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美国文学曾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那么毫无疑问这一时代就出现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九年这二十年间。美国七位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T·S·艾略特，尤金·奥尼尔，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翰·斯坦贝克，威廉·福克纳，赛珍珠)几乎都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他们的主要作品。这是一个别开生面、人才辈出、富于创新的时代，它标志着美国文学开始登上世界文坛，并为现代美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一九一九年，所谓“结束战争的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它把美国的知识分子从天真无邪，乐天知命中惊醒，同时新的发明和现代技术开始涌进人们的生活，美国与世界纷争遥相隔绝，过着一种“富足享乐”的生活，这一时期一直沿续到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大萧条。从大萧条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整整十年间，美国人民被无情地抛进苦难的深渊，过着贫困凄凉的生活，引起了重要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这短短的二十年在美国历史上显得极为突出，由于它正好处在两次大战之间，因此形成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同时又由于每一个十年都各自具有其对比鲜明的特点，而被明显地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二十年代是一个自私、无聊和摒弃传统的时代。这一时期美国中产阶级由于厌恶战争，于是回避现实，狂热地沉醉在寻欢作乐，追求金钱的享乐之中。三十年代是一个被饥饿、失业和社会动乱紧紧捆缚的时代。这一时期由于一九二九年纽约股票市场的倒闭和蔓延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使得二十年代的虚假繁荣在一年之中便象浮云幻影一样消失殆尽，同时与自由知识分子结成同盟的工人阶级为了在社会上争取得到平等权力展开了斗争，并唤醒了新的社会意识。二十年代的作家作为旁观者来观察社会，以便让自己的作品象一面镜子，使美国人民能够从中看到社会的弊病；三十年代的作家亲自置身于政治运动之中，并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实现社会变革。这一独特的文学昌盛时期的作品和美国历史上一切最优秀的文学一样，具有其对社会始终持批判态度的特征，它的作家也和历史上最优秀的作家一样，敢于直面现实，把自己投入到社会矛盾的漩涡之中。
　　二十世纪头四十年间，作家们都被四大主题所吸引，这就是：工业革命对美国社会的震撼，这一震撼在一九○○年达到了空前的规模；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二十年代引起的普遍觉醒；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社会大变动；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这是发掘人类内心世界，了解个人对周围事物的反映的一种崭新方法。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作家正是围绕着这四大主题向世界文坛奉献了一大批感人肺腑的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文学一直被看作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地方分支，然而战后它在世界文坛上已经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在世界文坛上的声誉是由一批三十到四十岁的作家在二十年代奠定的，这些作家是：埃兹拉·庞德，T·S·艾略特，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得森，辛克莱·刘易斯，尤金·奥尼尔以及其他在大战前刚刚开始写作的作家。然而，这一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却大都是非常年轻的作家创作的。一九二五年，欧内斯特·海明威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当时他年仅二十七岁。这位战后一代作家中最杰出的大师，在他的作品中强调了个人在生活中表现勇敢和自我克制的必要性。《伟大的盖茨比》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一九二五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当时他只有二十八岁。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在眩目的光辉下面，那个已经完全腐败、堕落了的社会。在诗歌方面，年轻的E·E·卡明斯打破了一切现有的标点法，风格和形式的约束，以一种实验和独创的精神为后来新一代的诗人开辟了道路，为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法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
　　二十年代的作家由于无法容忍美国战后那种轻浮和一味追求金钱的生活，他们大多数自愿离开美国流亡到巴黎。那些留在国内的作家感到自己精神上也同样是流亡者，他们全都与社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作为“旁观者”客观地观察着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他们避那种由于社会制度所导致的错误观念，把艺术看成既是远离资产阶级社会的避难所，同时又是一面让美国能够看到自己真实面目的镜子，并由此去引起她自身的变革。由于自我选择，他们与自己祖国的生活发生了隔绝，同时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使他们中断了对连续的历史的了解，于是格特鲁德·斯坦把他们称为“迷惘的一代”，这位文艺批评家和教师是巴黎美国作家团体的核心。
