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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围绕《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的创刊时间、办报策略、新闻取向、栏目特色等方面的内容探讨出发，确定了这份中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报纸具体创刊时间是公元1833年7月25日。在中国新闻史上，《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成功在于郭士力等传教士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有清晰且正确的判断，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解决初入中国不被完全理解的局面，也包括发表《新闻纸略论》来介绍报纸本身的性质，为传教做先期的必要准备。
关键词：《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新闻纸略论》郭士力
近代报刊的多样性，常常是研究新闻史必然会遇到的一个难点，在中国近代报刊的初级发展阶段，《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本身的版本之复杂，就已经是个难题了，更不用说相关材料的收集难度了。一直以来，作为中国最早使用中文出版的报刊，《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在中国新闻史上无疑具有重要地位。虽然学界对其充满了好奇与兴趣，但这种长达39册的近代报刊，却一直静静地躺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书架上，少人问津，直到1997年，黄时鉴先生不辞辛劳地从哈佛影印回国，由中华书局出版，嘉惠学人，国人才得以见其大貌，不过此后关于此刊的相关研究却并未能同步跟进。不管是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还是从中国新闻史的角度，抑或从中国报刊史的角度，都应该对这份刊物给予充分的重视，相关研究有待深入。
创刊人与创刊号之出版时间
《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出现在广州是必然的，广州是中国千年未变的对外窗口，其民众对外来文化有极大的包容力，新闻监督相对较弱，而且商业氛围浓厚，正是创办人郭士力设想的理想受众人群。
从头到尾，这份期刊的英文名称都是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不过中文名有两个，一是《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一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黄时鉴认为当以前者为是。中乍为第一种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化中国刊物，《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在中国的报业发展史、新闻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自不待言，其创刊时间也显得更有象征性意义了。
据《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之“《东西洋每月统记传》”词条的相关解释，该刊于1833年(道光十三年)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广州创刊，每月发行一期，木刻雕版印刷，样式一同中国古书样式。1834年曾一度停刊，1835年复刊，1837年由“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接办，郭士力、麦都思主编。1838年10月停刊。黄时鉴的考证结果有所不同，他认为前期是从癸巳年六月创刊到乙未年月号，编纂者是以“爱汉者”笔名出现的德籍传教士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后期从丁酉年复刊到戊戌年，迁到新加坡出刊，编纂者是以郭实猎、焷治文、马儒翰为主要成员的中国益智会。也就是说，《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在创办人的问题上与其他观点相去甚远，不知其所据为何材料，姑存于此。学界普遍认为最初的创办人是郭士力，又称郭实猎，或“爱汉者”。
创刊时间上，据黄时鉴先生的考证，也是定在了1833年8月。《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的创刊号是道光癸巳年六月，也就是公元1833年8月，其根据是当时同在广州出版的另一份英文报纸(《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在1833年8月号上这样报道：“一种中文月刊，其第一号本月一日在广州出版。”这个说法大体相符，但不够准确。虽然黄时鉴先生在中华书局版《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的序言中也提到，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最早提到此刊物，不过黄时鉴先生忽略了该书最后附录“英京读书记”中，戈公振提到在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ium)中所见：“此报存道光癸巳六月九日，甲午正月至六月，乙未正月，丁酉正月至九月，戊戌正月至三月，又一册无年月可考，共二十一册，每册十二或十三页，楷书木刻连史纸印线装，封面每缀以格言，大率录自四书，旁注‘爱汉者纂’，则教士K.F.A.Gutslaff自谓也。”则当以“道光癸巳六月九日”这一期为最早，根据台北中研究院两千年中西历转换软件的计算，即公元1833年7月25日，这也就是《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确切的创刊时间。
