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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语正规》是清末首批留日学生唐宝锷、戢翼翚在日留学期间，翻译其所使用的日语教材整理编撰而成。该书最初是自费出版，1901年由译书汇编社增补再版，后又分别由戢翼翚在上海创办的出洋学生编辑所和作新社发行。针对当时风行一时的《和文汉读法》，《东语正规》另辟蹊径，强调日语口语的学习，对清末日语教科书的编撰以及国人的日语学习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留日学生;日语教科书;《东语正规》;戢翼翚;作新社
中图分类号：G23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5-0104-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5.015
1896年，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在“以日为师”的口号下，清政府首次派遣13名学生赴日留学。1897年，京师同文馆增设东文馆，官办的日语教育正式开始。随后，广东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洋务学堂也相继仿设东文馆。自此，东文学堂（即日语学校——笔者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日语教育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起初，由于没有合适的日语教科书，这些东文学堂大多采用“和文汉读法”和“汉文和译法”，或使用中国古代已经被日本人翻译过的经典著作或使用日本的政治、经济、历史等专业书，进行“汉译日”与“日译汉”的训练;或使用日本国内为小学生编的国语读本进行日语教学。1900年，由首批留日学生编撰的《东语正规》的出版打破了这一局面。正如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所言，《东语正规》“从日语语法正宗出发，讲语法、教会话，研究日语变体假名和助词，并标明重音，写得很全面。中国人对日语的研究可以说从这时才走上正轨，是一本供中國人学习日语的划时代的教科书” [1]。
可以说，《东语正规》不仅是中国人第一部科学地研究日语的书[2]298，而且是中国人学习日语的教材中“打破记录的名著”[3]16，对后来的留学生有很大的帮助[2]40。遗憾的是，关于《东语正规》的相关研究并不多，既有的研究大都基于语言学史的视角，重点关注《东语正规》的文本内容，对该书的刊行过程及其在清末的影响语焉不详①。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清末留日学校“亦乐书院”学生编撰、刊行《东语正规》的过程，揭示《东语正规》对清末出版机构的创办、清末国人自编日语教科书及清末国人的日语学习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留日学生与《东语正规》的编撰
甲午战争后，总理衙门为培养日语人才，曾致函日本文部省称：“清国学生希望到帝国学校学习日本文及日本语学，请求协助。”[4]经日方同意后，总理衙门便在国内挑选13名学生赴日留学，唐宝锷与戢翼翚即是其中的两位。关于这批留日学生的学习情况，有记载称：
往年清国学生之来者，仅清国公使馆私聘教师以学日语二三人而已。其所谓官派留学生者，实以明治二十九年为嚆矢。当时公使裕庚氏经日本政府以十三人学生依嘱高等师范学校长嘉纳氏。于是氏直使同校教授本田增次郎氏当事，更又聘教师数人开始日语日文及普通学科之教授。此等留学生中或罹患疾患，或因事故致不得已而半途回国者往往有之。惟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朱光忠、冯訚模、吕烈煌等皆以良绩卒三年之业。就中如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三人，更进修专门之学。及归国后，在及第殿试，至昨年得赐进士出身。唐宝锷、戢翼翚两氏此次随考察政治大臣载泽殿下行，任调查日本制度之责，克尽力于开发国运，其影响于清国前途者，正未有艾也。[5]
可以说，唐宝锷、戢翼翚是首批留日学生中的佼佼者。唐宝锷（1878—1953），族名宗鎏，字秀峰，又字秀丰，广东省香山县唐家村人，是近代著名政治家唐绍仪的族侄。戢翼翬（1878—1908），字元丞，湖北房县人，曾在湖北自强学堂学习，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得意门生。1896年，时值清廷总理衙门选派留日学生，唐宝锷、戢翼翚等人应试入选，并于同年3月赴日，入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创办的亦乐书院学习。
亦乐书院实行的是三年学制普通教育，开设课程含日语、算术、理科、历史、地理、体操等。据日本讲道馆所藏亦乐书院资料，明治三十一年（1898）五月十一日至七月六日间，亦乐书院对这批留学生实施学年期末考试[6]13-15。此次期末考试，共测试了算术、历史、地理、日语、理科等五科。日语科的平均成绩是76.8分，在科目中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理科平均成绩81.4分。从学生的各科成绩来看，除日语科目外，理科、算术、地理、历史等科目成绩均出现了不及格或刚刚及格的现象。而仅有日语成绩全体学生均取得了“良”以上的好成绩[7]。由此可以看出，亦乐书院的日语教学成效是所有科目中最好的。
唐宝锷的日语成绩为85分，位居全班第一，戢翼翚的日语成绩75分，亦名列前茅。日语考试内容分“口试”和“笔试”两项。笔试是“小论文”，即以命题作文的形式评定学生的日语成绩，作文题目是“岁晚叙怀”。唐宝锷在其作文中使用了如“なぜかというと”等相当于现代日语二级水平的语法知识点，除个别假名可能由于笔误外，整篇文章文笔通畅，无明显日语语法方面的错误[6]239。戢翼翚的日语虽稍逊色于唐宝锷，但其文章中除了一两处语法错误外，作文大体能准确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6]236。可见，唐、戢二人通过两年的留日学习，日语成绩取得了很大进步，尤其是唐宝锷的日语已达到相当于现在的日语二级水平。