　　“迷惘的一代”的生活，大都循着一条有共同特征的道路。他们几乎都在十九世纪末期出生在美国中西部，之后又都到东海岸的大学求学，并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他们许多人都在欧洲的战火中闯荡过，经历过动荡，目睹过自己亲密朋友的流血和死亡；他们痛恨二十年代那种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置传统的文学风格于不顾，试图用自己在生活中领悟到的东西来准确地描写真实；他们反对用抽象和富于感情的字句，诸如“爱国主义”、“勇敢”等来进行写作，而是探索着用明畅、真实、准确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经历；他们想在刻划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生活时尽量做到绝对准确，并尝试着用新的形式去适应新的表达方法。E·E·卡明斯的诗不仅在书写上表现出奇怪的形状，同时还用奇特的标点法使诗歌更能表达他自己的真正用意；T·S·艾略特的长诗把许多深邃的含意紧凑地压缩成一组具有象征意义和想象之中的事物；海明威的散文风格精炼、准确，实际上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完全摒弃了使用形容词和变动语态；尤金·奥尼尔对戏剧的形式和长短进行了实验，并要求具有一种崭新的表演风格。所有这些创新对当时和未来的作家都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
　　二十年代的作家对美国社会的一切观念都进行批判。艾略特和海明威藐视他们在西方文明中看到的道德衰败、怯懦和自我放纵；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以及唾手可得的财富造成的人们对社会的毫不负责；舍伍德·安得森和辛克莱·刘易斯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分析方法，鞭挞了在小城镇和乡村中产阶级之中盛行的偏见、冷漠和愚昧；H·L·门肯不但向他重新命名为“资产阶级蠢徒”的中产阶级发起进攻，而且对无视现代科学，持顽固保守态度的宗教进行宣战。
　　二十年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他既是参与者同时又是旁观者，他分享过那个诱人时代的欢乐，为自己的痛苦付出过高昂的代价，同时也用战后年轻一代批判的眼光注视着自己的同时代人。他对二十年代的解释成了这一代人自己承认自己的定义，而且也是后一代人了解他们的依据。
　　一九三○年，战后时期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战前时期开始了。经济大萧条的阵痛证明了以个人私利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是何等的脆弱，同时也在人民大众中形成了新的团结。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以及人们对新的世界大战的恐惧，赋予美国左派运动新的活力，左派运动希望通过社会和经济的变革，最终以革命的形式来阻止这一灾难。新的民族情绪需要新的阶级意识和新的无产阶级文学。新一代的作家们把自己的政治观点与农民、工人的痛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把文学看成是社会文件，把艺术创作看成是挽救社会灭亡的手段。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对提高人民的社会意识起了极大的作用。
　　美国无产阶级的愤懑和不满早在西奥多·德莱塞那一代作家的笔下就作过强有力的描述。德莱塞为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铺设了道路。同样的，三十年代的第一批黑人作家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黑人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然而，三十年代却再也没有象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那样为二十年代创作的作家来为这一时期的作品说话。它之所以没有自己的代言人，是因为在一个作为整体的社会里不可能再存在个人的单独观点，那是一个斗争的时代，战斗的气氛已经在群众中蕴酿成熟。二十年代，任何作家可以因为自己对公众事务持个人见解而受到尊敬；三十年代站在公众争论的一边则更为必要。作家们投身于政治的喧嚣和社会运动之中，为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呐喊斗争，这是美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文学家终于懂得了，他们的语言也是一种政治武器。
　　三十年代最佳的作品是地方区域的作品。作家们从自己最了解的地区来深刻地描写社会。斯坦贝克笔下的人物都是加利福尼亚的农业工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描写的是穷苦农民。这些人满怀希望地把加利福尼亚看成是一块富庶的沃壤，然而他们在那里找到的却只是失望。美国最受爱戴的当代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笔下所描写的事物仅仅是他那最东北边的新英格兰乡村，他从自己故乡那些坚毅的农民身上，从那多石的土地里找到了自己哲学、风格和诗歌的泉源。
　　在三十年代美国文坛上被认为无可非议、最杰出也最有影响的作家是威廉·福克纳。他的小说主要论述他南方故土那腐败崩溃的社会，以及由于社会斗争和社会矛盾所引起的暴力行为。福克纳着重描述了迂腐的白人农场主统治阶级与具有新思想并渴望得到权力的“穷苦白人”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及白人和黑人的斗争。他把自己的许多作品限制在想象中的南方县镇里，以便揭示出社会力量是怎样在那里活动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二十年代，作家们都身居异域过着流亡者的生活，而三十年代作家们全都呆在国内。一批批流亡到美国来的欧洲知识分子不断地加入他们的行列，并给美国知识分子带来了世界主义的思想，壮大了左派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力量。
　　三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家，由于在创作风格、手法、技巧以及语言改革上有了新的更大的自由，他们比以往任何作家都有更为广阔的文学泉源。这都是二十年代的作家们开始实验和探索的东西，然而三十年代的作家考虑的不是对文学形式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实验，而更多关心的则是他们作品中的宣传内容。象美国左派联盟一样，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带来社会变革的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们的希望成了泡影，在幻灭和沮丧之中，他们很快都被卷进二次大战的炮火硝烟里。然而，他们在三十年代创作的文学作品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其中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二十年代最优秀的作品一样，都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的杰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革命运动失去了它的威力，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家们再也没有固定的理想。人们这样说：二十年代的作家相信一切，三十年代的作家只相信一件事，而四十年代的作家却什么也不相信。在两次大战期间这一独特的历史时期里，当作家们还持有坚定信仰的时候，他们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