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底层”是社会学的概念，从文学渊源上对底层可以追溯到现代文学中对乡土的描写，新世纪底层文学反映了现实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以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展示底层的生活现状，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与另一种人生。曹征路的《那儿》使底层文学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主人公朱卫国是底层的一个缩影，以他为代表的个体颓败历程体现了劳动意义在历史转型中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底层文学是在大众文化的缝隙里对人民性立场的继承，是文学尝试建立自己的话语表达的一种现实捷径。
关键词：底层;底层文学;大众文化;人民性
文章编号：978 -7- 80 736 -771 -O（2019） 03 - 063 - 03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步伐的前进，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在全力建设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纷纷涌人城市，他们大多从事于对技术要求较低的行业，他们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承载着城市的建设发展，靠打工为生的他们顾不得付出与酬劳之间的巨大落差，正是因为这些人城市建设的进程得以快速发展，城市生活越来越便利。“底层”的概念伴随着社会的改革浪潮应用而生，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对“底层”的表述应是指这样的群体，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在经济、文化、组织等资源上处于弱势地位，且不具备或者缺乏完整表达自身的话语能力，一般意义上对应的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底层”是当下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型中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性存在，新世纪底层义学的兴起直面的是真实存在的社会底层，底层文学以现实主义手法对底层的艰难生存境况与精神困惑进行描写，勇敢地对社会矛盾提出质疑与诘问，把“底层”展示于公众眼前，体现出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责任与担当。
从文学史的脉络来看，对底层的关注并非是新世纪以来才兴起的，书写底层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现代文学中对乡土的描写，可以说从鲁迅对祥林嫂、华老栓等形象的国民性批判到沈从文笔下建构田园牧歌式的湘西世界，再到赵树理、孙犁塑造出生动、健康、充满生命力的中国农民形象，文学一直未曾遗忘乡土这个主题，并且缘于农村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文学几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乡村与农民进行叙述，乡土文化在当代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当充满现代意味的城市登场后，乡村的地位丌始受到冲山。走向“现代”的高加林遭到了作家与读者一致的斥责与批判，1 982年路遥的《人生》暗示着乡村进入现代社会后面临的精神危机，而十年后贾平凹的《废都》则展示了九十年代初，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的特殊时期，商业原则的出台和人义基础的薄弱，使得当时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倾斜甚至是断裂①，物质主义大行其道，传统文化与乡土文明湮没在现代文明的漩涡中。如果说那一时代的文学还在惋惜乡土文化的凋敝，那么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可以明确感觉到对乡土描写的缺失以及乡土文明真正的危机。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化，巨大的希望与空前的物质主义并存，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商业的气息，欲望叙事、青春主题、都市文学、身体写作等既迎合市场规律又满足大众阅读期待心理的文学形式占据了新世纪文坛。在这幅物欲横流、眼花缭乱的景象背后，贾平凹、陈应松、曹彳正路、孙惠芬、罗伟章、迟子建、刘庆邦等作家将目光投向城市的廉租房、地下窒、矿井煤窑、工厂车间，把农民工、城市贫民、下岗职工等底层民众的生活轨迹及喜怒哀乐记录下来，试图通过描写底层的苦难呈现出的中国在变革中所经历的种种阵痛，呼唤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的重建，进而探讨中国未来的发展。②这一创作思潮在2004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曹彳正路发表了描写下岗工人命运的小说《那儿》;《大涯》杂志率先提出了底层问题的命题，迅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至此，“底层”这一概念作为文学讨论的范畴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底层文学”迅速成为新世纪以来炙手可热的文学研究话题。