《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的编辑特色与办报策略
从整个中国报刊史研究来看，《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可谓名与实相符的绝好例子，其中不仅仅只看在新闻，同时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知识，打破了语言迥异带来的文化隔阂，在中国土地上提供了一个国外新闻发布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给了当时思想比较前卫的部分中国人一双观察世界的眼睛，其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了。
《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最早介绍跨国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以表格形式刊载出口商品信息和以中国传统的章回故事体介绍经济学知识和通商信息。在今天的新闻编辑室里，常常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读者感兴趣的是金钱、女人和罪行”。以此观之，在报纸发展的初级阶段，《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报纸的编辑虽然已经认识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传教士出于宗教和世俗的原因，对于罪行和女人比较讳言，对于传统中国人而言，公开谈论女人话题更是不可以接受的，特别是在大众媒体上。
毋庸置疑，传播的核心问题是传播者与接受传播者之间互相领会对方的含义。面对中国人数众多且成分复杂的显示，《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在选择受众人群时必然经过一番思考，由此，把商人和新型知识分子作为主要的宣传对象，这样一来，满足了这两种人对于知识或财富的追求，形成了一个固定且不断扩大的阅读群体。
因此，对于传教士而言，能够把讲求实际的中国人的目光吸引过来，理论的教条灌输是行不通的，必须注重中国人所关心的经贸问题，有些在西方是常识的东西，在中国人看来就是新闻，比如地理知识等。我们知道，中国人本质上更接近于商人，对于金钱十分重视，这让郭士力把世界地理知识的介绍、国外先进科技进步的动态等内容，放到了突出的位置来宣传，可谓得其要点，满足了当时人的求新求异心理。在介绍这类知识的时候，郭士力更意识到，与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教训口吻，不如实实在在地介绍世界地理科技的基础知识，把科普工作当成传教的必要准备程序，这种看法是非常有远见的。这样一来，充分保证了稿源，降低了第一份中国境内中文报纸的编辑难度，也避免了贫乏单调。
出版《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的目的何在呢?作为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当然传教被放在了首位，但在面对中华帝国这个千年古国，办报的目的并不能与实施手段完全同步，否则会适得其反，郭士力深知这个道理，就如《孙子兵法》中所云“以曲为直”，采取迂回的策略，方能实现本初的想法。从这个角度来看，《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的性质与现代报纸有一定的区别，虽然也是作为公共事业服务事业机构出现， 但是其私营的模式，并使它成为一味追求利润的自私自利的机构。另一方面，这份报纸的目的也在于介绍西方先进的技艺、科学与规程，扭转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之观念，至少在少数人群中破除中国人的畸形的文化优越感，否则，不用说传教，就连基本的商业活动也会受此影响。
从一开始。《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办报人的中文修养，即便是与受传统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也绝不逊色，这大大拉近了这份报纸与知识分子的距离。《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有独特的内容和特定的读者群，比如在每次国家考试的考场都会进行推销贩卖，显示了郭士力把读者群定位在新型知识分子身上，当然还有商人，因此才会刊登大量的地图，其实就是为商人指示商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东西洋每月统记传》避免抨击时政，甚至对于政治绝口不提，以换取清廷对于其存在的容忍，从这个角度来看，郭士力的目的达到了。另一方面，为了使政治立场与宗教立场不冲突，《东西洋每月统记传》还在显著版面设置了“东西史记和合”一栏，把儒家经典与《圣经》的历史记载作一同时对比，以叙述代议论，尽量在异中求同，调和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之处。
《新闻纸略论》：第一篇介绍报纸性质的汉语文章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编纂它的传教士的眼光与学识，在这份报纸上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其中所蕴涵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尤其值得称道。早在16世纪的前30年中，欧洲人已经尝试出版定期刊物，一批以“新闻”命名的报纸出现在了瑞士、德国、荷兰与意大利。但对于中国人来讲，报纸仍然是一种新生事物，也遭遇了新事物必然经历的不被理解的过程。
