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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过程中，理性选择范式和新制度主义范式等都未能完全地诠释城市社区治理绩效。而社会资本的解释范式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探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作为社会资本核心要义的信任、规范和网络与城市社区治理存在密切的内在逻辑关系。因此，培育城市社区中的信任和互惠规范、建立公民参与网络成为生产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目标和手段。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理性选择范式；新制度主义；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11-0049-03
一、新解释范式的社会资本
自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以来，社会资本成为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并成为解释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重要范式。罗伯特·普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他通过对意大利20个地区进行研究，得出：社会资本成为导致南北地区制度绩效差异的最好解释。
以社会资本为范式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进行研究具有独特价值。它不但弥补了理性选择范式忽视文化和制度的制约作用的缺陷，而且也避免了新制度主义范式只从政府和制度这个宏观的角度来探索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倾向。社会资本解释范式从宏观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背景下考察微观层次的个人选择，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全方位视角考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社会资本的研究范式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信任意识、规范状态及由此形成社区网络关系对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大意义。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的结构关联
真正的中国市场化改革启动之后，我国城市中出现了一个在城市地域范围中、与国家相分离的、以共同的利益和特定的亚文化为联系纽带的一定数量城市居民组成的生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即是城市社区。城市社区也逐渐成为城市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城市社区治理的绩效高低将直接关系到城市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
与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相比，城市社区治理的特征更要体现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居民参与和社区网络结构横向互动的特征。而在其中，都暗含了一个基本前提——社会资本，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的三个核心要义——信任、规范和网络——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1.信任。在经济学家眼里，信任是一项公益，一种社会润滑剂，使得生产和交换成为可能。社会学家们也充分注意到信任关系对于居民和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在社区中，正如美国政治学教授埃里克·乌斯拉那所说的那样，信任可以使一个人生活健康和富有。当人们彼此信任时，他们就更可能照顾到别人的偏好，并且倾向于一个具有较高质量的更愉快的社会。信任可能不会直接产生财富，然而由于宽容，它将促进贸易，进而导致更大的繁荣。在城市社区里，社区居民为信用而投资，短期内，不守信可能给居民带来较高的收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守信所带来的收益将更持久。最终，信用激励将会促进社区的繁荣。
2.规范。正如德国著名法学者京特·雅科布斯在其《规范·人格体·社会——法哲学前思》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当规范——不是对诸个体的快和不快的期待——主导着交往时，社会才是现实的。”在社区中，社区居民共同遵守的规范可以产生社会信任，促进社区群体内的合作，形成诚实、遵守诺言、履行义务和互惠互助之类的社会效应。
城市社区治理既需要正式规范的强制性约束，更需要非正式规范的积极响应。正如萨缪尔·伯勒斯所说，完善社区治理能力的法律政府环境以及使成员从社区成功中受益的财产权分配制度是培育社区解决问题政策的关键。但是，与国家和市场相比，社区能更有效地培育和利用人们传统上形成的规范自己共同的激励机制：信任、团结、互惠、名誉、傲慢、尊敬、复仇和报应等等。在城市社区群体中，居民之间通过各种方式频繁地、直接地相互影响，增加了彼此了解，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收益，信息得到更直接的扩散，社区成员将更容易产生集体效应。
信任和互惠的规范越强的社区，对立的双方越有可能为寻求争议的解决而达成临时的规则。规范便促进了社区公民共同体精神的形成，社区根据成员遵守社区规范的表现予以奖励或惩罚。从而有利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组织者在治理过程中减少社会的冲突，降低社会运行的成本，从而提高治理绩效。
不仅如此，公民共同体精神还有助于使社区居民成为熟练的政治消费者，并实现其参与政治进而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在参与非常充分的社区，居民可以把他们的需求准确地传达给政府。政府对社区的要求考虑得越多，越能反映居民的愿望。因此，随着城市社区中高共同体精神的普遍规范形成，选民在监督官员方面可以更容易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3.网络。社会网络关系是一种潜在的资本，它可以被行动者调动和利用，便以某种能量或资源的形式发挥作用，从而能创造价值。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波特斯教授阐述了社会成员之间社会联系特征的差异性。并在社会成员、社会网络和社会之间建立了联系：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的社会成员资格在社会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
