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国内数百家ENGO（环保非政府组织）组织中，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地处偏僻，成员包括环保专家，也不乏放羊农民。它和很多民间环保组织面临同样的发展难题，争取名分、争取机会、争取钱，在赞叹和质疑声中滚雪球一样艰难前行近十年。
风沙起，天地变色，黄沙遮掩住家到学校熟悉的十几里路，三五个身影单薄的孩子，一个拉扯一个，头上都罩着半透明的塑料袋，脖颈下系个死扣，任呼啦啦的风把塑料头套吹圆吹扁。远远望去，一团团白色塑料在风沙中无助地若隐若现，这样的扬尘天气在中国北部沙尘暴主要发源地——科尔沁沙地常年可见。
“一年两场风，一次刮半年”，为了吉林和内蒙古边界风沙不再高高扬起，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一个环保非政府组织（ENGO），像蒙古黄榆一样扎根沙地，一边进行荒漠化治理，一边影响农民教育当地孩子。曾经戴塑料袋上学的女孩张欢和她的少数父辈一样，在八年后，成了这个环保民间组织的长期志愿者。
在国内数百家ENGO组织中，没有名气的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地处偏僻，成员包括环保专家，也不乏放羊农民。它和很多民间环保组织面临同样发展难题，争取名分、争取机会、争取钱，在赞叹和质疑声中滚雪球一样艰难前行近十年。有的难题得以解决，有的仍一筹莫展。
“想看世界末日，
就来科尔沁吧”
历史上著名的科尔沁草原，上个世纪出现了严重的荒漠化，成为我国四大沙地之首。环保工程师万平在2000年辞职，自费到吉林和内蒙古边界创办了“科尔沁生态治理示范区”，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沙场十年战”。
初来沙地的万平，形单影只，他在示范区发“英雄帖”，希望找几个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男青年做环保基层工作者，却无人来应试。环保，在2000年的科尔沁沙地是个生僻词汇。
万平向距离示范区最近的新合屯农民求助。“老万老万，干赔不赚”，名声在外的他找不到帮手，于是想到了成立协会，用小块土地的高收益，吸引农民放弃大面积开荒，释放更多乱垦的沙地。
2001年3月19日一早，老万和父亲、妻子等人来到村民家中，开新合屯绿色食品开发协会的成立大会，那天，新合屯60多家主事的乡亲都到场了，“讲课、签字、照相，大家很认真，没有国企、社队开会睡觉的现象”。
苦于沙地里没有合适的项目，绿色食品开发协会很快名存实亡。但赵德荣等少数几个上过学的乡亲模糊感觉到，“老万是来做好事的”，开始跟着万平做事，之后万平的表姐林淑坤来了，当地的国中兴老人也长期来干活了，万平的妻子女儿来了，一个松散的小团体在100公顷的科尔沁沙地上渐渐会聚，万平投钱，每天忙活的大家都没有工资。
直到2001年去北京参加福特汽车奖答辩会上，万平偶遇广西医科大学的环保社团负责人，才第一次听到NGO、志愿者等词汇，“一对照，我觉得我们就是基层的环保志愿者”。
“你们那缺什么？”刚认识的高校环保社团负责有人问万平。
“缺人。”
“人才吗？”
“缺干活的人力。”
次年5月，哈尔滨工业大学绿色协会的18名志愿者团队首次来到示范区，挖坑、栽树、浇水……被万平称为“18勇士”的大学生开始了以后十年的科尔沁之旅。他们在“中华环保文化促进会”上，向其他高校环保社团介绍了科尔沁沙地上的环保志愿者团队，各地环保志愿者纷至沓来，如涓涓细流无声汇入沙地。
当年的东北师大绿色动力协会会长张旭回忆，2004年，协会已经半年多没有活动，他说动了自己寝室的5个同学，又招募了5个人，来科尔沁沙地干了一周活后，带回去的10个人成了协会发展的“铁杆志愿者”。
“一到科尔沁沙地，就遇上沙尘暴。万平开了拖拉机来接我们，天黑了，风沙很大，到处飞沙走石……”，时隔7年，已经做老师的张旭记得那种恐惧。
