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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利罕说：“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两种都市现实：由艺术家构成的城市和由人群构成的城市。在第一种情况下，都市形象体现为艺术家的内在感觉和印象；在第二种情况中，人群作为一个整体有了自己的特性和都市的含义。”可以说，现代文学很大一部分就是都市文学、心理文学。本文试图由爱伦·坡的小说出发，分析波德莱尔颓废的诗歌（城市之花）与柯南·道尔推崇的逻辑理性小说（城市之光）的渊源关系，指出在城市中，同样是受爱伦·坡影响的两位作家波德莱尔与柯南·道尔在文学创作上的取舍，以及他们小说中体现的城市中日神和酒神两股力量的交织与冲突。
如果仅从人生经历、生活习性，以及个人喜好上来说，波德莱尔无疑是爱伦·坡“文学上的嫡传弟子”：性情怪异、生活放荡、婚姻混乱、酗酒不务正业、反叛，以及英年早逝。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的重点在于从文学文本入手，探讨爱伦·坡那波诡怪诞的小说如一个怪胎，是如何在后两位作家那里孕育出“城市之花”与“城市之光”的。
一、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以他的《恶之花》扬名世界，也以他的“花之恶”而臭名昭著，但这并不影响他文学大师的地位。流浪在巴黎酒馆的波德莱尔性嗜酒，爱放荡，喜颓废，意忧郁，反映在他的诗歌里自然是一种沾有酒气的迷醉精神，一种离经叛道、玩世不恭的心态，一种癫狂诡异的想象幻觉，以及一种自甘堕落、难以自拔、且甘之如饴的落魄浪子的颓废色彩。生活在世界性的大都市，甚至是最繁华时尚的大都市——法国的巴黎，波德莱尔身上、心里、笔下却没有一点温暖、歆羡、希望、欢喜之情，反而极尽笔致写出了巴黎的另一面：黑暗、庸俗、污秽、颓废、纵欲、罪恶、暴力等。巴黎城市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建筑、纷繁绚丽的色彩、熙熙攘攘的人群给每一个目不暇接的人以新奇感、新鲜感，同样也给人以不安全感、不固定感、流浪感和孤独感。这种感觉随着时间不断强化，使得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陌生、冷漠、缺乏信任、麻木。而诗人波德莱尔则厌倦于此，想要打破这种冷漠与孤独，所以他虽在人群中，却又高于人群：他以他敏锐的视觉、听觉及触觉，极力吸收着城市中纷繁错乱的一切给他带来的感官上的无尽印象与刺激，在他的心里加之于情感，以及酒精的反应，折射在诗歌里，就成了一朵巴黎的“恶之花”。
所以，波德莱尔对醉酒、黑夜、死尸、骷髅、坟墓、幽灵、吸血鬼、乞丐、妓女等形象情有独钟。这就是他眼中的巴黎世界，或者说是巴黎世界在他眼中的“印象”。
我的棕发美人，我将给你/月亮一般冷的亲吻，/以及围着坟墓/爬行之蛇的爱抚。
——《幽灵》
有天夜里，我委身于一个可怕的犹太女人，/像一具直躺的死尸贴着另一具死尸，/在这卖身的肉体旁，我想起/我的欲望放弃了的忧愁的美人。
——《有天夜里，我委身于一个可怕的犹太女人》
在波德莱尔的诗里，巴黎不过是一个“有着铅灰色地平线的阴郁的世界”，一个“古老的混沌世界的长夜”，到处是黑暗、阴冷，还有诅咒、恐怖。他写的“美人”无不带着放荡（甚至是淫荡的色情意味），而且总有着忧郁、死亡、坟墓、血污等不祥的阴暗的意味。这也使得“美人”变得艳美、冰冷而恐怖。
