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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山精神强调同舟共济】
《同舟共进》：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中国，对于亲历者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您还记得当时的感受吗？您身边的亲人、朋友反应如何？
雷鼎鸣：香港回归的那一天，我和家里人都非常高兴，我有些亲人当时在外地，但也都在电视里看了回归典礼。总体而言，香港人对国家的态度是非常正面的，对香港的前途也寄予了很大希望。董建华先生在成为第一任特首时的威望很高，大家都相信公务员团队能带领香港好好发展，对未来的信心很足。
《同舟共进》：上世纪70年代，电视剧《狮子山下》红遍香港，“狮子山”成为了香港人的精神象征。您怎么理解狮子山精神的内涵？
雷鼎鸣：《狮子山下》说的是香港老一辈人的故事，他们身上有一种非常重要和可贵的价值观。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打拼精神，自己的事情首先要靠自己解决，而不是依靠政府。过去，香港人有问题很少找政府，而且港英年代找政府也不管用。当时香港也是市场经济体系，但福利却不多，可那一辈香港人在碰到问题时却从不埋怨别人，对外地人的态度也比较友善。
狮子山精神现在依然存在于香港中年人身上。所以很多中年人特别看不惯社会撕裂，因为同舟共济也是狮子山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
现在一些年轻人容不下别人的观点，这肯定是不符合狮子山精神的。事实上，最近几年我能明显感觉到，很多香港人对于修补社会裂痕寄予厚望，一般老百姓对这种局面已经很厌恶，迫切希望寻求改变。
《同舟共进》：香港人的专业精神一直备受尊敬，很多港人不仅专业素质高，而且在岗位上兢兢业业。不知您怎么理解香港人的职业精神？这种精神在年轻人身上是否得到延续？
雷鼎鸣：香港人的确有这个优点，尊敬自己的职业应该是港人的特点之一。现在不少年轻人也很敬业。但我作为教育工作者，有一个职业病，就是对年轻人要求高，更先看到不足。其实好的职业精神并不是天生的，而要经过训练，少不了良好的社会气氛和学校的教育、培育。
【继续挖掘全球化的机会】
《同舟共进》：2017年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为全球化摇旗呐喊，并引用红十字会创办人杜楠的话：“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邻国，而是饥饿、贫穷、无知、迷信和偏见。”后来您在评论文章中对这次会议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形容这届达沃斯是“历史转捩点”，还指出港人也应重视这次论坛所传达的精神。
雷鼎鸣：近30年来，世界经历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全球经济一体化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些国家经济比较发达，有些国家经济增长很快，还有一些国家国民收入本来就很高，只是GDP增长较慢，但也有一些依旧贫穷的国家。如果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地球村，去除国与国的边界，在这种情况下来考察全球人口的经济状况，会得出有意思的结论。
有专门的研究发现，从1988年到2008年的这20年里，世界人口中最穷的10%，他们的收入在扣掉通胀后几乎没什么增长，很多非洲的穷人就属于这10%。世界人口的第2个10%到第8个10%中，也即占世界人口70%的这部分人，他们的收入在扣除通胀后，增加了很多，至少有百分之五六十以上。这说明，不能随便指责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有什么重大破坏，这是不对的。那为什么仍有10%的人口特别穷？这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国家或地区没有参加或没有充分参加全球化。而那些參与了全球化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大部分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五六十以上。那世界上原本就很有钱的那20%的人呢？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了什么？研究结果发现，从第9个10%的人开始，他们的收入在扣除通胀后，增长的比例很少。这些人就是过去那些发达经济体里的中产阶级。而在95%以后的那部分人，也就是最有钱的5%，他们的收入增长就非常多。
香港人处于什么位置呢？他们属于最后的这20%，大多数人在全球化过程中，收入并没有显著增加。那么，他们的感觉如何呢？首先，港人会很自然地跟附近的人作比较，尤其是内地，然后发现内地人民的收入在直线上涨。从2016年的数据看，内地人均GDP是1978年的140倍。拿深圳举例，30年前的深圳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在当时香港人的眼中，深圳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一般的城市。但现在的深圳和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深圳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香港了。所以，一些香港人就会觉得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其实不光是香港，美国和欧洲等地的发达经济体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所以这20%的世界人口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就会下意识地反全球化，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好处。但实际上，全球化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只不过这种好处难以平均分配而已。为什么？以一个普通的香港技术工人为例，在没有全球化的时候，他可以有一定的收入。但在参与全球化竞争后，他能做的事情，全世界很多其它地方的人也可以做到，那他的薪水凭什么比别人高出几倍？