社区居民通过社区联系和社区网络关系实现在社区市场中的投资回报。他们在稳定的城市社区网络中，保持合作、信任和互惠的契约关系。正如美国华裔教授林南的制度场域概念，他认为，在制度场域中，组织和网络和个体在博弈规则与某些资源的价值是一致的。网(图1)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建构一种横向互动的社区网络关系。社区成员之间发生交互行为，从而形成关系网络。城市社区中，居民互动越多，它们越可能共享感情，越有可能参加集体活动，参加社区志愿性组织，进而又增进了居民之间的情感。而信任、规范便在社区网络中形成并扩散。这在霍曼斯的情感互动理论中可以找到理论依据。
三、培育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
王思斌认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时空特性可以归纳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统治危机和社会资本下降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版本的“社区主义的浪花”，基于此，王思斌提出城市社区治理的“善治”和“重建社会资本”这一双重目标模式。重建社会资本就是说为城市社区居民重建信任关系，重建社会协调的共识性规范，重建市民的社会网络三大相互关联的部分。普特南以他的研究证明，社会信任的产生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在阐述增强社会资本的规范时，他认为“互惠是规范最为重要的一种，包括‘均衡的’(或“特殊的”)互惠和“普遍化的”(或“扩散的”)互惠。普遍的互惠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遵循了这一规范的共同体，可以有效地约束投机，解决集体行动问题。
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是个复杂的、持久的文化过程。社会资本是从社区网络中居民交互行为的信任中产生。而信任又是从一个规范、互 惠、合作的行为组成的宗教、传统和习俗中产生出的一种期望。
1.城市社区中的信任、互惠规范和共享的历史经验。存在于城市社区中的信任和规范，必定离不开密集的社区居民的互动网络。尽管这些网络有横向和纵向的划分，但并不能更改这样一个事实：在城市社区中，社区居民不断重复的交往或交换，往往会鼓励规范的形成和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博弈论模型给了我们很好的解释：社会资本是重复博弈的自然产物。一次性的囚徒困境博弈不会产生合作解，重复的博弈就可能使双方产生“以合作求合作，以背信换背信”，从而产生合作解。信任的基础是声誉，而且信任是在非常熟知的情况下，不得不最终靠长时间的行动来获得。而构建自治性社区，可以保证个体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互动，从而克服短视行为，促使让短期收益服从长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自治性城市社区可以动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制裁社区成员的不合作行为。霍布斯哲学理论问题源自这样的假设：无政府状态，缺少强制力，将导致不信任和社会瓦解。但欧内斯特·格尔尼的畜牧社会的模型提出了强烈质疑；聚集成伙形成一个群体，任何人对我们中问的某人犯下的袭击罪行必然遭遇来自我们所有人的报复，而且这个掠夺者自身受到的报复，他的整个群体和其他所有成员都将同等地遭受我们的报复，因此这就形成了畜牧社会的合作文化。
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也来自共享的历史经验——传统的信任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基本上靠得的是人与人的信任关系来维持的，“在一个变动很少的社会里，从实际经验里累积得来的规范时常是社会共同生活有效的知识。……规范成了传统，以往的成效是规范取信于人的凭借。”信任传统给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培育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还可以从卢曼这里得到验证，他认为“熟悉是不可避免的生活事实，信任是解决特定风险问题的办法。但是，信任又必须在熟悉的世界中获取，而且该世界中的熟悉的特征也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将冲击人类关系中发展信任的可能性。因此，当我们开始着手探索信任的条件时，不能忽视熟悉的条件和范围。师在“熟悉的世界”里，会产生信任，而即使在陌生的社会，一定时期以后，便会被内化为一种熟悉的规范或者习惯，从而构成信任的来源，社会资本便应运而生了。
2.城市社区中的公民参与网络。城市社区互动研究的主要贡献者之一的桑德斯于1982年提出了社会互动模式。他把社区视为特定地域范围内比较持久的社会互动系统。他分别从人、社会关系、社会团体、社会类群、社会网络和主体系六个层次剖析了社区结构，认为社区是由家庭、经济、政府、宗教、教育与媒介、卫生、福利及娱乐等主体系互动所构成的复杂系统。加强公民参与网络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加强居民的互动交往。柯林斯的互动仪式理论告诉我们，互动是人们利用文化资本和情感能量进行交换而形成的，它能为参与者或关系群体带来情感能量。因此，社区互动成为公民参与的一个重要前提。
普特南通过对意大利南北部地区的公民传统的研究，表明广泛的公民参与网络为成功的合作和社会资本积累创造了机会。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在那些制度绩效高的地区，存在着许多社团组织。如果说，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社会信任的构建，进而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那么，横向的群众性组织越能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在此基础上，约翰·布雷姆和温迪·拉恩进一步解释了公民参与和社会信任的关系，从而提出了社会资本成因和结果的一般分析模型。如下图：
