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先生与湖北息息相关。楚文化留下了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又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这里产生了李先念先生等一批革命家，又出现了闻一多这样一批血性之人。张先生1913年7月10日出生在湖北红安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参加农业劳动，感受到农民生活和农业的艰辛，决心要为改变农业和农民生活找到一条出路。青少年时代，军阀混战，日寇入侵激发了他富国强兵的决心。这些思想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道路。
　　1929年春，张先生插班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一年级下学期班。1930年秋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在这一时期他奠定了以后做学问的基础，尤其是数学和英文。1934年武汉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院，在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领导下从事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在研究院工作的6年中，张先生走遍河北、浙江、广西和湖北的乡村，在掌握丰富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远销》等书，并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经济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有关农村经济货币金融和调查方法的多篇文章。这些研究工作使他形成了通过工业化解决农业问题和实现强国的思路。1940年张先生在昆明通过了清华庚款留学公费考试，于1941年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当时的哈佛大学经济系名师汇聚，盛极一时。蜚声国际的创新理论之父熊彼特、垄断竞争理论的创始人张伯仑、农业经济学的开创者布莱克、美国凯恩斯主义的第一代传人汉森、研究技术革命史的经济史学家厄谢尔、以《繁荣与萧条》一书而名噪天下的哈伯勒，还有以投入-产出法而在以后获得诺奖的里昂惕夫，云集哈佛。在这些名师的教导之下，张先生开拓了视野，奠定了扎实的经济学功底。
　　《农业与工业化》
　　1945年10月，张先生完成了题为《农业与工业化》的博士论文，并获取博士学位。1947年该论文获得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并被列为“哈佛经济学丛书”第85卷，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国内报纸以“哈佛论经济，东方第一人”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这本书1951年被译为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又在美国再版。
　　张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国际上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现在国际学术界公认，发展经济学的建立有两个人、两本著作。一是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Ragnar Nurkse)1953年出版的《欠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二是张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尽管张先生的著作出版较早，但纳克斯的著作影响更大。张五常先生指出“这是不幸的，因为这影响带来数之不尽的怪诞不经的理论。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基础，我们的眼界与思维早就有了长进。”
　　不过国际经济学界并没忘记张先生，80年代中期，当中国学者到美国学习发展经济学时，美国教授惊讶地说，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先生在你们中国，你们跑到美国来做什么？1979年，对发展经济学做出重要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和舒尔茨获得了诺奖，不少国外学者评论，如果张先生在美国沿着他《农业与工业化》的思路研究下去，也许获奖的就是张先生。
　　《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中心思想，是落后的农业国如何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起飞，但并不是要牺牲农业实现工业化，而是分析了工业化中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本书中张先生提出了一些对发展经济学有重大贡献的观点。其中包括：第一，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农业对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基础作用，农业对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包括外汇）的五大贡献。以后库茨涅茨在1961年的《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印度经济学家苏布拉塔·加塔克和肯·英格森特在1984年的《农业与经济发展》中吸收并发展了张先生的观点。第二，工业化的定义，强调了工业化不是排斥农业，而是包括农业的现代化与农村的工业化。这一定义受到美籍华人历史学家杨联陞和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的重视。第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先行作用。第四，工业化的发动与限制因素，尤其是制度的双重作用。第五，工业化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第六，利用外资对外贸易与工业化。这些观点在60年代后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许多观点已得到我国改革开放历程的证明。
　　不变的仁者之心
　　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张先生短暂地在纽约和南京工作了几个月，1946年秋应聘到武汉大学经济系任教。1948年受聘奔赴联合国工作，1949年2月辞职，同时也婉言谢绝了哈佛当年的老师布莱克和厄谢尔要他回哈佛任教的邀请，回到武汉大学。
　　以后张先生又到华中理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任教。可惜在当时的形势下想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已经不可能了。在以后的二十年中张先生有10年从事基建行政工作，有10年从事政治课教学工作，然后又是“文革”中的磨难。无论在如何恶劣的条件下，张先生关心国家、关心社会的仁爱之心未变，正直、真诚、乐观的仁者之心未变。
　　记得有一次，我与张先生相谈时，曾问到，他对当年放弃联合国工作，放弃去哈佛任教的机会后悔不后悔？张先生毫不犹豫地说，一点也不后悔。我们当年出国，不是要追求个人荣华富贵，而是要学好本领回来建设祖国。在美国我个人当然不会有这些苦难，还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但这一切对祖国又有什么好处呢？还有一次，我和张先生及其他师长、朋友在华中科技大学校园里散步，我们这些外来者对校园的道路和绿化称赞不已，张先生笑眯眯地说，这些都是在我主持下修建的。从事与经济学毫无关系的行政工作也如此认真、努力，而且能做得如此好，真让我们感觉到是金子在哪里都闪光。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张先生已65岁了，但他仍热情地投入各种工作。当时中国对国外经济学完全无知，陈岱孙先生、于光远先生等组织了“外国经济学系列”讲座。张先生尽管不在北京工作，但积极组织并参与了这一工作，亲自担任主讲教师。在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筹备与建立中，张先生也是主要参与者，并担任了该学会副理事长，实际组织各种活动。1986年，张先生与厉以宁教授合写的《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对当时国内学者和莘莘学子了解西方经济学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受到广泛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1997年张先生又在此基础独立写成《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一直是我必备的教学参考书。写这本书时张先生已经是86岁高龄了。
　　对于改革开放，张先生衷心欢迎，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亦有许多精辟的看法。他的许多观点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但又不是照本宣科。记得有一次讨论，就提出市场经济必以私有化为基础，张先生就说，这一点在理论上的确没错，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还是提使用权比所有权更现实一点，并解释了他过去对田面权（土地使用权）和田底权（土地所有权）的区分。“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与张先生相谈，就深有这种感受。
　　张先生更主要的贡献是他的教学，他勤奋认真地教学，为历届学生称赞。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称张先生是“我人生中第一位重要导师”。他的许多学生现在已成为社会栋梁，如年轻有为的巴曙松，现任华中科大管理学院院长的徐晓林，发改委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等等。
　　我不能算张先生的入门子弟，但深受张先生的恩泽，虽有多年未见面，他的幽默风趣、笑对人生，却始终让我难忘。张先生离去了，但他仁者的笑容永远留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