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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据统计从2000年至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8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为我国铺就了一条通向繁荣的康庄大道。“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仅是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也是人们对城镇化带来幸福的诠释。
城镇化一直是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向春玲教授关注的领域，她带领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课题组”围绕着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建设做了一系列的研究，他们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必将出现并加速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转型。在记者的采访中，向春玲阐述了我国城镇化的特点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经济》：请您谈谈，我国城镇化和国外相比有哪些特点？
向春玲：第一，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过程在我国叫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城镇化”和“城市化”这两个术语来自urbanization一词 ，是同一词汇的两种不同译法。其根本含义是指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或城镇转移。由于人口、资源、环境的特点，中国不可能走西方“普遍性城市化道路”。西方城市化开始于二百多年以前，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大机器生产，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直接变为了产业工人。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居多，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最早从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去，但当时城市经济的拉力不够。大量的农村人口往哪里转移呢？当时有几个方面的争论，一是往大城市转移，这是国际惯例；二是往中等城市转移；三是往小城镇转移。从国家战略上来讲，从我国的国情来看，从政府引导的层面上来说，我们国家采取的是小城镇的发展战略。同时，市场化改革还有一部分人往大中城市转移，所以中国城镇化不像西方那样直接将农民转移到大城市，而是既进城镇，也进城市。城镇化包括城镇也包括城市，所以我认为城镇化这个概念符合中国的国情，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第二，中国的城镇化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和速度最快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2001年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件大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同时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也很快。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城市人口比例为总人口数的17.92%，2000年是36.09%，而2011年末，这个比例达到了51.27%，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5.1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近11年间有将近2.3亿人涌入城市生活，平均每年以总人口1.38%的速度向城市转移，这个速度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城镇化速度。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达6.9亿，城镇化率达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未来我国还有3亿人口进入城市。
第三，中国的城镇化是政府与市场共同推动。城市化有一个基本理论就是“推拉理论”，即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西方国家城镇化之初，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城市的拉力很大，所以很多农牧民直接转变成了城市人口。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按照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自然发展而成的。城市化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现象，还是一个涉及到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系统工程。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一道，共同推动城镇化的发展，而且，政府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四，中国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地大物博，城镇化发展呈东中西部“差异化”推进态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6.66亿人，城镇化率达到49.68%。但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东、中、西部之间较大的不平衡。2008年全国城镇化率为45.7%，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城镇化率为56.3%，中部地区城镇化率为43%，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为38%。中部比东部地区低13.3个百分点，西部比东部低18.3个百分点，比中部低5个百分点。因此，东中西部的城镇化发展方式也是有所不同。中国的东部地区重点是提高城镇的现代化水平，提高城镇化质量，发展有国际竞争力的都市圈、城市群；中部重点是大力发展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培育区域性辐射作用大的中心城市，带动区域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城镇体系；西部人口稀少，地大物博，则可以优先发展大城市，有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将农村和乡镇的人口向区内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迁移。
《经济》：您对我国城镇化的进展有何看法？
向春玲：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仍然存在两个滞后：一是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目前我国的工业化已经到了中后期，但是城镇化大约低于工业化十个百分点；二是滞后于国际城镇化水平，当前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发展中国家也有百分之六十多，我国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仅达到51.27%。所以，加快城镇化发展是我国现在要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不仅是现代化必走之路，也是转变生产方式、扩大内需的战略任务。城镇化要发展，要按照规律去做，从规律上来讲，城镇化的发展必然带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但也要尊重中国的国情。中国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基数大，土地资源有限，如果城市规模发展失去控制，将会出现不必要的土地资源枯竭和浪费。因此，城镇化的发展应该适度有序，不能操之过急，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不能盲目地学西方的高比例、高指标。现在有两种现象：一是盲目追求城镇化的速度，不切实际以追求GDP为导向，注重物的发展，忽视人的发展，在城镇化发展速度上也表现为“大跃进”的现象。例如，近些年来，许多城市把加快城镇化当作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有的省份提出城镇化率2011—2015年要从45%提高到54%，到2020年达到64%左右，要求城镇化率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国家“十二五”期间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的规划目标。在城市的配套设施不完备的情况下，不尊重国情、区情，盲目地提高城镇化发展速度，制定城镇化发展指标，面对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却迟迟不到位，失业问题、住房问题接踵而来，这种城镇化超速发展的后果将会带来“过度城镇化”现象，也是不符合城镇化规律的扭曲的城镇化；二是盲目追求城市发展的规模。由于缺乏科学的论证，一些城市规划用地规模过大，与地方整体的经济和产业发展不相适应，城市用地规模超前发展，甚至相互攀比，造成土地和资源的紧张与浪费，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新城区的大马路、大广场建好了，没有产业，没有人气，那么这个城就可能成为“死城”。 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进城，他们的生产方式也要发生变化。因为农村人掌握的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如果没有经过培训就进了城市，那么就会导致失业的发生。当然除了从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外，还有生活方式的变化和观念的变化，他们要向现代城市的文明靠近。但是以往我们更多地注重城镇化率，而忽视了进城人口的生活质量。如果农民进城以后，住房、就业、社保、教育等都不能得到保障，就会导致农村进城人口两栖生活状态；虽然在城里工作，但是生活的重心依然在农村。他们在农村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如此一来，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家庭等社会问题就出现了。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在快速城镇化的引导下，出现了因强迫农民上楼和强制拆迁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被拆迁群众过激行为事件，这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带来一系列社会稳定问题。这样的城镇化不是健康的城镇化。
