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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上海的月份牌和广州的外销画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它们都是在中西贸易中产生的艺术商品画。随着岁月的流逝，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月份牌和外销画在民国以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历史走到今天，当我们重寻它们的印记时，其历史价值和艺术内涵依然耐人寻味。这两朵艺苑“姊妹花”，几乎是同时诞生，也几乎是同时消逝。虽然历经的岁月很短暂，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今天看来，它们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仍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美术史 月份牌 外销画 上海 广州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和广州被辟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随着门户的打开，大批的外国商人和游客涌入中国，他们带着各种目的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有猎奇的、旅游的、传教的，也有推销产品的。由此也催生了很多满足各种需求的“艺术品”，月份牌和外销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商品画。说它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姊妹花”，是因为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几乎同时问世也几乎同时消逝。月份牌实际上是为了推销外国产品而产生的西洋广告中国画；外销画则是在摄影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帮助外国游客了解中国而产生的一种重要的绘画图片。它们在绘画的技法和题材方面也有相似之处。它们的演变过程留下历史的印记，它们记录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一段文化。今天，当我们重新欣赏这些沉香老纸，或可寻绎时光流转和历史演进的痕迹。
一、应运而生，惊艳沪粤
月份牌是上海开埠以后诞生的新生事物。18世纪50年代起，经济尤其是商业贸易促使很多外国银行纷纷涌入成为通商口岸的上海。晚清时封建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洋商陆续来到中国，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萌发，许多外国资本家在上海开厂设店，并生产了各类商品。尽管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在上海等大城市中迅速发展起来，但是，这些并不足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当时大城市人们的活习惯和消费观念。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阶段，外国的商品销路并不好，为了进行商品的广告宣传，外国商人借鉴和运用在中国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年画，融入商业广告，并配上月历节气，这就是月份牌的起因。实际上，月份牌就是把商业广告和中国的传统绘画融为一体的商业性绘画，是西洋广告画中国化的结果。
最初，为了推销产品，外国商人们从各国带来已经印好的画帖，在中国节庆等特殊时段，随香烟、火柴等小物品免费赠送给中国的消费者。但那些画帖上面的图像都是国外的风土民情和宗教人物，中国的消费者对这类题材难以接受。通过种种尝试，外国商人逐渐发现，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设计出让中国消费者接受的画帖。所以部分聪明的外国商人开始聘请些清贫的文人墨客以及多年从事年画设计的画匠。这些人创作出的月份牌，大多以中国的传统形象作为题材，比如传统画和民间故事等，发展到后来，逐渐以时尚美女为主要形象。一方面这些受聘的设计者可以轻松达到月份牌的审美要求，还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另外还非常熟悉中国消费者的审美情趣，对当时的社会风潮还非常敏感，所以可以很快适应商业性绘画的诸多要求。特别是他们后来创作出的带点“洋味”的月份牌，又符合当时大众口味，引起了很多消费者极大的兴趣。特别是月份牌能够随出售的商品免费赠送，每逢春节等节庆前更是大量发行赠送，因此一时间大受欢迎，很多人甚至把它作为年画张贴或悬挂在家里。由于月份牌的广告效果相当出色，外国商人手中积压的货物终于获得促销。经过这样的历程之后，月份牌开始大行其道。
据现有资料记载，最早的月份牌出现在光绪年间1883年1月25日《申报》在头版二条显要位置刊出的“申报馆主人谨启”公示上。此后，1885年12月24日，上海的两家彩票行在《申报》登载发行彩票的广告，在广告明显位置标明只要购买彩票就附送月份牌。由此可见，月份牌在清光绪年间就曾经风行上海滩。
