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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里涌现的启蒙主义思潮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向来备受当代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美国学者叶凯蒂（CatherineVanceYeh）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犔狅狏犲：犆狅狌狉狋犲狊犪狀狊，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狊，犪狀犱犈狀狋犲狉狋犪犻狀犿犲狀狋犆狌犾狋狌狉犲，1850—1910）就是从作为现代国际都市的上海的娱乐业出发，将身处都市娱乐暴风眼的名妓和知识分子推向大众文化的先锋领域。上海租界为这种以娱乐为中心的都市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平台，一直以来在大众文化里处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失语状态的妓女以及原本属于精英文化范畴的知识分子从此彻底呈现在市民的文化视野之中，他们的紧密联系除了传统狎妓文化的影响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大众传媒兴起的晚清时期，他们已然成为租界这一城市商业中心娱乐产业的生产者，吸引着大批沉醉于都市文化的消费者（也就是所谓的“恩客”）流连忘返。
一、帝国主义都市文化与晚清名妓
叶凯蒂明确提出以名妓的主体性为研究视角，关于上海租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全都融入到承担生产者或者制造者角色的人的社会关系里进行阐释，这样无疑颠覆了名妓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所承受的性别和人格方面的双重歧视。在此之前，另一位历史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在《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里提醒人们，千万不要一厢情愿地进行过分的“想象性重构”，既不要充当某位悲天悯人的拯救者，也不要随意谴责她们缺乏道德规范的生活，更不要运用具有权力意志的“暴力言语”描述有关她们的一切。贺萧认为，处于卖淫业等级制度里的娼妓因为身份地位及原籍的巨大差异，在主体性这一点上，也同样显现出天壤之别。因此，必须先对等级制度的创建以及各种类型的娼妓做出详细的解释。叶凯蒂为界定所谓“名妓”的社会身份及形象，直接沿用了贺萧的分类统计原则，并用“都市”“西方物质文明”“职业女性”等现代词语为这一社会边缘群像立传。
由于名妓的特殊职业性质和租界出于商业利益对她们的保护，都让她们更加崇尚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所营造的奢靡浮华的都市氛围。在发现自己本身所具备的娱乐潜质的同时，她们不断积极拓展并重新划定自己的生活区域，完全冲破了旧式妓院或者宅院的封闭式生活环境。弥漫于上海租界的西方审美风尚也深刻地影响着名妓们在个人装扮和游玩享乐方面的审美趣味，她们的私宅闺房、游戏场所的装潢设计也都已流泻出浓郁的异国风情。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一书里对于高级妓女的衣食起居也作了非常详尽的考察和说明，他在上海档案馆查阅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以充实他的研究。叶凯蒂在细节描写方面参照了安克强和贺萧的著作，力图将文人与名妓联系起来，他更注重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的学术价值。相比安克强和贺萧，叶凯蒂更注重用大量石版画和照片形象地说明当时名妓如何将各种西洋的新奇事物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娱乐当中。
可以说，上海租界名妓是中国第一批认同与接受帝国主义都市文化的职业女性，从日常生活到思想观念，她们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开放性和反叛性，恰好是对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现代化艰难缓慢的进展状况的嘲弄与否定。在西方都市文化入侵传统伦理社会时，她们自觉掩藏自己的文化身份，主动化解被道德标准压制的身份焦虑，并急切利用帝国主义文化的物质形式来美化自己的谋生手段，模糊大众对其的关注焦点。因此，上海租界里的帝国主义都市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农耕文化相杂糅，创造出一种独特又奇异的文化景观。这种复合型的文化现象对名妓们来说，不是政治经济被殖民的“隐喻”，反而是拯救她们免受道德谴责的“施恩者”，同时也赋予她们丰厚的经济利益和重塑自我形象的机遇。
二、爱情游戏的娱乐观赏价值
