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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心中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流传到西方后像是失焦的照片，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中国戏剧仅仅是一张张脸谱；由于版权、翻译等问题的阻碍，国内话剧舞台上极少出现西方的经典剧作品，国人缺少一条了解西方舞台剧的途径。而张南在无意中成为了一座承载着东西方戏剧文化交流的桥。作为全美知名的女子文理学院Smith College的戏剧系讲师，她把中国的传统戏剧融进了课程中；作为话剧导演，她坚持着把西方经典作品搬上国内舞台。
张南在母校北京二中读书时第一次接触了戏剧、舞蹈、影视剧的制作，虽然本科专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英语语言文学，但是她心里最喜欢的文学类型还是话剧剧本。于是从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她去往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戏剧文学，取得了戏剧文学和灯光设计艺术的双重硕士。之后她选择了在美国著名的私立女子大学Smith College任教。
投向平静湖水的石子
张南在Smith College戏剧系教授灯光设计和中国戏剧戏曲的课程。除了Smith College的学生，还有五校联盟（Amherst College、Mount Holyoke College、Smith College、Hampshire College、UMass Amherst）中其他学校的学生选修她的课程。
日常课程交流中，张南发现美国的学生们对中国戏剧的了解几乎是空白的。只要是有关中国戏剧戏曲的课程内容，就如同往平静的湖水中扔了一颗石子，产生的反响是极大的，亦是极有意义的。
这让她意识到，东西双方都有需要弥补的空缺。在美国，她感到没人知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种遗憾；回到国内，她发现很多人没有机会学到国外的经典著作是种缺失。于是除了教授专门的关于中国戏剧戏曲的课程之外，在灯光设计课或者平常和学生的交流中，她也会以中国舞台上的作品作为范例。她曾以执行制作人的身份邀请中国导演王延松到学校为学生们排演《潘金莲》，同时担任剧本翻译和副导演。“排演之前，我们早早就决定不刻意寻找亚洲演员。因为这个故事里所探究的人的情感和命运具有足够的普世意义和象征性，无论什么人来演，这些人物之间的关联和矛盾都能够成立。”导演在排练的前几天才能到达美国，所以张南和舞台监督负责选演员。“我们的选角广告一贴出去就在几个学校之间掀起一个小小的热潮。很多学生，包括附近的成年演员都对这个来自中国的故事颇感兴趣。最终，我们的潘金莲、平儿、王婆、武大郎都是白人演员，武松是华裔，西门庆是个浓眉大眼梳着一头脏辫儿的黑人帅小伙儿！”
在把中国的作品介绍到美国的同时，张南每年也会把美国的学生、特别是灯光设计专业的学生带到中国来。这些女孩子在学校剧场里既能以艺术家的身份聊剧本、谈设计，又能什么苦活、累活都自己干；但是到了中国，她们发现走进剧场拎个灯都会有人跑来说，你别自己拎啊，快放下。“曾经有个叫Amber的女学生，在剧场里想自己扛一把梯子去对个光，这对她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可是三、四个大小伙子跑来，像出了什么大事儿似的，大呼小叫让她快放下。她不仅没有放下，还让那几个小伙子靠边站，硬是自己把活儿干完了。 这些女孩子非常棒，虽然从不像演员那样站在聚光灯下，但是都把剧场当做实现自己价值的舞台。 我把她们带来，一方面是希望她们有机会在跨文化的职业环境里锻炼自己，同时也希望她们的出现能带动咱们的女孩子去参与那些传统上似乎非常男性化的职业。”
导演心中的冲动
话剧——源自西方的舶来品，在中国的传播不过一百多年，在西方却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有着太多值得品味的、经久不衰的作品。