他清晰记得万平说，“想看世界末日，就来科尔沁吧”。
很多大学生和张旭一样，在见识过科尔沁风沙的肆虐后，在万平的科尔沁沙地志愿者名单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并一次次再回来。那一次，和张旭同行的女孩朱丽君选择到示范区做志愿者，时间前后长达18个月，成为示范区第一个长期志愿者。
2004年，万平和朱丽君开始向通榆县民政局申请，希望注册成立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两年后协会获准注册，成为科尔沁沙地上第一个ENGO。
基金会申请
进入沙地两年后，万平带来的20余万元资金在干旱的沙地中像水滴一样迅速蒸发，他带上项目计划书，前往北京拜访中华绿化基金会、中国环保基金会、中华环保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福特基金等各个基金会，申请资助，但无一成功，各类基金会都将登记注册作为筛选资助项目及组织的重要条件。
这种困扰一直持续到2006年协会有了名分，树高了，草绿了，流动沙丘固化了。最艰难的这三年，示范区靠民间高利贷度过。
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生樊艳敏的以通榆县环保协会为观察对象的论文分析说，当时国内的民间组织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的草根型民间组织不为公众所熟悉了解，缺乏公信度；国内基金会的发展相对滞后，未能在民间组织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及时提供资金支持，而且其资源有限，所能资助的项目和组织也相对受局限。
近年来，由国内相关政府部门及企业家发起成立的基金会逐渐发展成熟，它们通过提供经济资助的方式，成为民间组织发展领域中的重要一环。但通榆县环保协会屡试不中之后，发现国内评奖往往采取网络投票或者分行业配名额，较少到实地考察。
“媒体曝光率会影响网络投票的结果”，没有任何背景、地处交通不便沙地的通榆县环保协会自认委屈，转而申请注重实地考察的国外基金会。
今年6月，通榆县环保协会负责申报基金项目的万小白到北京参加一个NGO筹资培训会议，讲课老师屡屡列举自己筹款的成功经历，两天的课程结束，她向父亲万平转告了授课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当然，最重要的是和筹款的基金会有熟人。”
“资助你们一笔钱，什么时候能产生造血功能？”获得基金会资助后，通榆县环保协会成员总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协会会长万平认为，他们总问效益怎么样？是希望见到经济效益，希望资助的钱达到市场的最大化，却忽略了生态效益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NGO组织缺乏监督和账务不公开也是常被拿来质疑的话题，通榆县环保协会希望躲避雷区，却发现无法躲避。
“谁来监督我们呢？没有机构和政府部门对我们进行过人员和财务监管，我们只能自己监管自己。”通榆县环保协会会长万平曾带着会计董锋到北京学习账务公开，但遗憾的是欢迎他的NGO组织并不允许他们看账本。
在科尔沁示范区，5大本账本和出纳票据记录了示范区十年的收支情况，每有媒体记者到来，协会都会给记者拍摄。“我们不知道账目要怎么公开，通过什么途径公开”，网络上少有的NGO账务公开只有大体收支数目，在通榆环保协会工作人员看来，过于简单的公开起不到透明和被监督的目的。
现实的白条也困扰着协会的采购人员白丽华，“我去县城里买钢筋买板材，小店里根本没有正规发票，有的连收据都没有，去大城市采买又浪费路费，只能无奈接受小店老板写的收据”，通榆县环保协会的账本里，粘贴着不少他们称为白条的收据。