二
学术界起初对底层的关注只是一些相对零散的讨论，在文学边缘化的语境下，真正使底层话语进入学术讨论方向的是曹彳正路的《那儿》。小说的时代背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主人公朱卫国是一个国有工厂的工会主席，为防止国有资产被利益集团侵吞和变卖，他试图号召工人联合起来去阻止这一损害国家和工人利益的行为发生，但这次行动却遭到了从工友们到决策层的重重阻挠，最终“我”的小舅朱卫国以自杀的方式证明了自身的清白。
小说中朱卫国的形象始终是一个孤独的领袖，他反对工厂美名日“改制”实为“化公为私”的决策，与厂里领导争执、去北京上访，他放着副县级领导的待遇不要而去“为民请命”，结果却因与群众的隔阂使他这个“省级劳动模范”不能“代表”工人发言，他坚持正义的决定却得不到任何人支持，甚至被猜疑他的动机不纯，在这样的现实情况面前，朱卫国不禁陷入认识的难题：“工人阶级怎么能这么冷漠？这么自私？这么怕死？这还是从前那些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吗？”③小说结尾，朱卫国的困惑使他在反抗的痛苦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为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他不惜以死相搏。朱卫国所在的矿山机厂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暗示着当代工人阶级的命运，不断“底层化”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工人阶级所无法避免的，不论是《那儿》里的下岗工人也好，还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农民工也好，他们的命运始终是与时代紧紧绑在一起。
许多学者对《那儿》的主题多集中于“底层”在历史与现实的处境中是如何挣扎的，以及工人阶级的地位在社会转型中是如何变化的，曹征路在《那儿》里其实还着重描写了个体意识的分化与颓败历程。小说中“我”回忆起小舅朱卫国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状态，高大健美的身材，挥着榔头打起铁来是全工厂瞩目的焦点，与现在苦大仇深的模样形成鲜明对比。朱卫国年轻时劳动的样子是为人称羡的，而现在“额头赛过皮带轮子”的他已不再劳动，自然也不会再获得“细胞在唱歌”似的乐趣。同样是劳动，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显示出完全相反的作用？对于个人的自我实现而言，这种相反的价值状态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又是如何转换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劳动意义的历史转变。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参与劳动不仅仅是為了换取生活所需，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对于人来说，还有一种建设国家、改造世界的热情与荣誉感，人通过劳动获得了个体尊严与自我价值。然而改革丌放以来的历史事实改变了人们对劳动的看法，一切罔绕经济建设的总纲领使人们在经济发展与道德责任之间有了明显的倾向，全社会对经济发展投注了空前的关注，个人道德、集体劳动等概念逐渐淡出人们视线，再到九十年代的大规模企业改制，工人阶级的劳动地位在不断下降，体制改革使他们失去了最后的保障，他们所拥有的只剩下劳动力。工人阶级（这里可以代指“底层”）从此再不能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劳动仅仅沦为维持生计的技能。朱卫国从一个能力非凡的技术骨干变成不受重视的工会主席，杜月梅从厂里青春活力、积极上进的出色学徒沦为做皮肉生意的“霓虹下的哨兵”，个体的颓废与时代的洪流泥沙俱下，底层的面貌在时代的淘洗下越来越模糊。在历史的变革中，当信仰丧失后，人应该如何重新寻求人生的意义，安顿自我的身心位置，无疑是改革时代极为重要的思想问题。 三
新世纪以来，城乡与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性越来越凸出，市场机制运行下的中国社会在向消费社会一步步靠近，汹涌而至的大众文化为文学艺术打上商业化、机械化的烙印，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下，底层文学对转型期社会文化的病灶、病源、病理的大胆揭示与评判，显示出文学作为“社会良心”的功用。⑤
“底层”之所以能成为新世纪以来的主要创作潮流，可以从社会和文学两个层面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加快，大批的下岗工人难以安置已上升成为社会难题，“三农问题”的提出加剧了严峻的社会形势，底层艰难的生存现状触动了知识分子，他们试图再次成为底层的代言人。从文学的层面来说，底层文学是对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与“纯文学”观念的反思与延续，这昭示着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拨开迷雾重回文学表述。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文学应与社会发生联系，作家或者说知识分子应重新定位自我身份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当作家们开始叙述底层、描写底层时，他们看到的现状是底层本身就是被边缘化的，而为了反抗这一状态，他们不相信资本和市场的神话，他们希望看到社会除了消费与时尚还应有真实与醒目的一面，于是他们努力寻求或者尝试建立自己的话语表达策略。在这种文学思潮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指引下，作家很容易从人道主义立场转向人民性立场，也就是把原来从个人出发的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与悲悯，上升到社会层面的普遍问题来看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底层文学是从大众文化的缝隙里对人民性立场的继承，是文学性创新压力下寻求自我突破的一种现实捷径。⑥大众文化的狂热使底层文学只有回到传统中，回到现实主义的美学氛围中去才能找到最坚固的话语根基。
