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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土壤
西汉，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王朝。
西汉时代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推翻了创建中国统一文明的秦帝国，处在中国统一文明开创之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最具有发生种种变化的社会潜质，最具有重塑中国文明的种种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汉王朝承担着“如何承前，如何启后”的最重大的历史课题。由于秦帝国过于短命，没有巩固统一新文明所必须的时间条件，使新创建的统一文明具有相对脆弱的历史缺陷。惟其如此，西汉王朝的历史抉择，便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就基本的历史事实说，推翻秦帝国的社会力量有三方：一是率先发难的陈胜、吴广的农民力量，一是以项羽集团为核心的六国旧贵族复辟力量，一是以刘邦集团为核心的布衣士人力量。三方力量的消长，最终取决于各自领袖阶层的政治视野及其所能代表的社会利益广度，而绝不是表面上轰轰烈烈又极富传奇色彩的秉性差别与权力阴谋。这种政治视野，这种社会利益广度，有一个具体核心：如何对待秦帝国所开创的统一文明框架？正是这个看似宏大宽泛，实际上却囊括了种种社会利益铺排的现实核心问题，最终决定了三方反秦力量不同的历史命运。
利益结构的合理性，决定着特定政治集团的历史命运。
布衣的立场
从三方反秦力量的社会利益构成看，西汉的开国阶层，显然是由各种社会职业的布衣之士组成的。刘邦集团中，除了一个韩国旧贵族后裔的张良，其文臣武将大多数由下层吏员、小商贩、小工匠、小地主、游学布衣，以及各色苦役犯，大体是六种人构成。广义地说，这些文臣武将所出身的阶层，都是游离出“布衣之士”的社会土壤。这一社会土壤生长出的佼佼者，无不具有战国布衣之士的特质。
具体地说，刘邦阵营的灵魂与核心是两种人：下层吏员，布衣士人。刘邦、萧何、曹参、陈平等，是下层小吏；吕后、樊哙、韩信、周勃、灌婴等，是小地主与下层职业布衣。也就是说，西汉集团的核心层中，绝大多数都是社会中下层人士，鲜见六国贵族后裔。
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春秋战国秦帝国三代，是士人阶层发生、成长、壮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士人阶层是鼓动社会风云，并推动社会变革的直接力量。从社会阶层的意义上说，只有士人阶层对社会与时代有着相对全面、客观、清醒的认识。
正因为如此，刘邦阵营对待秦帝国统一文明的立场，与项羽旧贵族阵营有着巨大反差。项羽阵营作为既得利益的丧失者，对帝国统一文明恨之入骨，彻底地有形消灭，无形摧毁；其所要建立的社会制度，则是完全的封建诸侯制——回到诸侯时代去！刘邦阵营则不然，虽然反秦，却对帝国统一文明及其煌煌功业，始终有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景仰；对于帝国统一制度，至少不是简单的彻底的否定，而是极其审慎地权衡取舍，抉择如何建立大动荡之后的国家体制。
历史的抉择
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历经百余年，西汉终于完成了历史的权衡抉择。
这种权衡抉择，并不全部都是难题。对于诸如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生产交通之标准、移风易俗、社会基本法度等等，西汉王朝都没有丝毫犹豫的全部继承了帝国体制。因为，这些实际制度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民众生计。事实上，秦帝国所创立的基本制度，被全社会迅速地接受了。
所谓权衡抉择，主要集中在两个核心领域：一则，如何对待拥有强大传统与既得利益基础的诸侯分封制？二则，如何对待同样拥有深厚根基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竞争传统？
具体说，对待分封制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国废除实地分封制，实行虚封制？对待文化自由竞争传统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國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遴选一种学说作为治国之道，作为官方意识形态？
这两个领域，一硬一软，都是直接影响整个社会核心结构的命脉所在。西汉王朝在这两个领域所做的试探摸索，可谓几经顿挫。对于分封制，西汉王朝几经诸侯王之乱，到汉武帝时期，已经基本确立了“有限实地分封制”，显然比秦帝国有所倒退。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容当另论。
实用的学问
对于具有深厚根基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竞争传统，西汉王朝在初期采取了审慎的摸索态度。所谓初期的审慎摸索，其政策表现是：对经过反秦战争大动荡之后，所存留下来的各有残缺的文化学派，不做官方评价，也不着意扶持任一学派，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一事一论。譬如，需要建立皇家礼仪，便起用了儒家；为论证与民休息之合理性，又一度尊奉了黄老无为之学；整肃吏治民治，则起用了一批法家之士等等。
与其说，西汉初期的这种实用主义，是一种审慎自觉的政策方针；毋宁说，它是一种摇摆不定的不自觉摸索。在西汉王朝的摸索过程中，大动荡之后几乎全都丧失了领袖大师的各个学派，也都在艰难的恢复元气，艰难的展开竞争。竞争的方式，与战国时代与秦帝国时代已经有了很大区别；最大的区别是，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大论战形式，没有了庙堂讨论大政方针的大论战，没有了蓬蓬勃勃的官学私学并立，从而相得益彰的社会舞台。
西汉初期中期，各个学派所能进行的竞争，实际上只有两方面。一则，各自重新组合力量，对流散的典籍恢复整理，以为本学派之传承文本；藉以获得立足生存之地，再图谋传播范围的扩大。二则，尽最大能力影响官方，看哪个学派能对现实政治发生影响，从而在国家支持下获得重大发展。在这样的竞争过程中，除了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墨家销声匿迹，战国之“显学”，都曾经暂时性的先后或同时占据过主流。一个，是大体可以划入道家的黄老之学。一个，是法家之学。一个，是儒家之学。