因为语言的障碍，绝大多数中国的戏剧人对西方戏剧作品特别是现当代作品都了解甚少。已经翻译过来的作品，往往因为翻译质量问题，比如语义不准确、语言过于生硬刻板、不适合舞台节奏等等，很少被搬上舞台。
于是，熟知西方戏剧作品的张南翻译了多部经典作品——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伽利略》、罗兰·施梅芬尼的《旧爱》，北爱尔兰剧作家布莱恩·弗里尔的《恋人》，美国剧作家金·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挪威剧作家亨利克·约翰·易卜生的《海达·高布乐》……
在张南看来，“认真翻译国外的经典作品有益于戏剧环境的健康发展。也许直接关注中国现当代生活的原创作品能够更近距离地审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生存环境，但是真正精彩的作品所探讨的问题、传递的精神是抽象的、永恒的、超越时代的。我自己更偏爱这样的作品，也更期待和观众在这个层面上进行交流。”
但再精准的翻译在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中都会显得生硬，而将内容本土化则会失去作品的原汁原味，因此对作品的选择要拿捏准确。“我很少对翻译过来的作品进行本土化，只是尽量保证作品在中文语境里的准确性、流畅度。有些作品更适合翻译过来作为剧本阅读，有些则更适合放到舞台上排演。”
有了精雕细琢的文本，还要有尊重文字的导演才能将原著想要表达的情感呈现在舞台上。张南每年都会在学校放假期间回到国内，排演话剧作品。“我的工作方法是一切都以文本为依据。”排演的时候，张南先花大量的时间和演员一起研读剧本，学习背景知识，像翻砖头一样把每一句台词都仔细分析一遍，让每个演员对整部作品和自己的角色都不存疑问，然后再逐渐地让这些人物在演员的身上慢慢生长。
在成功排演了《无言》、《过往》、《伽利略》、《第二次别离》等作品之后，张南将目光锁定在易卜生的作品《海达·高布乐》上。“我猜想每一个排演《海达·高布乐》的导演心中都有一种冲动，这种冲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海达深深的理解和为她发自肺腑的叹息。”张南一直想要将易卜生晚年的这部作品搬上舞台，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描述海达复杂的外在处境和内心困境，阐释海达面对自己、面对生命所做出的选择。但她认为自己的阅历尚浅，未必能够将作品理解透彻。直至今年与白光剧社的合作，机缘巧合地推动了她排演《海达·高布乐》的决心和进程，小剧场的私密环境则更有助于人物刻画和观演交流。“我们要让观众走近她、看懂她，然后才能和观众一起去探讨她和她的故事所具备的象征意义。”在张南看来，海达是一个极其容易被误读的角色，似乎既不追求真，也不关心善，但是对于美却有着极端而近乎疯狂的迷恋。海达超越常人的、高贵的身份、见识和她身上深深的人格缺陷，让她无可避免地走向毁灭；而这毁灭却又成就了她对美、对自由和勇气的追求。“在我心目中海达是非常接近古希腊悲剧人物的，这样的女性角色在现代戏剧中极其少见。”
在任何地方，从事与戏剧相关的工作都不是物质前途最优越的。在美国，许多戏剧从业者都身兼数职。“我在美国见过很多非常优秀、执着的戏剧演员要依靠其他的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抱怨。站到排练厅里，走上舞台的时候，他们眼睛里的光彩既让人尊敬又让人感动。” 通常愿意排演话剧的演员对舞台都有着强烈的感情，一个好演员要具有对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的极大兴趣和洞察力。“我的一位学生，非常有戏剧天赋，但她特别明确地规划了自己的未来，会开一家烘焙店。是否从业并不影响她对戏剧的热爱。”
“美国的整体戏剧环境比国内成熟，繁荣的市场呈现的是各种不同的演出风格，百花齐放，观众很容易寻找到符合自己品位的演出。”在国内的舞台剧市场上推出《海达·高布乐》就像是在啃一块硬骨头，目前国内话剧市场以原创爆笑剧为主，类似《海达·高布乐》的剧目被称为“高冷剧”。但是张南相信，“一定有观众是喜爱《海达·高布乐》这种类型作品的，只是在产业繁荣起来之前，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和一些作品的铺垫。”在主创人员和观众互相寻找的途径渐渐清晰起来以后，必将会打开新的市场。