1899年，唐宝锷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亦乐书院毕业。戢翼翚亦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二人毕业后，整理并翻译其在亦乐书院所使用的日语教材，编写了清末第一种日语教科书《东语正规》[8]。
二、《东语正规》的刊行、版本与清末的出版机构
关于《东语正规》的刊行，学界尚未有统一的说法。国内学者袁家刚认为，《东语正规》先在日本由爱善社、三省堂印刷，然后带回国发行[9]。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认为：“《东语正规》是在明治三十三年7月23日印刷、8月5日发行的，最初似乎是自费出版。明治三十五年以后，由译书汇编社增补再版。”[2]300而大多数学者认为，《东语正规》由作新社发行[10]。 笔者基本赞成实藤惠秀的观点，认为《东语正规》于1900年8月在日本东京刊行，为自费出版。1901年，戢翼翚委托日本印刷所印刷后带回上海，与此同时在上海创办了出洋学生编辑所，进而陆续发行《东语正规》三版、四版和五版。1902年，戢翼翚在日本人下田歌子、前代议员山田顺一的赞助下创办了作新社。作新社成立之初，发行的第一本书便是《东语正规》[11]。
初版《东语正规》不仅有日本众议院议长片冈健吉题言，还有日华学堂留日学生唐宝晋的序言及日文序言[12]。《译书汇编》1900年12月6日第一期“新书告白”中的《东语正规》初版售书广告称：
此书专为初学日语者津逮，其中分文言俗语，长句短句，精当便易，由浅入深，诚学日语者必要之书也。寄售处横滨山下町201番信箱、202号福和号。[13]104
至1901年8月28日第8期为止，《译书汇编》中仍然可以见到上述内容的广告。1901年以后，唐宝锷被调入东京公使馆任职，后又兼任宏文学院的日语讲师，无暇顾及《东语正规》的刊行，该书的发行业务便交由戢翼翚全权负责。
1901年，戢翼翚与同人在日本东京创办了译书汇编社。同年冬，戢翼翚在初版《东语正规》的基础上删去原刻古文《聊斋志异》，增补散语数十门，且增加著者自序一项，并以活版形式由译书汇编社再版增广发行。自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中始载有译书汇编社发行之“再版增广《东语正规》”书目[14]。因“东文之书在中国发印殊未便，故不能不在东付刊”，故1901年戢翼翚才将在日本已经完成的部分“译述之书”包括《东语正规》，在日本印刷后带到上海大东门内王氏育材书塾北市抛球场扫叶山房书坊代售。
1902年，戢翼翚完成学业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出洋学生编辑所，同时继续再版发行《东语正规》。据出洋学生编辑所1902年刊第五版《东语正规》版权页，该书于1900年8月5日初版，1901年11月18日再版，1902年3月31日三版，1902年5月28日四版，1902年6月20日五版发行。发行所为上海新马路余庆里廿号出洋学生编辑所，印刷所为株式会社爱善社，贩卖所为三省堂[15]。正因为作新社的前身是戢翼翚在上海创办的出洋学生编辑所[3]18，作新社成立后，便代替了出洋学生编辑所的出版业务，出洋学生编辑所只编辑而不再兼发行业务。
那么，作新社何时开始发行《东语正规》？学者邹振环认为，作新社大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秋在上海成立，其印制的第一本书可能就是《东语正规》的第二版[11]。但据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社1902年11月6日载：
前代议员山田顺一等二三位同志于本年（1902）7月間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惠福里成立作新社，以翻译出版新书为目的。该社已备置发动机，数台印刷机同时运转，且由该社出版的世界地理、万国历史等书籍现已再版三版发行，继而将会发行以大陆为名的月刊杂志。[16]
由此可见，邹振环关于作新社创办时间的观点与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社的记载稍有出入。清末留日学生张继在其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回忆录中写道：“下田歌子说一资本家充众议院议员者某氏，出资办作新社于上海，由元丞及贯道主持。”[17]另一留日学生冯自由亦称：“壬寅（1902年）以后，《国民报》诸友星散，戢翼翚开设作新社于上海。”[18]以上三则史料互相佐证，足以证明作新社成立于1902年7月。作新社成立之际，印制的《东语正规》已是第六版。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曾言：“译书汇编的中心人物是戢翼翚，作新社的重要人物是戢翼翚，出洋学生编辑所的中心人物是戢翼翚，国民社、国民报社的中心人物也是戢翼翚。”[2]307戢翼翚利用其职务之便，不仅通过译书汇编社，还通过出洋学生编辑所、作新社等出版社再版刊行《东语正规》。自1902年作新社创办，至1906年，《东语正规》已发行至十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销量，为作新社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并将“语学”作为新近成立的作新社出版的一个重要方面[11]。在《东语正规》的引领下，作新社又陆续发行了《东语大全》《英文典问答》《东中大辞典》《增订华英字典》等语学类书籍，且均销路颇好[11]。
