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地时间6月24日，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华盛顿落下帷幕。中美双方在战略、经济和人文等领域，共达成了超过310项具体成果。
　　中国外长王毅近日在北京出席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时，以“惊喜”一词来形容中美双方通过对话和磋商所达成的具体成果。他认为，“这再次充分表明中美两国无论是在双边、地区，还是国际层面上，始终拥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也说明交流与合作仍然是中美关系的主流。”
　　借助这一战略性对话机制，中美两国携手走过了关系发展较为平稳的10年，在逐步扩大共同利益和管控分歧的同时，也逐渐探寻了战略互信的基础。
　　对话前夕舆论“雾霾深锁”
　　“我刚和我们的中国朋友说，我注意到你们都在看拄着拐杖的国务卿，以及拄着拐杖的商务部长。在华盛顿，活儿可不好干啊。”美国首都华盛顿当地时间6月23日上午，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以调侃同因骑车摔伤腿部的克里和普利兹克的方式，轻松开场。
　　但在本轮对话和磋商重启前，正受到南海岛礁争议和网络安全等问题困扰的中美关系则显得较为紧张。美国舆论对双方能否达成良好成果并不乐观。在开幕前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以“美中在不信任的迷雾中开启年度对话”为题进行报道。
　　而在5月初，被中国外交学会评为排名首位的“知华派”学者、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兰普顿在美国出席学术论坛时指出，“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逼近”，这反映出了美国学界普遍的对华焦虑情绪。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及国际事务教授沈大伟近日在香港出席一次活动时也谈到，他曾在华盛顿居住及工作了很长时间，期间从未见过如此海量谈及中美关系的文章，而且内容几乎都是负面的，唯一例外是由澳洲前总理陆克文主持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报告。
　　不过，中美两国政府并不希望这一年度高层对话和磋商陷入过度紧张的气氛，他们需要在今年9月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前营造出良好氛围。
　　从对话召开前的筹备工作中，也可以看出两国政府对本轮对话的重视程度。中国派出超过400名官员组成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参加对话，其中仅正部级官员就有13人，副部级官员达40人。
　　在对话和磋商正式开幕前夕，中方领衔的3位副国级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篪，分别在美国三大主流报刊《今日美国报》《华尔街日报》和《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回顾中美借助对话和磋商两大机制多年来在各领域交流合作所取得的成果，并期待与美方一道继续拓展各领域交流与务实合作。
　　现年71岁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此前在家乡波士顿疗养，在当地时间6月22日返回华盛顿，在首任总统华盛顿故居弗农山庄为远道而来的汪洋和杨洁篪接风，提前与中方代表进行私人接触，并拄杖出席了接下来两天的对话。
　　成果清单释高层善意
　　在联合开幕式上，拜登代表东道主致开幕辞，主动向中国释放善意。
　　“我想澄清一个事实，我们并不惧怕中国的崛起。我们乐见中国的崛起。中国继续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会使我们从中受益巨大。因为你们在当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一个崛起的中国将是周边地区和世界的一个巨大财富，从美国的自身利益上来讲也是如此。”拜登说。
　　拜登还重提了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10年前提出的、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观点。他并指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利益和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增长的同时，已在多个方面朝着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方向努力。”
　　他还进一步提出“负责任的竞争者”概念，希望中美能继续寻找新的合作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管控未来的竞争，并呼吁“创造并维护一个平等、公平且透明的竞争环境”。
　　刘延东在紧接着的致辞中宣读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口信。习近平特别指出，与美方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只要中美双方从大处着眼，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坚持建设性方式，避免战略误解误判，分歧就可以得到管控，共同利益就可以得到维护。
　　两天的对话和磋商中，双方在战略、经济和人文三轨上一共达成超过310项成果。作为奥巴马总统特别代表，领衔共同主持战略对话的克里在闭幕式上致辞时表示，双方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就重要的双边、地区性和全球性的议题展开了讨论，议题很长且全面，这是他参加过的三轮对话中最具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一轮对话。
　　在战略轨上达成的127项具体成果中，有44项、超过1/3是关于“气候变化与能源合作”与“环保合作”的内容，显示出中美两国在相关领域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
　　双方在经济轨上也达成了70多项成果。领衔共同主持经济对话的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闭幕后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在经济轨上取得的诸多成果中，双方在汇率（政策透明化）议题、市场准入以及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议等三个领域取得的进展最为显著。
　　共同主持经济对话的中方代表汪洋对成果感到满意。他特别谈到，双方重申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是当前两国经贸关系最重要事项，并对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认为在第十九轮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交换负面清单是谈判的重要里程碑。承诺继续积极推进谈判，改进负面清单出价，以期达成一个互利共赢、高水平的协定。”
　　他还表示，本轮经济对话取得的成功，使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压舱石”更加稳定，“推进器”更有动力，为习近平主席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相关经济议程做了重要的准备。
　　10年对话防止危机生成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前身是2005年8月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以及2006年12月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项两国政府间最高级别的对话机制，萌生于10年前两国元首希望在双边和国际问题上寻求合作的意愿。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在2005年至2010年间出任中国驻美大使，见证了对话机制的诞生和发展。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2004年前后，朝核、伊核问题正逐渐升温，美国还面临着反恐问题。同时，人民币汇率、中美间贸易顺差等问题也成为两国间的热点经贸问题。
