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收藏木刻本古籍《易居录》一部，一函六册，品相上佳。高273毫米，宽166毫米，四眼线装。封面为褚黄色细皮宣纸，无题签。扉页为绵白皮宣纸，隶书《居易录》三字。正文部分用竹纸印刷，褚黄色，质地细软。正文版面高172毫米，宽266毫米，每页20行，正文每行20字。左右双边，乌丝栏。版心为上下黑口，单鱼尾，版心中缝刻印书名、卷数、页码。
　　正文前有王士稹手书的《居易录自序》，正楷，笔力遒劲，结体紧凑，书风俊逸，带有董其昌书法风格的印记(图二)。每版14行，满行12字，顶格空一字，凡“天子”“主上”“经筵”等词，皆提行顶格，并突出上边框一字，这样顶格行为行14字。序中王士稹自称“余”或“予”，序末署“经筵讲官刑部尚书前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济南王士稹序”，其中“稹”字缺末笔。仔细审查发现，缺笔并非原来书写时所缺，而是后来从原刻版中铲挖去的，而且铲挖得不甚干净，起笔处尚有一点明显的遗留痕迹。正文中每卷卷首，卷次之下的“济南王士稹著”署名中“稹”字亦皆缺末笔。
　　《居易录》正文刻字，为宋体，字体竖长方取势，中宫紧凑。笔划横细竖粗，起笔落笔，皆有顿挫，波磔劲峭有力。通版文字整齐疏朗，给人以严谨清秀英俊之感。隽刻精细，一丝不苟，毫发毕现。墨色油黑均匀，印工精良，堪称古籍中的上佳原刻善本，当为清初期“家刻本”的代表作。
　　《自序》首行下有篆刻朱文方印“海丰吴氏”一枚。第一册正文首页，在首行“居易录卷一”下，依次有竖排篆刻朱文方印“雪山藏本”一枚、朱文篆刻单字“容”方印一枚、竖排朱文篆刻“中愕”二字方印一枚、白文横排篆刻“元胎”二字方印一枚(图三)。每册的末页末行下都有朱文篆刻“石莲经眼”方印一枚(图四)。从第二册开始，每册正文的首页首行下皆钤有朱文竖排篆刻的“中恽”方印一枚和朱文篆刻的单字“容”方印一枚。
　　《居易录》是王士祺(渔洋)晚年的一部杂记类著作。作者在自序中记其成书缘由：“古书目录，经史子集外，厥有说部，盖子之属也。”“说者，史之别也。”“予自束发，好读史传，旁及说部。闻有古本，为类书家所不及收者，必辗转借录，老而不衰。”“康熙己巳冬杪，重人京师，时冬不雪，其明年春夏不雨，米价踊贵。天子忧劳，为罢元正朝贺，遣大臣分赈畿南北，命大司农祷雨泰山。余备员卿贰，时惴惴有尸素之惧。在公之暇，结习未忘，有所见闻，时复笔记，岁月既积，得数百条，厘为三十四卷。忆顾况语；‘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因取以名其书。予仕官四十年，居易俟命，钝拙无似。而顾以此蒙知主上，则首阳、柳下，又未知孰为工拙也。取以名书，亦见志云尔。”
　　《居易录》书后无跋，唯最后一条记日：“辛巳春三月，经筵事毕，士稹(注：此‘稹’字束笔未缺)即病且剧，伏枕四十余日，恐部务废阁，具疏乞假。奉温旨：‘卿才品优长，简任司寇，正资料理。览奏以迁丧援例请假，准给假五月，事竣速来供职，不必开缺。该部知道。’且有‘老成忠厚，人品学问俱好’之褒。伏念士稹(注：此‘稹’亦未缺笔)自入仕版，扬厉中外四十二年矣，年逾六十，筋力渐衰，宿疴时作，不敢辄以私请顾，又邀异数如此，迥非恒格。古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自顾衰残，益滋惶惧，因识卷未，以示子孙勿忘国恩，勿替家训云尔。右《居易录》三十四卷，予康熙巳(已)巳冬杪，重人都门，随所闻见而杂记之，岁有纪录。合前所著《池北偶谈》二十六卷，通六十卷。辛巳四月，三十四卷即成，而予随上疏请告，非数之前定耶?士稹(此“稹”字不缺笔)记。”
　　《四库全书》将《居易录》归入《子部·杂家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对该书的评价为：“大抵辨证典籍，评品诗文，表章人物，而于所见古书，言之尤悉。三卷以后，兼记政事；九卷以后，兼记差谴迁除。俱编月系日，略如史体。盖用庞元英《文昌杂录》之例，然庞录亦非通例也。”就该书内容来说，和《池北偶谈》一样，对研究清初历史和社会史、风俗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日本江户时期的中国旅游名胜指南《唐土名胜图会》一书中，就曾经引用了王士稹著作中的不少社会史、风俗史方面的资料。
　　从古籍版本学方面分析，这部保存完好、品相俱佳的原版《居易录》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该书内容，乃王士稹康熙巳巳(1689)至康熙辛巳(1701)十三年中所记，“辛巳四月，三十四卷即成，而予随上疏请告”。王士稹是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去世的。从“自序”落款中“稹”字末笔缺笔处遗留的铲挖痕迹，而书末附记中“稹”字皆未经缺笔处理，这些情况分析，这部书稿完成于公元1701年以前，其原版镌刻时间亦在王士稹生前完成。王士稹在“《香祖笔记》自序”中记述：“愚旧有《池北偶谈》二十六卷刻于闽，《居易录》三十四卷刻于粤，皆有成书。壬午后尽急还京师，偶有见闻，笔之简策。适所居邸西轩，有兰数本，花时香甚幽淡。昔人谓兰日香祖，因以名之，凡十二卷。”康熙壬午，即公元1702年。由此观之，《居易录》原版应刻于1702年以前，是由广东书坊镌刻完成的。
　　书前只有作者自序，而无其他人的序；书后无跋，只有对于孙后代的叮嘱和教诲，“因识卷末，以示子孙勿忘国恩，勿替家训云尔”。由此观之，这部书应该就是当时的“家刻本”原版。在中国古籍中，官刻本、家刻本质量普遍优于坊刻本。
　　淄博市博物馆收藏的这部古籍《居易录》，其印刷时间上限不会早于1711年。从“稹”字在原版中经铲除而成缺笔避讳的情形分析，应是王士祺去世后，由其子孙付印该书以作纪念时所为。书末几段文字中几个“稹”字均未经缺笔避讳处理，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该书印刷时间的下限，很可能在雍正元年(1723)之前。
　　这部古籍善本经由古籍专场拍卖会的途径人藏淄博市博物馆。从书中所钤盖的印章看，该书在流传过程中曾经分别为广东海丰吴氏、东莞容氏收藏，成为容氏家族丰富的家藏图书之一，曾为容氏家族中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和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容肇祖(字元胎，1897-1994)先生兄弟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书页中夹有一张用钢笔书写的资料索引的卡片，应该就是容肇祖先生手书(图五)。这些都为该部馆藏古籍增添了珍贵的中国现代学术史方面的内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