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苏联、东欧时期，大批反体制的知识分子自愿或被迫流亡西方，这成为20世纪一大历史现象。这些知识分子并不喜欢西方资本主义，但与西方左派（下称西左）同样格格不入。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波兰哲学家和观念史家柯拉柯夫斯基，在德国街头看到西左青年的布告，将捷克流亡者称为法西斯，不准他们通行，他内心的愤怒无以言表。这些西左认为西方的“自由”是虚伪的，提到这个词时会哈哈大笑，而柯氏沉重地告诉他们：“我们就不会笑这个词。”
　　 柯拉柯夫斯基1927年生于波兰拉多姆。“二战”期间，他在一所波兰地下学校学习。战后进入大学攻读哲学，获得华沙大学博士学位。1959年至1968年，他是华沙大学的哲学史教授。年轻时柯氏信仰共产主义，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成员。但当他20世纪50年代受邀赴苏联访问后，对苏联的现象感到憎恶，观点发生巨变，成为一个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阐释。
　　 1956年，波兰发生工人抗议政府的波兹南事件，接着新的波兰执政党又抵制了苏联的干涉。事件后一年，柯拉柯夫斯基发表文章批判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因而被开除大学公职和党籍。他由此相信，斯大林极权主义不是一种偏差，而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结果。
　　 柯氏越来越着迷于研究神学前提对西方思想的影响，捍卫自由在人类追求超验事物中的作用。在《无限的科纳科皮亚法律》中，他认为所有的教条都自以为毫无缺陷，应当对任何声称绝对正确的思想或主义抱怀疑主义态度。
　　 1974年，柯氏与英国新左派汤普森发生了一场笔战，起因是汤普森在一份左派杂志上发表长文抨击柯氏，而柯氏在这封公开信中看到了“许多左派的陈词滥调”：“拒绝分析词语，故意使用混杂的言词，有目的地混淆问题；在一些事例中使用道德和感伤的标准，而在另一些类似事例中却又使用政治和历史的标准；拒绝接受历史的真相。”
　　 汤普森认为，苏联实行社会主义的时间还太短，还不能判断这个制度的优劣。柯氏则举了几个普通立陶宛人的故事，他们试图偷渡到伊朗，但遭到逮捕和非人虐害。的确，50年很短暂，但西左却能由此判断智利和巴西军政权的非正义。在他们看来，巴西警察的刑讯是非正义的，古巴警察的刑讯却是正义的。柯氏指出，这是一种“自我挫败的方式”，它忽略所有不相干的经验事实，认为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都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凡是不相信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人就是支持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
　　 柯氏讽刺地指出，西左的“制度思考”认为可以用某种制度解决人类所有问题，“在左派的天堂，一切都是可以并存的，可以解决的”。而他则认为，人类的幸福不可能像靠股息生活的人那样，一旦有了股息，就会永远处于幸福状态。在平等、自由和效率这几个同样重要的价值之间，存在着互相的限制，“试图将三个价值中的任何一个看做是绝对的，不惜任何代价去实现它，不仅注定会消灭其他两个，而且这三个价值还是自我挫败的”。
　　 西左的思维模式就是：理论决定事实，目的决定是非。在批评西左重要人物阿尔图塞的一篇文章中，柯氏尖刻地指出，西左似乎缺乏基本的逻辑训练，分不清“说”什么与“证明”什么的区别，分不清观念与事实的区别。总是先阐述一个说明，然后引用它作为论据。此时的柯氏已经抛弃了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赞成多元的社会和价值。
　　 在波兰，柯氏不仅作为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观念史家受到尊崇，还是知识分子的偶像。他的著作在波兰是禁书，但通过萨米亚特的传播，极大地影响了波兰知识分子。《新演进》的作者米奇尼克曾称他是“当代波兰文化最杰出的创造者”。
　　 1971年，柯氏就在《希望与无望》一文中指出，1968年后，官方意识形态就不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而仅仅是一个权力的问题。这个体制已经僵化，在本质上不愿有任何变化，只是采取失败主义、机会主义和纯粹的流氓行为。因此，对抗极权的最佳方式就是大规模地承担责任。他预示，自组织的社会团体能逐渐扩大公民社会的范围，导致类似后来团结工会那样的团体出现，最终带来社会的转型。
　　 柯氏死于2009年，其名言是：“我们学习历史不是为了知道怎么做或者怎么取得成功，而是知道我们是谁。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