《经济》：未来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向春玲：很多人认为城镇化就一个方向，也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聚集。其实城市有集聚化的规律也有扩散化的规律，即城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和延伸，包括现代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向农村延伸，让农村和城市都能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这在我国叫做城乡一体化发展。城镇化实际上还是一种城乡关系的大调整，要克服农业人口向大城市盲目流动，推进健康有序的城镇化，不能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而是需要乡村的发展，建设现代的农业，这就需要我们加快新农村建设。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三化同步”战略，即实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战略，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新时期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因为城镇化的发展不仅要工业化来推动，还要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要以农村的进步来实现城乡差距的缩小，促进城乡的一体化和城乡的融合。这是城镇化的最高境界，是城镇化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在允许农村人进城的同时，也要允许城市人到农村发展，城市资源和农村资源的流动应该是对等的，城乡之间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资源应该可以自由流动。而现在的情况是限制城市人口在农村进行林地租赁或者其他的资金投入，但是这种现象是难以阻止的，因为它是一种市场化的现象。当农村的这些发展空间出现而又资金不足的时候，面对膨胀的城市资金，就要给予出路而不去是限制它。这可能更有利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从城市的发展规律来讲会有逆城镇化的现象，也就是城市的人口向城市郊区农村转移，逆城镇化现象在西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突出。目前，我国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城镇化的积聚规律在起作用，还是在解决大量的农村人进城的问题，但是东部的一些大城市也出现了逆城镇化的现象。逆城镇化出现的突出背景就是城市病产生，例如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导致了人口向郊区农村转移，甚至有些人就往二三线城市走了。未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也会经历逆城镇化的阶段。但是，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加以引导，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即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和城市体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政府财政要加大对中小城市的投入，通过对中小城市和城镇基础设施的改善、城市建设的加快，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向中小城市延伸，全面实现全国各地大中小城市的均衡发展，而不是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论。现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我国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就业问题，靠生活成本日益升高的大城市已经不可能有效解决这些劳动力的就业、生活问题，中小城市才是主要的渠道。
总之，我国大城市的问题不断得到治理，各地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得到发展，新农村建设逐渐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每个中国人的家乡都进入现代化的行列，这就是我们城镇化的理想和目标。
城镇化一直是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向春玲教授关注的领域，她带领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课题组”围绕着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建设做了一系列的研究，他们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必将出现并加速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转型。在记者的采访中，向春玲阐述了我国城镇化的特点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经济》：请您谈谈，我国城镇化和国外相比有哪些特点？
向春玲：第一，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过程在我国叫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城镇化”和“城市化”这两个术语来自urbanization一词 ，是同一词汇的两种不同译法。其根本含义是指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或城镇转移。由于人口、资源、环境的特点，中国不可能走西方“普遍性城市化道路”。西方城市化开始于二百多年以前，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大机器生产，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直接变为了产业工人。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居多，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最早从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去，但当时城市经济的拉力不够。大量的农村人口往哪里转移呢？当时有几个方面的争论，一是往大城市转移，这是国际惯例；二是往中等城市转移；三是往小城镇转移。从国家战略上来讲，从我国的国情来看，从政府引导的层面上来说，我们国家采取的是小城镇的发展战略。同时，市场化改革还有一部分人往大中城市转移，所以中国城镇化不像西方那样直接将农民转移到大城市，而是既进城镇，也进城市。城镇化包括城镇也包括城市，所以我认为城镇化这个概念符合中国的国情，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第二，中国的城镇化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和速度最快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2001年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件大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同时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也很快。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城市人口比例为总人口数的17.92%，2000年是36.09%，而2011年末，这个比例达到了51.27%，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5.1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近11年间有将近2.3亿人涌入城市生活，平均每年以总人口1.38%的速度向城市转移，这个速度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城镇化速度。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达6.9亿，城镇化率达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未来我国还有3亿人口进入城市。