在描述嫖客结交名妓、与其欢爱所产生的愉悦的同时，贺萧从妓院规制、情感事物、花招和伎俩以及职业生涯全面阐述了名妓在经营情感、生意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生存智慧。叶凯蒂受此启发，也以名妓为立足点，认真考察了上海租界的整个妓业生态链。他发现表演永远是上海名妓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职业活动，凭借这项职业技能，她们基本已经摆脱了低等妓女以卖身为主要营生的悲惨命运。名妓已不再完全顺从男权社会以社会性别和身份差异而建构的权力模式，她们在与恩客和妓院的协调与周旋中逐渐转变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叶凯蒂详细阐述了名妓的新式社交仪式和规矩，包括见面、求爱等恋爱步骤应该如何筹划。他说：“名妓作为积极的主体，发展和参与着仪式化的新型关系，希望人们把她们的服务看成职业的娱乐接待。她们行使着相当大的权力，而客人的传统文化权威和社会地位在租界却起不了作用。”[1]贺萧也认为：“历史记载中下属群体所占有的主体位置，并非只是作记载的上层人指派给他们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下属群体本身进行干预才形成了这样的位置。”[2]从作为身体符号的旧式妓女到女性意识获得解放的现代交际花，她们不再是男性权力掌控下的性附属品，也不再是被物化的“他者”，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女人。具有创造性的反叛的主体意识彻底消解了被权力塑造并规训的“第二性”，看似强势的男性恩客和妓院体制必须与名妓进行一场无休止的商业角逐，情感游戏和金钱交易成为一宗被大众认同的公平合理的生意。虽然叶凯蒂在《导言》里强调他“处理权力与控制问题的方式更为开放一些”，[3]不同于贺萧预设的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框架，他更注重发掘涉足都市娱乐业的名妓与知识分子如何影响现代社会关系的发展趋势，但是《上海·爱》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权力话语的抵制，为失声的边缘群体立言的思想却都与贺萧不谋而合。
如何选择合适又引人入胜的角色重塑名妓和恩客在情感游戏里的优雅形象无疑成为一个重要课题。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里通过对《海上花列传》的分析，发现“勾栏生涯乃是一种逢场作戏的职业，一项以假乱真的技艺……就其最为职业化的层面而言，妓女们的生活不仅仅是在模仿艺术，她们的生活本身就是艺术。”[4]叶凯蒂则具体考察了当时流行于上海租界青楼妓馆的花名及逸闻趣事，发现很多名妓尤其沉迷于《红楼梦》哀婉缠绵的爱情故事里难以自拔。她们借用《红楼梦》里某个人物的名字为自己命名，或者模仿《红楼梦》里清秀佳人的言谈举止，并且依照大观园的设计样式将自己的居所布置成一个想象的空间。最关键的是，《红楼梦》里令人一唱三叹的爱情也被她们戏仿为显现在现实生活里的传奇。她们邀请恩客参与到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游戏场”中，怜香惜玉的恩客扮演宝玉，娇痴妩媚的名妓则化身黛玉，他们用各种传情达意的表演方式来演绎基于娱乐且超越现实的伪爱情。晚清上海租界的名妓相较于晚明的“秦淮八艳”更富有无所顾忌的娱乐精神，她们不再背负历史赋予她们的国恨家仇，反而在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的上海租界里获得了自由的新生。叶凯蒂的这一观察可以说相当细致入微，尽管贺萧在《危险的愉悦》里也提及名妓为自己取花名一事，但却未能展开说明她们当时那种自卑又附庸风雅的审美心理。与风靡上海的流行文化结合，名妓的自我价值被她们潜意识里的娱乐精神无限放大，如果不从都市娱乐文化和名妓的关系上来思考，确实很难得出这样富有创意的观点。 三、作为都市娱乐产业共谋者的知识分子和名妓
借助知识分子所栖身的大众传媒推波助澜的传播力量，名妓已然成为都市大众文化的娱乐先锋。知识分子、名妓和大众传媒（尤其是出版业）形成了一种张力十足的娱乐文化场域，供职于娱乐报刊的文人笔耕不辍地撰写花界指南和狎邪小说来推销他们心仪的名妓。文人与名妓之间由于共同的商业利益而构建起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它已经溢出了传统妓客关系的界限，成为在社会现代化进程里以大众传媒为传播载体、以生产和消费为传播目的的人际关系。他们在现代都市商业文明的熏陶下结成最牢固的性经济和性娱乐联盟，诱惑更多城内城外渴望体验欢场情欲游戏的游人浪子偷食禁果。这正是《上海·爱》最具创新性的学术价值，叶凯蒂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参与创造都市娱乐文化的名妓与文人，更关键的是他们在都市娱乐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所产生的复杂关系。
叶凯蒂列举了几位活跃在上海租界出版业的记者和作家，比如王韬、邹、袁祖志、李伯元等人。他们竭尽全力用笔墨塑造出一个个万众瞩目的名妓形象，在报刊上公开评选上海24名妓，发布最新的“花榜”排名等等。王德威更加细致地考察了晚清时期狎邪小说空前盛行这一文学现象，小说里描写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声色犬马的奢糜生活是现实，也是虚构。文人对名妓的风流韵事是赞赏，也是批判。因为文人们发现自己逐渐被一手捧红的上海花界明星无情地抛弃，他们早已无法像昔日的传统文人那样对妓女拥有绝对的占有权。将名妓推向大众文化视野和商品市场之时，也就是他们全身而退之日。身份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困惑与焦虑迫使文人开始表达对名妓的批判和讥讽之情，她们道德品位的堕落以及与官场黑幕的牵扯不清都被狎邪小说揭露出来。“上海和上海名妓的文学形象从‘奇’变成了‘怪’，后来民国时期又变成了‘丑’”。[5]由此可见，文人与名妓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疏离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关联，都市文化则是酝酿这种关联的娱乐现场。总之，知识分子利用现代大众传媒塑造上海名妓复杂多变的公众形象，通过商业运作将其推向消费文化的前沿，吸引猎艳者投身这一发生在公共领域的“造星运动”，最终形成真正的现代都市娱乐产业。至于名妓和文人在现代都市娱乐文化里究竟是否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也许安克强的质疑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反思：“经济的商业化越来越快，而高级妓女像其他从事服务行业的人一样，其地位在这个过程中迅速下降，并最终沦为纯粹的被消费对象。”[6]快餐式的肉体消费逐渐湮没优容的精神享受，闲与钱在商业和政治的重压下日益枯竭，选美比赛已经沦为上流社会的恩客权力斗争的展示场所。