外销画与广州有密不可分的历史因缘。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开始，广州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也是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必经之门。每年都有大量西方商船停泊在广州附近的黄浦港，广州逐渐形成了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西方人集中地和贸易区，经贸活动很密集也很发达。18世纪至20世纪初，为适应西方国家扩展市场和旅行者搜奇寻异的需求，这种中、西结合的特殊绘画——外销画，在清代中期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广州风行一时。当时在十三行地区出现了一群专门模仿西方绘画技法、风格绘制外销画的职业画家。他们创作的作品涉及西方各种绘画形式，既有水粉画、玻璃画，也有油画、水彩画等，由于他们的作品极富特色，深受来华外国人士的欢迎。这些融合了大量清代市井生活的风俗画，大多产生于广州民间画家之手，被当时来广州游览的国外游客购买带走，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庋藏于西方各国博物馆。“外销画”这一名词，是美术史家在1949年后才开始使用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间，虽然当时中国的画匠们知道他们创作的作品是卖给外国人，但是买家则没有将这类画分为“外销”和“内销”的习惯。外国人购买外销画的目的，是因为他们对这遥远的国家充满好奇。在摄影技术尚未发明以前，图画是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民情风俗的最佳媒介。
二、求变创新，并存共荣
伴随着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月份牌和外销画从诞生那天起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市场的需求更催生它们的快速发展。
上海区域性殖民经济的活跃导致艺术生活的兴盛和发展。月份牌的发展速度出乎人们的想象，很像当时社会的变革一样。早期的月份牌所传达的信息比较时尚，但是形象比较简单，非常像中国古代的书籍插图。这可以从现存较早的《沪景开彩图》看得出来。由此可见，这不仅与画家的认知水平、绘画技法等有关，还因为只有这种技法才能与当时大众的接受范围更匹配。所以在《沪景开彩图》问世后不到20年时间里，月份牌在技法和观感上已经具有相当的现代感了。当时周慕桥等一批工书善画的画家，以自己擅长的工笔重彩类型的创作，积极地推动了月份牌发展的第一阶段。他们当时创作的作品，真实地、艺术地记录了当时社会发展和大众心理的变化。月份牌继承了中国年画最有活力的艺术基因。月份牌的发行时间多与节令相伴，这与传统的年画也是一致的。所以月份牌可以被视作中国年画在近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独特分支。 最初的月份牌主要有两种，即商品广告、月历。月份牌的画面与传统的绘画题材很相似，如人物、戏曲故事、山水、花鸟等，后来的表现形象则逐渐发展成为名媛淑女，而作为主角的商品，却被安排在毫不起眼的边缘位置，这样发展到最后，月历也被取消了。
美女形象在这个变换的社会时尚之中，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此，在当时月份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美女月份牌”。尽管这些月份牌里的画面看起来脂粉气偏重，但是画面却相当美艳，处处充满了柔和优美的情调。这与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有很大关系。月份牌上出现的仕女，最初大多带点清代的柔弱病态；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画中美女逐渐变得丰腴娇艳起来；30年代的画中美女则表现为珠圆玉润、柳眉凤眼的时髦女郎；40年代的画中美女更为时尚，多以城市生活图景为衬托，各种形象的变化反映了社会审美趣味和潮流的变迁。月份牌最鼎盛的发展时期是20世纪20至30年代，当时的电影红星如胡蝶、阮玲玉、黎灼灼等成为了月份牌画面的主角，纷纷被作为模特画入其中，人们争相追捧和收藏。
外销画兴起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期达到高潮。其绘画门类以油画为主，也有水彩、粉画、通草纸画和玻璃画，它式微于照相术流行之时。在这个历程中，1825年抵达澳门的英国画家钱纳利是对清代广东画坛较有影响的外国画家。他在寓居广州、香港及澳门的27年中，创作了众多描绘中国沿海、澳门及珠江风貌的作品，加上随后而来的法国画家奥古斯特·博尔杰、英国人托马斯·屈臣医生、出生于澳门的毕士达等画家抵澳前后的作品，大都成为广州外销画的范本。特别是钱纳利的绘写严谨、造型准确的西洋油画、色彩丰富而调子融和的水彩画、笔触明快的素描深深地影响了诸如东呱、奎呱、发呱、林呱等著名外销画画家。
为适应市场的大量需求，当时广州的画人集结于外国人聚居的十三行同文街等地开设画店，雇请画工，凭藉流水作业、按程序分工的形式，以西画的材料和通草纸、绫绢大量复制。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被逼对外开放，随着1843年上海开埠，到1845至1849年间英国、美国、法国三国相继在上海划定租界，也出现以广东籍人士为主的中国画师绘制外销画。 从18世纪初至19世纪末，广州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也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广州口岸的民俗风情深深吸引了那些来访广州的外国人，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广州当时一批优秀的画工，用他们的精湛技艺，记录下独特的广州市井风情，生动地展示了18、19世纪广州社会的风貌。中国外销画不仅题材广泛，而且价钱便宜，受到外国人的青睐，当时有大批的外销画从广州输往欧美各地。到18世纪末，外销画已经非常发达，广州的画工们根据外国人的不同需求和口味绘制了各种题材的图画，题材也是包罗万象，其中包括风景、建筑、历史故事、风俗习惯，以及花鸟鱼虫等。制陶业、蚕丝业、制茶业是当时中国的三大手工业，外国人对其很感兴趣，自然这类外销画也成为热门题材。当年为维持生计而绘制“外销画”的广州画工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绘制的外销画在百年之后成为今天人们了解和研究晚清中国社会风貌和广州地域风情的重要资料。通过这些成册的外销画，可以了解鸦片战争前广州的社会和风土人情。