2008年的时候，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工人都是蓝领，没有念过大学，没什么竞争力，但因为他们有强大的工会等组织关系，这些人一年也能有15万美元左右的收入，这直接导致了工厂负债累累，最后不得不要求政府搭救。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家和某些专业人士的薪水上升得最快，因为他们掌握了资金和技术，世界对他们有需求。目前的发展趋势是金融和科技融合，如果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收入就会非常可观。当前在香港从事金融服务业的人，比如在投资银行工作的，收入都很不错，薪水也增长得很快。
《同舟共进》：站在世界的角度看香港，香港能为世界做什么？
雷鼎鸣：香港社会现在面临的挑战，其实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同样要面临，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民粹主义就会有所抬头。民粹主义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排外的。那些收入不高的人会觉得别人抢走了他们的机会。最近十几年来，香港社会出现了本土主义思潮。本土主义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欣赏自身的优点也无可厚非，但要是发展到极端，那就荒谬了。比如说，具有本土主义思想的人对内地游客很不欢迎，这就是不对的。当然，很多明事理的香港人对过分的本土主义也很反感，他们知道内地游客购买商品会给香港带来资金，对香港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 我在国外有个有趣的发现，无论在美国旧金山还是洛杉矶，很多商场的主要购买者都是中国内地游客。为了吸引他们到来，这些地方不惜大兴土木。而香港呢，有些人却想要赶走内地游客，这是匪夷所思的。这种本土主义其实也是民粹主义的一种表现，这种人因为自己的收入上不去就一味埋怨别人，从来不思考为什么有人可以在这个环境中赚大钱，而自己却不行。香港的服务业和物流业发展得很好，有些人能抓住机会，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那些人为什么不去尝试抓住这些机会呢？
公平地说，面对内地这么一个发展快速的庞大经济体，香港其实有很多机遇。如果香港能利用自身诸多独有的优点，对内地的发展是可以起到很大的服务作用的，而服务的过程当然就是赚钱的过程了，这是互利的。问题在于，一些香港人未必能充分抓住这个机遇。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有些人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学问和技能；第二，态度能否转变，想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人力资源配置问题。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如果香港能把内地服务好，充当内地与世界有效连接的中介，从香港的历史传统来说，这其中有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以香港年轻人的学识与能力，他们绝对能胜任。
第二个问题现在值得关注。假如一些港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好的意愿和态度，那肯定不会有好结果。可以想见，一些人可能会失业，甚至只好变成“啃老族”。现在香港有一些宅男、宅女，躲在家里不愿出来工作，收入水平比较低。这些宅男、宅女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其实挺高的，但收入不高，还靠父母养着。他们的社交活动主要集中在网络上，偶尔有些实体活动，就是跑出来示威游行。由于长期躲在家里不出来工作，不接触实实在在的社会，这反过来又使得他们的情绪变得更差。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从这个矛盾中走出来，社会也愿意帮助他们。
【“一带一路”给香港带来发展空间】
《同舟共进》：在内地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香港应该如何抓住机遇？
雷鼎鸣：香港未来要好好分析对自身有用、有利的发展机遇，比如“一带一路”对香港就是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不好好利用的话就太失策了。目前，一些港人对“一带一路”的了解还很不足。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6个国家里，大多数经济发展程度都低于西方。西方经济虽然发达，但继续增长的动力有限，而中低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力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科学技术的转移很容易。虽然从历史经验来说，穷国不一定都能变富，但那些善于开放的国家，只要愿意学习别国的先进经验，要富起来并不难。所以在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应该会比西方国家高。当然，这样的增长不会自动发生，而是需要政策去推动。