可见，戢翼翚借助《东语正规》的刊行创办了译书汇编社、出洋学生编辑所、作新社等出版机构。换言之，《东语正规》为清末民营出版社的创办创造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其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东语正规》与清末国人自编日语教科书
《东语正规》是清末第一种囊括日语假名、发音、单词、语法、会话、读本的综合类日语教科书。在《东语正规》的引导和启发下，留日学生编撰并发行了一系列日语教科书，对清末国人的日语学习及西学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该书的编写对清末国人自编日语教科书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东语正规》认为“输入文明之先导不得不求之于语学”[19]著者识，首次把学习日语的目的与学习西方新知识联系起来。自此，日语成为获取西方文明知识的新手段，日语学习被赋予了新的动机，这也是20世纪初大量出版日语教科书的重要卖点[20]。其后发行的日语教科书亦大多模仿《东语正规》的编撰方针，如吴启孙在《和文释例》中强调：“然则以个人之学问言不得不学日语，以世界之大势言尤不得不学日语。至若两国交际上之关系，更无论矣。”[21]《日语用法汇编》的著者亦在序中言：“语言者，亦科学之媒介，藉以传种，藉以播精，且藉以孕育者也。”[22]
（二）国人自编日语教科书在音韵、语法、会话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东语正规》
1.对日语表音体系的整合和发展
从日语发音上看，《东语正规》强调日语发音的重要性。该书的音韵部分包括字母原委、字母音图、字母解释、声调、拼音法、音调、变音等内容。对于假名的发音，书中采取汉字切音和罗马字母注音两种注音方式。如：
ウ（假名） 宇（真体） 鳥（官音） u（罗马字） え（假名） 衣（真体） 野（官音） ye（罗马字）
は（假名） 波（真体） 哈（官音） ha（罗马字）
以往的日语学习书，如《东语入门》[23]、《中东通语捷径》[24]等书中仅包含日语中的平片假名以及日语中的清音、浊音、次清音。《东语正规》不仅采用罗马字母标注日语读音，且对日语的平片假名五十音图、浊音、半浊音、拨音、促音、合字、变音要字、声调、拼音法（拗音）、音调、变音（包括长变音、跳变音、杂变音）等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虽然某些专业术语在现在看来未必准确，但著者已认识到掌握这些日语发音的重要性。如其后刊行的《新编日本語言集全·汉译日本新辞典合璧》把日语假名的各种发音方法统称为“日本字母”项[25]，至《东语简要》始称其为“音韵”[26]，日语假名的发音开始有了正式名称。自此，日语教科书竞相模仿，并在书中单设“音韵”一章，专讲日语假名的发音方法，如《日语新编》设“音韵之部”[27]，《日语教程》亦包括“音韵篇”[28]。
2.对日语语法体系的构建
学者沈国威认为，《东语正规》“详细介绍了日语的语法体系，甚至相当准确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语法研究的水准”[29]。日语语法体系的构建，主要关注日语词类的划分和日语语法项目的选择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东语正规》在“文法摘要”中将日语词类划分为名词、代名词、动词（附助动词）、形容词、副词、后词（即天尔远波）、接续词、感叹词八类。其后的语法类日语教科书，日语词类的构成成分基本上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助词、助动词、接续词、感叹词等九大类或十大类，如《日本语言文字指南》[30]《东文典问答》[31]《东文法程》[32]等。
其次，区别于专门意义上的语法著作，用于教学的日语教材不需要完整的语法体系，只存在对语法项目的选择。《东语正规》关注日语中的“虚字”，并重点讲解了日语中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テ（2种）、ニ（11种）、ヲ（3种）、ハ（2种）、ヘ（1种）、ト（2种）、ド（1种）、デ（4种）、ゾ（1种）、モ（2种）、ノ（12种）、カ（6种）、ガ（4种）、ヤ（3种）、バ（2种）、ノミ（1种）、バカリ（2种）、ダニ（1种）、マデ（3种）、サヘ（1种）、カラ（2种）、ヨリ（3种）、トモ（1种）、コソ（1种）、ナガラ（2种）、トテ（2种）等语法知识点，突出教学语法的色彩，着眼教学的需要。以后的日语教科书大多模仿《东语正规》将日语中的虚字单设为一项，进行讲解。1902年，留日学生王鸿年编《日本语言文字指南》中设置“日本言语各种虚字之用法”一项，重点选取ノ、ケレドモ、ト、ニ、ハ、カラ、ヨリ、テモ、ダケ、バカリ、サヘ、ナガラ等语法项目。吴人达《东语大观》的“语例”一卷，不仅包括テ、ニ、ヲ、ハ等虚字，还包括“～ニハ及ビマセン”“～越シタコトハ有リマセン”等现代日语教科书中常用语法项目[33]。《日语教程》则直接设置“实用语篇”，专门对各种常见语法124项进行说明与讲解，对日语语法项目进行了大量扩充。《日语用法自习书》“语法用例类纂”中则网罗了日语常用语法180项[34]。这些语法知识点很可能是从实用角度出发，而日语教学语法的本质就应该是实用语法。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曾说，当时并不缺乏日语学习用书，不过一般书籍都把日语当作中国语看待，书中使用了“アナタ何處行ク（你上哪儿去）”之类不正确的日语句子，并未考究日语助词（てにをは）的用法[2]40，《东语正规》则不同。“与此前中国人编写的日语教材仅仅收录日语单词和日常用语相比，《东语正规》详细讲解了日语的语音和语法，对日语的品词进行了细致的划分，标志着中国人的日语学习开始逐渐走向科学和系统。”[35]
3.对日语“会话”模式的进一步完善