或许人们只知道月份牌诞生在上海，外销画诞生在广州，但是却鲜有人知道月份牌创始人之一的郑曼陀的第一幅作品就是发表在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创办的《真相画报》上的。民国初期，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等人在上海开设了审美书馆，创办了《真相画报》，作为居廉门人的关蕙农以家传手法绘制的月份牌画因形象真切和优美而在粤、沪广受欢迎，令上海的仕女画家竞相学习其法，被誉为中国水彩画的先驱之一。月份牌曾经是上海滩绘画的一张名片。提到月份牌，不能不说郑曼陀，是他首先摸索出擦笔水彩画法，取得了月份牌创作的一大突破。1914年，郑曼陀曾在《真相画报》画了第一张月份牌《晚装图》，上面还有高剑父的题词，称此画是“陀君十年来得意之作，秘置箧中不以示人”。
三、完成使命，渐出舞台
月份牌和外销画都是特殊年代中西贸易中产生的商业艺术品，他们的命运和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连。历史的车轮驶过了一百多年，月份牌和外销画终于完成各自的使命，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悍然入侵，上海很快沦陷。受此影响，当时的很多民族工业纷纷外迁，月份牌的命运也随之改变，无论是创作还是发行，几近停滞不前。抗战胜利后，月份牌有一段时间的复苏，但是制作工艺和印刷质量却大不如前，曾经风光一时的月份牌失去了昔日的芳华。新中国成立后，月份牌虽然也重获新生，但是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它在商品宣传方面的功能迅速消失，而转变为表现新中国新人、新事、新风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年画。特别是“文革”时期，月份牌被视为“四旧”而遭到禁止和彻底破坏。月份牌终于完成了其使命，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留给我们的只有微微发黄的绚丽和已然陈旧的面容。
外销画在广州兴盛了一百多年，出乎意料的是最后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对这一现象，有学者认为，19世纪后半期，由于外销画家和画室的地点发生变化，随着市场的变化他们经营的内容也相应发生变化。而导致外销画最终消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随着摄影技术的发明和普及，部分外销画家逐渐兼营摄影业务，满足人们对肖像和风光图片的需求。有学者认为，摄影术意味着中国外销水彩画的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说，摄影技术应该一方面促使外销画的结束，另一方面作为记录形象的手段，也是外销画功能的继续。第二，外销画的制作工艺质量逐渐下降，慢慢地失去了市场和需求。此外，很多外销画作品逐渐演变成为纯粹使用浓重的蓝、红、绿等色彩绘制的装饰性和程式化很强的图案，比如一条鱼、一朵花或一位仕女等，成为纯粹的旅游产品。第三，另有一些外销画家使用新的创作技术，开始制作19世纪末期社会上日益流行的仕女月份牌和商标画，这也使外销艺术品完成了向日用品的转变。 四、重现芳华，凸显价值
月份牌和外销画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遗存，都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月份牌之所以值得一提，一方面是因为它记录了整个民国时期上海滩的时代生活侧面，蕴含了一个时代特有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是因为月份牌的创作，有大量的“海派”画家参与其中，是“海派书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研究，当时参与创作的代表画家达三百余位。月份牌不仅清晰地再现了民族资本主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遭受多重压制、排挤而艰难发展的轨迹，而且详实记载了旧中国百年商业文化的进程，也为研究中国近代服饰的发展和变迁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并且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中现代通俗艺术的空白。由此，表面看上去风花雪月、夺人眼球的月份牌，实则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和艺术韵味，具备了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随着时代变迁与岁月流逝，当年风靡一时的月份牌大量被毁和流失，保存至今且品相良好的月份牌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至于名家绘制的月份牌原稿更是凤毛麟角。谁也难以想象，原为推销商品而创作的月份牌，百年过后竟成为今日收藏界、广告界和服装界等行家的抢手货。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内很多行业更出现了一股经年不衰的月份牌怀旧热。