结语
叶凯蒂在《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一书从晚清时期上海娱乐文化发展史的视角来探讨知识分子和名妓如何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他提醒我们应该重新评价在权力控制和社会压迫的历史语境里生存的上海名妓，及其与知识分子所参与创造的整个都市娱乐产业。这同时也显示出叶凯蒂的研究策略，为了在研究资料和研究对象上获得理论的创新与平衡，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细读花界指南、新闻报道和狎邪小说，又深入发掘知识分子和名妓真实的人生经历，传记以及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安克强和贺萧都是以上海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的生存现状、妓业的商业模式以及政治力量对卖淫的管制为研究基点，但是前者主张要进行客观的历史学研究，他提倡一切历史书写必须从真实可信的文献资料出发，绝不能仅采用某些文学性的漫谈式“陈述”作为参考文献。更确切地说，安克强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至20世纪的上海卖淫史，他采用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中研究特定历史时期上海卖淫业的整体发展状况，而不是仅仅针对妓女这一社会最底层妇女群体。他尽量避免研究方向偏离自己宏观叙事的主旨，因此他不赞同贺萧如此重视指南、娱乐报刊和黑幕小说的史料价值，也不赞同她所运用的富有争议的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总之，这三位学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取舍、有所侧重，他们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都大有裨益。
注释
[1][3][5][美]叶凯蒂：《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杨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1月版，第126页，第9页，第277页。
[2][美]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7页。
[4][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6][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75页。
作者单位：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洪滔）
一、帝国主义都市文化与晚清名妓
叶凯蒂明确提出以名妓的主体性为研究视角，关于上海租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全都融入到承担生产者或者制造者角色的人的社会关系里进行阐释，这样无疑颠覆了名妓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所承受的性别和人格方面的双重歧视。在此之前，另一位历史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在《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里提醒人们，千万不要一厢情愿地进行过分的“想象性重构”，既不要充当某位悲天悯人的拯救者，也不要随意谴责她们缺乏道德规范的生活，更不要运用具有权力意志的“暴力言语”描述有关她们的一切。贺萧认为，处于卖淫业等级制度里的娼妓因为身份地位及原籍的巨大差异，在主体性这一点上，也同样显现出天壤之别。因此，必须先对等级制度的创建以及各种类型的娼妓做出详细的解释。叶凯蒂为界定所谓“名妓”的社会身份及形象，直接沿用了贺萧的分类统计原则，并用“都市”“西方物质文明”“职业女性”等现代词语为这一社会边缘群像立传。
由于名妓的特殊职业性质和租界出于商业利益对她们的保护，都让她们更加崇尚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所营造的奢靡浮华的都市氛围。在发现自己本身所具备的娱乐潜质的同时，她们不断积极拓展并重新划定自己的生活区域，完全冲破了旧式妓院或者宅院的封闭式生活环境。弥漫于上海租界的西方审美风尚也深刻地影响着名妓们在个人装扮和游玩享乐方面的审美趣味，她们的私宅闺房、游戏场所的装潢设计也都已流泻出浓郁的异国风情。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一书里对于高级妓女的衣食起居也作了非常详尽的考察和说明，他在上海档案馆查阅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以充实他的研究。叶凯蒂在细节描写方面参照了安克强和贺萧的著作，力图将文人与名妓联系起来，他更注重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的学术价值。相比安克强和贺萧，叶凯蒂更注重用大量石版画和照片形象地说明当时名妓如何将各种西洋的新奇事物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娱乐当中。
