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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物质生活丰富多彩，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快速发展的社会尽显浮躁之风，只看重生活品质，不关心死亡品质，即不关心死亡的尊严问题。因此，现代人应该冷静下来思考生活的品质和死亡的尊严问题。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其中不乏关于生死的卓著。人们应当多加熟读古本，向古人学习生死的智慧，思考自身这个主体在大环境下应持有的生死观，而不能做“时代进步、精神虚无”的畸形儿。《论语》是儒家典籍之一，其中就有生死观的表述。从《论语》文本整体把握“未知生，焉知死”一语，人们就会发现孔子其实有“以生观死”和“以死观生”的一体两面的生死观，还可以从生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来知晓一体两面的生死观所具有的意义。
一、“未知生，焉知死”的一语多解
儒家典籍《论语》中就有关于生死观的表述，《论语·先进篇》第十一章云：“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其中，知生知死的智慧开启后来儒者对生死问题的关注以及阐发，张载对“未知生，焉知死”的理解是：“学者但养心识明静，自然可见，死生存亡皆知所从来，胸中莹然无疑，止此理尔。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盖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无别理。”张载认为，对死亡的审视都只从生命的角度思考，这是生死之理。而朱熹说：“昼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朱熹是从生死一体的价值角度来讲的。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说：“‘未知生，焉知死’乃死生一体，不知生即不知死，‘死生本属一体，蚩蚩而生，则必昧昧而死。生而茫然，则必死而惘然。生能俯仰无愧，死则浩然天壤。今日浩然天壤之鬼神，皆即往日俯仰无愧之生人。苟能知生人之理，推以及于死后之鬼神，则由于死生人鬼之一体，而可推见天人之一体矣’。”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对“未知生，焉知死”的译解是：“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当代学者段德智曾说：“要真正理解志士仁人的死，理解他们的杀身成仁，就必须先行知道他们的终极关怀、终极承担和终极献身。先行知道他们的生……强调知生对于知死的优先地位，要他的学生先去理解生的道理，理解生的终极关怀、终极承担和终极献身，然后再去参究死的道理。”他认为，孔子把生死看得同等重要，只不过孔子是以从生看死的思路为生死观的出发点。
以上是历代学者对“未知生，焉知死”的看法，总结可归为两点：一是认为孔子重生轻死，对死亡采取回避态度，根本不重视死亡的问题。此观点的代表有何晏，他在《论语集解》中就说谈论生的意义大于谈论死的意义。此外，国外一些学者根据“未知生，焉知死”的表面意思，认为孔子丧失了生死观的智慧。二是认为孔子生死并重，生死是一体的，因为死后的事情是难以知道的，所以知生是知死的前提和基础，知死则是整个生命本体的终极关怀和终极承担，这是生命具有何种意义的关键。这一代表有宋明的张载和朱熹，也有现代的钱穆和当代的段德智。
二、再探“未知生，焉知死”一语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一是纯粹从子路与孔子的对话中看“未知生，焉知死”一句，人们根本难以看出孔子整体的生死观，孔子在《论语》中的其他篇章皆有表达他的生死观，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十二》）、“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第四》）、“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第二十》）等。从这几章来看，孔子并没有重视生命、轻视死亡，反而在说生死的同等性，因为同样受到天命的安排。孔子讲“夕死可矣”更非轻死的言语，实则是强调死亡的意义、死亡的终极承担，得道者，死亡亦有道，才能死得安心。所以，世人看“未知生，焉知死”切莫断章取义，应整体通读《论语》，才能把握孔子系统的生死观，也才能领悟生死一体之理。二是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中确实有着生死一体的智慧，不过很多学者研究孔子生死观的思路和方式都是“以生观死”，从生命的存在状态去解析生前的意义和价值，认为生命实存阶段的形态就决定死后的灵魂归址，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第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论语·泰伯第八》）等，君子生前必要成仁承德，这不仅是一种道德信念，更是仁人志士的一种存在方式和存在活动，生前持有善性仁德，死后的鬼魂必能安宁祥顺，这是一种信仰和慰藉。然而，生死一体两面之中，除了“以生观死”外，还有“以死观生”的一面，也就是通过知道死亡的道理来知晓生命的道理，通过死亡的一面提取人生的智慧。孔子也有“以死观生”的表达：“子贡倦于学，告仲尼曰：‘愿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未知死之息也。”这句话中，孔子本是教子贡生无所息的道理，他的致思理路是通过人死来谈人生，通过面向人的坟墓来谈人生，通过谈“死为息”来谈“生无所息”。只不过孔子关于“以死观生”方面的表达少之又少，并且没有对“以死观生”的意义做过多的阐释，所以“未知生，焉知死”一语难免被人误会孔子重生轻死。