外销画的写实性相对于同期的中国画更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作为艺术品，当时西方社会往往是通过来自中国南方的外销画来了解中国艺术的，这些外销画也影响18世纪及19世纪的欧洲美术，也连接了18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社会上层已忘却了的西方绘画影响。它为研究广东近代史提供了生动及清晰具体的图象资料，也是研究晚清以来中国绘画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长期以来，普遍的观点认为，西画传入中国是由传教士画家和中国画家出洋学画两条渠道促成的。外销画的大量存世及其研究表明，西画传入中国存在着第三条重要途径：中西贸易活动。我们也注意到，传教士画家对西画的传播主要局限在宫廷之内，中国画家出洋学画也仅限于知识分子，中西贸易中的外销画的出现和发展则完成了西画在中国民间大范围传播的使命。但长期以来外销画却被国内美术界和学术界忽略了，以致外销画在中国国内罕有收藏。尤其令人感叹的是，外销画在一百多年的辗转流传中，上万幅精品归入大英博物馆及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等外国博物馆收藏，而国内特别是作为外销画原产地的广州的各大博物馆的外销画藏品却屈指可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近几年来，随着“复古风”和“怀旧热”的再度兴起，许多博物馆纷纷举办了多个以月份牌和外销画为主题的展览，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他们通过这些珍贵的历史图片，了解和感受到那个年代特有的韵味和风情。月份牌和外销画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异军突起的商业性绘画，虽然它们不能代表主流或哪一个画派，在创作上和传统的绘画技法也有很大不同，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和文化现象，它们对于历史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 斯舜威.海上画派[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2] 沈祖炜，周义主编.海上潮，岭南风——海上画派与岭南画派研究集[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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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继春.濠江画人再录[M].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0
[5] 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广州市文化局等编.18—19世纪羊城风物：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广州外销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6]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编著.流年似水：旧上海广告月份牌[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
[7] 万青力.并非衰落的百年：19世纪中国绘画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曾智峰，广州艺术博物院拓展部文博馆员。研究方向：美术史和博物馆学。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美术史 月份牌 外销画 上海 广州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和广州被辟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随着门户的打开，大批的外国商人和游客涌入中国，他们带着各种目的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有猎奇的、旅游的、传教的，也有推销产品的。由此也催生了很多满足各种需求的“艺术品”，月份牌和外销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商品画。说它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姊妹花”，是因为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几乎同时问世也几乎同时消逝。月份牌实际上是为了推销外国产品而产生的西洋广告中国画；外销画则是在摄影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帮助外国游客了解中国而产生的一种重要的绘画图片。它们在绘画的技法和题材方面也有相似之处。它们的演变过程留下历史的印记，它们记录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一段文化。今天，当我们重新欣赏这些沉香老纸，或可寻绎时光流转和历史演进的痕迹。
一、应运而生，惊艳沪粤