作为诗人的波德莱尔不想像人群那样麻木，那就得直面麻木、冷漠，流浪街头，无家可归，或许死亡是最终的归宿，坟墓是最温暖的家宅，女尸（妓女）是最美的妻子。这种对城市的残败、黑暗和对死亡的恐惧与阴冷的描写，在爱伦·坡的小说中早有体现，只是功用不同而已。作为恐怖小说家，爱伦·坡更注重阴冷、黑暗环境对人心理的影响，以及小说环境氛围的营造。比如：
“在那年秋天一个晦暝、昏暗、廓落的日子，天低云暗，整整一天我独自策马而行，穿过乡间一片异常萧瑟的旷野；当暮色开始降临之时，愁云笼罩的厄舍府终于遥遥在望。……那孤零零的房子和周围的自然景观……心中那种极度的抑郁真难用人间常情来比拟……我心中一阵冰凉，一阵虚弱，一阵恶心……”
这是小说《厄舍府的倒塌》开头一段对叙述者“我”来到厄舍府，见到厄舍府的生理和心理反应的描写。厄舍府颓败、残破，蕴含着死亡、腐朽的气息，为后文定下了阴森、恐怖的行文基调。当然，这里爱伦·坡把客观事物与主观心理联系了起来。客观事物（厄舍府周围景物的凄清、死气沉沉）导致主观心理（“我”内心）“冰冷、虚弱、恶心”。这种由外界事物的刺激而导致的内在心理的反应，甚至是极度的反应（幻想、幻觉、癫狂）在《红死病的假面具》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为了增强现实感，增加小说的恐怖效果，爱伦·坡不厌其烦地十分详细地描绘着普洛斯佩罗亲王举办的假面具舞会的现场，即那七个房间——“一组富丽堂皇的套房”：
“这七个房间的布局极不规则，所以一眼只能看到一个房间。套房中每隔二三十米便是一个转角，每拐过一个转角都有一种新的效果。……这些窗户都镶有染色玻璃，其色彩随各房间装饰物的主色调之不同而变化。”
——《红死病的假面具》
这一段对亲王豪华套房的描写，以及随后对套房中钟声的描写，都带有一種不安全感，一种不祥感。这也为后来那位披着溅满鲜血的裹尸布的陌生人（幽灵）的出场烘托出了足够阴冷恐怖的气氛。
可以说，这种由建筑构造带来的视觉上的“隔绝”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冷漠与陌生，而回荡的“钟声”则给人带来了对死亡的恐惧与不安。这种充满各种色彩的套房的视觉感受，充满舞会上的欢笑声和钟声的听觉体验，与后来现代大都市上光怪陆离的街道设计，五颜六色的商品店橱窗与灯光，以及各种嘈杂的声音极其相似。尤其是在给人的感觉上，在都令人目眩、耳鸣的同时，产生不安和焦虑。
如果说爱伦·坡小说恐怖、阴冷的气氛来自于其小说的题材（谋杀、死亡、衰败等）或环境（厄舍府、假面舞会的套房等），而这种恐怖、阴冷最终来自于外部客观世界；那么波德莱尔则骨子里就具有这种“恐怖、阴冷”。波德莱尔早已把这种外在客观世界的刺激转换成他“内在的印象”。所以波德莱尔的诗总是在现实中夹杂着幻觉、正常掺杂着酒精或神经质的扭曲的幻想。比如： “拥挤的城市！充满梦幻的城市，/大白天里幽灵就拉扯着行人！/到处都像树液般流淌着神秘，/顺着强大的巨人狭窄的管道群……”
“回到家，关上门，心中充满恐怖，/病得手脚麻木，精神燥热混乱，/神秘和荒诞触到了我的痛处！/我的理智徒劳地想抓住栏杆；/风暴肆虐，它的努力迷失方向，/我的灵魂跳呀，跳呀，这艘破船。/没有桅杆，在无涯怒海上飘荡。”
——《七个老头子》
诗人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乞丐一样的老人，产生了一系列幻觉，里面既有现实，又不现实，显然是扭曲的描写。诗人似乎不是在追求真实，而是在追求痛快，最后几句几乎是癫狂状态的嘶吼。
可以说，爱伦·坡发现了黑暗世界，给人带来了一种对神秘、荒诞、恐怖的审美；但是他没有直接揭开它那神秘的面纱。而波德莱尔则直面丑恶，直面黑暗，把黑暗的死尸、墓穴、妓女等不堪的一面用“巴黎”这个城市来体现。 “巴黎”对我们来说仅是一座城市，而对波德莱尔来说，却是一个“世界”。
二、柯南·道尔
