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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书中，我们不仅可以从文化的层面将变文作为佛教与汉文化交融的个案进行理解和思考，为理解变文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更宝贵的是，还可以从探讨文学发展与文化传播模式关系的角度，来思考文学的研究方式方法。
公元1900年，在西北边陲小镇敦煌，道士王圆箓在一个佛教石窟中意外发现了数万卷古代遗书。这些遗书内容丰富，包含着中古时期的宗教思想、社会文化等丰富的内容。这些遗书经卷的发现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文学史中曾经遗漏的一种重要文学样式也随之浮出水面，而诸如词的起源、话本小说的来历、宝卷的缘起等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文学疑案也由此得到了完全或部分解决。这种文学样式就是“变文”。
对于变文，现在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目前主要偏重于对作者和作品两因素的研究，从文学价值或文化价值来评判变文。而这种思路却容易忽略变文作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过程中的文化产物在文化交流中的独特意义。河北大学的胡连利教授所著的《敦煌变文传播研究》就力图从文学与文化传播的多角度对变文进行新的思考，拓展了变文研究的视野范围。
《敦煌变文传播研究》名为传播研究，但实际上远远超越了一般的文学传播研究。在书中作者合理运用了文学、传播学、文化社会学、美学等多个理论对变文进行研究。同时又重点突出了“传播”这条主线。并将传播学理论中的“意见领袖”、“把关人”、“面对面媒介”等传播理论引进来，较好地将传播学研究方法和文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丰富了文学研究思路。
作为出发点，该书充分认识到变文传播是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变文的传播背景、传播者、传播方式、内容、受众与传播效果等方面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在这些方面要素的分析上，作者考据甚详，并进行了独立深入的思考。比如在变文的产生背景上，隋唐之前，佛教业已传入汉地。然而汉梵语言、文化差异使得佛教的教义宣讲出现困难，“对于初涉佛理的中国民众来说，宗教本身的神秘性、不可言说性及文化背景的差异性使佛教在接受上有了相当难度。”于是，佛教的讲经声律，内容释义逐渐向符合汉地的习惯衍变，佛教的世俗化趋势大规模出现了。变文则为这场佛教世俗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变文的传播者，该书也进行了详细的勾勒和梳理。俗讲僧人和民间艺人是变文主要的传播者，在对他们史料考据的基础上。该书创造性的将传播学中的“把关人”理论引入到分析中来。在变文传播中，俗讲僧人和民间艺人为了达到目的，对佛家经书进行了变文的改造，将深奥的佛理经义变得通俗化、趣味化，以便招揽更多的听众。同时，他们结合自身的具体特点，根据受众反映，不断对变文加以修改，如加入一些历史故事和现实内容，或将说表与唱诵结合一体，从而创造出了“内容雅，外表俗”易于民间传播的变文形态。而这种民间性和宗教性的统一，娱乐性和说教性的结合也成为变文传播内容的重要特点。
尽管变文传播的对象较为丰富，但不同对象对于变文的态度是不同的，变文对于他们的传播效果也是有别的。在该研究中，把变文的受众分为宫廷、文人、民众三个受众层面，并从这三个层面进行了考证。唐代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对变文主要采取默许的态度，促进了变文的蓬勃发展。而变文的传播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而文人在三教并立的文化局面下，也成为变文的重要受众。变文凭借佛教题材的宣讲和对百姓生活的贴近，受到广大民间受众的喜爱，并得以兴盛发展。
作为沟通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载体，变文的发展壮大是历史的必然，但自身的传播特点也决定了它的式微与消亡。变文作为一种说唱文学，仅仅停留在口头传播上，始终未能形成系统的文字类文学。尤其是在传播中缺乏“意见领袖”的适度传播和改造，特别是文人的系统改造。加之自身艺术形式上的不足与落伍，因而它的式微也成为必然。特别在变文的传播后期，由于过度的民间化和世俗化，变文被加上了低俗惑众、有碍教化的罪名，从而遭到了官方的禁绝。这严重阻碍了的变文传播和发展，并导致其最后的消亡。
纵观该书，胡连利教授的这本《敦煌变文传播研究》对变文传播的背景，传播过程各要素，变文的影响与消亡等问题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和深入独到的分析,显示了作者善于结合创新的研究特点和理论追求的勇气和能力。从该书中，我们不仅可以从文化的层面将变文作为佛教与汉文化交融的个案进行理解和思考，为理解变文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更宝贵的是，还可以从探讨文学发展与文化传播模式关系的角度，来思考文学的研究方式方法。