月份牌是上海开埠以后诞生的新生事物。18世纪50年代起，经济尤其是商业贸易促使很多外国银行纷纷涌入成为通商口岸的上海。晚清时封建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洋商陆续来到中国，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萌发，许多外国资本家在上海开厂设店，并生产了各类商品。尽管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在上海等大城市中迅速发展起来，但是，这些并不足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当时大城市人们的活习惯和消费观念。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阶段，外国的商品销路并不好，为了进行商品的广告宣传，外国商人借鉴和运用在中国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年画，融入商业广告，并配上月历节气，这就是月份牌的起因。实际上，月份牌就是把商业广告和中国的传统绘画融为一体的商业性绘画，是西洋广告画中国化的结果。
最初，为了推销产品，外国商人们从各国带来已经印好的画帖，在中国节庆等特殊时段，随香烟、火柴等小物品免费赠送给中国的消费者。但那些画帖上面的图像都是国外的风土民情和宗教人物，中国的消费者对这类题材难以接受。通过种种尝试，外国商人逐渐发现，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设计出让中国消费者接受的画帖。所以部分聪明的外国商人开始聘请些清贫的文人墨客以及多年从事年画设计的画匠。这些人创作出的月份牌，大多以中国的传统形象作为题材，比如传统画和民间故事等，发展到后来，逐渐以时尚美女为主要形象。一方面这些受聘的设计者可以轻松达到月份牌的审美要求，还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另外还非常熟悉中国消费者的审美情趣，对当时的社会风潮还非常敏感，所以可以很快适应商业性绘画的诸多要求。特别是他们后来创作出的带点“洋味”的月份牌，又符合当时大众口味，引起了很多消费者极大的兴趣。特别是月份牌能够随出售的商品免费赠送，每逢春节等节庆前更是大量发行赠送，因此一时间大受欢迎，很多人甚至把它作为年画张贴或悬挂在家里。由于月份牌的广告效果相当出色，外国商人手中积压的货物终于获得促销。经过这样的历程之后，月份牌开始大行其道。
据现有资料记载，最早的月份牌出现在光绪年间1883年1月25日《申报》在头版二条显要位置刊出的“申报馆主人谨启”公示上。此后，1885年12月24日，上海的两家彩票行在《申报》登载发行彩票的广告，在广告明显位置标明只要购买彩票就附送月份牌。由此可见，月份牌在清光绪年间就曾经风行上海滩。
外销画与广州有密不可分的历史因缘。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开始，广州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也是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必经之门。每年都有大量西方商船停泊在广州附近的黄浦港，广州逐渐形成了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西方人集中地和贸易区，经贸活动很密集也很发达。18世纪至20世纪初，为适应西方国家扩展市场和旅行者搜奇寻异的需求，这种中、西结合的特殊绘画——外销画，在清代中期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广州风行一时。当时在十三行地区出现了一群专门模仿西方绘画技法、风格绘制外销画的职业画家。他们创作的作品涉及西方各种绘画形式，既有水粉画、玻璃画，也有油画、水彩画等，由于他们的作品极富特色，深受来华外国人士的欢迎。这些融合了大量清代市井生活的风俗画，大多产生于广州民间画家之手，被当时来广州游览的国外游客购买带走，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庋藏于西方各国博物馆。“外销画”这一名词，是美术史家在1949年后才开始使用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间，虽然当时中国的画匠们知道他们创作的作品是卖给外国人，但是买家则没有将这类画分为“外销”和“内销”的习惯。外国人购买外销画的目的，是因为他们对这遥远的国家充满好奇。在摄影技术尚未发明以前，图画是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民情风俗的最佳媒介。
二、求变创新，并存共荣
伴随着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月份牌和外销画从诞生那天起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市场的需求更催生它们的快速发展。
上海区域性殖民经济的活跃导致艺术生活的兴盛和发展。月份牌的发展速度出乎人们的想象，很像当时社会的变革一样。早期的月份牌所传达的信息比较时尚，但是形象比较简单，非常像中国古代的书籍插图。这可以从现存较早的《沪景开彩图》看得出来。由此可见，这不仅与画家的认知水平、绘画技法等有关，还因为只有这种技法才能与当时大众的接受范围更匹配。所以在《沪景开彩图》问世后不到20年时间里，月份牌在技法和观感上已经具有相当的现代感了。当时周慕桥等一批工书善画的画家，以自己擅长的工笔重彩类型的创作，积极地推动了月份牌发展的第一阶段。他们当时创作的作品，真实地、艺术地记录了当时社会发展和大众心理的变化。月份牌继承了中国年画最有活力的艺术基因。月份牌的发行时间多与节令相伴，这与传统的年画也是一致的。所以月份牌可以被视作中国年画在近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独特分支。 最初的月份牌主要有两种，即商品广告、月历。月份牌的画面与传统的绘画题材很相似，如人物、戏曲故事、山水、花鸟等，后来的表现形象则逐渐发展成为名媛淑女，而作为主角的商品，却被安排在毫不起眼的边缘位置，这样发展到最后，月历也被取消了。