以往的日语学习书，并未单独设置“会话”一项。《东语正规》模仿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的编纂方式，设置“散语”“问答”等项。尤其是问答部分包括日用语、燕居语、访友语、游历语、庆贺语、吊唁语、买卖语、商业语、学校语、天时语、消遣语、辞别语等12项，实为中日互译的日常短语及会话句子。其后的日语教科书则在《东语正规》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如《新编日本语言集全·汉译日本新辞典合璧》模仿《东语正规》设置拜访语、学问语、游历语、庆贺语、天气语、购物语、商贾语、游览语、旅行语、问路语等15章，并把称谓由“散语”“问答”改为“会话部”。《日语新编》则直接划分“会话之部”一章，设置应酬、初次会面、酒宴、天气、访人、打仗、进学堂、讲堂杂话、运动会等40个题目，把日语会话由先前“～语”的固定模式发展到有主题性的会话内容。其后留学生所编日语会话书大多仿照该书，收集留学生留日生活各个场景所需实用会话，不仅选择各种主题的会话内容，更在情景会话中追求简捷、自然，更贴近实际环境和当时的生活状态。为适应清末留学生在日学习、生活的需要，清末的日语会话课本将对话情境锁定在日常交际、学校生活等方面。此部分内容既反映了留日预备学校的教学内容，又可以窥见留日学生的各种场景和生态，具有生动的史料价值。
正如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所言：“中国人习日语始自明代的《日本寄语》。最初的日语学习书并非单行本，而是研究日本的书籍中经常会出现的日语。但这些日语大多是日语单词，而日语句子很少。即使出现日语句子，也并非以日语为主，而是以中国语为主，日语为辅。所以，即使是会话，也都是些漏掉日语中テ二ヲハ的奇怪日语。《东语正规》出现后就发生了变化。《东语正规》以日语为主，与之前出现的书完全不同。该书考察假名的源流，讲解语法，教授日语会话内容等，应有尽有。甚至还讲解日语的语音、音调。至此，可以说，中国人的日语研究终究走上了正轨。……从此，赴日的留学生人人都购买《东语正规》。《东语正规》屡次再版，无与伦比。”[3]16
四、《东语正规》对清末国人日语学习的影响
《东语正规》由首批留日学生所编，是中国人日本留学效果的体现[2]50。针对当时风行一时的《和文汉读法》[36]，《东语正规》另辟蹊径，强调日语口语的学习。在中国近代日语教育史上，《东语正规》在日语音韵、语法、会话等方面对清末国人自编日语教科书产生了重大影响，致使清末国人的日语学习和日语教科书的编撰开始了一次由日语书面语学习向口语学习转型的历史时期。梁启超已深刻认识到，《和文汉读法》仅能“学日本文以读日本书”，而“治东学者不可不通东语，此亦正格也。盖通其语则能入其学校，受其讲义，接其通人，上下其议论，且读书常能正确，无或毫厘千里以失其本意”[37]81-82。但因当时日本“言文一致”尚未完成，日本语与日本文是完全分开的，正如他所说：“有学日本语之法，有作日本文之法，有学日本文之法，三者当分别言之。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37]然而，清末国人的速成心理使日语学习者对《和文汉读法》格外偏爱。但仅学日本文而不学日本语，其弊端已日益显现。1901年，曾对《和文汉读法》大为举荐的蔡元培购买了《东语正规》[38]，同年，南洋公学负责人沈曾植亦写信建议罗振玉购买《东语正规》[39]。可见，此时的《和文汉读法》已无法满足清末知识分子的日语学习需求。清末《直隶官书局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列有《东语正规》一书，却未见《和文汉读法》。且其所罗列的几种日语学习书中，《东语正规》的售价远远高于其他书籍[40]。由此可见，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日语教科书中，《东语正规》可谓一枝独秀。《东语正规》刊行后，号称“留学生界杂志之元祖”的《译书汇编》对该书称誉有加：“津逮其中，分文言俗语长句短句，精当便易，由浅入深，诚学日语者必要之书也。”[13]104 《东语正规》刊行的年代，“当时日本口语是个新事物，尚处于嫩芽刚刚破土而出阶段。如有名的（尾崎）红叶的小说《金色夜叉》、（德富）芦花的《不如归》等都是文语体，只有出场人物的对话是口语体。教科书中当然也是文语体居多。”[41]但留日学生唐宝锷、戢翼翚在“口语被称为俗语，尤其是俗语语法被轻视的风气下”，不随波逐流，倡导学习日语口语以及语法学习的必要性。可以说，唐、戢二人所编《东语正规》在中国日本语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正如日本众议院议长片冈健吉所说：“唐、戢二生著此书。殆使东西为一家。其功岂不伟乎哉。”[12]题言
其次，較之《和文汉读法》，《东语正规》的使用对象更广。《和文汉读法》的使用对象为国内已通汉文的成年人[37]81-82;《东语正规》的编撰目的在于“务使学者研究此书即可从事一切普通专门学问”[19]凡例，其使用对象不仅仅限于那些已熟练掌握汉文的学者，而且包括那些不具备汉文素养却想掌握近代西方知识的年轻人。清末的赴日留学生大多未在国内取得功名，千辛万苦来到日本，希望掌握日语，进而学习数学、理科、历史、体操、卫生等中学课程，考入日本的专门学校或大学，然后从事专门的军事、经济和法律知识的学习。因此，可以说《东语正规》的使用对象更广。《东语正规》不仅被清末的日文学堂当作日语入门教材广泛使用，且是当时留日学生常用的材料[42]。早期中国留日学生大都使用该书，几乎人手一册，对当时的留日学生有很大帮助[1]。
自1896到1937年，《东语正规》“多次再版，深受中国学生欢迎”，被5万名在日中国人和其他人士作为日语学习书所使用[10]。在《东语正规》的启发下，《东语简要》《东语大观》《日语教程》《日语新编》等一系列强调日语口语学习的日语教科书相继出现，对清末国人的日语学习以及西学的引进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刘禺生说：“《东语正规》《日本文字解》诸书，导中国人士能读日本书籍，沟通欧化，广译世界学术政治诸书，中国开明有大功焉。”[43]由此可见，《东语正规》一书在指导清末中国人“学东语”“读东文”“译东书”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初稿曾提交2019年10月在浙江工商大学举办的“东亚视域下的中日文化关系——以往来人物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感谢评议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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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波）
