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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青小说乡恋叙事表现出对城市的厌弃以及对乡村的回归，这种叙事倾向与鲁迅先生的“歸乡”小说取得了惊人的一致；知青从当初争先恐后的回城到乡恋叙事中知青主人公对乡村的情感皈依，更是昭示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悖论。
[关键词]知青小说 乡恋叙事 归乡
其实，事情也许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当年鲁迅先生曾创作了《社戏》、《故乡》等一系列“归乡小说”表达了自己对故乡的留恋和向往，并试图用记忆中童年生活的纯洁和美好来对抗都市生活的庸俗和乏味。虽然寻梦的结果最终以失望而告终，小说中二十年后的故乡已是一片苍凉萧瑟，先前美丽的景象也已不复存在，记忆中神话般的小英雄闰土也已变得麻木、萎缩，被生计压得愁苦不堪，孩童时代那种美好的友谊也随着闰土的一声“老爷”而灰飞烟灭，但众多评论家们却从这种“寻梦”与“梦醒”的过程中提炼出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离家——归家——离家”的叙述模式。几十年过去了，文学也由当初的现代文学步入了当代文学的新时期，但一些知青作家却又重复了当年鲁迅先生所做的梦。有感于知青回城后与城市间的精神隔膜，他们也不约而同地让笔下处于精神困境的主人公纷纷回到过去插队的乡村寻找精神寄托和安慰。所以在知青小说乡恋叙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当初知青们急切地离开乡村的姿态在短短的时间内，竟然变成了对乡村的急切怀念。而也就是在这种怀念情绪的笼罩下，乡村和曾经在乡村度过的日子突然奇迹般变得那么美丽、那么迷人，那么让人留恋。
于是，在知青小说乡恋叙事中，我们看到的是主人公在行动或心理上重返当年的插队所在地，他们寄希望于乡村，通过对插队时乡村生活的美化达到心灵慰藉的目的。乡间淳朴的人事不仅成为那段岁月中最值得珍惜和记忆的东西，而且也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构筑起一道心灵的精神屏障。经过作家主观情感的过滤和理想愿望的筛选，“乡村”俨然成了知青们漂泊和孤寂灵魂的最佳栖息地，成了作家表达自己意志和理想的编码和组合。因此，乡恋叙事中知青们对乡村的回归并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要从中寻求他们在城市中失去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挚爱以及人生的价值。也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张承志走进了蒙古辽阔的大草原，韩少功走进了湘西神秘的大山，孔捷生神驰于海南繁茂的橡胶林，史铁生则步入了遥远淳朴的清平湾……他们企图在各自的领域中寻找心灵的港湾，在神往的境界中抚慰孤独的灵魂，从而抚平生活给予他们的不公。
但不幸的是，小说中主人公寻梦的结果依然以失败而告终。《远方的树》中田家驹回乡后不仅寻昔日恋人小豆子而不得，而且象征着两人精神联系的杨梅树也已被伐掉，所有的种种都表明过去的一切已不可能再追回；《服丧的树》中的素云虽然一生都有着解不开的梅山村情结，不仅对自己当初知青点的初恋情人难以忘怀，而且选择了救助梅山村一个失学的女孩李小芹，但命运却安排她在一次雨后送李小芹过河时被淹死，当她终于如愿以偿地被葬在那棵十六年前刻着她与初恋情人陈辰名字的梧桐树附近时，这棵具有特殊意义的梧桐树却又意外地被大火烧得枯黑，而引起大火的恰恰是陈辰无意中丢下的烟头；《绿夜》中的他在重新踏上草原后，失望地发现自己多年来魂牵梦萦的小奥云娜已经与当地的姑娘没什么两样；《山路蜿蜒》（莫伸，《延河》1981年第10期）中回到乡村寻梦的“我”失望地发现，记忆中那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满巧儿，竟然变成了穿着破旧衣衫、有着满脸皱纹、黄黄的门牙、蓬乱的头发、佝偻的腰和罗圈腿的中年妇女；《我们曾经在这里生活》（陈村，《上海文学》 1980年第3期）中的“我”到吴村的旧地重游本是为了寻找初恋情人小文，但小文死去的噩耗却斩断了“我”与当年插队所在地的最后一丝联系。所有这一切残酷的现实似乎昭示着：“乡村的纯洁与可亲仅仅存在于城市人的怀乡梦，这种怀乡梦实际上是城市文化的一个附件，城市文化将未曾解决的难题推卸到了乡村，从而求得一个诗意的答复。” 但只要是做梦，就会有梦醒的一天，知青小说乡恋叙事中主人公的怀乡梦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他们与鲁迅小说中的“我”一样，都经历了梦境的美好与梦醒后的失落这样的心路历程。