美女形象在这个变换的社会时尚之中，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此，在当时月份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美女月份牌”。尽管这些月份牌里的画面看起来脂粉气偏重，但是画面却相当美艳，处处充满了柔和优美的情调。这与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有很大关系。月份牌上出现的仕女，最初大多带点清代的柔弱病态；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画中美女逐渐变得丰腴娇艳起来；30年代的画中美女则表现为珠圆玉润、柳眉凤眼的时髦女郎；40年代的画中美女更为时尚，多以城市生活图景为衬托，各种形象的变化反映了社会审美趣味和潮流的变迁。月份牌最鼎盛的发展时期是20世纪20至30年代，当时的电影红星如胡蝶、阮玲玉、黎灼灼等成为了月份牌画面的主角，纷纷被作为模特画入其中，人们争相追捧和收藏。
外销画兴起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期达到高潮。其绘画门类以油画为主，也有水彩、粉画、通草纸画和玻璃画，它式微于照相术流行之时。在这个历程中，1825年抵达澳门的英国画家钱纳利是对清代广东画坛较有影响的外国画家。他在寓居广州、香港及澳门的27年中，创作了众多描绘中国沿海、澳门及珠江风貌的作品，加上随后而来的法国画家奥古斯特·博尔杰、英国人托马斯·屈臣医生、出生于澳门的毕士达等画家抵澳前后的作品，大都成为广州外销画的范本。特别是钱纳利的绘写严谨、造型准确的西洋油画、色彩丰富而调子融和的水彩画、笔触明快的素描深深地影响了诸如东呱、奎呱、发呱、林呱等著名外销画画家。
为适应市场的大量需求，当时广州的画人集结于外国人聚居的十三行同文街等地开设画店，雇请画工，凭藉流水作业、按程序分工的形式，以西画的材料和通草纸、绫绢大量复制。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被逼对外开放，随着1843年上海开埠，到1845至1849年间英国、美国、法国三国相继在上海划定租界，也出现以广东籍人士为主的中国画师绘制外销画。 从18世纪初至19世纪末，广州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也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广州口岸的民俗风情深深吸引了那些来访广州的外国人，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广州当时一批优秀的画工，用他们的精湛技艺，记录下独特的广州市井风情，生动地展示了18、19世纪广州社会的风貌。中国外销画不仅题材广泛，而且价钱便宜，受到外国人的青睐，当时有大批的外销画从广州输往欧美各地。到18世纪末，外销画已经非常发达，广州的画工们根据外国人的不同需求和口味绘制了各种题材的图画，题材也是包罗万象，其中包括风景、建筑、历史故事、风俗习惯，以及花鸟鱼虫等。制陶业、蚕丝业、制茶业是当时中国的三大手工业，外国人对其很感兴趣，自然这类外销画也成为热门题材。当年为维持生计而绘制“外销画”的广州画工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绘制的外销画在百年之后成为今天人们了解和研究晚清中国社会风貌和广州地域风情的重要资料。通过这些成册的外销画，可以了解鸦片战争前广州的社会和风土人情。
或许人们只知道月份牌诞生在上海，外销画诞生在广州，但是却鲜有人知道月份牌创始人之一的郑曼陀的第一幅作品就是发表在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创办的《真相画报》上的。民国初期，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等人在上海开设了审美书馆，创办了《真相画报》，作为居廉门人的关蕙农以家传手法绘制的月份牌画因形象真切和优美而在粤、沪广受欢迎，令上海的仕女画家竞相学习其法，被誉为中国水彩画的先驱之一。月份牌曾经是上海滩绘画的一张名片。提到月份牌，不能不说郑曼陀，是他首先摸索出擦笔水彩画法，取得了月份牌创作的一大突破。1914年，郑曼陀曾在《真相画报》画了第一张月份牌《晚装图》，上面还有高剑父的题词，称此画是“陀君十年来得意之作，秘置箧中不以示人”。
三、完成使命，渐出舞台
月份牌和外销画都是特殊年代中西贸易中产生的商业艺术品，他们的命运和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连。历史的车轮驶过了一百多年，月份牌和外销画终于完成各自的使命，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悍然入侵，上海很快沦陷。受此影响，当时的很多民族工业纷纷外迁，月份牌的命运也随之改变，无论是创作还是发行，几近停滞不前。抗战胜利后，月份牌有一段时间的复苏，但是制作工艺和印刷质量却大不如前，曾经风光一时的月份牌失去了昔日的芳华。新中国成立后，月份牌虽然也重获新生，但是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它在商品宣传方面的功能迅速消失，而转变为表现新中国新人、新事、新风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年画。特别是“文革”时期，月份牌被视为“四旧”而遭到禁止和彻底破坏。月份牌终于完成了其使命，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留给我们的只有微微发黄的绚丽和已然陈旧的面容。