西汉，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王朝。
西汉时代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推翻了创建中国统一文明的秦帝国，处在中国统一文明开创之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最具有发生种种变化的社会潜质，最具有重塑中国文明的种种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汉王朝承担着“如何承前，如何启后”的最重大的历史课题。由于秦帝国过于短命，没有巩固统一新文明所必须的时间条件，使新创建的统一文明具有相对脆弱的历史缺陷。惟其如此，西汉王朝的历史抉择，便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就基本的历史事实说，推翻秦帝国的社会力量有三方：一是率先发难的陈胜、吴广的农民力量，一是以项羽集团为核心的六国旧贵族复辟力量，一是以刘邦集团为核心的布衣士人力量。三方力量的消长，最终取决于各自领袖阶层的政治视野及其所能代表的社会利益广度，而绝不是表面上轰轰烈烈又极富传奇色彩的秉性差别与权力阴谋。这种政治视野，这种社会利益广度，有一个具体核心：如何对待秦帝国所开创的统一文明框架？正是这个看似宏大宽泛，实际上却囊括了种种社会利益铺排的现实核心问题，最终决定了三方反秦力量不同的历史命运。
利益结构的合理性，决定着特定政治集团的历史命运。
布衣的立场
从三方反秦力量的社会利益构成看，西汉的开国阶层，显然是由各种社会职业的布衣之士组成的。刘邦集团中，除了一个韩国旧贵族后裔的张良，其文臣武将大多数由下层吏员、小商贩、小工匠、小地主、游学布衣，以及各色苦役犯，大体是六种人构成。广义地说，这些文臣武将所出身的阶层，都是游离出“布衣之士”的社会土壤。这一社会土壤生长出的佼佼者，无不具有战国布衣之士的特质。
具体地说，刘邦阵营的灵魂与核心是两种人：下层吏员，布衣士人。刘邦、萧何、曹参、陈平等，是下层小吏；吕后、樊哙、韩信、周勃、灌婴等，是小地主与下层职业布衣。也就是说，西汉集团的核心层中，绝大多数都是社会中下层人士，鲜见六国贵族后裔。
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春秋战国秦帝国三代，是士人阶层发生、成长、壮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士人阶层是鼓动社会风云，并推动社会变革的直接力量。从社会阶层的意义上说，只有士人阶层对社会与时代有着相对全面、客观、清醒的认识。
正因为如此，刘邦阵营对待秦帝国统一文明的立场，与项羽旧贵族阵营有着巨大反差。项羽阵营作为既得利益的丧失者，对帝国统一文明恨之入骨，彻底地有形消灭，无形摧毁；其所要建立的社会制度，则是完全的封建诸侯制——回到诸侯时代去！刘邦阵营则不然，虽然反秦，却对帝国统一文明及其煌煌功业，始终有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景仰；对于帝国统一制度，至少不是简单的彻底的否定，而是极其审慎地权衡取舍，抉择如何建立大动荡之后的国家体制。
历史的抉择
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历经百余年，西汉终于完成了历史的权衡抉择。
这种权衡抉择，并不全部都是难题。对于诸如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生产交通之标准、移风易俗、社会基本法度等等，西汉王朝都没有丝毫犹豫的全部继承了帝国体制。因为，这些实际制度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民众生计。事实上，秦帝国所创立的基本制度，被全社会迅速地接受了。
所谓权衡抉择，主要集中在两个核心领域：一则，如何对待拥有强大传统与既得利益基础的诸侯分封制？二则，如何对待同样拥有深厚根基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竞争传统？
具体说，对待分封制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国废除实地分封制，实行虚封制？对待文化自由竞争传统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國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遴选一种学说作为治国之道，作为官方意识形态？
这两个领域，一硬一软，都是直接影响整个社会核心结构的命脉所在。西汉王朝在这两个领域所做的试探摸索，可谓几经顿挫。对于分封制，西汉王朝几经诸侯王之乱，到汉武帝时期，已经基本确立了“有限实地分封制”，显然比秦帝国有所倒退。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容当另论。
实用的学问
对于具有深厚根基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竞争传统，西汉王朝在初期采取了审慎的摸索态度。所谓初期的审慎摸索，其政策表现是：对经过反秦战争大动荡之后，所存留下来的各有残缺的文化学派，不做官方评价，也不着意扶持任一学派，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一事一论。譬如，需要建立皇家礼仪，便起用了儒家；为论证与民休息之合理性，又一度尊奉了黄老无为之学；整肃吏治民治，则起用了一批法家之士等等。
与其说，西汉初期的这种实用主义，是一种审慎自觉的政策方针；毋宁说，它是一种摇摆不定的不自觉摸索。在西汉王朝的摸索过程中，大动荡之后几乎全都丧失了领袖大师的各个学派，也都在艰难的恢复元气，艰难的展开竞争。竞争的方式，与战国时代与秦帝国时代已经有了很大区别；最大的区别是，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大论战形式，没有了庙堂讨论大政方针的大论战，没有了蓬蓬勃勃的官学私学并立，从而相得益彰的社会舞台。
西汉初期中期，各个学派所能进行的竞争，实际上只有两方面。一则，各自重新组合力量，对流散的典籍恢复整理，以为本学派之传承文本；藉以获得立足生存之地，再图谋传播范围的扩大。二则，尽最大能力影响官方，看哪个学派能对现实政治发生影响，从而在国家支持下获得重大发展。在这样的竞争过程中，除了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墨家销声匿迹，战国之“显学”，都曾经暂时性的先后或同时占据过主流。一个，是大体可以划入道家的黄老之学。一个，是法家之学。一个，是儒家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