公元1900年，在西北边陲小镇敦煌，道士王圆箓在一个佛教石窟中意外发现了数万卷古代遗书。这些遗书内容丰富，包含着中古时期的宗教思想、社会文化等丰富的内容。这些遗书经卷的发现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文学史中曾经遗漏的一种重要文学样式也随之浮出水面，而诸如词的起源、话本小说的来历、宝卷的缘起等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文学疑案也由此得到了完全或部分解决。这种文学样式就是“变文”。
对于变文，现在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目前主要偏重于对作者和作品两因素的研究，从文学价值或文化价值来评判变文。而这种思路却容易忽略变文作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过程中的文化产物在文化交流中的独特意义。河北大学的胡连利教授所著的《敦煌变文传播研究》就力图从文学与文化传播的多角度对变文进行新的思考，拓展了变文研究的视野范围。
《敦煌变文传播研究》名为传播研究，但实际上远远超越了一般的文学传播研究。在书中作者合理运用了文学、传播学、文化社会学、美学等多个理论对变文进行研究。同时又重点突出了“传播”这条主线。并将传播学理论中的“意见领袖”、“把关人”、“面对面媒介”等传播理论引进来，较好地将传播学研究方法和文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丰富了文学研究思路。
作为出发点，该书充分认识到变文传播是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变文的传播背景、传播者、传播方式、内容、受众与传播效果等方面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在这些方面要素的分析上，作者考据甚详，并进行了独立深入的思考。比如在变文的产生背景上，隋唐之前，佛教业已传入汉地。然而汉梵语言、文化差异使得佛教的教义宣讲出现困难，“对于初涉佛理的中国民众来说，宗教本身的神秘性、不可言说性及文化背景的差异性使佛教在接受上有了相当难度。”于是，佛教的讲经声律，内容释义逐渐向符合汉地的习惯衍变，佛教的世俗化趋势大规模出现了。变文则为这场佛教世俗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变文的传播者，该书也进行了详细的勾勒和梳理。俗讲僧人和民间艺人是变文主要的传播者，在对他们史料考据的基础上。该书创造性的将传播学中的“把关人”理论引入到分析中来。在变文传播中，俗讲僧人和民间艺人为了达到目的，对佛家经书进行了变文的改造，将深奥的佛理经义变得通俗化、趣味化，以便招揽更多的听众。同时，他们结合自身的具体特点，根据受众反映，不断对变文加以修改，如加入一些历史故事和现实内容，或将说表与唱诵结合一体，从而创造出了“内容雅，外表俗”易于民间传播的变文形态。而这种民间性和宗教性的统一，娱乐性和说教性的结合也成为变文传播内容的重要特点。
尽管变文传播的对象较为丰富，但不同对象对于变文的态度是不同的，变文对于他们的传播效果也是有别的。在该研究中，把变文的受众分为宫廷、文人、民众三个受众层面，并从这三个层面进行了考证。唐代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对变文主要采取默许的态度，促进了变文的蓬勃发展。而变文的传播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而文人在三教并立的文化局面下，也成为变文的重要受众。变文凭借佛教题材的宣讲和对百姓生活的贴近，受到广大民间受众的喜爱，并得以兴盛发展。
作为沟通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载体，变文的发展壮大是历史的必然，但自身的传播特点也决定了它的式微与消亡。变文作为一种说唱文学，仅仅停留在口头传播上，始终未能形成系统的文字类文学。尤其是在传播中缺乏“意见领袖”的适度传播和改造，特别是文人的系统改造。加之自身艺术形式上的不足与落伍，因而它的式微也成为必然。特别在变文的传播后期，由于过度的民间化和世俗化，变文被加上了低俗惑众、有碍教化的罪名，从而遭到了官方的禁绝。这严重阻碍了的变文传播和发展，并导致其最后的消亡。
纵观该书，胡连利教授的这本《敦煌变文传播研究》对变文传播的背景，传播过程各要素，变文的影响与消亡等问题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和深入独到的分析,显示了作者善于结合创新的研究特点和理论追求的勇气和能力。从该书中，我们不仅可以从文化的层面将变文作为佛教与汉文化交融的个案进行理解和思考，为理解变文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更宝贵的是，还可以从探讨文学发展与文化传播模式关系的角度，来思考文学的研究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