三、“未知生，焉知死”与“未知死，焉知生”的一体两面观
“未知生，焉知死”是站在“以生看死”的立场和角度，“未知死，焉知生”是处在“以死看生”的高度和视域，两者虽然出发点不一样，但殊途同归，最终都会面临人的“死亡”所带来的问题。
（一）生命和死亡的两种属性
一个人在呱呱坠地之时，他的生命就具备与生俱来的两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就是人的自然生命，人的这个主体从鲜活的生命开始，经历漫长的成长、衰老，直至死亡，这岁月赐予的变化就是自然属性，即自然属性就是本体生命的存在。社会属性指的是人的社会价值，马克思说“人是社会性动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必然与他人、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人用自己的劳动服务社会，人的价值就得到了体现，同时它也改变着这个社会，人也就有了社会价值。人的生命就因为对自我和社会的责任承担而有着永恒的意义。总的来说，人的生命是同时具备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但是这两种属性不是异时性的，是同时存在并发生，彼此包含联系。 大多数中国哲学家从仁、义、礼的观点来考察和规定死亡的社会性和伦理意义，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儒者注重生前仁义道德的承担和奉献的精神，“孔子把道德价值置于生与死之上，把现世的成仁成义提升到人生的最大价值和超乎肉体生命的意义的高度，从而强调人生时为道义而努力奋斗，面对死亡的胁迫，也能为道义而从容就死”。所以，孔子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勇气和魄力，仁道有所知晓，生命的价值也就得以实现。
中国哲学家看重生死的社会属性就必定相对忽略生死的自然属性，即缺乏“以死观生”认知视角来考量生死，缺少对死亡本性的追问。虽然人人生而不平等，但人人死而平等，人终究逃不过一死，中国哲学家比较看重“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死亡价值问题，而西方哲学家比较注重死亡的主体性和个体性，即这是“我的死”。海德格尔曾说：“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向这种可能性存在，就为此在开展出它的最本己的能在，而在这种能在中，一切都为的是此在的存在。”海德格尔特别强调死亡的存在总是我的死亡的存在，即死亡的个体性和不可代替性。“死亡总是自己的死亡”，那么主体的死亡是自由，死亡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自己开展死亡的可能性。而中国儒士死前总是有着忧虑和恐惧，如曾子，“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曾子说的是一个人只有在临逝前才能充分展示善心善性，才能摆脱儒者肩上沉重的历史承担。那么这个死亡就是不自由的，这就没有从本体角度去看待生命和死亡。作为仁者，他在整个生命历程中都应该体现出本心的善性，而这不是死后才得以发现的，死亡不过是这个本体的善性的归止或者升华，归止是对个人生命长度来讲，升华是对这个人与周边人乃至后人所产生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影响。如果说死只是表明儒者卸去了“违仁”的担子，那么生前所有的“仁德仁行”都是伪装，这无疑是把性善论推向了性无定论，这并非以死观生的理路。
（二）死亡两种属性下的两层不同意义
死亡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包含着两个基本意义层面：一是死亡或死亡哲学的人生观或者价值观的意义层面，一是它的世界观、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意义层面”。这种“以生看死”的生命视角具有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层面的意义，可以对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所创建的活动起到指导作用。孔子讲“仁以为己任”，把仁义看成自己的道德信念，这是一种价值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这是一种价值观的践履。孔子不仅自己“践仁”，还承担起“弘道”的责任；不仅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还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认为天下苍生的安危与自己休戚相关，必须承担起弘扬大道的责任。这就是“以生看死”所表现出来的人生观。孔子追求的是天下为己任的理想的圣人品格，他的死亡价值观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有西汉忠君报国、至死不渝的苏武，有三国时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有宋元之际杀身成仁的文天祥等。