实际上，这份报纸流布许久后，办报人才发现，对于绝大多数故步自封的中国人来说，报纸是很难理解的新事物，急切需要向大众介绍报纸这种新事物本身的特点，这一点在办报之初被忽略了，于是出现了《新闻纸略论》这篇文章。阿瑟·梅勒(Arthur Miuer)曾说：“一张好的报纸就是一个国家同自己会话。”显然，在《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最初发行的岁月里，这种话并不顺畅，以至于报纸这种传播媒体本身都尚须为自己的身份作自我说明。
在道光癸巳年十二月号的《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上，登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即《新闻纸略论》，介绍了报纸的起源和当时西方各国的报刊出版概况：
在西方各国有最奇之事，乃是新闻纸篇也。此样书纸乃先三百年初出于义打利亚国，因每张的价是小铜钱一文，小钱一文西方语说加西打，故以新闻纸名为加西打，即因此意也。后各国照样成此篇纸，至今到处都有之甚多也。惟初系官府自出示之，而国内所有不吉等事不肯引入之，后则各国人人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但间有要先送官看各张所载何意，不准理论百官之政事。又有的不须如此各可随自意论诸事，但不犯律法之事也。其新闻纸有每日出一次的，有二日出一次的，有七日出两次的，亦有七日或半月或一月出一次不等的，最多者乃每日出一次的，其次则每七日出一次的也。其每月一次出者，亦有非纪新闻之事，乃论博学之文。于道光七年，在英吉利国核计有此书篇，共四百八十多种，在米利坚国有八百余种，在法兰西国有四百九十种也。此三国为至多，而其理论各事更为随意，于例无禁，然别国亦不少也。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材料，是第一篇介绍报纸性质的中文文章。初看这仅仅就是一则简介，其实个中大有文章。按理说，报纸没有必要介绍本身的性质一样，一切本来应该是不言自明的，郭士力等人最初也是这样想的，不过事实是大多数国人仍然怀抱天朝上国的心态，对于报纸这种新的媒体嗤之以鼻，对于他们，不了解的事物就更没有兴趣去了解了，因此，迈出介绍报纸自身性质这一步显得非常重要。
从内容考察，其中提到的“义打利亚国”即意大利，“加西打”应即意大利语“gazzetas”的音译。报价是否低廉，是决定报纸本身能否生存的关键因素，因此《新闻纸略论》一文开篇即说报纸的本义是来源于“新闻纸”价格的低廉。gazzetas是指十六世纪西方出现的一种小册子，专门报道某项重大事件，例如战役、王公葬礼、节日庆典等，通常四到八页、十六页，有时附有木刻插图，一般在大城市的书店出售，或由小贩沿街叫卖。
其中，可以看见其办报的策略和宗旨，即不谈政治，不授人以柄，专而讲究学术探讨。其中提到的“惟初系官府自出示之，而国内所有不吉等事不肯引入之，后则各国人人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但间有要先送官看各张所载何意，不准理论百官之政事”，显然是针对新闻审查制度而言的，严格的审查必然会影响报纸的商业运作，因此办报人的政治策略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结论
借助于郭士力的深厚学养和卓越见识，《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的创立开拓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之路，改变了中国人成就的观念，不过最初的传播还是受到了不小阻力，郭士力以介绍世界地理和科技知识为先导，调和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终于在思想比较进步的商人和知识分子中打开销路，为传教工作进行了必要的大众舆论准备。
编校：施宇
关键词：《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新闻纸略论》郭士力
近代报刊的多样性，常常是研究新闻史必然会遇到的一个难点，在中国近代报刊的初级发展阶段，《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本身的版本之复杂，就已经是个难题了，更不用说相关材料的收集难度了。一直以来，作为中国最早使用中文出版的报刊，《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在中国新闻史上无疑具有重要地位。虽然学界对其充满了好奇与兴趣，但这种长达39册的近代报刊，却一直静静地躺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书架上，少人问津，直到1997年，黄时鉴先生不辞辛劳地从哈佛影印回国，由中华书局出版，嘉惠学人，国人才得以见其大貌，不过此后关于此刊的相关研究却并未能同步跟进。不管是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还是从中国新闻史的角度，抑或从中国报刊史的角度，都应该对这份刊物给予充分的重视，相关研究有待深入。
创刊人与创刊号之出版时间
《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出现在广州是必然的，广州是中国千年未变的对外窗口，其民众对外来文化有极大的包容力，新闻监督相对较弱，而且商业氛围浓厚，正是创办人郭士力设想的理想受众人群。
从头到尾，这份期刊的英文名称都是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不过中文名有两个，一是《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一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黄时鉴认为当以前者为是。中乍为第一种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化中国刊物，《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在中国的报业发展史、新闻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自不待言，其创刊时间也显得更有象征性意义了。