文学的人民性是要站在民族的、历史的高度，以一种广阔的视野观察社会各个阶层、生活的每个角落，站在大多数人民利益之上，书写人民的悲哀、痛苦与欢乐。说到底，底层文学摆脱了启蒙意识与商业化的束缚，它以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关照了生活在底层的个体，更关涉到现实存在的群体，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人生与另一个世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对社会现实也许会衍生出更多的叙事方式，底层文学或许会黯淡下去。但底层文学作为一种思潮性的写作概念，只有真正站在底层去看世界，才是对文学本质的回归，才能挖掘出具有当代意义的人性价值。
注释：
①高旭国：精神生态危机的悲凉写照——重读《废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 1年第2期.
②张翼：底层文学的变化提示了中国经验表达的复杂与艰难—一以河南女作家底层写作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3期.
③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④符鹏：阶级想象的危机与底层话语的困境——重读小说《那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6期.
⑤张光芒：是“底层的人”，还是“人在底层”——新世纪文学“底层叙事”的问题反思与价值重构，学术界，201 8年第8期.
⑥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高旭国：精神生态危机的悲凉写照——重读《废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 1年第2期.
[2]张翼：底层文学的变化提示了中国经验表达的复杂与艰难——以河南女作家底层写作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 6年第3期.
[3]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4]符鹏：阶级想象的危机与底层话语的困境——重读小说《那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6期.
[5]張光芒：是“底层的人”，还是“人在底层”——新世纪文学“底层叙事”的问题反思与价值重构，学术界，2018年第8期.
[6]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关键词：底层;底层文学;大众文化;人民性
文章编号：978 -7- 80 736 -771 -O（2019） 03 - 063 - 03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步伐的前进，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在全力建设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纷纷涌人城市，他们大多从事于对技术要求较低的行业，他们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承载着城市的建设发展，靠打工为生的他们顾不得付出与酬劳之间的巨大落差，正是因为这些人城市建设的进程得以快速发展，城市生活越来越便利。“底层”的概念伴随着社会的改革浪潮应用而生，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对“底层”的表述应是指这样的群体，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在经济、文化、组织等资源上处于弱势地位，且不具备或者缺乏完整表达自身的话语能力，一般意义上对应的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底层”是当下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型中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性存在，新世纪底层义学的兴起直面的是真实存在的社会底层，底层文学以现实主义手法对底层的艰难生存境况与精神困惑进行描写，勇敢地对社会矛盾提出质疑与诘问，把“底层”展示于公众眼前，体现出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责任与担当。