当我们过滤掉爱伦·坡小说中那种“神秘”“诡异”的色彩后，除去那种带有酒精精神的癫狂或者说是略带神经质式的疯狂后，那么小说中由逻辑推理而产生的“理性之光”便显现了出来，比如《金甲虫》。
《金甲虫》像一部寻宝小说，但与以往历尽艰辛、克服妖魔的寻宝经历不一样，其更像是一部由推理而破解宝藏密码的推理小说。小说开始，“我”去看望因贫困而隐居海岛的朋友威廉·勒格朗。勒格朗意外得到了一个金甲虫，他幻想着由此而发财，他的黑奴和“我”认为他是因被虫咬了一口而发了疯。但后来，“我”和黑奴被迫协助他去寻找宝藏的所在地，线索是一张羊皮纸上的一串数字符号：53≠≠+305））6*；4826）4≠）……
勒格朗根據英语中各个字母出现的频率，发现了上组数字中每个符号所代表的字母，并破解了宝藏位置的信息，从而消解了“我”对勒格朗发疯的误解，最终找到了那笔宝藏。
这篇小说突出显示了逻辑推理（理性）对于破解密码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点正是柯南·道尔在他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的侦探小说中推崇的“推理
能力”。
在《莫格街谋杀案》里可以直接看到福尔摩斯的影子。在小说中，叙述者“我”作为与侦探杜宾合租房子的朋友，与杜宾的对话促进了案情的解析与推进，这与《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叙述者以作为与大侦探福尔摩斯合租房子的朋友这种“主、客”搭档关系展开叙述的方式极具相似性。如果说，这是形式上的继承，那么，更深层次的继承则是：福尔摩斯强调的观察能力和推理能力与小说开头所谓的“分析法”几乎如出一辙，比如：《血字的研究》第二章的《演绎法》。
查理德·利罕认为，小说家对逻辑推理的推崇是由19世纪科学理论的发展造成的，但是后代文学对前代文学的直接继承是不可否认的。比如，杜宾说：“……真是这样想的话，一定是弄错了归纳法的道理。套句运动界的行话，我可是‘百发百中’。线索始终没断过。任何一个环节都没有脱掉。……”这与《血字分析》里福尔摩斯所说：“一个逻辑学家不需要亲眼见到或者听到过大西洋或尼加拉瀑布，就能从一滴水上推测出它们存在的可能性。所以，整个生活就是一条巨大的链条，只要见到其中的一个环节，整个链条的情况就可推想出来了”，其中所蕴含的思路是何其的相似！
巴黎是波德莱尔的世界，客观上是时尚、繁华的世界，而主观上则表现为扭曲的、阴郁的、颓废的精神世界；伦敦是福尔摩斯的世界，客观上是充满谋杀、悬疑、恐怖的世界，主观上却是福尔摩斯逻辑推理秩序下的世界。
在《血字的研究》中，福尔摩斯以理性对抗的是盐湖城的摩门教徒们；《四签名》中他对抗的是斯茂和童格（一个罪犯和一个未进化完全的野人）。不论对抗的是谁，他们都来自于野蛮之地，都是带有罪过的人，他们来到伦敦造成了伦敦这个文明世界的混乱，这是以理性、秩序为代表的福尔摩斯所不许的。
三、结语
如果要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作比喻，那么日神代表理性、秩序、逻辑、光、欢喜等，而酒神代表非理性、幻觉、梦魇、癫狂、迷醉、甚至代表黑暗、死亡、忧郁等等。因此，笔者认为：爱伦·坡的小说是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交织的混沌，从而由“混沌”中产生两个分支：波德莱尔的诗歌以酒神精神为主，理性批判精神为次；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则以日神精神为主，酒神精神为次。
