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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的策展经历看，我觉得我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我在这两种方式中的作用，一种像调味手，一种像炒锅者。是否策展人都得面对这样两种方式？本文试图探讨之。
2005年，我接受首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组委会的委托，为即将开始的连州摄影节策展。
我当时面对的问题是：一，十年前的连州政府决定连续投资十年做一个国际规模的摄影节，以提升连州的知名度，并同时实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双重目标；做为总策展人，我必须顾及连州市政府的这一基本诉求。他们是投资者，是摄影节能否顺利举办的决定性因素。二，既然是摄影方面的策展，我想我必须提出一个能够概括那个时候中国摄影界需要的概念，而且，这一概念既希望能激活中国摄影界众多摄影家的想象，同时又能对整个摄影界的状态有所描述。通俗点说就是，是否能够有这样一个概念，以及对这一概念的描述，让摄影界找到某种感觉，以便能够对此有所响应。
毫无疑问，两个都是难题，都难以解决。
十年前的连州除了部分广东人知道外，中国摄影界中人大多都不会知道这个位于广东北部的县市。当年问几乎所有我的摄影朋友，他们对连州没有印象，更不知道其历史与状况。这说明在我的策展设想中，解决第一个问题不太容易。第二个问题说起来也很难，难道中国摄影界真的会认可一个什么概念，承认它能概括这个领域的发展？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众人品味难调，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
调味者的意思是，让原先似乎不太强烈的口感，通过调味品的介入，而变得印象深刻。我的方法是，硬是把一个不可能的问题放在大题目中，给予命名。如果大家对有兴趣，那就一定对命名有印象；参加了展览，那命名就会成为一种记忆，一个具有历史含义的显著路标。这个命名就是一种调味品。于是，我把展览主题定为“从连州出发”。连州是目的，连州既是展览的场所，更是展览的命名。但是，这样一个题目，需要对其作了合理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为什么“摄影”要“从连州出发”？这就是“双重视野”的意思，意在通过众多的展览揭示摄影的一个特性，那就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性，既是摄影家的个人观察，同时又是对现场对象的物理性纪录。正是两者的合力，造成了摄影对社会与历史的重大的影响。在这里，对概念的解释是具有巨大的包容性的，以至于这概念就像一个可以容纳不同风格的容器，把几乎所有需要都放在这容器里，再端出来给社会观赏。由于摄影的广泛性，以及大众对摄影的介入，使得任何一种具体解释，都有可能成为局限，限制了某种独特风格的进入。展览的目的恰恰是要造成一种非限制性的参与效果，然后才能让展览“成功”，并通过“成功”而让连州扬名。
事后看，我的目标应该说是达到了，连州终于成为中国摄影界的一个响亮的名字，除了它坚持十年的努力外，就是一开始所定位的这个地域概念。
人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在策划第二届连州摄影年展时，同时遵循了这样一条逻辑，继续让概念本身具有空前的包容性，从而使展览丰富多彩。
很多年以后，当我回顾这一段经历时，我发现我就像是一个调味师，制作一个可以放进许多不同的调剂的容器。在这里，展览就是一只容器，而不是简单的展览本身。
与摄影这样一种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展览不同，艺术展览需要有更好的专题性质。如果艺术展览也变成一只无所不包的容器，那么展览的针对性可能会因此而受到损失。
我一直希望策划一个非功利性的艺术展览，而且要加强主题的意义。我选择了广州美院以黑白木刻为主要创作方式的三代人，他们分别是王文明、宋光智和刘庆元，前后相承，均以黑白为其色调。这三人的作品，恰好对应黑白木刻中的三种潮流，分别是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在现代批判性方面达到一个令人难忘的高度。同时，黑白木刻以具有这样一种时代特征，这一画种曾经是现代艺术运动中的先锋，但后来又逐渐被人忘却，尤其是艺术市场窗前繁荣的今天，这一画种日益边缘化，几乎到了无足轻重的程度。
这就是今年七月份在广东美术馆开幕的“黑白的现代性：王文明、宋光智、刘庆元黑白木刻展”，展览获得很大的反响，而且，这个的反响有一种暧昧性存在：黑白木刻既非先锋的，但放在美术馆里，却又分明非常的先锋；黑白木刻似乎不再成为主流，但展览却强有力地提醒人们，正因为这种表面的非主流性，证明其主流的意义非同凡响。
回想起来，在这一策展中，我发现自己像是一个爆炒的高手，通过加强火苗与热度，对象的原味空前放大出来，让人们一开始就嗅到其中的辛辣，以至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一次展览不仅针对性明确，而且，作品与主题高度吻合，迫使人们在一个似乎已经边缘了很久的作品面前，重新思考现代性的意义与价值。
以上是对我的有限的策展经验的回顾，并试图从中引伸出一些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策展人的作用，自从策展制度成为一种推动艺术发展的主要方式之后，对于策展本身就争论不休，在一个艺术现场，究竟是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重要，还是策展重要。表面看，当然是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重要，但是，从制度层面看，却是策展人在决定重要与否，这样一来，制度就超越了艺术创作，而凌架在艺术家之上，成为决定艺术发展的权力来源。我试图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提出这个问题，在一个制度决定一切的时代，艺术家及其创作的重要性应该如何体现，才具有最大的合理性。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2005年，我接受首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组委会的委托，为即将开始的连州摄影节策展。