通榆县环保协会无奈地发现，这些并不是影响能否申请到基金会支持的主要因素，NGO组织自身推动账目公开的动力不大。
继承人难题：
“不享福的负责人”
在科尔沁沙地工作11年的万平，发现来的大学生志愿者总问他：“你干不动了，谁会来接替你？”人们传统的一个组织要有一个继承人的想法，在通榆县环保协会似乎成了一个难题。
而通榆县环保协会申请基金的人员组成部分也往往被质疑家族式管理，“万字头的太多了，固定工作人员不是万平的妻子女儿，就是他的亲戚”。
万平曾在一个专家提出质疑的会议上抢过话筒，大声地问：“你们谁愿意，去一个一年有300个风沙天的沙地，去每天干8小时体力活，有人愿意去一年的举手？”下面的专家一片沉默。“去一个月呢？”仍然没有人举手。
但近两年，陆续有年轻人到通榆县环保协会做长期志愿者，最小的只有21岁。
今年9月29日，一个叫赵亮的27岁小伙子来示范区做长期志愿者，看着他搬来了全部的行李，万平和他开玩笑，在这你不用像大城市的年轻人一样考虑买房子、租房子，应该是减轻了负担。
赵亮不只是志愿者，他是第一个为了NGO事业来通榆环保协会的年轻人。就读于哈尔滨一所专科学校环境监测专业的赵亮，在通榆县环保协会刚注册就到示范区做志愿者。2008年毕业后，赵亮进入黑龙江省环保宣教中心下设项目办公室工作，接触了为数不少的ENGO组织。
“大多数ENGO都是做短期项目，经常看到发布会启动仪式，之后却没声音了，没有坚持下来。”2010年8月，他在网络中召集数百名高校志愿者和社会人员，成立了未来绿色青年领袖训练营。带着这个环保志愿者团队，赵亮辞职并选择加入通榆县环保协会，把科尔沁沙地示范区作为活动大本营。
赵亮观察到，与其他ENGO不同的是，寄身吉林西部村庄的通榆县环保协会意识到，环境问题不只关乎环境，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他们在治理荒漠化的过程中，用了大量精力与周围政府做对话和抗争，而且在探索周围农牧民的生存发展和意识改造问题，“这些是环境问题的根源问题”。
“与环境沙化相比，人心灵的沙化更加严重”，通榆县环保协会会长万平的另一个志愿者身份，是通榆县同发中学的环保教师，近7年一直自编教材，给初一两个班学生上环保课，去年拓展到吉蒙边界4所学校。2010年，万平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的环保种子生根发芽，大学生张欢—万平教过的第一届毕业生—加入通榆县环保协会做长期志愿者。
张欢家住通榆县兴隆山村，小学时见过家乡有成块的美丽的芦苇荡，随后的记忆就被漫天风沙，裹着塑料袋上学取代，没上过学的父辈无法告诉她，家乡怎么了。
刚接触示范区里的通榆县环保协会，张欢暗自感慨，怎么会有这么穷的组织？但示范区门口增加的实践基地标牌和纷至沓来的专家和大学生让张欢意识到，他们的行动能改变家乡的命运。
这个在读小学教育专业的大三女孩把自己的未来和这个组织牵连在一起，她的第一张名片，是一张绿色字体的志愿者名片，“这意味着一种身份，我认同并打算以后从事这个”。
“为什么一项工作总要找出一个继承人呢？”通榆县环保协会会长万平拓展着想法，“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不是在享福，是一个劳动者。优秀的志愿者在有限的时间在这会聚交错，会共同引领这个组织走下去”，今年8月召开的通榆县环保协会理事会会议，加深了万平的这种想法。
通榆县环保协会的理事成员，包括沈阳的退休生态专家李庆禄、中科院在读博士朱丽君，在美国留学的志愿者郭晓辉等人，理事成员多是年轻人，新合屯的农民赵德荣、在读大学生张欢也成为协会的重要成员。
正名后已经运转5年的通榆县环保协会，如同科尔沁沙地的土生植物蒙古黄榆一样，扎根在农村，“如履薄冰”地生存，较早开始探索“环境扶贫”的新课题。但在某些方面，仍然无力得如同成立之初。