因此，波德莱尔属感性的文学家，柯南·道尔属理性的文学家，而爱伦·坡则兼而有之。这或许是天生性格使然（爱伦·坡和波德莱尔同具叛逆精神），也可能是家庭原因，也可能受职业影响（坡上过军校，波德莱尔流浪，柯南道尔学医），也或许是一种天降的使命！毕竟，爱伦·坡和波德莱尔都是40岁左右离世，一生颠沛；而柯南·道尔终年70岁。所以，波德莱尔的诗作如其名，“恶之花”，如花一样让人惊叹，但又带有“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如光一样，给城市带来光明，而又难免显得无情。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如果仅从人生经历、生活习性，以及个人喜好上来说，波德莱尔无疑是爱伦·坡“文学上的嫡传弟子”：性情怪异、生活放荡、婚姻混乱、酗酒不务正业、反叛，以及英年早逝。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的重点在于从文学文本入手，探讨爱伦·坡那波诡怪诞的小说如一个怪胎，是如何在后两位作家那里孕育出“城市之花”与“城市之光”的。
一、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以他的《恶之花》扬名世界，也以他的“花之恶”而臭名昭著，但这并不影响他文学大师的地位。流浪在巴黎酒馆的波德莱尔性嗜酒，爱放荡，喜颓废，意忧郁，反映在他的诗歌里自然是一种沾有酒气的迷醉精神，一种离经叛道、玩世不恭的心态，一种癫狂诡异的想象幻觉，以及一种自甘堕落、难以自拔、且甘之如饴的落魄浪子的颓废色彩。生活在世界性的大都市，甚至是最繁华时尚的大都市——法国的巴黎，波德莱尔身上、心里、笔下却没有一点温暖、歆羡、希望、欢喜之情，反而极尽笔致写出了巴黎的另一面：黑暗、庸俗、污秽、颓废、纵欲、罪恶、暴力等。巴黎城市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建筑、纷繁绚丽的色彩、熙熙攘攘的人群给每一个目不暇接的人以新奇感、新鲜感，同样也给人以不安全感、不固定感、流浪感和孤独感。这种感觉随着时间不断强化，使得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陌生、冷漠、缺乏信任、麻木。而诗人波德莱尔则厌倦于此，想要打破这种冷漠与孤独，所以他虽在人群中，却又高于人群：他以他敏锐的视觉、听觉及触觉，极力吸收着城市中纷繁错乱的一切给他带来的感官上的无尽印象与刺激，在他的心里加之于情感，以及酒精的反应，折射在诗歌里，就成了一朵巴黎的“恶之花”。
所以，波德莱尔对醉酒、黑夜、死尸、骷髅、坟墓、幽灵、吸血鬼、乞丐、妓女等形象情有独钟。这就是他眼中的巴黎世界，或者说是巴黎世界在他眼中的“印象”。
我的棕发美人，我将给你/月亮一般冷的亲吻，/以及围着坟墓/爬行之蛇的爱抚。
——《幽灵》
有天夜里，我委身于一个可怕的犹太女人，/像一具直躺的死尸贴着另一具死尸，/在这卖身的肉体旁，我想起/我的欲望放弃了的忧愁的美人。
——《有天夜里，我委身于一个可怕的犹太女人》
在波德莱尔的诗里，巴黎不过是一个“有着铅灰色地平线的阴郁的世界”，一个“古老的混沌世界的长夜”，到处是黑暗、阴冷，还有诅咒、恐怖。他写的“美人”无不带着放荡（甚至是淫荡的色情意味），而且总有着忧郁、死亡、坟墓、血污等不祥的阴暗的意味。这也使得“美人”变得艳美、冰冷而恐怖。
作为诗人的波德莱尔不想像人群那样麻木，那就得直面麻木、冷漠，流浪街头，无家可归，或许死亡是最终的归宿，坟墓是最温暖的家宅，女尸（妓女）是最美的妻子。这种对城市的残败、黑暗和对死亡的恐惧与阴冷的描写，在爱伦·坡的小说中早有体现，只是功用不同而已。作为恐怖小说家，爱伦·坡更注重阴冷、黑暗环境对人心理的影响，以及小说环境氛围的营造。比如：
“在那年秋天一个晦暝、昏暗、廓落的日子，天低云暗，整整一天我独自策马而行，穿过乡间一片异常萧瑟的旷野；当暮色开始降临之时，愁云笼罩的厄舍府终于遥遥在望。……那孤零零的房子和周围的自然景观……心中那种极度的抑郁真难用人间常情来比拟……我心中一阵冰凉，一阵虚弱，一阵恶心……”