我当时面对的问题是：一，十年前的连州政府决定连续投资十年做一个国际规模的摄影节，以提升连州的知名度，并同时实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双重目标；做为总策展人，我必须顾及连州市政府的这一基本诉求。他们是投资者，是摄影节能否顺利举办的决定性因素。二，既然是摄影方面的策展，我想我必须提出一个能够概括那个时候中国摄影界需要的概念，而且，这一概念既希望能激活中国摄影界众多摄影家的想象，同时又能对整个摄影界的状态有所描述。通俗点说就是，是否能够有这样一个概念，以及对这一概念的描述，让摄影界找到某种感觉，以便能够对此有所响应。
毫无疑问，两个都是难题，都难以解决。
十年前的连州除了部分广东人知道外，中国摄影界中人大多都不会知道这个位于广东北部的县市。当年问几乎所有我的摄影朋友，他们对连州没有印象，更不知道其历史与状况。这说明在我的策展设想中，解决第一个问题不太容易。第二个问题说起来也很难，难道中国摄影界真的会认可一个什么概念，承认它能概括这个领域的发展？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众人品味难调，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
调味者的意思是，让原先似乎不太强烈的口感，通过调味品的介入，而变得印象深刻。我的方法是，硬是把一个不可能的问题放在大题目中，给予命名。如果大家对有兴趣，那就一定对命名有印象；参加了展览，那命名就会成为一种记忆，一个具有历史含义的显著路标。这个命名就是一种调味品。于是，我把展览主题定为“从连州出发”。连州是目的，连州既是展览的场所，更是展览的命名。但是，这样一个题目，需要对其作了合理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为什么“摄影”要“从连州出发”？这就是“双重视野”的意思，意在通过众多的展览揭示摄影的一个特性，那就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性，既是摄影家的个人观察，同时又是对现场对象的物理性纪录。正是两者的合力，造成了摄影对社会与历史的重大的影响。在这里，对概念的解释是具有巨大的包容性的，以至于这概念就像一个可以容纳不同风格的容器，把几乎所有需要都放在这容器里，再端出来给社会观赏。由于摄影的广泛性，以及大众对摄影的介入，使得任何一种具体解释，都有可能成为局限，限制了某种独特风格的进入。展览的目的恰恰是要造成一种非限制性的参与效果，然后才能让展览“成功”，并通过“成功”而让连州扬名。
事后看，我的目标应该说是达到了，连州终于成为中国摄影界的一个响亮的名字，除了它坚持十年的努力外，就是一开始所定位的这个地域概念。
人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在策划第二届连州摄影年展时，同时遵循了这样一条逻辑，继续让概念本身具有空前的包容性，从而使展览丰富多彩。
很多年以后，当我回顾这一段经历时，我发现我就像是一个调味师，制作一个可以放进许多不同的调剂的容器。在这里，展览就是一只容器，而不是简单的展览本身。
与摄影这样一种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展览不同，艺术展览需要有更好的专题性质。如果艺术展览也变成一只无所不包的容器，那么展览的针对性可能会因此而受到损失。
我一直希望策划一个非功利性的艺术展览，而且要加强主题的意义。我选择了广州美院以黑白木刻为主要创作方式的三代人，他们分别是王文明、宋光智和刘庆元，前后相承，均以黑白为其色调。这三人的作品，恰好对应黑白木刻中的三种潮流，分别是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在现代批判性方面达到一个令人难忘的高度。同时，黑白木刻以具有这样一种时代特征，这一画种曾经是现代艺术运动中的先锋，但后来又逐渐被人忘却，尤其是艺术市场窗前繁荣的今天，这一画种日益边缘化，几乎到了无足轻重的程度。
这就是今年七月份在广东美术馆开幕的“黑白的现代性：王文明、宋光智、刘庆元黑白木刻展”，展览获得很大的反响，而且，这个的反响有一种暧昧性存在：黑白木刻既非先锋的，但放在美术馆里，却又分明非常的先锋；黑白木刻似乎不再成为主流，但展览却强有力地提醒人们，正因为这种表面的非主流性，证明其主流的意义非同凡响。
回想起来，在这一策展中，我发现自己像是一个爆炒的高手，通过加强火苗与热度，对象的原味空前放大出来，让人们一开始就嗅到其中的辛辣，以至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一次展览不仅针对性明确，而且，作品与主题高度吻合，迫使人们在一个似乎已经边缘了很久的作品面前，重新思考现代性的意义与价值。
以上是对我的有限的策展经验的回顾，并试图从中引伸出一些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策展人的作用，自从策展制度成为一种推动艺术发展的主要方式之后，对于策展本身就争论不休，在一个艺术现场，究竟是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重要，还是策展重要。表面看，当然是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重要，但是，从制度层面看，却是策展人在决定重要与否，这样一来，制度就超越了艺术创作，而凌架在艺术家之上，成为决定艺术发展的权力来源。我试图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提出这个问题，在一个制度决定一切的时代，艺术家及其创作的重要性应该如何体现，才具有最大的合理性。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