关键词：留日学生;日语教科书;《东语正规》;戢翼翚;作新社
中图分类号：G23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5-0104-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5.015
1896年，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在“以日为师”的口号下，清政府首次派遣13名学生赴日留学。1897年，京师同文馆增设东文馆，官办的日语教育正式开始。随后，广东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洋务学堂也相继仿设东文馆。自此，东文学堂（即日语学校——笔者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日语教育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起初，由于没有合适的日语教科书，这些东文学堂大多采用“和文汉读法”和“汉文和译法”，或使用中国古代已经被日本人翻译过的经典著作或使用日本的政治、经济、历史等专业书，进行“汉译日”与“日译汉”的训练;或使用日本国内为小学生编的国语读本进行日语教学。1900年，由首批留日学生编撰的《东语正规》的出版打破了这一局面。正如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所言，《东语正规》“从日语语法正宗出发，讲语法、教会话，研究日语变体假名和助词，并标明重音，写得很全面。中国人对日语的研究可以说从这时才走上正轨，是一本供中國人学习日语的划时代的教科书” [1]。
可以说，《东语正规》不仅是中国人第一部科学地研究日语的书[2]298，而且是中国人学习日语的教材中“打破记录的名著”[3]16，对后来的留学生有很大的帮助[2]40。遗憾的是，关于《东语正规》的相关研究并不多，既有的研究大都基于语言学史的视角，重点关注《东语正规》的文本内容，对该书的刊行过程及其在清末的影响语焉不详①。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清末留日学校“亦乐书院”学生编撰、刊行《东语正规》的过程，揭示《东语正规》对清末出版机构的创办、清末国人自编日语教科书及清末国人的日语学习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留日学生与《东语正规》的编撰
甲午战争后，总理衙门为培养日语人才，曾致函日本文部省称：“清国学生希望到帝国学校学习日本文及日本语学，请求协助。”[4]经日方同意后，总理衙门便在国内挑选13名学生赴日留学，唐宝锷与戢翼翚即是其中的两位。关于这批留日学生的学习情况，有记载称：
往年清国学生之来者，仅清国公使馆私聘教师以学日语二三人而已。其所谓官派留学生者，实以明治二十九年为嚆矢。当时公使裕庚氏经日本政府以十三人学生依嘱高等师范学校长嘉纳氏。于是氏直使同校教授本田增次郎氏当事，更又聘教师数人开始日语日文及普通学科之教授。此等留学生中或罹患疾患，或因事故致不得已而半途回国者往往有之。惟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朱光忠、冯訚模、吕烈煌等皆以良绩卒三年之业。就中如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三人，更进修专门之学。及归国后，在及第殿试，至昨年得赐进士出身。唐宝锷、戢翼翚两氏此次随考察政治大臣载泽殿下行，任调查日本制度之责，克尽力于开发国运，其影响于清国前途者，正未有艾也。[5]
可以说，唐宝锷、戢翼翚是首批留日学生中的佼佼者。唐宝锷（1878—1953），族名宗鎏，字秀峰，又字秀丰，广东省香山县唐家村人，是近代著名政治家唐绍仪的族侄。戢翼翬（1878—1908），字元丞，湖北房县人，曾在湖北自强学堂学习，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得意门生。1896年，时值清廷总理衙门选派留日学生，唐宝锷、戢翼翚等人应试入选，并于同年3月赴日，入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创办的亦乐书院学习。
亦乐书院实行的是三年学制普通教育，开设课程含日语、算术、理科、历史、地理、体操等。据日本讲道馆所藏亦乐书院资料，明治三十一年（1898）五月十一日至七月六日间，亦乐书院对这批留学生实施学年期末考试[6]13-15。此次期末考试，共测试了算术、历史、地理、日语、理科等五科。日语科的平均成绩是76.8分，在科目中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理科平均成绩81.4分。从学生的各科成绩来看，除日语科目外，理科、算术、地理、历史等科目成绩均出现了不及格或刚刚及格的现象。而仅有日语成绩全体学生均取得了“良”以上的好成绩[7]。由此可以看出，亦乐书院的日语教学成效是所有科目中最好的。
唐宝锷的日语成绩为85分，位居全班第一，戢翼翚的日语成绩75分，亦名列前茅。日语考试内容分“口试”和“笔试”两项。笔试是“小论文”，即以命题作文的形式评定学生的日语成绩，作文题目是“岁晚叙怀”。唐宝锷在其作文中使用了如“なぜかというと”等相当于现代日语二级水平的语法知识点，除个别假名可能由于笔误外，整篇文章文笔通畅，无明显日语语法方面的错误[6]239。戢翼翚的日语虽稍逊色于唐宝锷，但其文章中除了一两处语法错误外，作文大体能准确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6]236。可见，唐、戢二人通过两年的留日学习，日语成绩取得了很大进步，尤其是唐宝锷的日语已达到相当于现在的日语二级水平。