在参与“一带一路”过程中，这些沿线国家首先要搞一些基础建设，比如码头、铁路建设等。香港在这方面其实很有优势。此外，香港在物流、金融服务和空运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发展，其实很需要这方面的经验。那么，香港是不是可以借“一带一路”的东风来进一步发展呢？如果仔细思考，就会发现香港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当然，这有一个关键的先决条件，就是香港人要解放自己的思想。
此外，香港还需要多吸收一些新东西。香港虽然是个国际城市，但主要是对欧美国家比较开放，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阿拉伯地区国家和俄罗斯等，香港还有不少东西需要学习，例如多培養一些熟悉和了解这些国家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专业人士，目前在做这些工作的人屈指可数。我举个例子：好几年前，阿拉伯有个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想要搞一个MBA课程培训，他们邀请我们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去开发课程，给他们训练人才。最近，俄罗斯某大学的商学院也找到我们，因为他们筹建了大概10年还没成功，于是想跟我们合作建立和发展他们的商学院。我想，不光是俄罗斯有这个需求，中亚、西亚等国家在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后肯定也需要提供现代工商管理教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这么多，光是这一点，对香港来说是不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楼市困局如何破解】
《同舟共进》：楼市是许多香港人关心的问题，您作为香港特区政府长远房屋策略咨询委员会会员，对未来香港的楼市政策有什么建议？
雷鼎鸣：从1997年10月开始，亚洲爆发金融风暴，这对香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后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金融风暴总算过去了，但从1998年到2004年这几年里，香港又经历了一个通货紧缩的过程，物价降了大概百分之二三十，这对香港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香港有一个衡量地产市场价格变动的中原城市指数，它把1997年7月第1周的指数定为100，到2003年第2季度时，这个指数就变成37了，说明平均楼价跌了63%。这反映了金融风暴对香港经济的整体冲击很大，引起了市民的不安情绪，因为从2003年开始，很多香港人就有了负资产。所谓“负资产”，意思就是你当初花1000万买了一套房子，首付30%，向银行贷款700万，但在楼价大跌后，房子实际只值370万了，其价值远远低于向银行贷款的700万。在当时，能够买房的人起码都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们本来是社会中比较稳定的一股力量，但当他们的身上都背负着负资产的时候，心里也不太好受了。
2003年是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香港楼价才慢慢上升。原因在于，第一，2003年6月底，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香港，带来了一系列有利于香港发展的政策。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同时也开启了内地人到香港自由行的大门。
当时的一系列政策给投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使资金重新回流到香港。如此一来，香港经济才慢慢从谷底回升。
但我们也要知道，中央对香港的政策支持，只是香港经济良好发展的外因，如果香港本身发展不好的话，就算中央怎样帮助，效果总是有限的。在1997年，很多香港人都认为楼价太贵了。但是到2003年时，由于楼价跌得太厉害，社会又受不了了。那几年香港楼价为什么会跌得这么厉害？一方面，房地产泡沫破灭了；另一方面，当时的供地量增加了，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房子的需求跟不上供应，所以楼价就掉下来了。 2002年9月，香港政府的长远房屋策略委员会做出了一个判断，要减少香港人的负资产，必须要保住楼价，而不是打压楼价。怎么保呢？就是要控制土地供应。没有土地供应，房子供不应求，楼价自然会慢慢上升，这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到了2005年左右，楼价就较为合理了，当时的中原城市指数在50到60之间，楼价从1997年水平的37%上升到50%以上，并不是很贵，而且人们的负资产也减少了很多。到了这个时候，香港政府其实就应该把土地供应的管制重新解封，慢慢增加土地供应了，只有这样，后来的楼价才会健康发展。但当政策取得成功的时候，让它改变是很难的，所以后来就依旧执行着控制土地供应的政策。这样一来，由于土地供应长期不足，新建房子少，楼价又变成了一直上升，今天的中原城市指数已经到了150到151之间，比1997年房地产市场有泡沫的时候还要高出50%。
大概从2011年开始，政府意识到土地供应是个大问题，这是一定要解决的。上面已经说到，本应增加土地供应，多建房子，楼价就会下降，这样就能解决香港深层次的矛盾。但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阻碍因素，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政治因素。香港社会中有一些环保利益集团，我其实一直是支持環保的，但也不得不说，有些环保机构有时候真的太偏激了，他们的过分要求会引起一些负面后果。