巧合的是，将不同叙事倾向的知青小说联系起来，我们就会看到“下乡—回城—返乡”的模式，而这俨然是鲁迅先生“归乡”小说叙述模式的翻版。同时，“他们的这种由'争着去'到'抢着回'的戏剧性命运告诉我们，当代城市人已经彻底告别了孕育了他们生命的乡野；对乡野的怀恋只是他们的一种精神需要而不是现实需要；对他们来说乡野生活是可向往的而不是可到达的，是可欣赏的而不是可经验的。对乡村的怀恋使他们有一种情感的完整，而对城市的固守则保证了他们生活的完整。这种'叶公好龙'式的矛盾处境恰好是城市人正常而和谐的状态，当真让他们长久地下乡就会造成对他们生活的破坏。” 事实也的确如此，对那些以“知青”身份“下乡”的人来说，也许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还会以作家的身份重新踏上通往乡村的寻梦之路。
然而，正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他们的这次精神返乡已经不可能与当初的下乡同日而语了。“不过，无论如何，精神的归旅要深刻得多，也浪漫得多。说它深刻，是因为生活与磨难已不可能再让行走的步伐变得那么轻快，岁月的流逝已在内心里落下了沉淀物；说它浪漫，是因为茫茫的‘归旅’只能在记忆与想象中完成了，他们不可能真的在那些低矮的茅屋、贫瘠的山岗上再过上10年，他们不是要到乡下‘生活’，而是要到乡下‘看看’。”因此，如果说鲁迅笔下的“我”的归乡是为了在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对比中表达对现实失望的话，那么知青们的返乡其实是为了赎罪。正如他们当初对乡村的背弃一样，重新回到城市的他们失望地发现城市也同样背弃了他们，而在失落之余他们很自然地就对乡村怀有一种负疚感，于是精神的返乡就成了他们缓解精神压力的唯一途径。所以，在这种动机下，他们的返乡其实只是一种精神的遨游和梦想的重温，而不是真的想留在乡村，真正地做个农村人。
对此，有论者指出：“知青们上山下乡进入乡村，在进入另一种生活的同时实质上也进入了另一种文化，这一文化与他们的情感和理性世界都是自然地对立着的。所以，在知青当中，尽管其中不乏对乡村世界最初的理想者、好奇者和城市逃离者等种种复杂情形，但在这一切情感冷却、进入现实世界之后，知青们拒斥乡村、亲近城市是普遍而真实的心态。他们始终是把乡村作为暂时的无奈的客居之地，回城是他们心中坚韧的梦想和最终的情感停驻地。同时，正如众多乡村人始终都视城市知青为他们传统领地和生活的客居者甚至侵入者一样，知青们无论是在插队当时还是在回城之后，其身心都不可能真正地融入乡村之中，他们于乡村的旁观者、审视者的目光是始终而未曾改变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史铁生在《插队的故事》中曾写到李卓和徐悦悦深刻的思乡之情。在美国读博士的李卓在来信中说，美国实在是很不错，但他却每秒钟都忘不掉那是人家的，并且时刻惦记着要去清平湾一趟；聪明漂亮的徐悦悦则不仅主动放弃了生活安逸的美国，选择了中国，而且念念不忘自己曾在清平湾插队的经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们这种思乡之情的真切性，但如果他们真的重新回到清平湾，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参观”、一种“旅游”，不管他们是否对今日的清平湾感到失望，他们依然会选择离开，并不是在此扎根。关于这点，莫伸在《山路蜿蜒》中，通过寻梦失败后“我” 对自己行为动机的追问给予了明确答复。小说结尾有这么一段话：“我突然对自己为什么要回来怀疑起来。是的，雪白的衬衣，漆黑的皮鞋，挎包里那些象征着荣誉和地位的证件——我为什么要穿这些，带这些呢？是为了表示自己比他们生活得好么？不错，我没有忘记这里。可是之所以