1899年，唐宝锷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亦乐书院毕业。戢翼翚亦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二人毕业后，整理并翻译其在亦乐书院所使用的日语教材，编写了清末第一种日语教科书《东语正规》[8]。
二、《东语正规》的刊行、版本与清末的出版机构
关于《东语正规》的刊行，学界尚未有统一的说法。国内学者袁家刚认为，《东语正规》先在日本由爱善社、三省堂印刷，然后带回国发行[9]。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认为：“《东语正规》是在明治三十三年7月23日印刷、8月5日发行的，最初似乎是自费出版。明治三十五年以后，由译书汇编社增补再版。”[2]300而大多数学者认为，《东语正规》由作新社发行[10]。 笔者基本赞成实藤惠秀的观点，认为《东语正规》于1900年8月在日本东京刊行，为自费出版。1901年，戢翼翚委托日本印刷所印刷后带回上海，与此同时在上海创办了出洋学生编辑所，进而陆续发行《东语正规》三版、四版和五版。1902年，戢翼翚在日本人下田歌子、前代议员山田顺一的赞助下创办了作新社。作新社成立之初，发行的第一本书便是《东语正规》[11]。
初版《东语正规》不仅有日本众议院议长片冈健吉题言，还有日华学堂留日学生唐宝晋的序言及日文序言[12]。《译书汇编》1900年12月6日第一期“新书告白”中的《东语正规》初版售书广告称：
此书专为初学日语者津逮，其中分文言俗语，长句短句，精当便易，由浅入深，诚学日语者必要之书也。寄售处横滨山下町201番信箱、202号福和号。[13]104
至1901年8月28日第8期为止，《译书汇编》中仍然可以见到上述内容的广告。1901年以后，唐宝锷被调入东京公使馆任职，后又兼任宏文学院的日语讲师，无暇顾及《东语正规》的刊行，该书的发行业务便交由戢翼翚全权负责。
1901年，戢翼翚与同人在日本东京创办了译书汇编社。同年冬，戢翼翚在初版《东语正规》的基础上删去原刻古文《聊斋志异》，增补散语数十门，且增加著者自序一项，并以活版形式由译书汇编社再版增广发行。自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中始载有译书汇编社发行之“再版增广《东语正规》”书目[14]。因“东文之书在中国发印殊未便，故不能不在东付刊”，故1901年戢翼翚才将在日本已经完成的部分“译述之书”包括《东语正规》，在日本印刷后带到上海大东门内王氏育材书塾北市抛球场扫叶山房书坊代售。
1902年，戢翼翚完成学业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出洋学生编辑所，同时继续再版发行《东语正规》。据出洋学生编辑所1902年刊第五版《东语正规》版权页，该书于1900年8月5日初版，1901年11月18日再版，1902年3月31日三版，1902年5月28日四版，1902年6月20日五版发行。发行所为上海新马路余庆里廿号出洋学生编辑所，印刷所为株式会社爱善社，贩卖所为三省堂[15]。正因为作新社的前身是戢翼翚在上海创办的出洋学生编辑所[3]18，作新社成立后，便代替了出洋学生编辑所的出版业务，出洋学生编辑所只编辑而不再兼发行业务。
那么，作新社何时开始发行《东语正规》？学者邹振环认为，作新社大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秋在上海成立，其印制的第一本书可能就是《东语正规》的第二版[11]。但据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社1902年11月6日载：
前代议员山田顺一等二三位同志于本年（1902）7月間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惠福里成立作新社，以翻译出版新书为目的。该社已备置发动机，数台印刷机同时运转，且由该社出版的世界地理、万国历史等书籍现已再版三版发行，继而将会发行以大陆为名的月刊杂志。[16]
由此可见，邹振环关于作新社创办时间的观点与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社的记载稍有出入。清末留日学生张继在其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回忆录中写道：“下田歌子说一资本家充众议院议员者某氏，出资办作新社于上海，由元丞及贯道主持。”[17]另一留日学生冯自由亦称：“壬寅（1902年）以后，《国民报》诸友星散，戢翼翚开设作新社于上海。”[18]以上三则史料互相佐证，足以证明作新社成立于1902年7月。作新社成立之际，印制的《东语正规》已是第六版。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曾言：“译书汇编的中心人物是戢翼翚，作新社的重要人物是戢翼翚，出洋学生编辑所的中心人物是戢翼翚，国民社、国民报社的中心人物也是戢翼翚。”[2]307戢翼翚利用其职务之便，不仅通过译书汇编社，还通过出洋学生编辑所、作新社等出版社再版刊行《东语正规》。自1902年作新社创办，至1906年，《东语正规》已发行至十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销量，为作新社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并将“语学”作为新近成立的作新社出版的一个重要方面[11]。在《东语正规》的引领下，作新社又陆续发行了《东语大全》《英文典问答》《东中大辞典》《增订华英字典》等语学类书籍，且均销路颇好[11]。
可见，戢翼翚借助《东语正规》的刊行创办了译书汇编社、出洋学生编辑所、作新社等出版机构。换言之，《东语正规》为清末民营出版社的创办创造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其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东语正规》与清末国人自编日语教科书
