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我少年时期，文学是所有梦想中最简单的。它不需要附加太多的条件，阅读，生活，写作，于是梦想就展开了。但后来才知道，这些朴素的想法并不能梦想成真，我甚至一段时间以为文学的梦想是最艰难的。我们要在文字中想象一个世界，建构一个世界，哪怕只是世界的一个角度一个段落，谈何容易。也许终其一生，我们都是在接近这个梦想。这就是文学的辽阔和崇高。
我在大学已经待了整整四十年。如愿以偿，从最初的文学梦想到以文学为业，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如何表述这样的人生。信仰、志趣、职业，都在阅读和写作之中。我期许自己能够像新文化史上的那些知识分子一样，教书、写作，在文字中梦想。其实，在进大学之后，我已经放弃了作家的梦想，不管毕业后在中学教语文，还是在大学教文学。老师说：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一些有名的学者、作家、批评家在我念中文系之前就说过这样的话。这很有意思，中文系研究作家但不培养作家。几十年来，我写文学评论，做文学史研究，那个曾经放弃的梦想，总是挥之不去，如影随形。我这才明白，你只要在文字中，梦想就会弥漫在字里行间。
我们都是从故乡出发的，无论走多远，无论做什么。这句话许多人说过，它几乎是常识，常识说多了有时也会庸俗化。写作者可能就是要找到自己表达常识的方式。到目前为止，我的散文和小说，似乎都与故乡有关。这不是因为自己的故乡多么丰富、复杂乃至多么重要、伟大，不是，故乡甚至是肤浅的、简单的，但自己是在那里睁眼看土地、天空与河流的。此后，这个角度一直影响你看世界看人性的方式，无论你怎样调整、校正，你都无法彻底摆脱它的影响。从什么地方出发，影响着此后的选择和判断，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始终相随。
我的故乡是封闭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送来的报纸杂志还有堂屋里的广播，是我们了解世界的唯一通道。那时不是信息过剩，而是信息稀薄。简单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一个人物，都会给你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封闭中的人生是局限的，但人性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着，等待有一天用某种方式激活并演绎出故事。想象，是连接此岸和彼岸的另一条通道。许多作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故乡之外的另一个空间，遭遇到某种思想、意象、情绪，然后重返故乡。所谓重返，其实是对故乡的再创造。一个写作者在重返故乡时，也在重建自己。
我们这一代人有过许多预测和展望，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其发展变化远远超出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想象。当我今天说故乡时，是因为我能够在另一种语境中诉说、激活和丰富自己的故乡。这个角度已经变化了，但它没有覆盖，而是重新审视了当年那个角度中的故乡与人生。故乡未必能成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但故乡无论在哪个层面，都是一个人最初的存在方式。因而，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当下从来都是重要的。
我对乡村生活中那些会讲故事的人一直怀有敬意。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父执辈几乎很少讲故事，故事特别多的是祖父外祖父这一辈。这可能与伦理有关，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而当事人健在，讲述者就会有所顾忌。我曾经听一位老人讲另一位老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和我对这个被讲述的老人的印象差异很大。我问我外祖父，他说你不要相信，讲的人添油加醋。添油加醋就是虚构，就是强化一种价值判断。当然，外祖父不会用虚构和价值判断这样的措辞。故事是需要沉淀的，写作是沉淀故事的一种方式。
过去的故事和当下的故事构成了历史和现实的一种。现在我也很少讲自己和同辈人的故事，我的父亲母亲和他们那一代人成了故事。故事似乎需要经过积淀、流传、编造，当下的事情似乎只是日常生活而不是故事。现实主义面对历史时往往广阔而深刻，面对现实时往往慌张和犹疑，或许只有伟大的写作者才能从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故事并写好故事。在历史的大势中，我们自己可能没有故事。但写作者首先是故事的倾听者，然后是故事的创造者。如果我们自己也有故事，那对写作而言是一种幸运。读鲁迅那一代作家，他们自身的故事和他们的文学一样丰富。这让我们这代人很惭愧，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有自己的故事。在愈来愈格式化的时代，更为年轻的一辈如何在生活中生长出自己的故事，将会影响此后的写作。
有一天，当自己进入写作状态时，写作就成了自己与世界的一种对话方式。我在二十多年前尝试写小说，困扰自己的问题很多。我写了一些片段，每次改写和续写时发现，自己笔下的那些人物长大了、衰老了、往生了，其中的一些人不适合在我的世界里生存而自动离开了。即便是我同辈繁衍的后代我也几乎不能完全辨识出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我和笔下的人物相处太久，但彼此都有了熟悉的陌生。他们和我都变化了。但无论怎样变化，我看到了少年的我在他们中间奔跑。故乡是我写作中的一粒种子，也是这粒种子最初的土壤。因为有他乡才有故乡。但这个边界其实是模糊的，模糊得我没有鲜明的乡愁，没有乡村与城市的分野，甚至也没有追溯自己成长过程的欲望。一个人是在写作中成为自己的。