不忘记的，究竟是乡亲们的什么，还是要挽回或彌补我个人蒙受过的什么呢？我努力写小说，写惊险场面，写吊胃口的情节，独独没有写过农村，写过乡亲们！不是没有农村的生活，而是觉得农村题材的作品单调枯燥，现代青年不爱看。”这种追问是可贵的，也是真实的。它深刻地体现出知青对于乡村外来者身份，而这种外来者身份的确认则揭掉了那层蒙在“乡村”之上的美丽的面纱。
由此，在知青小说乡恋叙事中，“就像黄治先在作品中始终不移的乡村外居者身份和他最终逃离乡村的举止所表现的，乡村永远都只是作家们的一段客居旅程而不是身体与心灵的安居地，他们的现实与文化的根都是留驻在城市的。他们不但在城市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接受了城市氛围的熏陶和城市文明的启蒙教育，而且，他们的家庭之爱、亲情之维系也紧连着城市。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在先天感情上还是理想文化上，他们与城市是亲近而与乡村是陌生的。” 这种情形与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们的生活遭遇有着惊人的相似。当这些作家从欧洲返回美国之后，却发现城市已经不是他们熟悉的城市。于是，他们重新回到乡间，企图从乡村中寻找精神的慰藉。但在乡间，不论是村人，还是他们自己都变了。作为作家，他们可以写乡村的人和事，但却不能做到为乡村的人和事写作，无论他们在哪里生活，他们都是个陌生人。于是，他们只能宿命般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循环往复。对此，美国著名学者马尔科姆•考利曾深刻地指出：“压迫着美国作家们的不安感和孤独感并不纯然是地理过程造成的结果，不可能用顺着原路返回的办法来消除——他们可以回到衣阿华。但只能是作为外来的观察者，他们可以回到威斯康星，但只是像格伦韦•韦斯科特一样，去告别。他们不仅是从出生地，从一个县或一城镇连根拔起。他们实际上是被流放于社会本身之外，被流放于他们能真正为之作出贡献并从其中汲取来源于共同信念的力量的任何社会之外。” 因此，无论是对知青作家们来说，还是对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作家们来说，乡村只是一个可以想象而不可实现的乌托邦。它永远不能兑现，因而它的功能也只在于对精神焦虑的拯救和抚慰。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果说当初知青们的“上山下乡”运动可以用“城市包围乡村”来概括的话，那么知青作家通过让主人公们行动上或精神上的返乡，在知青小说乡恋叙事中完成了他们想象中的“乡村包围城市”。历史再一次向我们露出了它调皮的一面。从当初历史事实中的“城市包围乡村”到知青小说乡恋叙事中的“乡村包围城市”，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特有的悖论，而这恰恰是另一种历史的惊人巧合。如果说当初知青们之所以选择下乡是为了用城市中的现代文明去改变乡村落后愚昧的现状的话，那么我们暂且可以把这看作是用城市现代性的一面去改造乡村反现代性的一面。而后来随着“文革”的结束，相继选择回城的他们却又吃惊地发现了城市的嘈杂与平庸，于是不由自主地怀念起乡村的和谐与宁静来。这时“城市”无疑处于反现代性的一面，而“乡村”俨然成了现代性的场所所在。这种物质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纠缠以及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悖论不仅是知青群体精神困境的鲜明写照，而且也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作了精彩的注脚。
参考文献：
［1］南帆.《冲突的文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5.
［2］李书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文化测量》.《文学的文化含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171.
［3］陈顺馨.《1962：夹缝中的生存》.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45-46.
