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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谭嗣同，很多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他曾参与“戊戌变法”，是维新派的中流砥柱，为了变法不惜以血相谏，“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时至今日，在很多学术著作中，谭嗣同也仍被归类为“维新派”。
但实际上，谭氏一生念念不忘推翻清廷，乃是一名“革命党”。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不能仅从一些只言片语就断定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而应综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去作全面的分析——他为何要这么做，为何要这么说。
【言论层面，主张推翻清王朝】
谭嗣同《仁学》一书，对清王朝可谓充满了切齿痛恨。
在政治层面，谭嗣同否认清王朝的统治具有合法性：“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国与民已分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君主既以天下为其私产，视民众为犬马、粪土、草芥，则民众亦必不会爱君主之国。
在历史层面，谭氏直斥清王朝建国纯粹依赖血腥暴力：“《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其残暴为何如矣！”
在现实层面，谭氏认为，清朝乃是历代王朝之中，残害民众最为暴烈者：“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羶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他在指责当时统治者对内凶杀暴虐的同时，也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愤恨。
至于爱新觉罗皇室，在谭氏眼中，乃是“客帝”甚至“贱类”，中兴清廷的曾国藩、左宗棠等湘籍名臣，亦被同为湘人的谭嗣同责备“负天下之大罪”，觍颜效命异族，“不以为罪，反以为功”。基于上述的切齿痛恨，谭氏在书中呼吁国人，不要将自己和清朝统治者归为同胞：“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
谭嗣同成为激烈的“排满”先锋，与甲午之战清廷惨败于日本有极大关系。谭氏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个人仕途也还算顺利。至少在早期写出《治言》一文时，他仍是清廷坚定的拥护者。文章中，谭氏虽忧心清廷敌不过西方列强，但坚信“中国圣人之道”不可变；“西人格致之学”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实际上也“皆中国所固有”。他给清廷开的药方是“立中国之道，得夷狄之情，而架驭柔服之”，即现存的政治理念、政治体制不可变，要学的只是夷狄的器械工艺。
甲午之战后，谭氏“创巨痛深”，他愤激于清廷之无能，不再讲中国之“道”比西方优越，转而主张“尽变西法”。其政治立场，亦由清廷的拥护者转变为反对者，开始明确呼吁国人效仿秦末之陈涉、隋末之杨玄感，起来造反：“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
【行动层面，全在“杀身灭族”四字】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宣扬“保中国不保大清”，谭嗣同对这一口号极为认同，对康执弟子之礼。1897年，康有为与其拥护者利用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关系，集体进入湖南，秘密籌划“湖南腹地自立”，设立了时务学堂及南学会等新政机构。所谓“湖南腹地自立”，按梁启超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所作解释，乃是“独立自任”，效仿新莽末年窦融经营河西而佐复汉室、清初郑成功守台湾而存明正朔的榜样，使湖南成为腹地自立之省。梁启超以窦融、郑成功二例游说陈宝箴，颇具深意——窦融之河西政权相对于刘秀之东汉，郑成功之台湾政权相对于爱新觉罗之满清，均拥有高度的独立性，二者俱不听命于“中央政权”，但“中央政权”亦未公开宣布其为叛逆之徒。
梁启超游说陈宝箴之语，其实是有所保留的。康有为等人的“湖南腹地自立”计划走得更远。戊戌政变后，在南海的康有为家中抄获了一份梁启超1897年写给康有为的书信。梁在书信中写道：“……谭服（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谭服生”即谭嗣同；“伯里玺”，“President”（总统）的音译（晚清常译为“伯里玺天德”）。显然，康有为等有在湖南脱离清廷另立新政权的计划。梁启超在其著述《戊戌政变记》里也承认：康党在湖南期间先后成立的包括南学会、新政局在内的若干机构，在维新的公开面目之外，另有深意。梁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
康有为等人在湖南活动期间，以“保中国不保大清”为行动指导。梁启超自认，当日康党主持湖南时务学堂，确实曾在学生当中大力鼓吹革命：“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师生）日夕以此相鼓吹”，“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