《东语正规》是清末第一种囊括日语假名、发音、单词、语法、会话、读本的综合类日语教科书。在《东语正规》的引导和启发下，留日学生编撰并发行了一系列日语教科书，对清末国人的日语学习及西学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该书的编写对清末国人自编日语教科书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东语正规》认为“输入文明之先导不得不求之于语学”[19]著者识，首次把学习日语的目的与学习西方新知识联系起来。自此，日语成为获取西方文明知识的新手段，日语学习被赋予了新的动机，这也是20世纪初大量出版日语教科书的重要卖点[20]。其后发行的日语教科书亦大多模仿《东语正规》的编撰方针，如吴启孙在《和文释例》中强调：“然则以个人之学问言不得不学日语，以世界之大势言尤不得不学日语。至若两国交际上之关系，更无论矣。”[21]《日语用法汇编》的著者亦在序中言：“语言者，亦科学之媒介，藉以传种，藉以播精，且藉以孕育者也。”[22]
（二）国人自编日语教科书在音韵、语法、会话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东语正规》
1.对日语表音体系的整合和发展
从日语发音上看，《东语正规》强调日语发音的重要性。该书的音韵部分包括字母原委、字母音图、字母解释、声调、拼音法、音调、变音等内容。对于假名的发音，书中采取汉字切音和罗马字母注音两种注音方式。如：
ウ（假名） 宇（真体） 鳥（官音） u（罗马字） え（假名） 衣（真体） 野（官音） ye（罗马字）
は（假名） 波（真体） 哈（官音） ha（罗马字）
以往的日语学习书，如《东语入门》[23]、《中东通语捷径》[24]等书中仅包含日语中的平片假名以及日语中的清音、浊音、次清音。《东语正规》不仅采用罗马字母标注日语读音，且对日语的平片假名五十音图、浊音、半浊音、拨音、促音、合字、变音要字、声调、拼音法（拗音）、音调、变音（包括长变音、跳变音、杂变音）等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虽然某些专业术语在现在看来未必准确，但著者已认识到掌握这些日语发音的重要性。如其后刊行的《新编日本語言集全·汉译日本新辞典合璧》把日语假名的各种发音方法统称为“日本字母”项[25]，至《东语简要》始称其为“音韵”[26]，日语假名的发音开始有了正式名称。自此，日语教科书竞相模仿，并在书中单设“音韵”一章，专讲日语假名的发音方法，如《日语新编》设“音韵之部”[27]，《日语教程》亦包括“音韵篇”[28]。
2.对日语语法体系的构建
学者沈国威认为，《东语正规》“详细介绍了日语的语法体系，甚至相当准确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语法研究的水准”[29]。日语语法体系的构建，主要关注日语词类的划分和日语语法项目的选择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东语正规》在“文法摘要”中将日语词类划分为名词、代名词、动词（附助动词）、形容词、副词、后词（即天尔远波）、接续词、感叹词八类。其后的语法类日语教科书，日语词类的构成成分基本上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助词、助动词、接续词、感叹词等九大类或十大类，如《日本语言文字指南》[30]《东文典问答》[31]《东文法程》[32]等。
其次，区别于专门意义上的语法著作，用于教学的日语教材不需要完整的语法体系，只存在对语法项目的选择。《东语正规》关注日语中的“虚字”，并重点讲解了日语中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テ（2种）、ニ（11种）、ヲ（3种）、ハ（2种）、ヘ（1种）、ト（2种）、ド（1种）、デ（4种）、ゾ（1种）、モ（2种）、ノ（12种）、カ（6种）、ガ（4种）、ヤ（3种）、バ（2种）、ノミ（1种）、バカリ（2种）、ダニ（1种）、マデ（3种）、サヘ（1种）、カラ（2种）、ヨリ（3种）、トモ（1种）、コソ（1种）、ナガラ（2种）、トテ（2种）等语法知识点，突出教学语法的色彩，着眼教学的需要。以后的日语教科书大多模仿《东语正规》将日语中的虚字单设为一项，进行讲解。1902年，留日学生王鸿年编《日本语言文字指南》中设置“日本言语各种虚字之用法”一项，重点选取ノ、ケレドモ、ト、ニ、ハ、カラ、ヨリ、テモ、ダケ、バカリ、サヘ、ナガラ等语法项目。吴人达《东语大观》的“语例”一卷，不仅包括テ、ニ、ヲ、ハ等虚字，还包括“～ニハ及ビマセン”“～越シタコトハ有リマセン”等现代日语教科书中常用语法项目[33]。《日语教程》则直接设置“实用语篇”，专门对各种常见语法124项进行说明与讲解，对日语语法项目进行了大量扩充。《日语用法自习书》“语法用例类纂”中则网罗了日语常用语法180项[34]。这些语法知识点很可能是从实用角度出发，而日语教学语法的本质就应该是实用语法。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曾说，当时并不缺乏日语学习用书，不过一般书籍都把日语当作中国语看待，书中使用了“アナタ何處行ク（你上哪儿去）”之类不正确的日语句子，并未考究日语助词（てにをは）的用法[2]40，《东语正规》则不同。“与此前中国人编写的日语教材仅仅收录日语单词和日常用语相比，《东语正规》详细讲解了日语的语音和语法，对日语的品词进行了细致的划分，标志着中国人的日语学习开始逐渐走向科学和系统。”[35]
3.对日语“会话”模式的进一步完善
以往的日语学习书，并未单独设置“会话”一项。《东语正规》模仿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的编纂方式，设置“散语”“问答”等项。尤其是问答部分包括日用语、燕居语、访友语、游历语、庆贺语、吊唁语、买卖语、商业语、学校语、天时语、消遣语、辞别语等12项，实为中日互译的日常短语及会话句子。其后的日语教科书则在《东语正规》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如《新编日本语言集全·汉译日本新辞典合璧》模仿《东语正规》设置拜访语、学问语、游历语、庆贺语、天气语、购物语、商贾语、游览语、旅行语、问路语等15章，并把称谓由“散语”“问答”改为“会话部”。《日语新编》则直接划分“会话之部”一章，设置应酬、初次会面、酒宴、天气、访人、打仗、进学堂、讲堂杂话、运动会等40个题目，把日语会话由先前“～语”的固定模式发展到有主题性的会话内容。其后留学生所编日语会话书大多仿照该书，收集留学生留日生活各个场景所需实用会话，不仅选择各种主题的会话内容，更在情景会话中追求简捷、自然，更贴近实际环境和当时的生活状态。为适应清末留学生在日学习、生活的需要，清末的日语会话课本将对话情境锁定在日常交际、学校生活等方面。此部分内容既反映了留日预备学校的教学内容，又可以窥见留日学生的各种场景和生态，具有生动的史料价值。
