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李先念等协助下，对全国各项工作进行整顿，使中国大地出现了复苏的曙光。这实际上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政策的系统纠正。
　　邓小平、李先念的做法，不仅遭到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疯狂反对，同时也为毛泽东所不容，他们不允许有人对“文化大革命”提出挑战。于是自1975年底起。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在“四人帮”的操纵下，一场错误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突然在中国大地刮起，刚主持工作不到二年的邓小平再次遭批判，中国历史的发展又出现了波折。
　　李先念一直希望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所谓“二月逆流”、批极左思潮，到邓小平主持中央全面工作，进行各行各业的整顿，他都是积极支持和参与的，也可以说是邓小平信任的人物，是当时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之一，因此自然也逃脱不了挨批的命运。在毛泽东重病缠身，周恩来病危，邓小平遭错误批判，“四人帮”急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时，李先念身心俱瘁，导致突发心脏病，不得不请假休息。
　　1976年1月8日，李先念一向敬重、休戚与共的老领导、老战友周恩来逝世。关于开追悼会问题，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毛泽东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江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
　　政治局讨论的意见送到毛泽东手上时，他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表态的意见，批上“好”字。在决定谁主持追悼会时。又争持不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
　　“四人帮”的阴谋最终还是落空了，做梦都想当总理的张春桥没当成。毛泽东洞察秋毫。经过反复慎重考虑，提出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彻底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四人帮”又怒又恨。1月28日，张春桥以受中央的委托之名找李先念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的提议和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同时也传达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决定。李先念明白了，他与叶剑英都“靠边站”了。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得党心、不得民心，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激起了对“四人帮”的极大憎恶和愤怒，终于在1976年的清明节前后爆发了全国性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强大群众运动。李先念非常关注这场运动的发展。他不仅通过新闻报道和有关文件了解情况，还把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叫去，询问全国各地和北京天安门广场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同时每天看子女和工作人员从天安门广场抄回来的诗稿。
　　毛泽东也很关注此次运动的发展，一方面看简报，一方面派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在中央政治局讨论给“天安门事件”定性的会议上，毛泽东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27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时，对于是否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后来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两天后，李先念给党中央、毛泽东写报告，反复说明邓小平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他都是积极支持和坚决贯彻执行的，如果邓小平错了。那我自己也错了。既然是这样。李先念自然也就“靠边站”了。从此李先念一面以养病为由，继续请假休息，不再参加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包括各次打“招呼会”；另一面，主持中央全面工作的华国锋向李先念提议，不要到外地休息，静观局势发展。对此，华国锋回忆说：
　　“这时，我去找先念同志，对他说，现在同‘四人帮’的斗争这样尖锐和复杂，你是不是不离开北京，就在北京养病，有什么事也可以商量。当时我想我是从地方来的，对中央许多事情心中无底，老同志不离开北京休养，有些事随时和老同志商量好办些。本来先念同志是可以到外地休养的，听我讲了以后，他决定留下来，不去外地了。” 李先念明白了华国锋的意图后，为静观局势的发展，等待时机，避免“四人帮”节外生枝，经过慎重考虑，他给叶剑英打电话交换意见，并商定“约法三章”：两人都不去外地，就在北京休息；不相互探望：无特殊事，不相互打电话。
　　两位老革命家留在北京，“镇之以静”，对于及时掌握形势的发展，抑制“四人帮”的猖狂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的事情，也促使两位老革命下决心除掉“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