　　“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对华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国力日渐强盛，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美方已意识到他们所关切的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参与，将难以解决。”周文重说，“在中方看来，中美经济利益已相互交融，如果双边政治、经贸关系不稳定，也将影响到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
　　在此背景下，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小布什先后于2004年11月和2005年9月商定开启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经济对话。
　　即便到了2009年，在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对往届内外政策进行了大幅度改革的背景下，中美双方仍延续了上述的对话机制，并将两项对话合并升格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实现时任两国元首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宏观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的希望。同年，中美双方还启动了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促进两国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
　　周文重回忆说，关于对话议题，双方都清楚共同利益在哪里，问题又在哪里，而中美高层级对话机制的开通为双方提供了一个机制化、高级别的对话和解决问题的渠道。
　　“对话开展前，双方司局长级别的工作层都需要做大量准备，充分交换意见，把对话机制聚焦到重要的问题上。”周文重说，“参与对话的领导人在启程前还会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确定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仍未解决，相应方案是什么，给对方提哪些要求，我们能让步到哪种程度。在对话正式开始后，未能通过工作层解决的议题将交由中美双方高层亲自沟通解决。”
　　周文重至今对中美双方借助对话机制成功应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印象深刻。
　　在中美贸易美方逆差日趋扩大的背景下，2005年美国纽约州参议员舒默提出议案以逼迫人民币升值。他声称，如果人民币不升值，那么就要对所有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加征27.5%的汇率税。
　　“在战略经济对话中，中方清晰地表达了对美国部分议员企图通过议案的方式，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施压和干预而感到不满。中方告诫，如果该议案获通过，中方也将采取相应行动。”周文重说，“美国政府清楚该议案获通过将引起怎样的后果后，包括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在内的官员积极地在参院进行游说，最终令该议案未能提交国会进行表决。”
　　汪洋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美对话为什么重要？》中也提到这一成果，“双方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处理汇率问题，避免了一场贸易战。10年来，中国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幅度达到35%，IMF最新评估认为人民币币值不再低估。在此过程中，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由10%的峰值降至2%，经济结构也得到了优化。”
　　周文重说：“有这样的机制，就能有效管控分歧。如果没有这一机制，政府间沟通就容易出现问题。尽管双方对两国利益和问题都较为清楚，但如何有效沟通和管控，对双方仍是挑战。从中美战略对话、战略经济对话升级到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实际就是中美双方出自共同利益有效管控两国分歧、矛盾的过程。”
　　相较于经济领域利益高度融合，中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的矛盾则较大，这更凸显出战略轨对话的重要性。
　　曾多次主持过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安全对话的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战略领域中，双方有时需要处理大部分困难的议题，从网络安全到军事交流等问题。借助战略安全对话，双方能持续保持对话，防止分歧扩大，以免演变成空前危机。”
　　不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并非总是一团和气，双方代表在谈判桌上也经常难免遇到分歧和针锋相对的时刻。
　　双方在当面处理分歧时，表现都很专业，“没有人拍桌子或朝着某个人扔东西。我一直很尊敬中国的外交官，他们非常专业。我们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仍非常理性地应对。” 伯恩斯说。
　　为中美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
　　有着33年美国外交官经历的伯恩斯于2014年11月正式退休。对于已开展10年的中美间战略性对话机制，亲历其中的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形容，“这是一项有价值的机制，已为两国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互信，这对发展两国关系十分重要。”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成为两国间的一项重要的机制，我们可以借此推进和拓宽彼此的合作领域。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开诚布公地应对彼此的分歧。”伯恩斯在出席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期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提问时说，“对于中美这样重要的关系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中美关系对全球来说都有重要的影响。这不是最完美的解决方式，但我觉得这项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周文重在回顾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发展历程时也谈到，“中美关系就是在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和化解分歧中走过来的”。“总体来说，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发展的方向在走，但分歧在所难免，所以管控分歧很重要。这一机制对于双方聚焦共同利益，致力于扩大共同利益，缩小分歧，至关重要”。
　　“虽然不是总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双方通过对话定期交换意见、集中阐明立场，就能够形成共同的对话成果。”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金骏远（Avery Goldstein）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所取得的成果时，也强调该机制的重要性，“有时候双方都不同意对方（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但在诸如环境保护、公共健康、反腐败等许多议题上，双方都有着共同利益。即使双方利益相异，甚至存在冲突，双方也能通过对话更好地理解对方的立场。”
　　不过，金骏远同时指出，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清单很“全面”，但对于正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议题，如南海争端、网络安全和美国企业在华经营环境等，双方仍没有找到解决途径。
　　“虽然中美双方都表明愿意去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仅是双方发出愿意努力解决的承诺。”金骏远说，“不过，这轮对话也为中美两国元首接下来在9月举行的峰会做了准备，而两国间的重大议题需要通过元首峰会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