通过写作成为自己之前，是阅读，没有阅读，就像没有生活一样，不仅写作无所依傍，精神也会处于无根状态。文学阅读首先影响的是人生，然后才会影响写作。如果是良性的循环，写作又会影响人生。博尔赫斯好像说过这样的话，首先是阅读者，然后才是写作者。我无法想象还有比自由阅读更幸福的事。阅读什么，首先是阅读经典。文化是大而无当的，我们在阅读中将文化渗透到血管里。成为经典作家是遥不可及的，但经典和经典作家总会召唤你去跋涉和攀登。写作就是永远在路上。我少年时向同村的一位大哥借阅了不少“红色经典”，那时没有书架，也没有写字台，写作业是在饭桌上。课外的书只能放在枕边，晚上就着油灯读。有一天，我突然在同学家的阁楼上翻到了郑振铎主编的几册“世界文库”，其中有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之前读过吳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所以认识郑振铎的“铎”字。同学偷偷借给我了，我又偷偷放在枕头下面，生怕别人看到。这可能是我第一次读“禁书”。在同学家里翻看几页，我并不知道《金瓶梅词话》是什么书，看过以后开始紧张。后来读《红楼梦》《水浒传》时，就不要藏着了。我青少年时第二本枕边书是《卓娅和舒拉》，放在宿舍的枕头下面，不知道被哪位高中同学拿走了。许多年后去莫斯科，我终于有机会向卓娅的塑像致敬，算是读完了这本书。大学时代从图书馆借书，也陆续买几本自己喜欢的书，枕边放不下了，我也学别的同学在墙上做一层简单的书架，把书放在狭小的木板上。工作后有了书房，枕边书也在减少。有记者朋友问我的枕边书，我的枕边很少放学术著作，读学术著作喜欢正襟危坐。我特别喜欢的小说，会放在枕边，反复阅读。我没有失眠的问题，在小说里沉浸着，想想自己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然后就睡着了。
写作是找到自己表述的方式，语言就成为关键要素。简而言之，我们能说出自己的话吗？我曾经说写作者的梦想是成为“汉语之子”，这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木木 691372965@qq.com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当代散文史》《“思想事件”的修辞》《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王尧文学评论选》《“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等，主编“新人文”对话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另有长篇小说《民谣》、散文随笔集《纸上的知识分子》《时代与肖像》等，先后在《读书》《南方周末》《收获》《钟山》等开设散文专栏，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
我在大学已经待了整整四十年。如愿以偿，从最初的文学梦想到以文学为业，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如何表述这样的人生。信仰、志趣、职业，都在阅读和写作之中。我期许自己能够像新文化史上的那些知识分子一样，教书、写作，在文字中梦想。其实，在进大学之后，我已经放弃了作家的梦想，不管毕业后在中学教语文，还是在大学教文学。老师说：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一些有名的学者、作家、批评家在我念中文系之前就说过这样的话。这很有意思，中文系研究作家但不培养作家。几十年来，我写文学评论，做文学史研究，那个曾经放弃的梦想，总是挥之不去，如影随形。我这才明白，你只要在文字中，梦想就会弥漫在字里行间。
我们都是从故乡出发的，无论走多远，无论做什么。这句话许多人说过，它几乎是常识，常识说多了有时也会庸俗化。写作者可能就是要找到自己表达常识的方式。到目前为止，我的散文和小说，似乎都与故乡有关。这不是因为自己的故乡多么丰富、复杂乃至多么重要、伟大，不是，故乡甚至是肤浅的、简单的，但自己是在那里睁眼看土地、天空与河流的。此后，这个角度一直影响你看世界看人性的方式，无论你怎样调整、校正，你都无法彻底摆脱它的影响。从什么地方出发，影响着此后的选择和判断，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始终相随。
我的故乡是封闭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送来的报纸杂志还有堂屋里的广播，是我们了解世界的唯一通道。那时不是信息过剩，而是信息稀薄。简单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一个人物，都会给你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封闭中的人生是局限的，但人性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着，等待有一天用某种方式激活并演绎出故事。想象，是连接此岸和彼岸的另一条通道。许多作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故乡之外的另一个空间，遭遇到某种思想、意象、情绪，然后重返故乡。所谓重返，其实是对故乡的再创造。一个写作者在重返故乡时，也在重建自己。
