊商铺多达80多家，其中以邓、黎和叶姓的店铺居多。人口、资源、资金的流动必然带来频繁的族际交往与互动。在与他族交往過程中，君子垌的客家族人表现出其较强的开放性和出色的适应性。
1.语言的主动适应。君子垌客家人虽然坚守客家方言，以客家话作为客家人身份认同的标志，但在与他族交往中，又主动适应和学习他族的语言。正如马戎先生在书中写到的：“在一个多族群社会，当各族群具有自己独立的语言时，双语现象是十分常见的。” 君子垌客家人无论老幼，都会说两种语言——“客家话”、“贵港话”。贵港话，又称贵县话、土白话。属于号称我国最古老语言的活化石——粤语中的一个分支，属于粤语的范畴，但却又跟粤语的标准音——广州话相差巨大。贵县话是贵港不同族群语言交流的通用语言之一。君子垌客家人走出君子垌这边狭小的范围，多会使用贵县话。许多宗族人还学会使用普通话、白话、桂柳话等。而君子垌人通过在经商上的优势地位，又促进了其他族群的人主动与其交往和适应，学习客家话就是其中之一。在木格街上，许多非客家族系的人都会说客家话或听得懂客家话。语言的互动促进了君子垌客家与其他族群间的理解、交往和包容。
2.商业的频繁互动。正如前面所写到的，君子垌人的作坊商铺遍木格、木梓和贵县县城，邓家的商铺多集中于木格，占尽大街、下街的旺铺。而规模最大的是邓东屏兄弟开的裕诚商行，经营洋纱布匹、粮油杂货、收购生猪、仓储典当、交通运输等，有货运火船来往于贵县、梧州、广州、香港，还有店员伙计往返于云南、贵州、四川，贩运海味药材。黎姓的商铺多在木梓，占了半条街，生意红红火火；叶姓商人在木格、木梓和贵城都占有一席之地，其他何、魏、祝、黄、曾、许、杜等姓村民也都有商业经营。其他何、魏、祝、黄、曾、许、杜等姓村民也都有商业经营。君子垌人农商并举，促使农村经济快速发展，造就了贵县第一村，邓东屏也成为贵县首富。君子垌客家与他族在商业上的频繁接触，促进了与其他族群的文化交往。
3.族群关系的互助。历史上，君子垌客家先民虽与其他族群出现多次“土客”之争的械斗事件，但随着交往的深入和客家人的在地化演变，族群间的斗争也在日益减少。君子垌客家人在商业上的发展也促使其需要更广泛的更融洽的社会关系作为支撑，经济上与其他族群互助。据《黎氏族谱》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天大旱，三季无雨，竹子开花。云龙黎献文、黎春文兄弟在木梓街店铺施粥救济灾民。”同时，族群间的互助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还表现在教育文化上的互助。邓、黎两氏利用在经济上的优势，大兴学堂。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邓氏宗族出资开办清兰小学，将校址设立在邓氏的段心围内。后清兰小学改为木格区清兰小学，邓氏出资减免学费，惠及面非常广。通过族际间的互助，君子垌客家族群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了。
四、结语
文化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君子垌的客家族群内部的通过语言互动、宗亲互动、婚姻互动、信仰互动等保留本族群独有的文化特色，同时，又在“强农重商”的生产关系影响下，主动与其他族群进行语言、商业等进行友好往来，构建互助的族际关系。
参考文献：
[1]邓希文.陂头·窑墩·小香港——客家人“西部开发”君子垌的轨迹.客家文化时空网.http：//www.cnbobai.com/html/22/n-2422.html.
[2]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83-284.
[3]邓希文整编：《君子垌大记事》（第二稿），2007：2-3.
[4]庄孔韶等.时空穿行——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设，2004：62.
[5]邓希文整编：《君子垌大记事》（第二稿），2007：5.
[6]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