据《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之“《东西洋每月统记传》”词条的相关解释，该刊于1833年(道光十三年)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广州创刊，每月发行一期，木刻雕版印刷，样式一同中国古书样式。1834年曾一度停刊，1835年复刊，1837年由“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接办，郭士力、麦都思主编。1838年10月停刊。黄时鉴的考证结果有所不同，他认为前期是从癸巳年六月创刊到乙未年月号，编纂者是以“爱汉者”笔名出现的德籍传教士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后期从丁酉年复刊到戊戌年，迁到新加坡出刊，编纂者是以郭实猎、焷治文、马儒翰为主要成员的中国益智会。也就是说，《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在创办人的问题上与其他观点相去甚远，不知其所据为何材料，姑存于此。学界普遍认为最初的创办人是郭士力，又称郭实猎，或“爱汉者”。
创刊时间上，据黄时鉴先生的考证，也是定在了1833年8月。《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的创刊号是道光癸巳年六月，也就是公元1833年8月，其根据是当时同在广州出版的另一份英文报纸(《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在1833年8月号上这样报道：“一种中文月刊，其第一号本月一日在广州出版。”这个说法大体相符，但不够准确。虽然黄时鉴先生在中华书局版《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的序言中也提到，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最早提到此刊物，不过黄时鉴先生忽略了该书最后附录“英京读书记”中，戈公振提到在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ium)中所见：“此报存道光癸巳六月九日，甲午正月至六月，乙未正月，丁酉正月至九月，戊戌正月至三月，又一册无年月可考，共二十一册，每册十二或十三页，楷书木刻连史纸印线装，封面每缀以格言，大率录自四书，旁注‘爱汉者纂’，则教士K.F.A.Gutslaff自谓也。”则当以“道光癸巳六月九日”这一期为最早，根据台北中研究院两千年中西历转换软件的计算，即公元1833年7月25日，这也就是《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确切的创刊时间。
《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的编辑特色与办报策略
从整个中国报刊史研究来看，《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可谓名与实相符的绝好例子，其中不仅仅只看在新闻，同时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知识，打破了语言迥异带来的文化隔阂，在中国土地上提供了一个国外新闻发布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给了当时思想比较前卫的部分中国人一双观察世界的眼睛，其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了。
《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最早介绍跨国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以表格形式刊载出口商品信息和以中国传统的章回故事体介绍经济学知识和通商信息。在今天的新闻编辑室里，常常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读者感兴趣的是金钱、女人和罪行”。以此观之，在报纸发展的初级阶段，《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报纸的编辑虽然已经认识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传教士出于宗教和世俗的原因，对于罪行和女人比较讳言，对于传统中国人而言，公开谈论女人话题更是不可以接受的，特别是在大众媒体上。
毋庸置疑，传播的核心问题是传播者与接受传播者之间互相领会对方的含义。面对中国人数众多且成分复杂的显示，《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在选择受众人群时必然经过一番思考，由此，把商人和新型知识分子作为主要的宣传对象，这样一来，满足了这两种人对于知识或财富的追求，形成了一个固定且不断扩大的阅读群体。
因此，对于传教士而言，能够把讲求实际的中国人的目光吸引过来，理论的教条灌输是行不通的，必须注重中国人所关心的经贸问题，有些在西方是常识的东西，在中国人看来就是新闻，比如地理知识等。我们知道，中国人本质上更接近于商人，对于金钱十分重视，这让郭士力把世界地理知识的介绍、国外先进科技进步的动态等内容，放到了突出的位置来宣传，可谓得其要点，满足了当时人的求新求异心理。在介绍这类知识的时候，郭士力更意识到，与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教训口吻，不如实实在在地介绍世界地理科技的基础知识，把科普工作当成传教的必要准备程序，这种看法是非常有远见的。这样一来，充分保证了稿源，降低了第一份中国境内中文报纸的编辑难度，也避免了贫乏单调。
出版《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的目的何在呢?作为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当然传教被放在了首位，但在面对中华帝国这个千年古国，办报的目的并不能与实施手段完全同步，否则会适得其反，郭士力深知这个道理，就如《孙子兵法》中所云“以曲为直”，采取迂回的策略，方能实现本初的想法。从这个角度来看，《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的性质与现代报纸有一定的区别，虽然也是作为公共事业服务事业机构出现， 但是其私营的模式，并使它成为一味追求利润的自私自利的机构。另一方面，这份报纸的目的也在于介绍西方先进的技艺、科学与规程，扭转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之观念，至少在少数人群中破除中国人的畸形的文化优越感，否则，不用说传教，就连基本的商业活动也会受此影响。