社群主义者丹尼尔·贝尔说，“美国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属于许多不同的社群，如家庭、邻里；这些社团表现为无数社会的、工作地点的、行业协会的，以及政治的等各种形式。我们都属于各种相互依存的重叠社群。如果置身这些社群之外，人类就不能长久生存，个人自由也不能长久维护。不论哪个社群，假如它的成员不关注并将精力和资源贡献给共同的事业，它亦不能长久生存下去。”既社会资本是公民在日常网络关系中所持有的信任和规范，这在本质上就是托克维尔所说“心智习惯”，而公民社会被认为是心智习惯滋养和发展的温床。而社会资本无疑是我国社区治理过程中最需要重视的视角。
责任编辑：孙 巍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理性选择范式；新制度主义；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11-0049-03
一、新解释范式的社会资本
自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以来，社会资本成为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并成为解释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重要范式。罗伯特·普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他通过对意大利20个地区进行研究，得出：社会资本成为导致南北地区制度绩效差异的最好解释。
以社会资本为范式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进行研究具有独特价值。它不但弥补了理性选择范式忽视文化和制度的制约作用的缺陷，而且也避免了新制度主义范式只从政府和制度这个宏观的角度来探索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倾向。社会资本解释范式从宏观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背景下考察微观层次的个人选择，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全方位视角考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社会资本的研究范式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信任意识、规范状态及由此形成社区网络关系对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大意义。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的结构关联
真正的中国市场化改革启动之后，我国城市中出现了一个在城市地域范围中、与国家相分离的、以共同的利益和特定的亚文化为联系纽带的一定数量城市居民组成的生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即是城市社区。城市社区也逐渐成为城市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城市社区治理的绩效高低将直接关系到城市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
与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相比，城市社区治理的特征更要体现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居民参与和社区网络结构横向互动的特征。而在其中，都暗含了一个基本前提——社会资本，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的三个核心要义——信任、规范和网络——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1.信任。在经济学家眼里，信任是一项公益，一种社会润滑剂，使得生产和交换成为可能。社会学家们也充分注意到信任关系对于居民和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在社区中，正如美国政治学教授埃里克·乌斯拉那所说的那样，信任可以使一个人生活健康和富有。当人们彼此信任时，他们就更可能照顾到别人的偏好，并且倾向于一个具有较高质量的更愉快的社会。信任可能不会直接产生财富，然而由于宽容，它将促进贸易，进而导致更大的繁荣。在城市社区里，社区居民为信用而投资，短期内，不守信可能给居民带来较高的收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守信所带来的收益将更持久。最终，信用激励将会促进社区的繁荣。
2.规范。正如德国著名法学者京特·雅科布斯在其《规范·人格体·社会——法哲学前思》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当规范——不是对诸个体的快和不快的期待——主导着交往时，社会才是现实的。”在社区中，社区居民共同遵守的规范可以产生社会信任，促进社区群体内的合作，形成诚实、遵守诺言、履行义务和互惠互助之类的社会效应。
城市社区治理既需要正式规范的强制性约束，更需要非正式规范的积极响应。正如萨缪尔·伯勒斯所说，完善社区治理能力的法律政府环境以及使成员从社区成功中受益的财产权分配制度是培育社区解决问题政策的关键。但是，与国家和市场相比，社区能更有效地培育和利用人们传统上形成的规范自己共同的激励机制：信任、团结、互惠、名誉、傲慢、尊敬、复仇和报应等等。在城市社区群体中，居民之间通过各种方式频繁地、直接地相互影响，增加了彼此了解，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收益，信息得到更直接的扩散，社区成员将更容易产生集体效应。
信任和互惠的规范越强的社区，对立的双方越有可能为寻求争议的解决而达成临时的规则。规范便促进了社区公民共同体精神的形成，社区根据成员遵守社区规范的表现予以奖励或惩罚。从而有利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组织者在治理过程中减少社会的冲突，降低社会运行的成本，从而提高治理绩效。
不仅如此，公民共同体精神还有助于使社区居民成为熟练的政治消费者，并实现其参与政治进而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在参与非常充分的社区，居民可以把他们的需求准确地传达给政府。政府对社区的要求考虑得越多，越能反映居民的愿望。因此，随着城市社区中高共同体精神的普遍规范形成，选民在监督官员方面可以更容易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3.网络。社会网络关系是一种潜在的资本，它可以被行动者调动和利用，便以某种能量或资源的形式发挥作用，从而能创造价值。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波特斯教授阐述了社会成员之间社会联系特征的差异性。并在社会成员、社会网络和社会之间建立了联系：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的社会成员资格在社会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