2009年，通榆县环保协会向所在的白城市环保局递交了申报成立“白城市环保志愿者协会”的申请，并请白城市环保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
之后，协会得到的答复一直是：“再等等”。
风沙起，天地变色，黄沙遮掩住家到学校熟悉的十几里路，三五个身影单薄的孩子，一个拉扯一个，头上都罩着半透明的塑料袋，脖颈下系个死扣，任呼啦啦的风把塑料头套吹圆吹扁。远远望去，一团团白色塑料在风沙中无助地若隐若现，这样的扬尘天气在中国北部沙尘暴主要发源地——科尔沁沙地常年可见。
“一年两场风，一次刮半年”，为了吉林和内蒙古边界风沙不再高高扬起，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一个环保非政府组织（ENGO），像蒙古黄榆一样扎根沙地，一边进行荒漠化治理，一边影响农民教育当地孩子。曾经戴塑料袋上学的女孩张欢和她的少数父辈一样，在八年后，成了这个环保民间组织的长期志愿者。
在国内数百家ENGO组织中，没有名气的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地处偏僻，成员包括环保专家，也不乏放羊农民。它和很多民间环保组织面临同样发展难题，争取名分、争取机会、争取钱，在赞叹和质疑声中滚雪球一样艰难前行近十年。有的难题得以解决，有的仍一筹莫展。
“想看世界末日，
就来科尔沁吧”
历史上著名的科尔沁草原，上个世纪出现了严重的荒漠化，成为我国四大沙地之首。环保工程师万平在2000年辞职，自费到吉林和内蒙古边界创办了“科尔沁生态治理示范区”，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沙场十年战”。
初来沙地的万平，形单影只，他在示范区发“英雄帖”，希望找几个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男青年做环保基层工作者，却无人来应试。环保，在2000年的科尔沁沙地是个生僻词汇。
万平向距离示范区最近的新合屯农民求助。“老万老万，干赔不赚”，名声在外的他找不到帮手，于是想到了成立协会，用小块土地的高收益，吸引农民放弃大面积开荒，释放更多乱垦的沙地。
2001年3月19日一早，老万和父亲、妻子等人来到村民家中，开新合屯绿色食品开发协会的成立大会，那天，新合屯60多家主事的乡亲都到场了，“讲课、签字、照相，大家很认真，没有国企、社队开会睡觉的现象”。
苦于沙地里没有合适的项目，绿色食品开发协会很快名存实亡。但赵德荣等少数几个上过学的乡亲模糊感觉到，“老万是来做好事的”，开始跟着万平做事，之后万平的表姐林淑坤来了，当地的国中兴老人也长期来干活了，万平的妻子女儿来了，一个松散的小团体在100公顷的科尔沁沙地上渐渐会聚，万平投钱，每天忙活的大家都没有工资。
直到2001年去北京参加福特汽车奖答辩会上，万平偶遇广西医科大学的环保社团负责人，才第一次听到NGO、志愿者等词汇，“一对照，我觉得我们就是基层的环保志愿者”。
“你们那缺什么？”刚认识的高校环保社团负责有人问万平。
“缺人。”
“人才吗？”
“缺干活的人力。”
次年5月，哈尔滨工业大学绿色协会的18名志愿者团队首次来到示范区，挖坑、栽树、浇水……被万平称为“18勇士”的大学生开始了以后十年的科尔沁之旅。他们在“中华环保文化促进会”上，向其他高校环保社团介绍了科尔沁沙地上的环保志愿者团队，各地环保志愿者纷至沓来，如涓涓细流无声汇入沙地。
当年的东北师大绿色动力协会会长张旭回忆，2004年，协会已经半年多没有活动，他说动了自己寝室的5个同学，又招募了5个人，来科尔沁沙地干了一周活后，带回去的10个人成了协会发展的“铁杆志愿者”。
“一到科尔沁沙地，就遇上沙尘暴。万平开了拖拉机来接我们，天黑了，风沙很大，到处飞沙走石……”，时隔7年，已经做老师的张旭记得那种恐惧。
他清晰记得万平说，“想看世界末日，就来科尔沁吧”。