正如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所言：“中国人习日语始自明代的《日本寄语》。最初的日语学习书并非单行本，而是研究日本的书籍中经常会出现的日语。但这些日语大多是日语单词，而日语句子很少。即使出现日语句子，也并非以日语为主，而是以中国语为主，日语为辅。所以，即使是会话，也都是些漏掉日语中テ二ヲハ的奇怪日语。《东语正规》出现后就发生了变化。《东语正规》以日语为主，与之前出现的书完全不同。该书考察假名的源流，讲解语法，教授日语会话内容等，应有尽有。甚至还讲解日语的语音、音调。至此，可以说，中国人的日语研究终究走上了正轨。……从此，赴日的留学生人人都购买《东语正规》。《东语正规》屡次再版，无与伦比。”[3]16
四、《东语正规》对清末国人日语学习的影响
《东语正规》由首批留日学生所编，是中国人日本留学效果的体现[2]50。针对当时风行一时的《和文汉读法》[36]，《东语正规》另辟蹊径，强调日语口语的学习。在中国近代日语教育史上，《东语正规》在日语音韵、语法、会话等方面对清末国人自编日语教科书产生了重大影响，致使清末国人的日语学习和日语教科书的编撰开始了一次由日语书面语学习向口语学习转型的历史时期。梁启超已深刻认识到，《和文汉读法》仅能“学日本文以读日本书”，而“治东学者不可不通东语，此亦正格也。盖通其语则能入其学校，受其讲义，接其通人，上下其议论，且读书常能正确，无或毫厘千里以失其本意”[37]81-82。但因当时日本“言文一致”尚未完成，日本语与日本文是完全分开的，正如他所说：“有学日本语之法，有作日本文之法，有学日本文之法，三者当分别言之。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37]然而，清末国人的速成心理使日语学习者对《和文汉读法》格外偏爱。但仅学日本文而不学日本语，其弊端已日益显现。1901年，曾对《和文汉读法》大为举荐的蔡元培购买了《东语正规》[38]，同年，南洋公学负责人沈曾植亦写信建议罗振玉购买《东语正规》[39]。可见，此时的《和文汉读法》已无法满足清末知识分子的日语学习需求。清末《直隶官书局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列有《东语正规》一书，却未见《和文汉读法》。且其所罗列的几种日语学习书中，《东语正规》的售价远远高于其他书籍[40]。由此可见，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日语教科书中，《东语正规》可谓一枝独秀。《东语正规》刊行后，号称“留学生界杂志之元祖”的《译书汇编》对该书称誉有加：“津逮其中，分文言俗语长句短句，精当便易，由浅入深，诚学日语者必要之书也。”[13]104 《东语正规》刊行的年代，“当时日本口语是个新事物，尚处于嫩芽刚刚破土而出阶段。如有名的（尾崎）红叶的小说《金色夜叉》、（德富）芦花的《不如归》等都是文语体，只有出场人物的对话是口语体。教科书中当然也是文语体居多。”[41]但留日学生唐宝锷、戢翼翚在“口语被称为俗语，尤其是俗语语法被轻视的风气下”，不随波逐流，倡导学习日语口语以及语法学习的必要性。可以说，唐、戢二人所编《东语正规》在中国日本语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正如日本众议院议长片冈健吉所说：“唐、戢二生著此书。殆使东西为一家。其功岂不伟乎哉。”[12]题言
其次，較之《和文汉读法》，《东语正规》的使用对象更广。《和文汉读法》的使用对象为国内已通汉文的成年人[37]81-82;《东语正规》的编撰目的在于“务使学者研究此书即可从事一切普通专门学问”[19]凡例，其使用对象不仅仅限于那些已熟练掌握汉文的学者，而且包括那些不具备汉文素养却想掌握近代西方知识的年轻人。清末的赴日留学生大多未在国内取得功名，千辛万苦来到日本，希望掌握日语，进而学习数学、理科、历史、体操、卫生等中学课程，考入日本的专门学校或大学，然后从事专门的军事、经济和法律知识的学习。因此，可以说《东语正规》的使用对象更广。《东语正规》不仅被清末的日文学堂当作日语入门教材广泛使用，且是当时留日学生常用的材料[42]。早期中国留日学生大都使用该书，几乎人手一册，对当时的留日学生有很大帮助[1]。
自1896到1937年，《东语正规》“多次再版，深受中国学生欢迎”，被5万名在日中国人和其他人士作为日语学习书所使用[10]。在《东语正规》的启发下，《东语简要》《东语大观》《日语教程》《日语新编》等一系列强调日语口语学习的日语教科书相继出现，对清末国人的日语学习以及西学的引进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刘禺生说：“《东语正规》《日本文字解》诸书，导中国人士能读日本书籍，沟通欧化，广译世界学术政治诸书，中国开明有大功焉。”[43]由此可见，《东语正规》一书在指导清末中国人“学东语”“读东文”“译东书”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初稿曾提交2019年10月在浙江工商大学举办的“东亚视域下的中日文化关系——以往来人物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感谢评议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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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