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时，洋芋便是老家的主产，也是一家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曾经是全家“一日三餐”的主粮。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吃着父母曾经种植洋芋的土地生产的“细粮”，当年被人称为“粗粮”的洋芋，依旧是自己和家人不离不弃的依赖。
　　 在老家，点种洋芋，是一件重要的农事，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腊月农闲时，父母便开始考虑来年的点种计划。哪几块地轮歇改种，哪几块生地种啥洋芋种。那时的洋芋种比较单一，当家品种就是开白花的“白花”洋芋，白皮白肉、水分多、淀粉含量略低一些;还有“霸榜”洋芋，开黄花、黄皮黄肉、淀粉含量高，吃起来都会噎人。虽然产量不是太高，但品质比较好，是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
　　 父母对点种洋芋是非常认真的。通常情况下，打春早的年份，往往会赶在腊月之前就把洋芋种完，春节期间便可以安心无牵挂地过好年，也有更多的时间串亲戚。
　　 点种洋芋的季節，往往都是邻里相互换工帮忙，彼此来往比较多的时候。一家人种多少亩或者有多少人帮忙点种，往往可以看出一家之主是否能干，一家人的人缘关系好不好。
　　 那时的种植方式，简单粗放，不起垄、不搞拉线点播、不盖地膜，也没有80年代初的规格化套间种，几乎不用化肥，底肥是畜圈里的农家肥，放上切块的洋芋种后，还每塘浇上半砂罐厕所里的“清粪”，待浸透之后，薄土覆盖。春暖花开，洋芋也就茁壮成长。之后，经过追肥、薅锄，一地洋芋花开花落之后，到农历端午节前后，便可以“尝新”了。
　　 洋芋成熟了，先是父母、大姐，偶尔有三两个亲戚帮忙挖洋芋。可以大量采挖时，往往是亲戚、邻居、队里的壮劳力一起，逐家轮着换工搞突击，一到两天不等。等到几户人家都突击采挖完了，便各自打理剩下来的事情。
　　 看着满堂屋堆的、小山一样快顶着香火板板、堂屋门都只能半开的洋芋，父母会很满足地、长长地舒上一口气。父亲还会咧着衔叶子烟杆的嘴，惬意而又满足地笑，然后说，今年这年成，不摆了！
　　 接下来，父母除了挤时间帮帮那些缺少劳力、需要帮忙的人家突击挖洋芋外，便是对堂屋里那一大堆洋芋进行分类处理。有锄口带伤的分一边，留着食用;最大最好的分一边，留着赶街天，背上街卖，积攒点钱供家里的日常开支;个头适中、品相好、芽眼多的，精选一部分留着来年做种;剩下的便是自家一年的主粮，个头儿更小的往往做猪食拌料。留下自食的就近存放，其余的便按分类，逐一背到通风透气的畜圈、竹楼上堆放，用谷草盖好，防冻越冬。
　　 在乡下老家，打洋芋粉，有时不亚于一家人宰年猪样的庄重。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除了洋芋收成特别不好的年份，几乎每年都会用一部分个头儿小的“边脚”洋芋打粉。那年月，没电没钢磨、没粉碎机之类，父母便将洗净的洋芋放木盆里宰碎，再用石磨推浆，之后，过滤，大木桶沉淀，鲜粉渣晾干也是上等的生态饲料。第二天，轻轻倒掉木桶里的清水，削去上层薄薄的“黄粉”，下面便是厚厚的一层、白生生的洋芋粉。辛苦了一季、忙碌了几天的父母，便会烙上“黄粉”，配上蒜苗、泡椒，油油地煎上一大斗碗，为我们解馋，也犒劳自己。
　　 晾干的洋芋粉，作为农家传统的美食，也是一家人逢年过节的美味佳肴。有贵客临门时，家里就会就着鸡蛋或者腊肉，煎一碗香喷喷的洋芋粉待客。遇上钱缺紧时，也会拿几斤上街卖了换钱，补贴家用。
　　 洋芋丰收了，给家里带来的不仅仅是收益和生活的改善，也给家里带来了“商品交换”的便宜和良好信誉。60年代末期，粮食紧张，无论高山河坝，大部分人家吃粮都比较困难，总有季节上“接不上趟”的，每年总会有两三家金沙江边茅草坡一带的河坝人，用大米上门换洋芋，有的人家图的是数量多一点、多吃一点，有的人家则是先把洋芋赊去吃了，待新米出来时送来还上。五折一，五斤洋芋换一斤大米。不但减少了进城买卖的麻烦和多余的开支，一家人还吃上了细粮，在当时的条件下，不算富足，但给人一份殷实的满足。
　　 洋芋的“好”，让我没齿不忘。在老家上学时，父母为自己简单的书包里装的，是热乎乎的煮洋芋;暑假时，随大姐和邻居去老林砍柴割草，必须带上的晌午饭是洋芋，或煮或现烧;逢周末，随父亲进城赶街，背篓里装的是卖了换油盐的洋芋。在县城读初中时，食堂五分钱一份可以两人分享番茄洋芋片汤;大黄葛树下个体小食摊上，五分钱小半碗的是凉拌洋芋丝……
　　 如今，最温馨的莫过于周末回老家，看看与兄弟同住的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就着火塘里香味扑鼻的烧洋芋，听母亲家长里短的唠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