张南怀揣着对戏剧的热爱，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传递着能量；凭借着对戏剧的痴迷，在学生和观众之间，播撒着激情。
张南在母校北京二中读书时第一次接触了戏剧、舞蹈、影视剧的制作，虽然本科专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英语语言文学，但是她心里最喜欢的文学类型还是话剧剧本。于是从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她去往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戏剧文学，取得了戏剧文学和灯光设计艺术的双重硕士。之后她选择了在美国著名的私立女子大学Smith College任教。
投向平静湖水的石子
张南在Smith College戏剧系教授灯光设计和中国戏剧戏曲的课程。除了Smith College的学生，还有五校联盟（Amherst College、Mount Holyoke College、Smith College、Hampshire College、UMass Amherst）中其他学校的学生选修她的课程。
日常课程交流中，张南发现美国的学生们对中国戏剧的了解几乎是空白的。只要是有关中国戏剧戏曲的课程内容，就如同往平静的湖水中扔了一颗石子，产生的反响是极大的，亦是极有意义的。
这让她意识到，东西双方都有需要弥补的空缺。在美国，她感到没人知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种遗憾；回到国内，她发现很多人没有机会学到国外的经典著作是种缺失。于是除了教授专门的关于中国戏剧戏曲的课程之外，在灯光设计课或者平常和学生的交流中，她也会以中国舞台上的作品作为范例。她曾以执行制作人的身份邀请中国导演王延松到学校为学生们排演《潘金莲》，同时担任剧本翻译和副导演。“排演之前，我们早早就决定不刻意寻找亚洲演员。因为这个故事里所探究的人的情感和命运具有足够的普世意义和象征性，无论什么人来演，这些人物之间的关联和矛盾都能够成立。”导演在排练的前几天才能到达美国，所以张南和舞台监督负责选演员。“我们的选角广告一贴出去就在几个学校之间掀起一个小小的热潮。很多学生，包括附近的成年演员都对这个来自中国的故事颇感兴趣。最终，我们的潘金莲、平儿、王婆、武大郎都是白人演员，武松是华裔，西门庆是个浓眉大眼梳着一头脏辫儿的黑人帅小伙儿！”
在把中国的作品介绍到美国的同时，张南每年也会把美国的学生、特别是灯光设计专业的学生带到中国来。这些女孩子在学校剧场里既能以艺术家的身份聊剧本、谈设计，又能什么苦活、累活都自己干；但是到了中国，她们发现走进剧场拎个灯都会有人跑来说，你别自己拎啊，快放下。“曾经有个叫Amber的女学生，在剧场里想自己扛一把梯子去对个光，这对她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可是三、四个大小伙子跑来，像出了什么大事儿似的，大呼小叫让她快放下。她不仅没有放下，还让那几个小伙子靠边站，硬是自己把活儿干完了。 这些女孩子非常棒，虽然从不像演员那样站在聚光灯下，但是都把剧场当做实现自己价值的舞台。 我把她们带来，一方面是希望她们有机会在跨文化的职业环境里锻炼自己，同时也希望她们的出现能带动咱们的女孩子去参与那些传统上似乎非常男性化的职业。”
导演心中的冲动
话剧——源自西方的舶来品，在中国的传播不过一百多年，在西方却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有着太多值得品味的、经久不衰的作品。
因为语言的障碍，绝大多数中国的戏剧人对西方戏剧作品特别是现当代作品都了解甚少。已经翻译过来的作品，往往因为翻译质量问题，比如语义不准确、语言过于生硬刻板、不适合舞台节奏等等，很少被搬上舞台。
于是，熟知西方戏剧作品的张南翻译了多部经典作品——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伽利略》、罗兰·施梅芬尼的《旧爱》，北爱尔兰剧作家布莱恩·弗里尔的《恋人》，美国剧作家金·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挪威剧作家亨利克·约翰·易卜生的《海达·高布乐》……