从文学史的脉络来看，对底层的关注并非是新世纪以来才兴起的，书写底层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现代文学中对乡土的描写，可以说从鲁迅对祥林嫂、华老栓等形象的国民性批判到沈从文笔下建构田园牧歌式的湘西世界，再到赵树理、孙犁塑造出生动、健康、充满生命力的中国农民形象，文学一直未曾遗忘乡土这个主题，并且缘于农村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文学几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乡村与农民进行叙述，乡土文化在当代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当充满现代意味的城市登场后，乡村的地位丌始受到冲山。走向“现代”的高加林遭到了作家与读者一致的斥责与批判，1 982年路遥的《人生》暗示着乡村进入现代社会后面临的精神危机，而十年后贾平凹的《废都》则展示了九十年代初，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的特殊时期，商业原则的出台和人义基础的薄弱，使得当时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倾斜甚至是断裂①，物质主义大行其道，传统文化与乡土文明湮没在现代文明的漩涡中。如果说那一时代的文学还在惋惜乡土文化的凋敝，那么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可以明确感觉到对乡土描写的缺失以及乡土文明真正的危机。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化，巨大的希望与空前的物质主义并存，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商业的气息，欲望叙事、青春主题、都市文学、身体写作等既迎合市场规律又满足大众阅读期待心理的文学形式占据了新世纪文坛。在这幅物欲横流、眼花缭乱的景象背后，贾平凹、陈应松、曹彳正路、孙惠芬、罗伟章、迟子建、刘庆邦等作家将目光投向城市的廉租房、地下窒、矿井煤窑、工厂车间，把农民工、城市贫民、下岗职工等底层民众的生活轨迹及喜怒哀乐记录下来，试图通过描写底层的苦难呈现出的中国在变革中所经历的种种阵痛，呼唤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的重建，进而探讨中国未来的发展。②这一创作思潮在2004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曹彳正路发表了描写下岗工人命运的小说《那儿》;《大涯》杂志率先提出了底层问题的命题，迅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至此，“底层”这一概念作为文学讨论的范畴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底层文学”迅速成为新世纪以来炙手可热的文学研究话题。
二
学术界起初对底层的关注只是一些相对零散的讨论，在文学边缘化的语境下，真正使底层话语进入学术讨论方向的是曹彳正路的《那儿》。小说的时代背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主人公朱卫国是一个国有工厂的工会主席，为防止国有资产被利益集团侵吞和变卖，他试图号召工人联合起来去阻止这一损害国家和工人利益的行为发生，但这次行动却遭到了从工友们到决策层的重重阻挠，最终“我”的小舅朱卫国以自杀的方式证明了自身的清白。
小说中朱卫国的形象始终是一个孤独的领袖，他反对工厂美名日“改制”实为“化公为私”的决策，与厂里领导争执、去北京上访，他放着副县级领导的待遇不要而去“为民请命”，结果却因与群众的隔阂使他这个“省级劳动模范”不能“代表”工人发言，他坚持正义的决定却得不到任何人支持，甚至被猜疑他的动机不纯，在这样的现实情况面前，朱卫国不禁陷入认识的难题：“工人阶级怎么能这么冷漠？这么自私？这么怕死？这还是从前那些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吗？”③小说结尾，朱卫国的困惑使他在反抗的痛苦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为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他不惜以死相搏。朱卫国所在的矿山机厂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暗示着当代工人阶级的命运，不断“底层化”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工人阶级所无法避免的，不论是《那儿》里的下岗工人也好，还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农民工也好，他们的命运始终是与时代紧紧绑在一起。
许多学者对《那儿》的主题多集中于“底层”在历史与现实的处境中是如何挣扎的，以及工人阶级的地位在社会转型中是如何变化的，曹征路在《那儿》里其实还着重描写了个体意识的分化与颓败历程。小说中“我”回忆起小舅朱卫国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状态，高大健美的身材，挥着榔头打起铁来是全工厂瞩目的焦点，与现在苦大仇深的模样形成鲜明对比。朱卫国年轻时劳动的样子是为人称羡的，而现在“额头赛过皮带轮子”的他已不再劳动，自然也不会再获得“细胞在唱歌”似的乐趣。同样是劳动，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显示出完全相反的作用？对于个人的自我实现而言，这种相反的价值状态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又是如何转换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劳动意义的历史转变。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参与劳动不仅仅是為了换取生活所需，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对于人来说，还有一种建设国家、改造世界的热情与荣誉感，人通过劳动获得了个体尊严与自我价值。然而改革丌放以来的历史事实改变了人们对劳动的看法，一切罔绕经济建设的总纲领使人们在经济发展与道德责任之间有了明显的倾向，全社会对经济发展投注了空前的关注，个人道德、集体劳动等概念逐渐淡出人们视线，再到九十年代的大规模企业改制，工人阶级的劳动地位在不断下降，体制改革使他们失去了最后的保障，他们所拥有的只剩下劳动力。工人阶级（这里可以代指“底层”）从此再不能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劳动仅仅沦为维持生计的技能。朱卫国从一个能力非凡的技术骨干变成不受重视的工会主席，杜月梅从厂里青春活力、积极上进的出色学徒沦为做皮肉生意的“霓虹下的哨兵”，个体的颓废与时代的洪流泥沙俱下，底层的面貌在时代的淘洗下越来越模糊。在历史的变革中，当信仰丧失后，人应该如何重新寻求人生的意义，安顿自我的身心位置，无疑是改革时代极为重要的思想问题。 三