社区居民通过社区联系和社区网络关系实现在社区市场中的投资回报。他们在稳定的城市社区网络中，保持合作、信任和互惠的契约关系。正如美国华裔教授林南的制度场域概念，他认为，在制度场域中，组织和网络和个体在博弈规则与某些资源的价值是一致的。网(图1)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建构一种横向互动的社区网络关系。社区成员之间发生交互行为，从而形成关系网络。城市社区中，居民互动越多，它们越可能共享感情，越有可能参加集体活动，参加社区志愿性组织，进而又增进了居民之间的情感。而信任、规范便在社区网络中形成并扩散。这在霍曼斯的情感互动理论中可以找到理论依据。
三、培育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
王思斌认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时空特性可以归纳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统治危机和社会资本下降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版本的“社区主义的浪花”，基于此，王思斌提出城市社区治理的“善治”和“重建社会资本”这一双重目标模式。重建社会资本就是说为城市社区居民重建信任关系，重建社会协调的共识性规范，重建市民的社会网络三大相互关联的部分。普特南以他的研究证明，社会信任的产生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在阐述增强社会资本的规范时，他认为“互惠是规范最为重要的一种，包括‘均衡的’(或“特殊的”)互惠和“普遍化的”(或“扩散的”)互惠。普遍的互惠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遵循了这一规范的共同体，可以有效地约束投机，解决集体行动问题。
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是个复杂的、持久的文化过程。社会资本是从社区网络中居民交互行为的信任中产生。而信任又是从一个规范、互 惠、合作的行为组成的宗教、传统和习俗中产生出的一种期望。
1.城市社区中的信任、互惠规范和共享的历史经验。存在于城市社区中的信任和规范，必定离不开密集的社区居民的互动网络。尽管这些网络有横向和纵向的划分，但并不能更改这样一个事实：在城市社区中，社区居民不断重复的交往或交换，往往会鼓励规范的形成和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博弈论模型给了我们很好的解释：社会资本是重复博弈的自然产物。一次性的囚徒困境博弈不会产生合作解，重复的博弈就可能使双方产生“以合作求合作，以背信换背信”，从而产生合作解。信任的基础是声誉，而且信任是在非常熟知的情况下，不得不最终靠长时间的行动来获得。而构建自治性社区，可以保证个体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互动，从而克服短视行为，促使让短期收益服从长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自治性城市社区可以动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制裁社区成员的不合作行为。霍布斯哲学理论问题源自这样的假设：无政府状态，缺少强制力，将导致不信任和社会瓦解。但欧内斯特·格尔尼的畜牧社会的模型提出了强烈质疑；聚集成伙形成一个群体，任何人对我们中问的某人犯下的袭击罪行必然遭遇来自我们所有人的报复，而且这个掠夺者自身受到的报复，他的整个群体和其他所有成员都将同等地遭受我们的报复，因此这就形成了畜牧社会的合作文化。
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也来自共享的历史经验——传统的信任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基本上靠得的是人与人的信任关系来维持的，“在一个变动很少的社会里，从实际经验里累积得来的规范时常是社会共同生活有效的知识。……规范成了传统，以往的成效是规范取信于人的凭借。”信任传统给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培育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还可以从卢曼这里得到验证，他认为“熟悉是不可避免的生活事实，信任是解决特定风险问题的办法。但是，信任又必须在熟悉的世界中获取，而且该世界中的熟悉的特征也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将冲击人类关系中发展信任的可能性。因此，当我们开始着手探索信任的条件时，不能忽视熟悉的条件和范围。师在“熟悉的世界”里，会产生信任，而即使在陌生的社会，一定时期以后，便会被内化为一种熟悉的规范或者习惯，从而构成信任的来源，社会资本便应运而生了。
2.城市社区中的公民参与网络。城市社区互动研究的主要贡献者之一的桑德斯于1982年提出了社会互动模式。他把社区视为特定地域范围内比较持久的社会互动系统。他分别从人、社会关系、社会团体、社会类群、社会网络和主体系六个层次剖析了社区结构，认为社区是由家庭、经济、政府、宗教、教育与媒介、卫生、福利及娱乐等主体系互动所构成的复杂系统。加强公民参与网络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加强居民的互动交往。柯林斯的互动仪式理论告诉我们，互动是人们利用文化资本和情感能量进行交换而形成的，它能为参与者或关系群体带来情感能量。因此，社区互动成为公民参与的一个重要前提。
普特南通过对意大利南北部地区的公民传统的研究，表明广泛的公民参与网络为成功的合作和社会资本积累创造了机会。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在那些制度绩效高的地区，存在着许多社团组织。如果说，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社会信任的构建，进而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那么，横向的群众性组织越能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在此基础上，约翰·布雷姆和温迪·拉恩进一步解释了公民参与和社会信任的关系，从而提出了社会资本成因和结果的一般分析模型。如下图：
社群主义者丹尼尔·贝尔说，“美国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属于许多不同的社群，如家庭、邻里；这些社团表现为无数社会的、工作地点的、行业协会的，以及政治的等各种形式。我们都属于各种相互依存的重叠社群。如果置身这些社群之外，人类就不能长久生存，个人自由也不能长久维护。不论哪个社群，假如它的成员不关注并将精力和资源贡献给共同的事业，它亦不能长久生存下去。”既社会资本是公民在日常网络关系中所持有的信任和规范，这在本质上就是托克维尔所说“心智习惯”，而公民社会被认为是心智习惯滋养和发展的温床。而社会资本无疑是我国社区治理过程中最需要重视的视角。
责任编辑：孙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