康门弟子何树龄与康有为通信，内中亦有“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等语。所谓“大浊国”，即“大清国”的隐笔。御史文悌在戊戌年弹劾康有为，曾特别点出康有为等人将“忠君”与“爱国”割裂为两件事情，置大清国于不顾。戊戌政变后，清廷宣布康有为等罪状，其中一条正是“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
以种族革命为时务学堂的主要教学内容，是在来湖南之前，梁启超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商量好了的决定。梁的教学批语，对清廷的仇视极为明显。试举两例，其一：夫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其二：“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几乎息矣。”前者鼓吹君主可以依民意更换，后者痛斥清廷开国无道，执政缺乏合法性。
除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反清的革命思想之外，谭嗣同还曾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私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并添加批点按语，广为散播，且利用《湘报》公然为《明夷待访录》等书做广告，可见活动之激进。 此种激进，引起了湖南本地士绅如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警觉与批评。事情闹大后，陈宝箴欲调阅时务学堂札记。唐才常等人遂在最短的时间里费尽心力，重新整理文字，伪造了一批新的温和的札记。但纸终究包不住火，陈宝箴仍下令将坊间已刊布的《时务学堂课艺》“版片、刻本查出，一并销毁，严饬毋得再行刷印售卖”。一时间，康有为一派人心惶惶，多有欲离湘者。但谭嗣同却对此颇不以为然，在给乃师欧阳中鹄的书信中，他写道：“宗旨所在，亦无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皇遽至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耶稣以一匹夫而撄当世之文网，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诛戮，至今传教者犹以遭杀为荣，此其魄力所以横绝于五大洲，而其学且历二千年而弥盛也。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
当然，谭嗣同并不是在主张无谓的牺牲。他深知呼吁维新不会掉脑袋，但呼吁革命会。为自身安全计，谭氏曾想买一个外国功名作为护身符。1896年12月，谭嗣同致信汪康年，打听外国人开捐功名之事，准备买捐以寻求洋人保护。谭氏说：“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藉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
【参与“维新”，革命立场仍不变】
戊戌年北上担任军机章京，是谭嗣同后世被归类为“维新派”的主要原因。但很多人并不相信谭氏会甘愿替清廷卖命。据章士钊披露，谭氏北上的用意，绝非效忠清廷，而是与沈荩、唐才常等革命党人有所分工，进京不过是借维新变法活动，秘密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为推翻清政府作准备。可惜的是，由于维新派软弱无能，急功近利，很快就触动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根本利益，被迅速疯狂绞杀，谭氏的愿望也因此落空。
谭嗣同师从欧阳中鹄，欧阳中鹄之孙欧阳予倩，也不相信满脑子“革命思想”的谭嗣同，会真心拥戴“维新”。欧阳予倩搜集家中珍藏的谭氏书信，并于1940年代编成《谭嗣同书简》。在该书序言中，欧阳予倩披露：“在他（谭嗣同）的著作中，他对清政府不满的議论颇不明显，他给我祖父的信里却公然说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无所爱惜。可见他骨子里的主张跟保皇党的主张有所不同。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还有一事为证，就是他曾秘密把《大义觉迷录》《铁函心史》一类的禁书介绍给我父亲读。”
唐才常与谭嗣同私交甚笃，排满之志亦同。据唐才质从兄长唐才常处闻知：北上前，谭嗣同曾托唐才常、毕永年往汉口联络哥老会，“且欲于京师结纳有志之士，以为策应，然后凭此二者之力而建功业”；接北上之电，众人皆贺，唯独谭嗣同并不兴奋，且叮嘱唐才常秘密保持与哥老会的联络，不可为仇者侦查得知。唐才常谓谭嗣同：复生七丈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
谭嗣同临行前，与唐才常作别，口占一绝，内有“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之语，颠覆清廷的用心隐约可见。康有为等人“围园杀后”之谋难产，反清志士毕永年计划远走日本。在给毕永年的诀别信中，谭氏写道：自己决心静待“引颈”而死，但仍希望毕氏能在海外为汉人觅得一块“存种之地”，可见谭嗣同至死仍坚持排满立场。章士钊判断谭氏北上是谋划“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欧阳予倩认为谭氏“骨子里的主张跟保皇党的主张有所不同”，并非毫无根据。
戊戌政变，谭嗣同慷慨赴死。其“革命立场”不幸被康有为、梁启超所改动。就义前，谭氏曾将自己所著之《仁学》一书及其它诗文稿交给梁启超，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此句后被改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仁学》一书，本是谭嗣同托付给梁启超，用以“召后起”之工具，但在《清议报》刊载时，其中的“排满之激烈言论”俱被删除。