举个例子，每年访问郊野公园的人数大概是1300万，但香港人口只有700多万，也就是说，每个港人平均下来一年也就去两次郊野公园，每次最多停留几个小时。但郊野公园占香港土地面积高达40%。考虑到土地供不应求，那么可不可以在郊野公园的占地中，拿出两三个百分点的土地来建些房子呢？香港人现在私人房屋总体建筑面积才26平方公里，如果把3%的郊野公园土地拿出来，大概就会新增十几平方公里的建筑用地，自然会把楼价有效降下来。可惜政府就是动不了这些地，因为只要一有动作，环保组织就会站出来反对，有些议员为了得到更多选票，也会一起来反对。特首梁振英也很努力地想多增加建筑用地，但操作起来很难，最后往往只能多填海，可是填海建房太慢了，因为要建设基础设施，大概11年以后才能取得成效，这就成了“远水解不了近渴”。
要解决楼价问题，我们当然可以想出很多不同办法，但任何办法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增加土地供应。前几年，政府开始实施所谓的“双辣招”政策，即分别从买卖环节入手，增加交易成本，但目前看来效果有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上很多人都被误导了，他们以为楼价这么高是因为地产商在垄断。实际上，楼价高的问题根源不在地产商。其实，在2003年前后，地产商也亏了不少，他们也希望有更多土地来盖房子。一个卖面包的人，假如没有面粉，他是肯定赚不到钱的。但很多人一看到地产商有钱赚就反应很大，把地产商拿地的行为跟官商勾结联系在一起，质问官方为什么要卖地，让地产商剥削香港人。这些人对经济规律一知半解，过于情绪化，其实要明白这个道理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学问。
【年轻人要走出“字典式偏好”】
《同舟共进》：您曾说过，一些香港年轻人过于幼稚和以自我为中心。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您对香港年轻人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雷鼎鸣：由于互联网科技的发展，现在香港社会还面临着一个过去没有预料到的意识形态问题。对于现代人来说，互联网并不是坏事，也不可怕，我自己就每天上网。但在不少社交媒体上，由于很多人都是匿名的，他们发表什么观点，别人也不会知道他们是谁，而且所发表的内容也没有经过编辑的把关，所以就会有很多胡说八道的言论充斥于网络。
社交媒体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假如你喜欢某些帖子，点个赞，系统就会自动把同类文章推送给你，使得你慢慢接受同一类型的观点。如果从小到大都如此，那所认识到的东西就很狭隘了，容易以为看见的东西就是世界的全部。当前一些香港年轻人就是这样，只要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跟他们辩论，他们就会联合网络上的其他人，一起把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都骂走，这样一来就更是恶性循环，人自然容易走极端。当然，大部分香港年轻人还是不会像那样走极端的，他们会仔细考证别人的观点是对还是不对。
2016年9月的“梁游案”，这两个年轻的议员其实也是受害者。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在发表很离谱的公开言论后，还自以为说得很对。估计他们看到自己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那么多批评时，也会感到很惊讶。因为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成员们都是拥护他们的。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收入比较低，买不起房子，而这些都是别人害的。这当然都是经不起考验的说法。
所以，互联网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社会上的极端人士，他们对某些事件的看法往往只看单一因素，这肯定是不全面、不客观的。他们在作判断时，常以单一因素凌驾于所有其它因素之上，认为只要所认同的某种意识形态没有被别人认可，那么后者无论有什么优点都只能是邪恶之辈。经济学称此种怪异心态为“字典式偏好”。在字典中，某一个字的头一个字母对这个字的排列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其次是第二个字母，以此类推。例如，“axe”这个字在字典中就比“cat”排得前，尽管前者的第2个字母“x”在26个字母中远远排在后者的第2个字母“a”之后。我想以此说明的是，只着重一样东西而完全忽视其它，这种思维很多时候都会导致愚蠢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行为，但这些人却还是“乐此不疲”。
同样的道理，中国内地的发展本来有很多正面因素，大部分港人对此是持积极态度的，但一些人只看到一个负面因素。假如他们认定这个负面因素是不对的，就算你有一千个很对的正面因素，他们也会完全否定你。这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比较偏窄，往往只有一个简单的偏好，痛恨什么，喜欢什么，都是单一的、不平衡的。人类在进步的过程中，为了得到一方面的成果，有时候可能不得不在另一方面作出牺牲，但这些人并不懂这个道理。当然，不光香港存在这个问题，这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存在的。
《同舟共进》：对于香港的未来，您有什么期许？
雷鼎鸣：首先要解决房地产问题，这样才能化解社会很大一部分的问题。要解决高楼价，最重要的是增加土地供应，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其次，香港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面对某些存心搞破坏的政客，政府往往难以实施一些真正利民的政策，甚至连通过财政预算案都有困难。政府应该在一些平台上，更加大力地推销对经济发展有利的观点，只要把