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死亡观，它有助于人们摆脱死亡的恐惧，有助于人们把死亡升华为一种壮举而坦然地接受，更可激励世人努力完成自我的道德培育。死亡同样具有本体论和形而上层面的意义。死亡是一个自由人自由的选择，“我”该为“我”的存在负责，这样的人才有生存的尊严和死亡的尊严，这就是本体论意义。康德说：“当一个人不再继续热爱生命时，正视死亡而不害怕死亡，这显得是一种英雄主义。”康德此话是在赞扬对待死亡的自由态度和无畏气概，当自己诚恳、从容面对死亡时，你是自由的，这个本体是存在的。安乐死或自杀一直是人类争议颇大的话题，当一个人深受恶疾病痛的折磨，家人却为了帮其续命，让医生在人身上插满管子，使其接受各种手术，在死亡边缘痛不欲生地活着，家人和法律都不允许非自然死亡，所以他只能这样没有自我地活着。但是，这种人的存在是虚无的，毫无本体论上的意义，他只能通过自杀或选择安乐死来获取自由、得到死亡的尊严。
死亡也具有形而上层面的意义。在自然属性上，肉体的死亡表征生命停止，但是有靈魂存在吗？“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等语句，似乎表明孔子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只是对鬼神存而不论。但在先秦时期，人们都相信有鬼神存在，这是死亡超越的唯一方式。孔子不讨论鬼神及死后世界的问题，是因为他有着自己超越死亡的方式，那就是精神超越。“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孔子能够不受时下环境影响，生活得怡然自得，展现出对物质“不义且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高风亮节，积极践行自己的仁义礼智信，丝毫不畏惧死亡的到来，这是一种对死亡的生前超越。此外，还有一种超越死亡的形而上的东西——理性。“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的灵魂学说时就曾经提出过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子孙后代而继续存在以及从外面进入我们身上的神圣理性不死的问题”，康德也曾说理性是先验的，他必定影响我们此在。这种理性超越的存在方式儒家也认为是存在的，冯友兰说：“盖人之所生子孙，即其身体一部之继续存在生活着；故人若有后，即为不死。”整个族群都带有先祖道德理想的印记，受到自古以来优良传统道德的习染，整个家族绵延不息，始终释放着道德理性的光芒。只不过东方儒学家与西方哲学家所理解的理性超越不同，一种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超越，一种是先验理性渗透。
四、结语
灵魂是超越肉体存在的一种形而上的死亡存在；精神是一种生前的超越死亡的方式；理性是一种通过子孙后代超越死亡而活在族群的记忆之中的存在方式。因此，人们不应该狭隘地看待“未知生，焉知死”一语，不应该把孔子的生死观解读为“重生轻死”，而应该从《论语》全文出发，认识到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语义后“未知死，焉知生”的“以死观生”的一面，二者是生死观的一体两面，人们要予以同等重视，并学习孔子一语中的生死智慧。
（武汉大学）
一、“未知生，焉知死”的一语多解
儒家典籍《论语》中就有关于生死观的表述，《论语·先进篇》第十一章云：“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其中，知生知死的智慧开启后来儒者对生死问题的关注以及阐发，张载对“未知生，焉知死”的理解是：“学者但养心识明静，自然可见，死生存亡皆知所从来，胸中莹然无疑，止此理尔。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盖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无别理。”张载认为，对死亡的审视都只从生命的角度思考，这是生死之理。而朱熹说：“昼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朱熹是从生死一体的价值角度来讲的。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说：“‘未知生，焉知死’乃死生一体，不知生即不知死，‘死生本属一体，蚩蚩而生，则必昧昧而死。生而茫然，则必死而惘然。生能俯仰无愧，死则浩然天壤。今日浩然天壤之鬼神，皆即往日俯仰无愧之生人。苟能知生人之理，推以及于死后之鬼神，则由于死生人鬼之一体，而可推见天人之一体矣’。”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对“未知生，焉知死”的译解是：“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当代学者段德智曾说：“要真正理解志士仁人的死，理解他们的杀身成仁，就必须先行知道他们的终极关怀、终极承担和终极献身。先行知道他们的生……强调知生对于知死的优先地位，要他的学生先去理解生的道理，理解生的终极关怀、终极承担和终极献身，然后再去参究死的道理。”他认为，孔子把生死看得同等重要，只不过孔子是以从生看死的思路为生死观的出发点。
以上是历代学者对“未知生，焉知死”的看法，总结可归为两点：一是认为孔子重生轻死，对死亡采取回避态度，根本不重视死亡的问题。此观点的代表有何晏，他在《论语集解》中就说谈论生的意义大于谈论死的意义。此外，国外一些学者根据“未知生，焉知死”的表面意思，认为孔子丧失了生死观的智慧。二是认为孔子生死并重，生死是一体的，因为死后的事情是难以知道的，所以知生是知死的前提和基础，知死则是整个生命本体的终极关怀和终极承担，这是生命具有何种意义的关键。这一代表有宋明的张载和朱熹，也有现代的钱穆和当代的段德智。