很多大学生和张旭一样，在见识过科尔沁风沙的肆虐后，在万平的科尔沁沙地志愿者名单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并一次次再回来。那一次，和张旭同行的女孩朱丽君选择到示范区做志愿者，时间前后长达18个月，成为示范区第一个长期志愿者。
2004年，万平和朱丽君开始向通榆县民政局申请，希望注册成立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两年后协会获准注册，成为科尔沁沙地上第一个ENGO。
基金会申请
进入沙地两年后，万平带来的20余万元资金在干旱的沙地中像水滴一样迅速蒸发，他带上项目计划书，前往北京拜访中华绿化基金会、中国环保基金会、中华环保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福特基金等各个基金会，申请资助，但无一成功，各类基金会都将登记注册作为筛选资助项目及组织的重要条件。
这种困扰一直持续到2006年协会有了名分，树高了，草绿了，流动沙丘固化了。最艰难的这三年，示范区靠民间高利贷度过。
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生樊艳敏的以通榆县环保协会为观察对象的论文分析说，当时国内的民间组织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的草根型民间组织不为公众所熟悉了解，缺乏公信度；国内基金会的发展相对滞后，未能在民间组织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及时提供资金支持，而且其资源有限，所能资助的项目和组织也相对受局限。
近年来，由国内相关政府部门及企业家发起成立的基金会逐渐发展成熟，它们通过提供经济资助的方式，成为民间组织发展领域中的重要一环。但通榆县环保协会屡试不中之后，发现国内评奖往往采取网络投票或者分行业配名额，较少到实地考察。
“媒体曝光率会影响网络投票的结果”，没有任何背景、地处交通不便沙地的通榆县环保协会自认委屈，转而申请注重实地考察的国外基金会。
今年6月，通榆县环保协会负责申报基金项目的万小白到北京参加一个NGO筹资培训会议，讲课老师屡屡列举自己筹款的成功经历，两天的课程结束，她向父亲万平转告了授课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当然，最重要的是和筹款的基金会有熟人。”
“资助你们一笔钱，什么时候能产生造血功能？”获得基金会资助后，通榆县环保协会成员总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协会会长万平认为，他们总问效益怎么样？是希望见到经济效益，希望资助的钱达到市场的最大化，却忽略了生态效益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NGO组织缺乏监督和账务不公开也是常被拿来质疑的话题，通榆县环保协会希望躲避雷区，却发现无法躲避。
“谁来监督我们呢？没有机构和政府部门对我们进行过人员和财务监管，我们只能自己监管自己。”通榆县环保协会会长万平曾带着会计董锋到北京学习账务公开，但遗憾的是欢迎他的NGO组织并不允许他们看账本。
在科尔沁示范区，5大本账本和出纳票据记录了示范区十年的收支情况，每有媒体记者到来，协会都会给记者拍摄。“我们不知道账目要怎么公开，通过什么途径公开”，网络上少有的NGO账务公开只有大体收支数目，在通榆环保协会工作人员看来，过于简单的公开起不到透明和被监督的目的。
现实的白条也困扰着协会的采购人员白丽华，“我去县城里买钢筋买板材，小店里根本没有正规发票，有的连收据都没有，去大城市采买又浪费路费，只能无奈接受小店老板写的收据”，通榆县环保协会的账本里，粘贴着不少他们称为白条的收据。
通榆县环保协会无奈地发现，这些并不是影响能否申请到基金会支持的主要因素，NGO组织自身推动账目公开的动力不大。
继承人难题：
“不享福的负责人”