真正继承谭嗣同《仁学》思想者，乃是革命党人。孙中山和兴中会视谭氏为“革命同志”，赞扬《仁学》一书对“提倡排满及改造中国甚力”。黄兴认为“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陈天华、邹容、吴樾等人，俱是深受《仁学》影响而走上革命之路的。
但实际上，谭氏一生念念不忘推翻清廷，乃是一名“革命党”。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不能仅从一些只言片语就断定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而应综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去作全面的分析——他为何要这么做，为何要这么说。
【言论层面，主张推翻清王朝】
谭嗣同《仁学》一书，对清王朝可谓充满了切齿痛恨。
在政治层面，谭嗣同否认清王朝的统治具有合法性：“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国与民已分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君主既以天下为其私产，视民众为犬马、粪土、草芥，则民众亦必不会爱君主之国。
在历史层面，谭氏直斥清王朝建国纯粹依赖血腥暴力：“《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其残暴为何如矣！”
在现实层面，谭氏认为，清朝乃是历代王朝之中，残害民众最为暴烈者：“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羶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他在指责当时统治者对内凶杀暴虐的同时，也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愤恨。
至于爱新觉罗皇室，在谭氏眼中，乃是“客帝”甚至“贱类”，中兴清廷的曾国藩、左宗棠等湘籍名臣，亦被同为湘人的谭嗣同责备“负天下之大罪”，觍颜效命异族，“不以为罪，反以为功”。基于上述的切齿痛恨，谭氏在书中呼吁国人，不要将自己和清朝统治者归为同胞：“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
谭嗣同成为激烈的“排满”先锋，与甲午之战清廷惨败于日本有极大关系。谭氏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个人仕途也还算顺利。至少在早期写出《治言》一文时，他仍是清廷坚定的拥护者。文章中，谭氏虽忧心清廷敌不过西方列强，但坚信“中国圣人之道”不可变；“西人格致之学”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实际上也“皆中国所固有”。他给清廷开的药方是“立中国之道，得夷狄之情，而架驭柔服之”，即现存的政治理念、政治体制不可变，要学的只是夷狄的器械工艺。
甲午之战后，谭氏“创巨痛深”，他愤激于清廷之无能，不再讲中国之“道”比西方优越，转而主张“尽变西法”。其政治立场，亦由清廷的拥护者转变为反对者，开始明确呼吁国人效仿秦末之陈涉、隋末之杨玄感，起来造反：“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
【行动层面，全在“杀身灭族”四字】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宣扬“保中国不保大清”，谭嗣同对这一口号极为认同，对康执弟子之礼。1897年，康有为与其拥护者利用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关系，集体进入湖南，秘密籌划“湖南腹地自立”，设立了时务学堂及南学会等新政机构。所谓“湖南腹地自立”，按梁启超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所作解释，乃是“独立自任”，效仿新莽末年窦融经营河西而佐复汉室、清初郑成功守台湾而存明正朔的榜样，使湖南成为腹地自立之省。梁启超以窦融、郑成功二例游说陈宝箴，颇具深意——窦融之河西政权相对于刘秀之东汉，郑成功之台湾政权相对于爱新觉罗之满清，均拥有高度的独立性，二者俱不听命于“中央政权”，但“中央政权”亦未公开宣布其为叛逆之徒。
梁启超游说陈宝箴之语，其实是有所保留的。康有为等人的“湖南腹地自立”计划走得更远。戊戌政变后，在南海的康有为家中抄获了一份梁启超1897年写给康有为的书信。梁在书信中写道：“……谭服（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谭服生”即谭嗣同；“伯里玺”，“President”（总统）的音译（晚清常译为“伯里玺天德”）。显然，康有为等有在湖南脱离清廷另立新政权的计划。梁启超在其著述《戊戌政变记》里也承认：康党在湖南期间先后成立的包括南学会、新政局在内的若干机构，在维新的公开面目之外，另有深意。梁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
康有为等人在湖南活动期间，以“保中国不保大清”为行动指导。梁启超自认，当日康党主持湖南时务学堂，确实曾在学生当中大力鼓吹革命：“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师生）日夕以此相鼓吹”，“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
康门弟子何树龄与康有为通信，内中亦有“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等语。所谓“大浊国”，即“大清国”的隐笔。御史文悌在戊戌年弹劾康有为，曾特别点出康有为等人将“忠君”与“爱国”割裂为两件事情，置大清国于不顾。戊戌政变后，清廷宣布康有为等罪状，其中一条正是“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