［4］贺仲明.《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18-119.
［5］贺仲明.《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18.
［6］［美］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张承谟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189-190.
（作者单位：山东东营职业学院）
[关键词]知青小说 乡恋叙事 归乡
其实，事情也许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当年鲁迅先生曾创作了《社戏》、《故乡》等一系列“归乡小说”表达了自己对故乡的留恋和向往，并试图用记忆中童年生活的纯洁和美好来对抗都市生活的庸俗和乏味。虽然寻梦的结果最终以失望而告终，小说中二十年后的故乡已是一片苍凉萧瑟，先前美丽的景象也已不复存在，记忆中神话般的小英雄闰土也已变得麻木、萎缩，被生计压得愁苦不堪，孩童时代那种美好的友谊也随着闰土的一声“老爷”而灰飞烟灭，但众多评论家们却从这种“寻梦”与“梦醒”的过程中提炼出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离家——归家——离家”的叙述模式。几十年过去了，文学也由当初的现代文学步入了当代文学的新时期，但一些知青作家却又重复了当年鲁迅先生所做的梦。有感于知青回城后与城市间的精神隔膜，他们也不约而同地让笔下处于精神困境的主人公纷纷回到过去插队的乡村寻找精神寄托和安慰。所以在知青小说乡恋叙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当初知青们急切地离开乡村的姿态在短短的时间内，竟然变成了对乡村的急切怀念。而也就是在这种怀念情绪的笼罩下，乡村和曾经在乡村度过的日子突然奇迹般变得那么美丽、那么迷人，那么让人留恋。
于是，在知青小说乡恋叙事中，我们看到的是主人公在行动或心理上重返当年的插队所在地，他们寄希望于乡村，通过对插队时乡村生活的美化达到心灵慰藉的目的。乡间淳朴的人事不仅成为那段岁月中最值得珍惜和记忆的东西，而且也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构筑起一道心灵的精神屏障。经过作家主观情感的过滤和理想愿望的筛选，“乡村”俨然成了知青们漂泊和孤寂灵魂的最佳栖息地，成了作家表达自己意志和理想的编码和组合。因此，乡恋叙事中知青们对乡村的回归并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要从中寻求他们在城市中失去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挚爱以及人生的价值。也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张承志走进了蒙古辽阔的大草原，韩少功走进了湘西神秘的大山，孔捷生神驰于海南繁茂的橡胶林，史铁生则步入了遥远淳朴的清平湾……他们企图在各自的领域中寻找心灵的港湾，在神往的境界中抚慰孤独的灵魂，从而抚平生活给予他们的不公。
但不幸的是，小说中主人公寻梦的结果依然以失败而告终。《远方的树》中田家驹回乡后不仅寻昔日恋人小豆子而不得，而且象征着两人精神联系的杨梅树也已被伐掉，所有的种种都表明过去的一切已不可能再追回；《服丧的树》中的素云虽然一生都有着解不开的梅山村情结，不仅对自己当初知青点的初恋情人难以忘怀，而且选择了救助梅山村一个失学的女孩李小芹，但命运却安排她在一次雨后送李小芹过河时被淹死，当她终于如愿以偿地被葬在那棵十六年前刻着她与初恋情人陈辰名字的梧桐树附近时，这棵具有特殊意义的梧桐树却又意外地被大火烧得枯黑，而引起大火的恰恰是陈辰无意中丢下的烟头；《绿夜》中的他在重新踏上草原后，失望地发现自己多年来魂牵梦萦的小奥云娜已经与当地的姑娘没什么两样；《山路蜿蜒》（莫伸，《延河》1981年第10期）中回到乡村寻梦的“我”失望地发现，记忆中那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满巧儿，竟然变成了穿着破旧衣衫、有着满脸皱纹、黄黄的门牙、蓬乱的头发、佝偻的腰和罗圈腿的中年妇女；《我们曾经在这里生活》（陈村，《上海文学》 1980年第3期）中的“我”到吴村的旧地重游本是为了寻找初恋情人小文，但小文死去的噩耗却斩断了“我”与当年插队所在地的最后一丝联系。所有这一切残酷的现实似乎昭示着：“乡村的纯洁与可亲仅仅存在于城市人的怀乡梦，这种怀乡梦实际上是城市文化的一个附件，城市文化将未曾解决的难题推卸到了乡村，从而求得一个诗意的答复。” 但只要是做梦，就会有梦醒的一天，知青小说乡恋叙事中主人公的怀乡梦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他们与鲁迅小说中的“我”一样，都经历了梦境的美好与梦醒后的失落这样的心路历程。