新世纪以来，城乡与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性越来越凸出，市场机制运行下的中国社会在向消费社会一步步靠近，汹涌而至的大众文化为文学艺术打上商业化、机械化的烙印，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下，底层文学对转型期社会文化的病灶、病源、病理的大胆揭示与评判，显示出文学作为“社会良心”的功用。⑤
“底层”之所以能成为新世纪以来的主要创作潮流，可以从社会和文学两个层面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加快，大批的下岗工人难以安置已上升成为社会难题，“三农问题”的提出加剧了严峻的社会形势，底层艰难的生存现状触动了知识分子，他们试图再次成为底层的代言人。从文学的层面来说，底层文学是对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与“纯文学”观念的反思与延续，这昭示着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拨开迷雾重回文学表述。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文学应与社会发生联系，作家或者说知识分子应重新定位自我身份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当作家们开始叙述底层、描写底层时，他们看到的现状是底层本身就是被边缘化的，而为了反抗这一状态，他们不相信资本和市场的神话，他们希望看到社会除了消费与时尚还应有真实与醒目的一面，于是他们努力寻求或者尝试建立自己的话语表达策略。在这种文学思潮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指引下，作家很容易从人道主义立场转向人民性立场，也就是把原来从个人出发的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与悲悯，上升到社会层面的普遍问题来看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底层文学是从大众文化的缝隙里对人民性立场的继承，是文学性创新压力下寻求自我突破的一种现实捷径。⑥大众文化的狂热使底层文学只有回到传统中，回到现实主义的美学氛围中去才能找到最坚固的话语根基。
文学的人民性是要站在民族的、历史的高度，以一种广阔的视野观察社会各个阶层、生活的每个角落，站在大多数人民利益之上，书写人民的悲哀、痛苦与欢乐。说到底，底层文学摆脱了启蒙意识与商业化的束缚，它以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关照了生活在底层的个体，更关涉到现实存在的群体，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人生与另一个世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对社会现实也许会衍生出更多的叙事方式，底层文学或许会黯淡下去。但底层文学作为一种思潮性的写作概念，只有真正站在底层去看世界，才是对文学本质的回归，才能挖掘出具有当代意义的人性价值。
注释：
①高旭国：精神生态危机的悲凉写照——重读《废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 1年第2期.
②张翼：底层文学的变化提示了中国经验表达的复杂与艰难—一以河南女作家底层写作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3期.
③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④符鹏：阶级想象的危机与底层话语的困境——重读小说《那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6期.
⑤张光芒：是“底层的人”，还是“人在底层”——新世纪文学“底层叙事”的问题反思与价值重构，学术界，201 8年第8期.
⑥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高旭国：精神生态危机的悲凉写照——重读《废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 1年第2期.
[2]张翼：底层文学的变化提示了中国经验表达的复杂与艰难——以河南女作家底层写作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 6年第3期.
[3]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4]符鹏：阶级想象的危机与底层话语的困境——重读小说《那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6期.
[5]張光芒：是“底层的人”，还是“人在底层”——新世纪文学“底层叙事”的问题反思与价值重构，学术界，2018年第8期.
[6]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