道理跟市民讲通了，市民肯定会支持的。
《同舟共进》：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中国，对于亲历者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您还记得当时的感受吗？您身边的亲人、朋友反应如何？
雷鼎鸣：香港回归的那一天，我和家里人都非常高兴，我有些亲人当时在外地，但也都在电视里看了回归典礼。总体而言，香港人对国家的态度是非常正面的，对香港的前途也寄予了很大希望。董建华先生在成为第一任特首时的威望很高，大家都相信公务员团队能带领香港好好发展，对未来的信心很足。
《同舟共进》：上世纪70年代，电视剧《狮子山下》红遍香港，“狮子山”成为了香港人的精神象征。您怎么理解狮子山精神的内涵？
雷鼎鸣：《狮子山下》说的是香港老一辈人的故事，他们身上有一种非常重要和可贵的价值观。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打拼精神，自己的事情首先要靠自己解决，而不是依靠政府。过去，香港人有问题很少找政府，而且港英年代找政府也不管用。当时香港也是市场经济体系，但福利却不多，可那一辈香港人在碰到问题时却从不埋怨别人，对外地人的态度也比较友善。
狮子山精神现在依然存在于香港中年人身上。所以很多中年人特别看不惯社会撕裂，因为同舟共济也是狮子山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
现在一些年轻人容不下别人的观点，这肯定是不符合狮子山精神的。事实上，最近几年我能明显感觉到，很多香港人对于修补社会裂痕寄予厚望，一般老百姓对这种局面已经很厌恶，迫切希望寻求改变。
《同舟共进》：香港人的专业精神一直备受尊敬，很多港人不仅专业素质高，而且在岗位上兢兢业业。不知您怎么理解香港人的职业精神？这种精神在年轻人身上是否得到延续？
雷鼎鸣：香港人的确有这个优点，尊敬自己的职业应该是港人的特点之一。现在不少年轻人也很敬业。但我作为教育工作者，有一个职业病，就是对年轻人要求高，更先看到不足。其实好的职业精神并不是天生的，而要经过训练，少不了良好的社会气氛和学校的教育、培育。
【继续挖掘全球化的机会】
《同舟共进》：2017年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为全球化摇旗呐喊，并引用红十字会创办人杜楠的话：“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邻国，而是饥饿、贫穷、无知、迷信和偏见。”后来您在评论文章中对这次会议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形容这届达沃斯是“历史转捩点”，还指出港人也应重视这次论坛所传达的精神。
雷鼎鸣：近30年来，世界经历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全球经济一体化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些国家经济比较发达，有些国家经济增长很快，还有一些国家国民收入本来就很高，只是GDP增长较慢，但也有一些依旧贫穷的国家。如果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地球村，去除国与国的边界，在这种情况下来考察全球人口的经济状况，会得出有意思的结论。
有专门的研究发现，从1988年到2008年的这20年里，世界人口中最穷的10%，他们的收入在扣掉通胀后几乎没什么增长，很多非洲的穷人就属于这10%。世界人口的第2个10%到第8个10%中，也即占世界人口70%的这部分人，他们的收入在扣除通胀后，增加了很多，至少有百分之五六十以上。这说明，不能随便指责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有什么重大破坏，这是不对的。那为什么仍有10%的人口特别穷？这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国家或地区没有参加或没有充分参加全球化。而那些參与了全球化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大部分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五六十以上。那世界上原本就很有钱的那20%的人呢？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了什么？研究结果发现，从第9个10%的人开始，他们的收入在扣除通胀后，增长的比例很少。这些人就是过去那些发达经济体里的中产阶级。而在95%以后的那部分人，也就是最有钱的5%，他们的收入增长就非常多。
香港人处于什么位置呢？他们属于最后的这20%，大多数人在全球化过程中，收入并没有显著增加。那么，他们的感觉如何呢？首先，港人会很自然地跟附近的人作比较，尤其是内地，然后发现内地人民的收入在直线上涨。从2016年的数据看，内地人均GDP是1978年的140倍。拿深圳举例，30年前的深圳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在当时香港人的眼中，深圳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一般的城市。但现在的深圳和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深圳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香港了。所以，一些香港人就会觉得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其实不光是香港，美国和欧洲等地的发达经济体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所以这20%的世界人口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就会下意识地反全球化，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好处。但实际上，全球化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只不过这种好处难以平均分配而已。为什么？以一个普通的香港技术工人为例，在没有全球化的时候，他可以有一定的收入。但在参与全球化竞争后，他能做的事情，全世界很多其它地方的人也可以做到，那他的薪水凭什么比别人高出几倍？