二、再探“未知生，焉知死”一语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一是纯粹从子路与孔子的对话中看“未知生，焉知死”一句，人们根本难以看出孔子整体的生死观，孔子在《论语》中的其他篇章皆有表达他的生死观，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十二》）、“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第四》）、“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第二十》）等。从这几章来看，孔子并没有重视生命、轻视死亡，反而在说生死的同等性，因为同样受到天命的安排。孔子讲“夕死可矣”更非轻死的言语，实则是强调死亡的意义、死亡的终极承担，得道者，死亡亦有道，才能死得安心。所以，世人看“未知生，焉知死”切莫断章取义，应整体通读《论语》，才能把握孔子系统的生死观，也才能领悟生死一体之理。二是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中确实有着生死一体的智慧，不过很多学者研究孔子生死观的思路和方式都是“以生观死”，从生命的存在状态去解析生前的意义和价值，认为生命实存阶段的形态就决定死后的灵魂归址，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第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论语·泰伯第八》）等，君子生前必要成仁承德，这不仅是一种道德信念，更是仁人志士的一种存在方式和存在活动，生前持有善性仁德，死后的鬼魂必能安宁祥顺，这是一种信仰和慰藉。然而，生死一体两面之中，除了“以生观死”外，还有“以死观生”的一面，也就是通过知道死亡的道理来知晓生命的道理，通过死亡的一面提取人生的智慧。孔子也有“以死观生”的表达：“子贡倦于学，告仲尼曰：‘愿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未知死之息也。”这句话中，孔子本是教子贡生无所息的道理，他的致思理路是通过人死来谈人生，通过面向人的坟墓来谈人生，通过谈“死为息”来谈“生无所息”。只不过孔子关于“以死观生”方面的表达少之又少，并且没有对“以死观生”的意义做过多的阐释，所以“未知生，焉知死”一语难免被人误会孔子重生轻死。
三、“未知生，焉知死”与“未知死，焉知生”的一体两面观
“未知生，焉知死”是站在“以生看死”的立场和角度，“未知死，焉知生”是处在“以死看生”的高度和视域，两者虽然出发点不一样，但殊途同归，最终都会面临人的“死亡”所带来的问题。
（一）生命和死亡的两种属性
一个人在呱呱坠地之时，他的生命就具备与生俱来的两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就是人的自然生命，人的这个主体从鲜活的生命开始，经历漫长的成长、衰老，直至死亡，这岁月赐予的变化就是自然属性，即自然属性就是本体生命的存在。社会属性指的是人的社会价值，马克思说“人是社会性动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必然与他人、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人用自己的劳动服务社会，人的价值就得到了体现，同时它也改变着这个社会，人也就有了社会价值。人的生命就因为对自我和社会的责任承担而有着永恒的意义。总的来说，人的生命是同时具备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但是这两种属性不是异时性的，是同时存在并发生，彼此包含联系。 大多数中国哲学家从仁、义、礼的观点来考察和规定死亡的社会性和伦理意义，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儒者注重生前仁义道德的承担和奉献的精神，“孔子把道德价值置于生与死之上，把现世的成仁成义提升到人生的最大价值和超乎肉体生命的意义的高度，从而强调人生时为道义而努力奋斗，面对死亡的胁迫，也能为道义而从容就死”。所以，孔子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勇气和魄力，仁道有所知晓，生命的价值也就得以实现。
中国哲学家看重生死的社会属性就必定相对忽略生死的自然属性，即缺乏“以死观生”认知视角来考量生死，缺少对死亡本性的追问。虽然人人生而不平等，但人人死而平等，人终究逃不过一死，中国哲学家比较看重“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死亡价值问题，而西方哲学家比较注重死亡的主体性和个体性，即这是“我的死”。海德格尔曾说：“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向这种可能性存在，就为此在开展出它的最本己的能在，而在这种能在中，一切都为的是此在的存在。”海德格尔特别强调死亡的存在总是我的死亡的存在，即死亡的个体性和不可代替性。“死亡总是自己的死亡”，那么主体的死亡是自由，死亡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自己开展死亡的可能性。而中国儒士死前总是有着忧虑和恐惧，如曾子，“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曾子说的是一个人只有在临逝前才能充分展示善心善性，才能摆脱儒者肩上沉重的历史承担。那么这个死亡就是不自由的，这就没有从本体角度去看待生命和死亡。作为仁者，他在整个生命历程中都应该体现出本心的善性，而这不是死后才得以发现的，死亡不过是这个本体的善性的归止或者升华，归止是对个人生命长度来讲，升华是对这个人与周边人乃至后人所产生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影响。如果说死只是表明儒者卸去了“违仁”的担子，那么生前所有的“仁德仁行”都是伪装，这无疑是把性善论推向了性无定论，这并非以死观生的理路。