巧合的是，将不同叙事倾向的知青小说联系起来，我们就会看到“下乡—回城—返乡”的模式，而这俨然是鲁迅先生“归乡”小说叙述模式的翻版。同时，“他们的这种由'争着去'到'抢着回'的戏剧性命运告诉我们，当代城市人已经彻底告别了孕育了他们生命的乡野；对乡野的怀恋只是他们的一种精神需要而不是现实需要；对他们来说乡野生活是可向往的而不是可到达的，是可欣赏的而不是可经验的。对乡村的怀恋使他们有一种情感的完整，而对城市的固守则保证了他们生活的完整。这种'叶公好龙'式的矛盾处境恰好是城市人正常而和谐的状态，当真让他们长久地下乡就会造成对他们生活的破坏。” 事实也的确如此，对那些以“知青”身份“下乡”的人来说，也许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还会以作家的身份重新踏上通往乡村的寻梦之路。
然而，正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他们的这次精神返乡已经不可能与当初的下乡同日而语了。“不过，无论如何，精神的归旅要深刻得多，也浪漫得多。说它深刻，是因为生活与磨难已不可能再让行走的步伐变得那么轻快，岁月的流逝已在内心里落下了沉淀物；说它浪漫，是因为茫茫的‘归旅’只能在记忆与想象中完成了，他们不可能真的在那些低矮的茅屋、贫瘠的山岗上再过上10年，他们不是要到乡下‘生活’，而是要到乡下‘看看’。”因此，如果说鲁迅笔下的“我”的归乡是为了在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对比中表达对现实失望的话，那么知青们的返乡其实是为了赎罪。正如他们当初对乡村的背弃一样，重新回到城市的他们失望地发现城市也同样背弃了他们，而在失落之余他们很自然地就对乡村怀有一种负疚感，于是精神的返乡就成了他们缓解精神压力的唯一途径。所以，在这种动机下，他们的返乡其实只是一种精神的遨游和梦想的重温，而不是真的想留在乡村，真正地做个农村人。
对此，有论者指出：“知青们上山下乡进入乡村，在进入另一种生活的同时实质上也进入了另一种文化，这一文化与他们的情感和理性世界都是自然地对立着的。所以，在知青当中，尽管其中不乏对乡村世界最初的理想者、好奇者和城市逃离者等种种复杂情形，但在这一切情感冷却、进入现实世界之后，知青们拒斥乡村、亲近城市是普遍而真实的心态。他们始终是把乡村作为暂时的无奈的客居之地，回城是他们心中坚韧的梦想和最终的情感停驻地。同时，正如众多乡村人始终都视城市知青为他们传统领地和生活的客居者甚至侵入者一样，知青们无论是在插队当时还是在回城之后，其身心都不可能真正地融入乡村之中，他们于乡村的旁观者、审视者的目光是始终而未曾改变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史铁生在《插队的故事》中曾写到李卓和徐悦悦深刻的思乡之情。在美国读博士的李卓在来信中说，美国实在是很不错，但他却每秒钟都忘不掉那是人家的，并且时刻惦记着要去清平湾一趟；聪明漂亮的徐悦悦则不仅主动放弃了生活安逸的美国，选择了中国，而且念念不忘自己曾在清平湾插队的经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们这种思乡之情的真切性，但如果他们真的重新回到清平湾，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参观”、一种“旅游”，不管他们是否对今日的清平湾感到失望，他们依然会选择离开，并不是在此扎根。关于这点，莫伸在《山路蜿蜒》中，通过寻梦失败后“我” 对自己行为动机的追问给予了明确答复。小说结尾有这么一段话：“我突然对自己为什么要回来怀疑起来。是的，雪白的衬衣，漆黑的皮鞋，挎包里那些象征着荣誉和地位的证件——我为什么要穿这些，带这些呢？是为了表示自己比他们生活得好么？不错，我没有忘记这里。可是之所以
不忘记的，究竟是乡亲们的什么，还是要挽回或彌补我个人蒙受过的什么呢？我努力写小说，写惊险场面，写吊胃口的情节，独独没有写过农村，写过乡亲们！不是没有农村的生活，而是觉得农村题材的作品单调枯燥，现代青年不爱看。”这种追问是可贵的，也是真实的。它深刻地体现出知青对于乡村外来者身份，而这种外来者身份的确认则揭掉了那层蒙在“乡村”之上的美丽的面纱。
