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亚洲动物基金创办人谢罗便臣女士发起一项动物“助人自助”的创新型公益项目，“狗医生”。2004年，该项目进入中国大陆。作为亚洲第一个动物治疗项目—“狗医生”通过“动物辅助疗法”为病者、老人、残障儿童等公众提供社交障碍、儿童阅读障碍、责任感培养等方面的帮助。
　　每年3、4月间，亚洲动物保护基金都会组织专门的狗医生考试。年满两周岁、身体健康、性格温驯、对人友善是成为狗医生的基本条件。“狗医生”还需做到不怕生，允许过度热情的抚摸或拥抱，喜爱人群和出外活动，能在拥挤和陌生的环境中感到放松，能够承受一定的压力。目前，成都、广州和深圳三地已有超过100位持证上岗的狗医生。
　　“狗医生”出诊有着严格的规范制度。“狗医生”需要佩戴统一的红领巾和徽章，以表明自己的身份，主人和志愿者也会陪伴左右，避免可能的攻击事件。
　　“狗医生”还承担着动物友好使者的身份，积极走进校园和社区，向公众宣传“关爱动物善待生命”的理念，推动人与动物和谐相处。
　　
　　路权拜“你”所赐
　　寇竹卿
　　在城市中自行车有通畅的道路，而不是汽车挤占全部路面，这是路权的“直译”含义。骑行成为被鼓励的生活方式，即使在超大型城市、超长距离、较多交通工具换乘的环境下，都可以安心、便利地骑车往来，这是连接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广义上的路权。
　　广州“拜客”联盟是解释路权的极佳例子。拜客从最初七个人起家，骑行大街小巷，试验自行车道的有无，并将意见反馈到公共部门。在拜客的理念里，骑行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个人出行方式与城市公共政策是一体的。
　　广州的机动车保有量超过300万辆，北京上海更多。这些大型城市同时也是汽车制造基地，鼓励机动车发展是产业策略，很难改弦更张。在道路压力俱增、管理效率低下的前提下，扩展机动车道成了选择项，而在立法中最不具有话事权的行人就要让道。
　　分析路权在公共决策中失去应有地位，逻辑上不复杂，分析起来也很枯燥。关键在于，在自行车道已经被夺去的情况下，有无可能夺回路权？答案是肯定的。更多人参与进来，坐言起行，可以影响到城市决策。
　　当然，广州绿道计划得以落实，固然与亚运会的环保投入有关，但偶然之中有必然，那么多人躬行健康的生活理念何尝不是众多推动因素中的一种。也许，一个人不可以改变城市，一群人以公益之名，恢复路人在道路空间的权利，个人生活与公益就结合了。
　　拜客不仅仅是特定的公益团体，也代表了松散且广泛的市民联盟。以广州大桥上南北穿行的自行车为标志，有城南大夫山等公园里热衷骑行的市民伴随。当然，市区的空气还不如人意，道路仍旧拥挤，争路权尚未成功。
　　杭州在市区推行公共自行车租赁，特别在西湖景区执行得非常好。不仅外地人深受惠待，本地人也从中得益。重要的是，自行车通行成为验证道路权利划分的一大依据，也算是道路上的“平权”。杭州的案例，是自上而下促进路权的案例，与广州遥相呼应。
　　路权改革不管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考虑到政策的多变性，能够给予路权以稳定、持久地位的，还都要看骑车人的数量，看他们倡导的生活模式的质量。只要对比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街景就可以明白，我们所谓生活，所谓路权，不过是要恢复原本消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