我们这一代人有过许多预测和展望，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其发展变化远远超出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想象。当我今天说故乡时，是因为我能够在另一种语境中诉说、激活和丰富自己的故乡。这个角度已经变化了，但它没有覆盖，而是重新审视了当年那个角度中的故乡与人生。故乡未必能成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但故乡无论在哪个层面，都是一个人最初的存在方式。因而，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当下从来都是重要的。
我对乡村生活中那些会讲故事的人一直怀有敬意。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父执辈几乎很少讲故事，故事特别多的是祖父外祖父这一辈。这可能与伦理有关，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而当事人健在，讲述者就会有所顾忌。我曾经听一位老人讲另一位老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和我对这个被讲述的老人的印象差异很大。我问我外祖父，他说你不要相信，讲的人添油加醋。添油加醋就是虚构，就是强化一种价值判断。当然，外祖父不会用虚构和价值判断这样的措辞。故事是需要沉淀的，写作是沉淀故事的一种方式。
过去的故事和当下的故事构成了历史和现实的一种。现在我也很少讲自己和同辈人的故事，我的父亲母亲和他们那一代人成了故事。故事似乎需要经过积淀、流传、编造，当下的事情似乎只是日常生活而不是故事。现实主义面对历史时往往广阔而深刻，面对现实时往往慌张和犹疑，或许只有伟大的写作者才能从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故事并写好故事。在历史的大势中，我们自己可能没有故事。但写作者首先是故事的倾听者，然后是故事的创造者。如果我们自己也有故事，那对写作而言是一种幸运。读鲁迅那一代作家，他们自身的故事和他们的文学一样丰富。这让我们这代人很惭愧，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有自己的故事。在愈来愈格式化的时代，更为年轻的一辈如何在生活中生长出自己的故事，将会影响此后的写作。
有一天，当自己进入写作状态时，写作就成了自己与世界的一种对话方式。我在二十多年前尝试写小说，困扰自己的问题很多。我写了一些片段，每次改写和续写时发现，自己笔下的那些人物长大了、衰老了、往生了，其中的一些人不适合在我的世界里生存而自动离开了。即便是我同辈繁衍的后代我也几乎不能完全辨识出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我和笔下的人物相处太久，但彼此都有了熟悉的陌生。他们和我都变化了。但无论怎样变化，我看到了少年的我在他们中间奔跑。故乡是我写作中的一粒种子，也是这粒种子最初的土壤。因为有他乡才有故乡。但这个边界其实是模糊的，模糊得我没有鲜明的乡愁，没有乡村与城市的分野，甚至也没有追溯自己成长过程的欲望。一个人是在写作中成为自己的。
通过写作成为自己之前，是阅读，没有阅读，就像没有生活一样，不仅写作无所依傍，精神也会处于无根状态。文学阅读首先影响的是人生，然后才会影响写作。如果是良性的循环，写作又会影响人生。博尔赫斯好像说过这样的话，首先是阅读者，然后才是写作者。我无法想象还有比自由阅读更幸福的事。阅读什么，首先是阅读经典。文化是大而无当的，我们在阅读中将文化渗透到血管里。成为经典作家是遥不可及的，但经典和经典作家总会召唤你去跋涉和攀登。写作就是永远在路上。我少年时向同村的一位大哥借阅了不少“红色经典”，那时没有书架，也没有写字台，写作业是在饭桌上。课外的书只能放在枕边，晚上就着油灯读。有一天，我突然在同学家的阁楼上翻到了郑振铎主编的几册“世界文库”，其中有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之前读过吳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所以认识郑振铎的“铎”字。同学偷偷借给我了，我又偷偷放在枕头下面，生怕别人看到。这可能是我第一次读“禁书”。在同学家里翻看几页，我并不知道《金瓶梅词话》是什么书，看过以后开始紧张。后来读《红楼梦》《水浒传》时，就不要藏着了。我青少年时第二本枕边书是《卓娅和舒拉》，放在宿舍的枕头下面，不知道被哪位高中同学拿走了。许多年后去莫斯科，我终于有机会向卓娅的塑像致敬，算是读完了这本书。大学时代从图书馆借书，也陆续买几本自己喜欢的书，枕边放不下了，我也学别的同学在墙上做一层简单的书架，把书放在狭小的木板上。工作后有了书房，枕边书也在减少。有记者朋友问我的枕边书，我的枕边很少放学术著作，读学术著作喜欢正襟危坐。我特别喜欢的小说，会放在枕边，反复阅读。我没有失眠的问题，在小说里沉浸着，想想自己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然后就睡着了。
写作是找到自己表述的方式，语言就成为关键要素。简而言之，我们能说出自己的话吗？我曾经说写作者的梦想是成为“汉语之子”，这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木木 691372965@qq.com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当代散文史》《“思想事件”的修辞》《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王尧文学评论选》《“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等，主编“新人文”对话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另有长篇小说《民谣》、散文随笔集《纸上的知识分子》《时代与肖像》等，先后在《读书》《南方周末》《收获》《钟山》等开设散文专栏，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