由此，在知青小说乡恋叙事中，“就像黄治先在作品中始终不移的乡村外居者身份和他最终逃离乡村的举止所表现的，乡村永远都只是作家们的一段客居旅程而不是身体与心灵的安居地，他们的现实与文化的根都是留驻在城市的。他们不但在城市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接受了城市氛围的熏陶和城市文明的启蒙教育，而且，他们的家庭之爱、亲情之维系也紧连着城市。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在先天感情上还是理想文化上，他们与城市是亲近而与乡村是陌生的。” 这种情形与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们的生活遭遇有着惊人的相似。当这些作家从欧洲返回美国之后，却发现城市已经不是他们熟悉的城市。于是，他们重新回到乡间，企图从乡村中寻找精神的慰藉。但在乡间，不论是村人，还是他们自己都变了。作为作家，他们可以写乡村的人和事，但却不能做到为乡村的人和事写作，无论他们在哪里生活，他们都是个陌生人。于是，他们只能宿命般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循环往复。对此，美国著名学者马尔科姆•考利曾深刻地指出：“压迫着美国作家们的不安感和孤独感并不纯然是地理过程造成的结果，不可能用顺着原路返回的办法来消除——他们可以回到衣阿华。但只能是作为外来的观察者，他们可以回到威斯康星，但只是像格伦韦•韦斯科特一样，去告别。他们不仅是从出生地，从一个县或一城镇连根拔起。他们实际上是被流放于社会本身之外，被流放于他们能真正为之作出贡献并从其中汲取来源于共同信念的力量的任何社会之外。” 因此，无论是对知青作家们来说，还是对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作家们来说，乡村只是一个可以想象而不可实现的乌托邦。它永远不能兑现，因而它的功能也只在于对精神焦虑的拯救和抚慰。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果说当初知青们的“上山下乡”运动可以用“城市包围乡村”来概括的话，那么知青作家通过让主人公们行动上或精神上的返乡，在知青小说乡恋叙事中完成了他们想象中的“乡村包围城市”。历史再一次向我们露出了它调皮的一面。从当初历史事实中的“城市包围乡村”到知青小说乡恋叙事中的“乡村包围城市”，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特有的悖论，而这恰恰是另一种历史的惊人巧合。如果说当初知青们之所以选择下乡是为了用城市中的现代文明去改变乡村落后愚昧的现状的话，那么我们暂且可以把这看作是用城市现代性的一面去改造乡村反现代性的一面。而后来随着“文革”的结束，相继选择回城的他们却又吃惊地发现了城市的嘈杂与平庸，于是不由自主地怀念起乡村的和谐与宁静来。这时“城市”无疑处于反现代性的一面，而“乡村”俨然成了现代性的场所所在。这种物质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纠缠以及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悖论不仅是知青群体精神困境的鲜明写照，而且也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作了精彩的注脚。
参考文献：
［1］南帆.《冲突的文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5.
［2］李书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文化测量》.《文学的文化含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171.
［3］陈顺馨.《1962：夹缝中的生存》.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45-46.
［4］贺仲明.《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18-119.
［5］贺仲明.《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18.
［6］［美］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张承谟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189-190.
（作者单位：山东东营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