这是小说《厄舍府的倒塌》开头一段对叙述者“我”来到厄舍府，见到厄舍府的生理和心理反应的描写。厄舍府颓败、残破，蕴含着死亡、腐朽的气息，为后文定下了阴森、恐怖的行文基调。当然，这里爱伦·坡把客观事物与主观心理联系了起来。客观事物（厄舍府周围景物的凄清、死气沉沉）导致主观心理（“我”内心）“冰冷、虚弱、恶心”。这种由外界事物的刺激而导致的内在心理的反应，甚至是极度的反应（幻想、幻觉、癫狂）在《红死病的假面具》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为了增强现实感，增加小说的恐怖效果，爱伦·坡不厌其烦地十分详细地描绘着普洛斯佩罗亲王举办的假面具舞会的现场，即那七个房间——“一组富丽堂皇的套房”：
“这七个房间的布局极不规则，所以一眼只能看到一个房间。套房中每隔二三十米便是一个转角，每拐过一个转角都有一种新的效果。……这些窗户都镶有染色玻璃，其色彩随各房间装饰物的主色调之不同而变化。”
——《红死病的假面具》
这一段对亲王豪华套房的描写，以及随后对套房中钟声的描写，都带有一種不安全感，一种不祥感。这也为后来那位披着溅满鲜血的裹尸布的陌生人（幽灵）的出场烘托出了足够阴冷恐怖的气氛。
可以说，这种由建筑构造带来的视觉上的“隔绝”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冷漠与陌生，而回荡的“钟声”则给人带来了对死亡的恐惧与不安。这种充满各种色彩的套房的视觉感受，充满舞会上的欢笑声和钟声的听觉体验，与后来现代大都市上光怪陆离的街道设计，五颜六色的商品店橱窗与灯光，以及各种嘈杂的声音极其相似。尤其是在给人的感觉上，在都令人目眩、耳鸣的同时，产生不安和焦虑。
如果说爱伦·坡小说恐怖、阴冷的气氛来自于其小说的题材（谋杀、死亡、衰败等）或环境（厄舍府、假面舞会的套房等），而这种恐怖、阴冷最终来自于外部客观世界；那么波德莱尔则骨子里就具有这种“恐怖、阴冷”。波德莱尔早已把这种外在客观世界的刺激转换成他“内在的印象”。所以波德莱尔的诗总是在现实中夹杂着幻觉、正常掺杂着酒精或神经质的扭曲的幻想。比如： “拥挤的城市！充满梦幻的城市，/大白天里幽灵就拉扯着行人！/到处都像树液般流淌着神秘，/顺着强大的巨人狭窄的管道群……”
“回到家，关上门，心中充满恐怖，/病得手脚麻木，精神燥热混乱，/神秘和荒诞触到了我的痛处！/我的理智徒劳地想抓住栏杆；/风暴肆虐，它的努力迷失方向，/我的灵魂跳呀，跳呀，这艘破船。/没有桅杆，在无涯怒海上飘荡。”
——《七个老头子》
诗人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乞丐一样的老人，产生了一系列幻觉，里面既有现实，又不现实，显然是扭曲的描写。诗人似乎不是在追求真实，而是在追求痛快，最后几句几乎是癫狂状态的嘶吼。
可以说，爱伦·坡发现了黑暗世界，给人带来了一种对神秘、荒诞、恐怖的审美；但是他没有直接揭开它那神秘的面纱。而波德莱尔则直面丑恶，直面黑暗，把黑暗的死尸、墓穴、妓女等不堪的一面用“巴黎”这个城市来体现。 “巴黎”对我们来说仅是一座城市，而对波德莱尔来说，却是一个“世界”。
二、柯南·道尔
当我们过滤掉爱伦·坡小说中那种“神秘”“诡异”的色彩后，除去那种带有酒精精神的癫狂或者说是略带神经质式的疯狂后，那么小说中由逻辑推理而产生的“理性之光”便显现了出来，比如《金甲虫》。
《金甲虫》像一部寻宝小说，但与以往历尽艰辛、克服妖魔的寻宝经历不一样，其更像是一部由推理而破解宝藏密码的推理小说。小说开始，“我”去看望因贫困而隐居海岛的朋友威廉·勒格朗。勒格朗意外得到了一个金甲虫，他幻想着由此而发财，他的黑奴和“我”认为他是因被虫咬了一口而发了疯。但后来，“我”和黑奴被迫协助他去寻找宝藏的所在地，线索是一张羊皮纸上的一串数字符号：53≠≠+305））6*；4826）4≠）……