（二）死亡两种属性下的两层不同意义
死亡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包含着两个基本意义层面：一是死亡或死亡哲学的人生观或者价值观的意义层面，一是它的世界观、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意义层面”。这种“以生看死”的生命视角具有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层面的意义，可以对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所创建的活动起到指导作用。孔子讲“仁以为己任”，把仁义看成自己的道德信念，这是一种价值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这是一种价值观的践履。孔子不仅自己“践仁”，还承担起“弘道”的责任；不仅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还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认为天下苍生的安危与自己休戚相关，必须承担起弘扬大道的责任。这就是“以生看死”所表现出来的人生观。孔子追求的是天下为己任的理想的圣人品格，他的死亡价值观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有西汉忠君报国、至死不渝的苏武，有三国时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有宋元之际杀身成仁的文天祥等。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死亡观，它有助于人们摆脱死亡的恐惧，有助于人们把死亡升华为一种壮举而坦然地接受，更可激励世人努力完成自我的道德培育。死亡同样具有本体论和形而上层面的意义。死亡是一个自由人自由的选择，“我”该为“我”的存在负责，这样的人才有生存的尊严和死亡的尊严，这就是本体论意义。康德说：“当一个人不再继续热爱生命时，正视死亡而不害怕死亡，这显得是一种英雄主义。”康德此话是在赞扬对待死亡的自由态度和无畏气概，当自己诚恳、从容面对死亡时，你是自由的，这个本体是存在的。安乐死或自杀一直是人类争议颇大的话题，当一个人深受恶疾病痛的折磨，家人却为了帮其续命，让医生在人身上插满管子，使其接受各种手术，在死亡边缘痛不欲生地活着，家人和法律都不允许非自然死亡，所以他只能这样没有自我地活着。但是，这种人的存在是虚无的，毫无本体论上的意义，他只能通过自杀或选择安乐死来获取自由、得到死亡的尊严。
死亡也具有形而上层面的意义。在自然属性上，肉体的死亡表征生命停止，但是有靈魂存在吗？“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等语句，似乎表明孔子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只是对鬼神存而不论。但在先秦时期，人们都相信有鬼神存在，这是死亡超越的唯一方式。孔子不讨论鬼神及死后世界的问题，是因为他有着自己超越死亡的方式，那就是精神超越。“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孔子能够不受时下环境影响，生活得怡然自得，展现出对物质“不义且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高风亮节，积极践行自己的仁义礼智信，丝毫不畏惧死亡的到来，这是一种对死亡的生前超越。此外，还有一种超越死亡的形而上的东西——理性。“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的灵魂学说时就曾经提出过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子孙后代而继续存在以及从外面进入我们身上的神圣理性不死的问题”，康德也曾说理性是先验的，他必定影响我们此在。这种理性超越的存在方式儒家也认为是存在的，冯友兰说：“盖人之所生子孙，即其身体一部之继续存在生活着；故人若有后，即为不死。”整个族群都带有先祖道德理想的印记，受到自古以来优良传统道德的习染，整个家族绵延不息，始终释放着道德理性的光芒。只不过东方儒学家与西方哲学家所理解的理性超越不同，一种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超越，一种是先验理性渗透。
四、结语
灵魂是超越肉体存在的一种形而上的死亡存在；精神是一种生前的超越死亡的方式；理性是一种通过子孙后代超越死亡而活在族群的记忆之中的存在方式。因此，人们不应该狭隘地看待“未知生，焉知死”一语，不应该把孔子的生死观解读为“重生轻死”，而应该从《论语》全文出发，认识到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语义后“未知死，焉知生”的“以死观生”的一面，二者是生死观的一体两面，人们要予以同等重视，并学习孔子一语中的生死智慧。
（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