可以说，上海租界名妓是中国第一批认同与接受帝国主义都市文化的职业女性，从日常生活到思想观念，她们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开放性和反叛性，恰好是对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现代化艰难缓慢的进展状况的嘲弄与否定。在西方都市文化入侵传统伦理社会时，她们自觉掩藏自己的文化身份，主动化解被道德标准压制的身份焦虑，并急切利用帝国主义文化的物质形式来美化自己的谋生手段，模糊大众对其的关注焦点。因此，上海租界里的帝国主义都市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农耕文化相杂糅，创造出一种独特又奇异的文化景观。这种复合型的文化现象对名妓们来说，不是政治经济被殖民的“隐喻”，反而是拯救她们免受道德谴责的“施恩者”，同时也赋予她们丰厚的经济利益和重塑自我形象的机遇。
二、爱情游戏的娱乐观赏价值
在描述嫖客结交名妓、与其欢爱所产生的愉悦的同时，贺萧从妓院规制、情感事物、花招和伎俩以及职业生涯全面阐述了名妓在经营情感、生意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生存智慧。叶凯蒂受此启发，也以名妓为立足点，认真考察了上海租界的整个妓业生态链。他发现表演永远是上海名妓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职业活动，凭借这项职业技能，她们基本已经摆脱了低等妓女以卖身为主要营生的悲惨命运。名妓已不再完全顺从男权社会以社会性别和身份差异而建构的权力模式，她们在与恩客和妓院的协调与周旋中逐渐转变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叶凯蒂详细阐述了名妓的新式社交仪式和规矩，包括见面、求爱等恋爱步骤应该如何筹划。他说：“名妓作为积极的主体，发展和参与着仪式化的新型关系，希望人们把她们的服务看成职业的娱乐接待。她们行使着相当大的权力，而客人的传统文化权威和社会地位在租界却起不了作用。”[1]贺萧也认为：“历史记载中下属群体所占有的主体位置，并非只是作记载的上层人指派给他们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下属群体本身进行干预才形成了这样的位置。”[2]从作为身体符号的旧式妓女到女性意识获得解放的现代交际花，她们不再是男性权力掌控下的性附属品，也不再是被物化的“他者”，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女人。具有创造性的反叛的主体意识彻底消解了被权力塑造并规训的“第二性”，看似强势的男性恩客和妓院体制必须与名妓进行一场无休止的商业角逐，情感游戏和金钱交易成为一宗被大众认同的公平合理的生意。虽然叶凯蒂在《导言》里强调他“处理权力与控制问题的方式更为开放一些”，[3]不同于贺萧预设的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框架，他更注重发掘涉足都市娱乐业的名妓与知识分子如何影响现代社会关系的发展趋势，但是《上海·爱》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权力话语的抵制，为失声的边缘群体立言的思想却都与贺萧不谋而合。
如何选择合适又引人入胜的角色重塑名妓和恩客在情感游戏里的优雅形象无疑成为一个重要课题。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里通过对《海上花列传》的分析，发现“勾栏生涯乃是一种逢场作戏的职业，一项以假乱真的技艺……就其最为职业化的层面而言，妓女们的生活不仅仅是在模仿艺术，她们的生活本身就是艺术。”[4]叶凯蒂则具体考察了当时流行于上海租界青楼妓馆的花名及逸闻趣事，发现很多名妓尤其沉迷于《红楼梦》哀婉缠绵的爱情故事里难以自拔。她们借用《红楼梦》里某个人物的名字为自己命名，或者模仿《红楼梦》里清秀佳人的言谈举止，并且依照大观园的设计样式将自己的居所布置成一个想象的空间。最关键的是，《红楼梦》里令人一唱三叹的爱情也被她们戏仿为显现在现实生活里的传奇。她们邀请恩客参与到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游戏场”中，怜香惜玉的恩客扮演宝玉，娇痴妩媚的名妓则化身黛玉，他们用各种传情达意的表演方式来演绎基于娱乐且超越现实的伪爱情。晚清上海租界的名妓相较于晚明的“秦淮八艳”更富有无所顾忌的娱乐精神，她们不再背负历史赋予她们的国恨家仇，反而在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的上海租界里获得了自由的新生。叶凯蒂的这一观察可以说相当细致入微，尽管贺萧在《危险的愉悦》里也提及名妓为自己取花名一事，但却未能展开说明她们当时那种自卑又附庸风雅的审美心理。与风靡上海的流行文化结合，名妓的自我价值被她们潜意识里的娱乐精神无限放大，如果不从都市娱乐文化和名妓的关系上来思考，确实很难得出这样富有创意的观点。 三、作为都市娱乐产业共谋者的知识分子和名妓