2008年的时候，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工人都是蓝领，没有念过大学，没什么竞争力，但因为他们有强大的工会等组织关系，这些人一年也能有15万美元左右的收入，这直接导致了工厂负债累累，最后不得不要求政府搭救。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家和某些专业人士的薪水上升得最快，因为他们掌握了资金和技术，世界对他们有需求。目前的发展趋势是金融和科技融合，如果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收入就会非常可观。当前在香港从事金融服务业的人，比如在投资银行工作的，收入都很不错，薪水也增长得很快。
《同舟共进》：站在世界的角度看香港，香港能为世界做什么？
雷鼎鸣：香港社会现在面临的挑战，其实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同样要面临，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民粹主义就会有所抬头。民粹主义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排外的。那些收入不高的人会觉得别人抢走了他们的机会。最近十几年来，香港社会出现了本土主义思潮。本土主义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欣赏自身的优点也无可厚非，但要是发展到极端，那就荒谬了。比如说，具有本土主义思想的人对内地游客很不欢迎，这就是不对的。当然，很多明事理的香港人对过分的本土主义也很反感，他们知道内地游客购买商品会给香港带来资金，对香港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 我在国外有个有趣的发现，无论在美国旧金山还是洛杉矶，很多商场的主要购买者都是中国内地游客。为了吸引他们到来，这些地方不惜大兴土木。而香港呢，有些人却想要赶走内地游客，这是匪夷所思的。这种本土主义其实也是民粹主义的一种表现，这种人因为自己的收入上不去就一味埋怨别人，从来不思考为什么有人可以在这个环境中赚大钱，而自己却不行。香港的服务业和物流业发展得很好，有些人能抓住机会，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那些人为什么不去尝试抓住这些机会呢？
公平地说，面对内地这么一个发展快速的庞大经济体，香港其实有很多机遇。如果香港能利用自身诸多独有的优点，对内地的发展是可以起到很大的服务作用的，而服务的过程当然就是赚钱的过程了，这是互利的。问题在于，一些香港人未必能充分抓住这个机遇。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有些人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学问和技能；第二，态度能否转变，想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人力资源配置问题。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如果香港能把内地服务好，充当内地与世界有效连接的中介，从香港的历史传统来说，这其中有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以香港年轻人的学识与能力，他们绝对能胜任。
第二个问题现在值得关注。假如一些港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好的意愿和态度，那肯定不会有好结果。可以想见，一些人可能会失业，甚至只好变成“啃老族”。现在香港有一些宅男、宅女，躲在家里不愿出来工作，收入水平比较低。这些宅男、宅女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其实挺高的，但收入不高，还靠父母养着。他们的社交活动主要集中在网络上，偶尔有些实体活动，就是跑出来示威游行。由于长期躲在家里不出来工作，不接触实实在在的社会，这反过来又使得他们的情绪变得更差。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从这个矛盾中走出来，社会也愿意帮助他们。
【“一带一路”给香港带来发展空间】
《同舟共进》：在内地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香港应该如何抓住机遇？
雷鼎鸣：香港未来要好好分析对自身有用、有利的发展机遇，比如“一带一路”对香港就是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不好好利用的话就太失策了。目前，一些港人对“一带一路”的了解还很不足。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6个国家里，大多数经济发展程度都低于西方。西方经济虽然发达，但继续增长的动力有限，而中低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力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科学技术的转移很容易。虽然从历史经验来说，穷国不一定都能变富，但那些善于开放的国家，只要愿意学习别国的先进经验，要富起来并不难。所以在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应该会比西方国家高。当然，这样的增长不会自动发生，而是需要政策去推动。