以种族革命为时务学堂的主要教学内容，是在来湖南之前，梁启超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商量好了的决定。梁的教学批语，对清廷的仇视极为明显。试举两例，其一：夫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其二：“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几乎息矣。”前者鼓吹君主可以依民意更换，后者痛斥清廷开国无道，执政缺乏合法性。
除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反清的革命思想之外，谭嗣同还曾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私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并添加批点按语，广为散播，且利用《湘报》公然为《明夷待访录》等书做广告，可见活动之激进。 此种激进，引起了湖南本地士绅如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警觉与批评。事情闹大后，陈宝箴欲调阅时务学堂札记。唐才常等人遂在最短的时间里费尽心力，重新整理文字，伪造了一批新的温和的札记。但纸终究包不住火，陈宝箴仍下令将坊间已刊布的《时务学堂课艺》“版片、刻本查出，一并销毁，严饬毋得再行刷印售卖”。一时间，康有为一派人心惶惶，多有欲离湘者。但谭嗣同却对此颇不以为然，在给乃师欧阳中鹄的书信中，他写道：“宗旨所在，亦无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皇遽至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耶稣以一匹夫而撄当世之文网，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诛戮，至今传教者犹以遭杀为荣，此其魄力所以横绝于五大洲，而其学且历二千年而弥盛也。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
当然，谭嗣同并不是在主张无谓的牺牲。他深知呼吁维新不会掉脑袋，但呼吁革命会。为自身安全计，谭氏曾想买一个外国功名作为护身符。1896年12月，谭嗣同致信汪康年，打听外国人开捐功名之事，准备买捐以寻求洋人保护。谭氏说：“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藉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
【参与“维新”，革命立场仍不变】
戊戌年北上担任军机章京，是谭嗣同后世被归类为“维新派”的主要原因。但很多人并不相信谭氏会甘愿替清廷卖命。据章士钊披露，谭氏北上的用意，绝非效忠清廷，而是与沈荩、唐才常等革命党人有所分工，进京不过是借维新变法活动，秘密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为推翻清政府作准备。可惜的是，由于维新派软弱无能，急功近利，很快就触动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根本利益，被迅速疯狂绞杀，谭氏的愿望也因此落空。
谭嗣同师从欧阳中鹄，欧阳中鹄之孙欧阳予倩，也不相信满脑子“革命思想”的谭嗣同，会真心拥戴“维新”。欧阳予倩搜集家中珍藏的谭氏书信，并于1940年代编成《谭嗣同书简》。在该书序言中，欧阳予倩披露：“在他（谭嗣同）的著作中，他对清政府不满的議论颇不明显，他给我祖父的信里却公然说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无所爱惜。可见他骨子里的主张跟保皇党的主张有所不同。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还有一事为证，就是他曾秘密把《大义觉迷录》《铁函心史》一类的禁书介绍给我父亲读。”
唐才常与谭嗣同私交甚笃，排满之志亦同。据唐才质从兄长唐才常处闻知：北上前，谭嗣同曾托唐才常、毕永年往汉口联络哥老会，“且欲于京师结纳有志之士，以为策应，然后凭此二者之力而建功业”；接北上之电，众人皆贺，唯独谭嗣同并不兴奋，且叮嘱唐才常秘密保持与哥老会的联络，不可为仇者侦查得知。唐才常谓谭嗣同：复生七丈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
谭嗣同临行前，与唐才常作别，口占一绝，内有“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之语，颠覆清廷的用心隐约可见。康有为等人“围园杀后”之谋难产，反清志士毕永年计划远走日本。在给毕永年的诀别信中，谭氏写道：自己决心静待“引颈”而死，但仍希望毕氏能在海外为汉人觅得一块“存种之地”，可见谭嗣同至死仍坚持排满立场。章士钊判断谭氏北上是谋划“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欧阳予倩认为谭氏“骨子里的主张跟保皇党的主张有所不同”，并非毫无根据。
戊戌政变，谭嗣同慷慨赴死。其“革命立场”不幸被康有为、梁启超所改动。就义前，谭氏曾将自己所著之《仁学》一书及其它诗文稿交给梁启超，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此句后被改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仁学》一书，本是谭嗣同托付给梁启超，用以“召后起”之工具，但在《清议报》刊载时，其中的“排满之激烈言论”俱被删除。
真正继承谭嗣同《仁学》思想者，乃是革命党人。孙中山和兴中会视谭氏为“革命同志”，赞扬《仁学》一书对“提倡排满及改造中国甚力”。黄兴认为“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陈天华、邹容、吴樾等人，俱是深受《仁学》影响而走上革命之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