在科尔沁沙地工作11年的万平，发现来的大学生志愿者总问他：“你干不动了，谁会来接替你？”人们传统的一个组织要有一个继承人的想法，在通榆县环保协会似乎成了一个难题。
而通榆县环保协会申请基金的人员组成部分也往往被质疑家族式管理，“万字头的太多了，固定工作人员不是万平的妻子女儿，就是他的亲戚”。
万平曾在一个专家提出质疑的会议上抢过话筒，大声地问：“你们谁愿意，去一个一年有300个风沙天的沙地，去每天干8小时体力活，有人愿意去一年的举手？”下面的专家一片沉默。“去一个月呢？”仍然没有人举手。
但近两年，陆续有年轻人到通榆县环保协会做长期志愿者，最小的只有21岁。
今年9月29日，一个叫赵亮的27岁小伙子来示范区做长期志愿者，看着他搬来了全部的行李，万平和他开玩笑，在这你不用像大城市的年轻人一样考虑买房子、租房子，应该是减轻了负担。
赵亮不只是志愿者，他是第一个为了NGO事业来通榆环保协会的年轻人。就读于哈尔滨一所专科学校环境监测专业的赵亮，在通榆县环保协会刚注册就到示范区做志愿者。2008年毕业后，赵亮进入黑龙江省环保宣教中心下设项目办公室工作，接触了为数不少的ENGO组织。
“大多数ENGO都是做短期项目，经常看到发布会启动仪式，之后却没声音了，没有坚持下来。”2010年8月，他在网络中召集数百名高校志愿者和社会人员，成立了未来绿色青年领袖训练营。带着这个环保志愿者团队，赵亮辞职并选择加入通榆县环保协会，把科尔沁沙地示范区作为活动大本营。
赵亮观察到，与其他ENGO不同的是，寄身吉林西部村庄的通榆县环保协会意识到，环境问题不只关乎环境，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他们在治理荒漠化的过程中，用了大量精力与周围政府做对话和抗争，而且在探索周围农牧民的生存发展和意识改造问题，“这些是环境问题的根源问题”。
“与环境沙化相比，人心灵的沙化更加严重”，通榆县环保协会会长万平的另一个志愿者身份，是通榆县同发中学的环保教师，近7年一直自编教材，给初一两个班学生上环保课，去年拓展到吉蒙边界4所学校。2010年，万平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的环保种子生根发芽，大学生张欢—万平教过的第一届毕业生—加入通榆县环保协会做长期志愿者。
张欢家住通榆县兴隆山村，小学时见过家乡有成块的美丽的芦苇荡，随后的记忆就被漫天风沙，裹着塑料袋上学取代，没上过学的父辈无法告诉她，家乡怎么了。
刚接触示范区里的通榆县环保协会，张欢暗自感慨，怎么会有这么穷的组织？但示范区门口增加的实践基地标牌和纷至沓来的专家和大学生让张欢意识到，他们的行动能改变家乡的命运。
这个在读小学教育专业的大三女孩把自己的未来和这个组织牵连在一起，她的第一张名片，是一张绿色字体的志愿者名片，“这意味着一种身份，我认同并打算以后从事这个”。
“为什么一项工作总要找出一个继承人呢？”通榆县环保协会会长万平拓展着想法，“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不是在享福，是一个劳动者。优秀的志愿者在有限的时间在这会聚交错，会共同引领这个组织走下去”，今年8月召开的通榆县环保协会理事会会议，加深了万平的这种想法。
通榆县环保协会的理事成员，包括沈阳的退休生态专家李庆禄、中科院在读博士朱丽君，在美国留学的志愿者郭晓辉等人，理事成员多是年轻人，新合屯的农民赵德荣、在读大学生张欢也成为协会的重要成员。
正名后已经运转5年的通榆县环保协会，如同科尔沁沙地的土生植物蒙古黄榆一样，扎根在农村，“如履薄冰”地生存，较早开始探索“环境扶贫”的新课题。但在某些方面，仍然无力得如同成立之初。
2009年，通榆县环保协会向所在的白城市环保局递交了申报成立“白城市环保志愿者协会”的申请，并请白城市环保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
之后，协会得到的答复一直是：“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