在参与“一带一路”过程中，这些沿线国家首先要搞一些基础建设，比如码头、铁路建设等。香港在这方面其实很有优势。此外，香港在物流、金融服务和空运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发展，其实很需要这方面的经验。那么，香港是不是可以借“一带一路”的东风来进一步发展呢？如果仔细思考，就会发现香港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当然，这有一个关键的先决条件，就是香港人要解放自己的思想。
此外，香港还需要多吸收一些新东西。香港虽然是个国际城市，但主要是对欧美国家比较开放，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阿拉伯地区国家和俄罗斯等，香港还有不少东西需要学习，例如多培養一些熟悉和了解这些国家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专业人士，目前在做这些工作的人屈指可数。我举个例子：好几年前，阿拉伯有个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想要搞一个MBA课程培训，他们邀请我们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去开发课程，给他们训练人才。最近，俄罗斯某大学的商学院也找到我们，因为他们筹建了大概10年还没成功，于是想跟我们合作建立和发展他们的商学院。我想，不光是俄罗斯有这个需求，中亚、西亚等国家在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后肯定也需要提供现代工商管理教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这么多，光是这一点，对香港来说是不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楼市困局如何破解】
《同舟共进》：楼市是许多香港人关心的问题，您作为香港特区政府长远房屋策略咨询委员会会员，对未来香港的楼市政策有什么建议？
雷鼎鸣：从1997年10月开始，亚洲爆发金融风暴，这对香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后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金融风暴总算过去了，但从1998年到2004年这几年里，香港又经历了一个通货紧缩的过程，物价降了大概百分之二三十，这对香港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香港有一个衡量地产市场价格变动的中原城市指数，它把1997年7月第1周的指数定为100，到2003年第2季度时，这个指数就变成37了，说明平均楼价跌了63%。这反映了金融风暴对香港经济的整体冲击很大，引起了市民的不安情绪，因为从2003年开始，很多香港人就有了负资产。所谓“负资产”，意思就是你当初花1000万买了一套房子，首付30%，向银行贷款700万，但在楼价大跌后，房子实际只值370万了，其价值远远低于向银行贷款的700万。在当时，能够买房的人起码都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们本来是社会中比较稳定的一股力量，但当他们的身上都背负着负资产的时候，心里也不太好受了。
2003年是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香港楼价才慢慢上升。原因在于，第一，2003年6月底，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香港，带来了一系列有利于香港发展的政策。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同时也开启了内地人到香港自由行的大门。
当时的一系列政策给投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使资金重新回流到香港。如此一来，香港经济才慢慢从谷底回升。
但我们也要知道，中央对香港的政策支持，只是香港经济良好发展的外因，如果香港本身发展不好的话，就算中央怎样帮助，效果总是有限的。在1997年，很多香港人都认为楼价太贵了。但是到2003年时，由于楼价跌得太厉害，社会又受不了了。那几年香港楼价为什么会跌得这么厉害？一方面，房地产泡沫破灭了；另一方面，当时的供地量增加了，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房子的需求跟不上供应，所以楼价就掉下来了。 2002年9月，香港政府的长远房屋策略委员会做出了一个判断，要减少香港人的负资产，必须要保住楼价，而不是打压楼价。怎么保呢？就是要控制土地供应。没有土地供应，房子供不应求，楼价自然会慢慢上升，这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到了2005年左右，楼价就较为合理了，当时的中原城市指数在50到60之间，楼价从1997年水平的37%上升到50%以上，并不是很贵，而且人们的负资产也减少了很多。到了这个时候，香港政府其实就应该把土地供应的管制重新解封，慢慢增加土地供应了，只有这样，后来的楼价才会健康发展。但当政策取得成功的时候，让它改变是很难的，所以后来就依旧执行着控制土地供应的政策。这样一来，由于土地供应长期不足，新建房子少，楼价又变成了一直上升，今天的中原城市指数已经到了150到151之间，比1997年房地产市场有泡沫的时候还要高出50%。
大概从2011年开始，政府意识到土地供应是个大问题，这是一定要解决的。上面已经说到，本应增加土地供应，多建房子，楼价就会下降，这样就能解决香港深层次的矛盾。但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阻碍因素，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政治因素。香港社会中有一些环保利益集团，我其实一直是支持環保的，但也不得不说，有些环保机构有时候真的太偏激了，他们的过分要求会引起一些负面后果。
