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为周总理做翻译的岁月里，对总理的道德作风、外交战略和外交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
　　不管周总理走到哪兒，他对人民的热爱和关心都很清楚地表现出来。有一次在上海，总理陪外宾看学龄前儿童合唱团的表演，所有人都觉得表演很精彩，都一再鼓掌，但总理脸上显出很担忧的表情。演出结束后，总理严肃地批评主管演出的干部，因为他让独唱的小男孩用那么高的音调唱了很久，这样下去会破坏男孩的声带发育，也会影响他将来的前途。
　　总理和很多同事的关系有时更像兄弟，而不太像上下级的关系。总理出访时经常由那时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陪同，陈毅元帅比总理胖很多。周总理经常照顾陈毅元帅，特别是出访又热又潮湿的热带国家时。有一次访问缅甸，缅甸总理吴奈温邀请我们看赛马，总理看见与他间隔两个位子的陈毅元帅汗流浃背，就叫我拿他的扇子坐在陈老总旁，给他扇扇子。陈老总意识到是周总理让我去给他扇扇子，就对我笑了笑，坐着享受扇子的凉风。
　　总理对一般平民百姓的爱与关心不只限于中国人民，也包括世界人民。多次讲，我们这些已经得到解放的人，应该帮助还在受苦的人，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他还一再强调，帮助他国定要考虑其具体情况，不能把我们的做法、想法强加到别人头上。
　　我清楚地记得在坦噶尼喀，总统尼雷尔特别支持新中国和中国革命，他告诉总理，他非常崇拜中国的人民公社，想让坦噶尼喀也向公社化迈进。总理明显地与他意见不同，非常耐心地解释中国怎样一步一步地从土改、互助组到合作社，最后才搞公社化。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同。那时中国刚从三年困难时期缓过来，毛主席也意识到“大跃进”运动中的许多问题，但在对外宣传中并没有提“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很多外国朋友仍觉得“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很成功，是值得效法的。周总理当然不能公开地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问题，但他很关心坦噶尼喀人民的生活，所以他不愿意坦噶尼喀犯同样的错误。
　　除了正式的外交场合，总理并不总是坐在专门为他留出来的上座，也并不总是走在别人前面。在加纳时，恩克鲁玛总统让整个代表团住在他的城堡里，大家在同一个饭厅吃饭。桌子中间摆一把大椅子，是给总理坐的。但总理从来不坐在上面，而是和大家随便坐。结果是谁最后坐下，谁就不得不坐那把大椅子。当时总理的卫士长杨德中由于保卫职责总是最后一个坐下，他就不可避免地坐到大椅子上了。因为杨将军长得高大魁梧，很威风，就被加纳的侍者误以为是总理，总是先给他上菜。代表团别的成员也都不说什么，等到我们要离开时，周总理和加纳的工作人员握手表示感谢，他们才知道他们错了，都说：“中国的总理真好呀！”
　　（杨琳摘编自《从红墙翻译官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