借助知识分子所栖身的大众传媒推波助澜的传播力量，名妓已然成为都市大众文化的娱乐先锋。知识分子、名妓和大众传媒（尤其是出版业）形成了一种张力十足的娱乐文化场域，供职于娱乐报刊的文人笔耕不辍地撰写花界指南和狎邪小说来推销他们心仪的名妓。文人与名妓之间由于共同的商业利益而构建起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它已经溢出了传统妓客关系的界限，成为在社会现代化进程里以大众传媒为传播载体、以生产和消费为传播目的的人际关系。他们在现代都市商业文明的熏陶下结成最牢固的性经济和性娱乐联盟，诱惑更多城内城外渴望体验欢场情欲游戏的游人浪子偷食禁果。这正是《上海·爱》最具创新性的学术价值，叶凯蒂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参与创造都市娱乐文化的名妓与文人，更关键的是他们在都市娱乐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所产生的复杂关系。
叶凯蒂列举了几位活跃在上海租界出版业的记者和作家，比如王韬、邹、袁祖志、李伯元等人。他们竭尽全力用笔墨塑造出一个个万众瞩目的名妓形象，在报刊上公开评选上海24名妓，发布最新的“花榜”排名等等。王德威更加细致地考察了晚清时期狎邪小说空前盛行这一文学现象，小说里描写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声色犬马的奢糜生活是现实，也是虚构。文人对名妓的风流韵事是赞赏，也是批判。因为文人们发现自己逐渐被一手捧红的上海花界明星无情地抛弃，他们早已无法像昔日的传统文人那样对妓女拥有绝对的占有权。将名妓推向大众文化视野和商品市场之时，也就是他们全身而退之日。身份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困惑与焦虑迫使文人开始表达对名妓的批判和讥讽之情，她们道德品位的堕落以及与官场黑幕的牵扯不清都被狎邪小说揭露出来。“上海和上海名妓的文学形象从‘奇’变成了‘怪’，后来民国时期又变成了‘丑’”。[5]由此可见，文人与名妓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疏离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关联，都市文化则是酝酿这种关联的娱乐现场。总之，知识分子利用现代大众传媒塑造上海名妓复杂多变的公众形象，通过商业运作将其推向消费文化的前沿，吸引猎艳者投身这一发生在公共领域的“造星运动”，最终形成真正的现代都市娱乐产业。至于名妓和文人在现代都市娱乐文化里究竟是否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也许安克强的质疑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反思：“经济的商业化越来越快，而高级妓女像其他从事服务行业的人一样，其地位在这个过程中迅速下降，并最终沦为纯粹的被消费对象。”[6]快餐式的肉体消费逐渐湮没优容的精神享受，闲与钱在商业和政治的重压下日益枯竭，选美比赛已经沦为上流社会的恩客权力斗争的展示场所。
结语
叶凯蒂在《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一书从晚清时期上海娱乐文化发展史的视角来探讨知识分子和名妓如何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他提醒我们应该重新评价在权力控制和社会压迫的历史语境里生存的上海名妓，及其与知识分子所参与创造的整个都市娱乐产业。这同时也显示出叶凯蒂的研究策略，为了在研究资料和研究对象上获得理论的创新与平衡，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细读花界指南、新闻报道和狎邪小说，又深入发掘知识分子和名妓真实的人生经历，传记以及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安克强和贺萧都是以上海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的生存现状、妓业的商业模式以及政治力量对卖淫的管制为研究基点，但是前者主张要进行客观的历史学研究，他提倡一切历史书写必须从真实可信的文献资料出发，绝不能仅采用某些文学性的漫谈式“陈述”作为参考文献。更确切地说，安克强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至20世纪的上海卖淫史，他采用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中研究特定历史时期上海卖淫业的整体发展状况，而不是仅仅针对妓女这一社会最底层妇女群体。他尽量避免研究方向偏离自己宏观叙事的主旨，因此他不赞同贺萧如此重视指南、娱乐报刊和黑幕小说的史料价值，也不赞同她所运用的富有争议的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总之，这三位学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取舍、有所侧重，他们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都大有裨益。
注释
[1][3][5][美]叶凯蒂：《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杨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1月版，第126页，第9页，第277页。
[2][美]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7页。
[4][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6][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75页。
作者单位：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