举个例子，每年访问郊野公园的人数大概是1300万，但香港人口只有700多万，也就是说，每个港人平均下来一年也就去两次郊野公园，每次最多停留几个小时。但郊野公园占香港土地面积高达40%。考虑到土地供不应求，那么可不可以在郊野公园的占地中，拿出两三个百分点的土地来建些房子呢？香港人现在私人房屋总体建筑面积才26平方公里，如果把3%的郊野公园土地拿出来，大概就会新增十几平方公里的建筑用地，自然会把楼价有效降下来。可惜政府就是动不了这些地，因为只要一有动作，环保组织就会站出来反对，有些议员为了得到更多选票，也会一起来反对。特首梁振英也很努力地想多增加建筑用地，但操作起来很难，最后往往只能多填海，可是填海建房太慢了，因为要建设基础设施，大概11年以后才能取得成效，这就成了“远水解不了近渴”。
要解决楼价问题，我们当然可以想出很多不同办法，但任何办法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增加土地供应。前几年，政府开始实施所谓的“双辣招”政策，即分别从买卖环节入手，增加交易成本，但目前看来效果有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上很多人都被误导了，他们以为楼价这么高是因为地产商在垄断。实际上，楼价高的问题根源不在地产商。其实，在2003年前后，地产商也亏了不少，他们也希望有更多土地来盖房子。一个卖面包的人，假如没有面粉，他是肯定赚不到钱的。但很多人一看到地产商有钱赚就反应很大，把地产商拿地的行为跟官商勾结联系在一起，质问官方为什么要卖地，让地产商剥削香港人。这些人对经济规律一知半解，过于情绪化，其实要明白这个道理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学问。
【年轻人要走出“字典式偏好”】
《同舟共进》：您曾说过，一些香港年轻人过于幼稚和以自我为中心。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您对香港年轻人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雷鼎鸣：由于互联网科技的发展，现在香港社会还面临着一个过去没有预料到的意识形态问题。对于现代人来说，互联网并不是坏事，也不可怕，我自己就每天上网。但在不少社交媒体上，由于很多人都是匿名的，他们发表什么观点，别人也不会知道他们是谁，而且所发表的内容也没有经过编辑的把关，所以就会有很多胡说八道的言论充斥于网络。
社交媒体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假如你喜欢某些帖子，点个赞，系统就会自动把同类文章推送给你，使得你慢慢接受同一类型的观点。如果从小到大都如此，那所认识到的东西就很狭隘了，容易以为看见的东西就是世界的全部。当前一些香港年轻人就是这样，只要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跟他们辩论，他们就会联合网络上的其他人，一起把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都骂走，这样一来就更是恶性循环，人自然容易走极端。当然，大部分香港年轻人还是不会像那样走极端的，他们会仔细考证别人的观点是对还是不对。
2016年9月的“梁游案”，这两个年轻的议员其实也是受害者。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在发表很离谱的公开言论后，还自以为说得很对。估计他们看到自己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那么多批评时，也会感到很惊讶。因为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成员们都是拥护他们的。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收入比较低，买不起房子，而这些都是别人害的。这当然都是经不起考验的说法。
所以，互联网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社会上的极端人士，他们对某些事件的看法往往只看单一因素，这肯定是不全面、不客观的。他们在作判断时，常以单一因素凌驾于所有其它因素之上，认为只要所认同的某种意识形态没有被别人认可，那么后者无论有什么优点都只能是邪恶之辈。经济学称此种怪异心态为“字典式偏好”。在字典中，某一个字的头一个字母对这个字的排列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其次是第二个字母，以此类推。例如，“axe”这个字在字典中就比“cat”排得前，尽管前者的第2个字母“x”在26个字母中远远排在后者的第2个字母“a”之后。我想以此说明的是，只着重一样东西而完全忽视其它，这种思维很多时候都会导致愚蠢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行为，但这些人却还是“乐此不疲”。
同样的道理，中国内地的发展本来有很多正面因素，大部分港人对此是持积极态度的，但一些人只看到一个负面因素。假如他们认定这个负面因素是不对的，就算你有一千个很对的正面因素，他们也会完全否定你。这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比较偏窄，往往只有一个简单的偏好，痛恨什么，喜欢什么，都是单一的、不平衡的。人类在进步的过程中，为了得到一方面的成果，有时候可能不得不在另一方面作出牺牲，但这些人并不懂这个道理。当然，不光香港存在这个问题，这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存在的。
《同舟共进》：对于香港的未来，您有什么期许？
雷鼎鸣：首先要解决房地产问题，这样才能化解社会很大一部分的问题。要解决高楼价，最重要的是增加土地供应，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其次，香港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面对某些存心搞破坏的政客，政府往往难以实施一些真正利民的政策，甚至连通过财政预算案都有困难。政府应该在一些平台上，更加大力地推销对经济发展有利的观点，只要把
道理跟市民讲通了，市民肯定会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