在张南看来，“认真翻译国外的经典作品有益于戏剧环境的健康发展。也许直接关注中国现当代生活的原创作品能够更近距离地审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生存环境，但是真正精彩的作品所探讨的问题、传递的精神是抽象的、永恒的、超越时代的。我自己更偏爱这样的作品，也更期待和观众在这个层面上进行交流。”
但再精准的翻译在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中都会显得生硬，而将内容本土化则会失去作品的原汁原味，因此对作品的选择要拿捏准确。“我很少对翻译过来的作品进行本土化，只是尽量保证作品在中文语境里的准确性、流畅度。有些作品更适合翻译过来作为剧本阅读，有些则更适合放到舞台上排演。”
有了精雕细琢的文本，还要有尊重文字的导演才能将原著想要表达的情感呈现在舞台上。张南每年都会在学校放假期间回到国内，排演话剧作品。“我的工作方法是一切都以文本为依据。”排演的时候，张南先花大量的时间和演员一起研读剧本，学习背景知识，像翻砖头一样把每一句台词都仔细分析一遍，让每个演员对整部作品和自己的角色都不存疑问，然后再逐渐地让这些人物在演员的身上慢慢生长。
在成功排演了《无言》、《过往》、《伽利略》、《第二次别离》等作品之后，张南将目光锁定在易卜生的作品《海达·高布乐》上。“我猜想每一个排演《海达·高布乐》的导演心中都有一种冲动，这种冲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海达深深的理解和为她发自肺腑的叹息。”张南一直想要将易卜生晚年的这部作品搬上舞台，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描述海达复杂的外在处境和内心困境，阐释海达面对自己、面对生命所做出的选择。但她认为自己的阅历尚浅，未必能够将作品理解透彻。直至今年与白光剧社的合作，机缘巧合地推动了她排演《海达·高布乐》的决心和进程，小剧场的私密环境则更有助于人物刻画和观演交流。“我们要让观众走近她、看懂她，然后才能和观众一起去探讨她和她的故事所具备的象征意义。”在张南看来，海达是一个极其容易被误读的角色，似乎既不追求真，也不关心善，但是对于美却有着极端而近乎疯狂的迷恋。海达超越常人的、高贵的身份、见识和她身上深深的人格缺陷，让她无可避免地走向毁灭；而这毁灭却又成就了她对美、对自由和勇气的追求。“在我心目中海达是非常接近古希腊悲剧人物的，这样的女性角色在现代戏剧中极其少见。”
在任何地方，从事与戏剧相关的工作都不是物质前途最优越的。在美国，许多戏剧从业者都身兼数职。“我在美国见过很多非常优秀、执着的戏剧演员要依靠其他的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抱怨。站到排练厅里，走上舞台的时候，他们眼睛里的光彩既让人尊敬又让人感动。” 通常愿意排演话剧的演员对舞台都有着强烈的感情，一个好演员要具有对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的极大兴趣和洞察力。“我的一位学生，非常有戏剧天赋，但她特别明确地规划了自己的未来，会开一家烘焙店。是否从业并不影响她对戏剧的热爱。”
“美国的整体戏剧环境比国内成熟，繁荣的市场呈现的是各种不同的演出风格，百花齐放，观众很容易寻找到符合自己品位的演出。”在国内的舞台剧市场上推出《海达·高布乐》就像是在啃一块硬骨头，目前国内话剧市场以原创爆笑剧为主，类似《海达·高布乐》的剧目被称为“高冷剧”。但是张南相信，“一定有观众是喜爱《海达·高布乐》这种类型作品的，只是在产业繁荣起来之前，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和一些作品的铺垫。”在主创人员和观众互相寻找的途径渐渐清晰起来以后，必将会打开新的市场。
张南怀揣着对戏剧的热爱，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传递着能量；凭借着对戏剧的痴迷，在学生和观众之间，播撒着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