第三，中国的城镇化是政府与市场共同推动。城市化有一个基本理论就是“推拉理论”，即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西方国家城镇化之初，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城市的拉力很大，所以很多农牧民直接转变成了城市人口。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按照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自然发展而成的。城市化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现象，还是一个涉及到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系统工程。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一道，共同推动城镇化的发展，而且，政府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四，中国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地大物博，城镇化发展呈东中西部“差异化”推进态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6.66亿人，城镇化率达到49.68%。但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东、中、西部之间较大的不平衡。2008年全国城镇化率为45.7%，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城镇化率为56.3%，中部地区城镇化率为43%，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为38%。中部比东部地区低13.3个百分点，西部比东部低18.3个百分点，比中部低5个百分点。因此，东中西部的城镇化发展方式也是有所不同。中国的东部地区重点是提高城镇的现代化水平，提高城镇化质量，发展有国际竞争力的都市圈、城市群；中部重点是大力发展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培育区域性辐射作用大的中心城市，带动区域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城镇体系；西部人口稀少，地大物博，则可以优先发展大城市，有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将农村和乡镇的人口向区内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迁移。
《经济》：您对我国城镇化的进展有何看法？
向春玲：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仍然存在两个滞后：一是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目前我国的工业化已经到了中后期，但是城镇化大约低于工业化十个百分点；二是滞后于国际城镇化水平，当前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发展中国家也有百分之六十多，我国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仅达到51.27%。所以，加快城镇化发展是我国现在要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不仅是现代化必走之路，也是转变生产方式、扩大内需的战略任务。城镇化要发展，要按照规律去做，从规律上来讲，城镇化的发展必然带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但也要尊重中国的国情。中国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基数大，土地资源有限，如果城市规模发展失去控制，将会出现不必要的土地资源枯竭和浪费。因此，城镇化的发展应该适度有序，不能操之过急，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不能盲目地学西方的高比例、高指标。现在有两种现象：一是盲目追求城镇化的速度，不切实际以追求GDP为导向，注重物的发展，忽视人的发展，在城镇化发展速度上也表现为“大跃进”的现象。例如，近些年来，许多城市把加快城镇化当作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有的省份提出城镇化率2011—2015年要从45%提高到54%，到2020年达到64%左右，要求城镇化率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国家“十二五”期间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的规划目标。在城市的配套设施不完备的情况下，不尊重国情、区情，盲目地提高城镇化发展速度，制定城镇化发展指标，面对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却迟迟不到位，失业问题、住房问题接踵而来，这种城镇化超速发展的后果将会带来“过度城镇化”现象，也是不符合城镇化规律的扭曲的城镇化；二是盲目追求城市发展的规模。由于缺乏科学的论证，一些城市规划用地规模过大，与地方整体的经济和产业发展不相适应，城市用地规模超前发展，甚至相互攀比，造成土地和资源的紧张与浪费，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新城区的大马路、大广场建好了，没有产业，没有人气，那么这个城就可能成为“死城”。 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进城，他们的生产方式也要发生变化。因为农村人掌握的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如果没有经过培训就进了城市，那么就会导致失业的发生。当然除了从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外，还有生活方式的变化和观念的变化，他们要向现代城市的文明靠近。但是以往我们更多地注重城镇化率，而忽视了进城人口的生活质量。如果农民进城以后，住房、就业、社保、教育等都不能得到保障，就会导致农村进城人口两栖生活状态；虽然在城里工作，但是生活的重心依然在农村。他们在农村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如此一来，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家庭等社会问题就出现了。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在快速城镇化的引导下，出现了因强迫农民上楼和强制拆迁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被拆迁群众过激行为事件，这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带来一系列社会稳定问题。这样的城镇化不是健康的城镇化。
《经济》：未来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向春玲：很多人认为城镇化就一个方向，也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聚集。其实城市有集聚化的规律也有扩散化的规律，即城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和延伸，包括现代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向农村延伸，让农村和城市都能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这在我国叫做城乡一体化发展。城镇化实际上还是一种城乡关系的大调整，要克服农业人口向大城市盲目流动，推进健康有序的城镇化，不能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而是需要乡村的发展，建设现代的农业，这就需要我们加快新农村建设。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三化同步”战略，即实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战略，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新时期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因为城镇化的发展不仅要工业化来推动，还要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要以农村的进步来实现城乡差距的缩小，促进城乡的一体化和城乡的融合。这是城镇化的最高境界，是城镇化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在允许农村人进城的同时，也要允许城市人到农村发展，城市资源和农村资源的流动应该是对等的，城乡之间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资源应该可以自由流动。而现在的情况是限制城市人口在农村进行林地租赁或者其他的资金投入，但是这种现象是难以阻止的，因为它是一种市场化的现象。当农村的这些发展空间出现而又资金不足的时候，面对膨胀的城市资金，就要给予出路而不去是限制它。这可能更有利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从城市的发展规律来讲会有逆城镇化的现象，也就是城市的人口向城市郊区农村转移，逆城镇化现象在西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突出。目前，我国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城镇化的积聚规律在起作用，还是在解决大量的农村人进城的问题，但是东部的一些大城市也出现了逆城镇化的现象。逆城镇化出现的突出背景就是城市病产生，例如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导致了人口向郊区农村转移，甚至有些人就往二三线城市走了。未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也会经历逆城镇化的阶段。但是，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加以引导，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即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和城市体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政府财政要加大对中小城市的投入，通过对中小城市和城镇基础设施的改善、城市建设的加快，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向中小城市延伸，全面实现全国各地大中小城市的均衡发展，而不是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论。现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我国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就业问题，靠生活成本日益升高的大城市已经不可能有效解决这些劳动力的就业、生活问题，中小城市才是主要的渠道。
总之，我国大城市的问题不断得到治理，各地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得到发展，新农村建设逐渐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每个中国人的家乡都进入现代化的行列，这就是我们城镇化的理想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