勒格朗根據英语中各个字母出现的频率，发现了上组数字中每个符号所代表的字母，并破解了宝藏位置的信息，从而消解了“我”对勒格朗发疯的误解，最终找到了那笔宝藏。
这篇小说突出显示了逻辑推理（理性）对于破解密码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点正是柯南·道尔在他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的侦探小说中推崇的“推理
能力”。
在《莫格街谋杀案》里可以直接看到福尔摩斯的影子。在小说中，叙述者“我”作为与侦探杜宾合租房子的朋友，与杜宾的对话促进了案情的解析与推进，这与《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叙述者以作为与大侦探福尔摩斯合租房子的朋友这种“主、客”搭档关系展开叙述的方式极具相似性。如果说，这是形式上的继承，那么，更深层次的继承则是：福尔摩斯强调的观察能力和推理能力与小说开头所谓的“分析法”几乎如出一辙，比如：《血字的研究》第二章的《演绎法》。
查理德·利罕认为，小说家对逻辑推理的推崇是由19世纪科学理论的发展造成的，但是后代文学对前代文学的直接继承是不可否认的。比如，杜宾说：“……真是这样想的话，一定是弄错了归纳法的道理。套句运动界的行话，我可是‘百发百中’。线索始终没断过。任何一个环节都没有脱掉。……”这与《血字分析》里福尔摩斯所说：“一个逻辑学家不需要亲眼见到或者听到过大西洋或尼加拉瀑布，就能从一滴水上推测出它们存在的可能性。所以，整个生活就是一条巨大的链条，只要见到其中的一个环节，整个链条的情况就可推想出来了”，其中所蕴含的思路是何其的相似！
巴黎是波德莱尔的世界，客观上是时尚、繁华的世界，而主观上则表现为扭曲的、阴郁的、颓废的精神世界；伦敦是福尔摩斯的世界，客观上是充满谋杀、悬疑、恐怖的世界，主观上却是福尔摩斯逻辑推理秩序下的世界。
在《血字的研究》中，福尔摩斯以理性对抗的是盐湖城的摩门教徒们；《四签名》中他对抗的是斯茂和童格（一个罪犯和一个未进化完全的野人）。不论对抗的是谁，他们都来自于野蛮之地，都是带有罪过的人，他们来到伦敦造成了伦敦这个文明世界的混乱，这是以理性、秩序为代表的福尔摩斯所不许的。
三、结语
如果要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作比喻，那么日神代表理性、秩序、逻辑、光、欢喜等，而酒神代表非理性、幻觉、梦魇、癫狂、迷醉、甚至代表黑暗、死亡、忧郁等等。因此，笔者认为：爱伦·坡的小说是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交织的混沌，从而由“混沌”中产生两个分支：波德莱尔的诗歌以酒神精神为主，理性批判精神为次；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则以日神精神为主，酒神精神为次。
因此，波德莱尔属感性的文学家，柯南·道尔属理性的文学家，而爱伦·坡则兼而有之。这或许是天生性格使然（爱伦·坡和波德莱尔同具叛逆精神），也可能是家庭原因，也可能受职业影响（坡上过军校，波德莱尔流浪，柯南道尔学医），也或许是一种天降的使命！毕竟，爱伦·坡和波德莱尔都是40岁左右离世，一生颠沛；而柯南·道尔终年70岁。所以，波德莱尔的诗作如其名，“恶之花”，如花一样让人惊叹，但又带有“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如光一样，给城市带来光明，而又难免显得无情。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