从一开始。《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办报人的中文修养，即便是与受传统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也绝不逊色，这大大拉近了这份报纸与知识分子的距离。《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有独特的内容和特定的读者群，比如在每次国家考试的考场都会进行推销贩卖，显示了郭士力把读者群定位在新型知识分子身上，当然还有商人，因此才会刊登大量的地图，其实就是为商人指示商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东西洋每月统记传》避免抨击时政，甚至对于政治绝口不提，以换取清廷对于其存在的容忍，从这个角度来看，郭士力的目的达到了。另一方面，为了使政治立场与宗教立场不冲突，《东西洋每月统记传》还在显著版面设置了“东西史记和合”一栏，把儒家经典与《圣经》的历史记载作一同时对比，以叙述代议论，尽量在异中求同，调和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之处。
《新闻纸略论》：第一篇介绍报纸性质的汉语文章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编纂它的传教士的眼光与学识，在这份报纸上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其中所蕴涵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尤其值得称道。早在16世纪的前30年中，欧洲人已经尝试出版定期刊物，一批以“新闻”命名的报纸出现在了瑞士、德国、荷兰与意大利。但对于中国人来讲，报纸仍然是一种新生事物，也遭遇了新事物必然经历的不被理解的过程。
实际上，这份报纸流布许久后，办报人才发现，对于绝大多数故步自封的中国人来说，报纸是很难理解的新事物，急切需要向大众介绍报纸这种新事物本身的特点，这一点在办报之初被忽略了，于是出现了《新闻纸略论》这篇文章。阿瑟·梅勒(Arthur Miuer)曾说：“一张好的报纸就是一个国家同自己会话。”显然，在《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最初发行的岁月里，这种话并不顺畅，以至于报纸这种传播媒体本身都尚须为自己的身份作自我说明。
在道光癸巳年十二月号的《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上，登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即《新闻纸略论》，介绍了报纸的起源和当时西方各国的报刊出版概况：
在西方各国有最奇之事，乃是新闻纸篇也。此样书纸乃先三百年初出于义打利亚国，因每张的价是小铜钱一文，小钱一文西方语说加西打，故以新闻纸名为加西打，即因此意也。后各国照样成此篇纸，至今到处都有之甚多也。惟初系官府自出示之，而国内所有不吉等事不肯引入之，后则各国人人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但间有要先送官看各张所载何意，不准理论百官之政事。又有的不须如此各可随自意论诸事，但不犯律法之事也。其新闻纸有每日出一次的，有二日出一次的，有七日出两次的，亦有七日或半月或一月出一次不等的，最多者乃每日出一次的，其次则每七日出一次的也。其每月一次出者，亦有非纪新闻之事，乃论博学之文。于道光七年，在英吉利国核计有此书篇，共四百八十多种，在米利坚国有八百余种，在法兰西国有四百九十种也。此三国为至多，而其理论各事更为随意，于例无禁，然别国亦不少也。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材料，是第一篇介绍报纸性质的中文文章。初看这仅仅就是一则简介，其实个中大有文章。按理说，报纸没有必要介绍本身的性质一样，一切本来应该是不言自明的，郭士力等人最初也是这样想的，不过事实是大多数国人仍然怀抱天朝上国的心态，对于报纸这种新的媒体嗤之以鼻，对于他们，不了解的事物就更没有兴趣去了解了，因此，迈出介绍报纸自身性质这一步显得非常重要。
从内容考察，其中提到的“义打利亚国”即意大利，“加西打”应即意大利语“gazzetas”的音译。报价是否低廉，是决定报纸本身能否生存的关键因素，因此《新闻纸略论》一文开篇即说报纸的本义是来源于“新闻纸”价格的低廉。gazzetas是指十六世纪西方出现的一种小册子，专门报道某项重大事件，例如战役、王公葬礼、节日庆典等，通常四到八页、十六页，有时附有木刻插图，一般在大城市的书店出售，或由小贩沿街叫卖。
其中，可以看见其办报的策略和宗旨，即不谈政治，不授人以柄，专而讲究学术探讨。其中提到的“惟初系官府自出示之，而国内所有不吉等事不肯引入之，后则各国人人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但间有要先送官看各张所载何意，不准理论百官之政事”，显然是针对新闻审查制度而言的，严格的审查必然会影响报纸的商业运作，因此办报人的政治策略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结论
借助于郭士力的深厚学养和卓越见识，《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的创立开拓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之路，改变了中国人成就的观念，不过最初的传播还是受到了不小阻力，郭士力以介绍世界地理和科技知识为先导，调和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终于在思想比较进步的商人和知识分子中打开销路，为传教工作进行了必要的大众舆论准备。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