外销画在广州兴盛了一百多年，出乎意料的是最后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对这一现象，有学者认为，19世纪后半期，由于外销画家和画室的地点发生变化，随着市场的变化他们经营的内容也相应发生变化。而导致外销画最终消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随着摄影技术的发明和普及，部分外销画家逐渐兼营摄影业务，满足人们对肖像和风光图片的需求。有学者认为，摄影术意味着中国外销水彩画的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说，摄影技术应该一方面促使外销画的结束，另一方面作为记录形象的手段，也是外销画功能的继续。第二，外销画的制作工艺质量逐渐下降，慢慢地失去了市场和需求。此外，很多外销画作品逐渐演变成为纯粹使用浓重的蓝、红、绿等色彩绘制的装饰性和程式化很强的图案，比如一条鱼、一朵花或一位仕女等，成为纯粹的旅游产品。第三，另有一些外销画家使用新的创作技术，开始制作19世纪末期社会上日益流行的仕女月份牌和商标画，这也使外销艺术品完成了向日用品的转变。 四、重现芳华，凸显价值
月份牌和外销画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遗存，都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月份牌之所以值得一提，一方面是因为它记录了整个民国时期上海滩的时代生活侧面，蕴含了一个时代特有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是因为月份牌的创作，有大量的“海派”画家参与其中，是“海派书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研究，当时参与创作的代表画家达三百余位。月份牌不仅清晰地再现了民族资本主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遭受多重压制、排挤而艰难发展的轨迹，而且详实记载了旧中国百年商业文化的进程，也为研究中国近代服饰的发展和变迁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并且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中现代通俗艺术的空白。由此，表面看上去风花雪月、夺人眼球的月份牌，实则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和艺术韵味，具备了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随着时代变迁与岁月流逝，当年风靡一时的月份牌大量被毁和流失，保存至今且品相良好的月份牌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至于名家绘制的月份牌原稿更是凤毛麟角。谁也难以想象，原为推销商品而创作的月份牌，百年过后竟成为今日收藏界、广告界和服装界等行家的抢手货。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内很多行业更出现了一股经年不衰的月份牌怀旧热。
外销画的写实性相对于同期的中国画更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作为艺术品，当时西方社会往往是通过来自中国南方的外销画来了解中国艺术的，这些外销画也影响18世纪及19世纪的欧洲美术，也连接了18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社会上层已忘却了的西方绘画影响。它为研究广东近代史提供了生动及清晰具体的图象资料，也是研究晚清以来中国绘画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长期以来，普遍的观点认为，西画传入中国是由传教士画家和中国画家出洋学画两条渠道促成的。外销画的大量存世及其研究表明，西画传入中国存在着第三条重要途径：中西贸易活动。我们也注意到，传教士画家对西画的传播主要局限在宫廷之内，中国画家出洋学画也仅限于知识分子，中西贸易中的外销画的出现和发展则完成了西画在中国民间大范围传播的使命。但长期以来外销画却被国内美术界和学术界忽略了，以致外销画在中国国内罕有收藏。尤其令人感叹的是，外销画在一百多年的辗转流传中，上万幅精品归入大英博物馆及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等外国博物馆收藏，而国内特别是作为外销画原产地的广州的各大博物馆的外销画藏品却屈指可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近几年来，随着“复古风”和“怀旧热”的再度兴起，许多博物馆纷纷举办了多个以月份牌和外销画为主题的展览，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他们通过这些珍贵的历史图片，了解和感受到那个年代特有的韵味和风情。月份牌和外销画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异军突起的商业性绘画，虽然它们不能代表主流或哪一个画派，在创作上和传统的绘画技法也有很大不同，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和文化现象，它们对于历史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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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智峰，广州艺术博物院拓展部文博馆员。研究方向：美术史和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