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世古玉辨伪的文献考察(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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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民国古玉辨伪——文献的考察
  
  四、刘大同《古玉辨》——传统古玉辨伪法之集大成
  《占玉辨》成书于1940年舂,出版时间不明,今见东武待价轩本,不知是否初版本。作者刘大同,诸城人,生卒年不详。从其自序“姑就耳目所及,以及六上余年把玩佩带之经验,约略记之”,可推算刘氏可能生于同治年间(1862~1874年),1940年尚健在。又据《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及《画人轶闻》所得。刘大同生年不详,可能卒于1930年。字芝叟,山东诸城人,性哺酒,玩世不恭。曾参加讨袁,失败后隐迹。工狂草,与祝允明相近。晚年兼作山水、花卉,涛长于五古。享年八十有余,自序云:“余自幼嘈古有癖,独于古玉则尤甚,饮食起居,佩不去身,故族中丈幼,皆以玉痴目我。既壮,好之愈深。……今老矣,而苦嗜之癖仍不少减,殆所谓古欢清爱,年愈老而情愈笃”。他已积累六十余年把玩佩带玉器的经验,心得积厚,辨伪精到。他深忧“今人只知钻石、翡翠、金银、古铜,古瓷之为贵,而不知君子比德于毛之可宝,其数典忘祖,已大谬矣”。刘氏著《古玉辨》的初衷,还在于“是恐人不能辨古玉的真腰,为存古也。命名虽异,而好古之心则问也”。其生平遗著还有《补隶篇》《释泉苑菁华》诸书。
  《古玉辨》全书共列条目七十九,其中有的是继承《玉纪》之说,或略有引申,或指出其非者,亦有表述他个人经验之谈和独立见解之处,应是继《玉纪》之后,又一部有关古玉考证、鉴定、辨伪的集大成的重要专著。刘氏虽然接触到刚刚传人不久的考古学知识,已知有“石器时代之玉”,但终究不能跳出传统考据学和辨伪法的窠臼,尚有不少臆度之处,这是不能苛求的。现将其有关辨伪的条目解释如下:
  (1)色沁的各种名称
  色沁名称多沿《玉纪》之“玉色”、吕美璟《玉纪补》之“说沁”等目,不必赘录,仅就其“杂色”等部分介绍一下,可知其沁色名称复杂异常,令人费解。
  刘大同云“此外杂色尤多”;《玉纪》亦称“此外杂色甚夥”。
  红有鹤顶红、人参朵、殊砂片、燕支(按:胭脂)、鸡血红等五种。
  黑有乌云片、淡墨光、黑漆古、金貂须、美人髻等五种。
  紫有茄皮紫、玫瑰紫、羊肝紫、紫檀紫、紫灵芝等五种。
  青有铁莲青、竹叶青、虾子青,熊胆青等四种。
  绿有松花绿、苹果绿、蕉牙绿、瓜皮绿、鹦鹉绿等五种。
  黄有密瞄黄、米色黄、鸡蛋黄、秋葵黄、栗色黄,老酒黄、黄花黄、黄杨黄等八种。
  白有鸡骨自、象牙白、鱼骨白、糙米白、鱼肚白、梨花白、雪花白等七种。
  以上七色共三十九种。
  又有梨皮、橘皮,象皮、骆驼-皮、黑蚓迹、鱼子斑、鱼脑冻,蚂蚁脚、鹅眉黛,牛毛纹、鹧鸪斑、蛤蟆皮、荔枝核、冬瓜瓤、烂豆豉、石榴子、碎瓷纹、槟榔纹、洒珠点、古铜色、细罗纹、银灰色、瓦灰色、冰糖块、雨过天晴、梅花数点、长蚍贸日、太白经天、金星绕月、玉带缠腰。红日东升、秋葵西向、孤雁宿滩、苍龙浴海、桃花流水,银湾浮萍等三十六种,实为《玉纪》备种巧沁花色名目的发挥和品种狂增而已。
  共计沁色七十五种,其中已见1:《玉纪》者有朱砂片、鸡血红,茄皮紫,虾子青、松花绿、鹦鹉绿、秋赘黄、老酒黄、糙米白、鱼肚白,牛毛纹、蛤蟆皮、碎瓷纹、洒珠点、雨过天睛等十五种,新出的有八种。如此众多的杂色沁及各种巧沁包,令人难以捉摸,也不易核实。这说明刘人同偏爱沁色。借用文玩的有荧美词用于沁名,若仔细思忖,不难发现赋与新名可能显示了清末,民同年间,收藏家特重沁色的倾向,无怪乎章鸿钊在《石雅》中再次强调,鉴玉赏玉时须贯彻“首德次符”的传统准则。
  (2)伪造之地点
  详列伪造古玉之地点是刘大同的贡献,如: “长安为最,杭州、州次之;洛阳,掖县、潍县义次之,现在燕京亦多伪造。余见长安所造之苍玉圭、黄玉琥、白玉琴扫(按:即柄形饰)宛如出上旧玉,真老提油法也,非细审不易辨。”此目对我们研究清末至民国年间,各地方的伪造古玉者,尤其长安的伪造,甚有帮助。
  (3)伪造传世古
  实为刘心浩《玉纪补》的羊玉,名称不同,姑记于此。
  (4)伪造土花血班
  与刘心海《玉纪补》之“狗玉”、吕美璟《玉纪补》之“猫狗葬”相似,但名称不同。
  (5)伪造水坑古
  刘大同所云制造伪水坑古玉的方法。实为刘心沲《玉纪补》之“梅玉”而已,并无新内容,故不赘录。
  (6)伪造牛毛纹
  实与刘心《玉纪补》之“风玉”略同,有一新资料可以提一下: “其族侄金台工篆刻,亦能用玉伪造古印,或造像含有牛毛纹者,骨董商购者颇多,以伪乱真,不减长安伪造。”
  (7)伪造受地火者 伪造鸡骨白或象牙白者,与刘心浩《玉纪补》“伪石灰古”同。伪造之器,全身已经火烧,除了有火劫纹之外, “玻璃光不能露出,昏顽不灵,直同朽烂之石,玉性去矣,此更易辨者也。”
  (8)仿古之比较
  刘大同在此目讲到伪造汉刚卯的情况,提出仿古玉之始及宋仿苏烧的问题。他说;“今见之刚卯,六朝尚多,东汉物已少见,若西汉物。直同风毛麟角,不易得矣。今人多以莱州石,岫岩石仿造旧玉刚卯,并有以田黄冻、寿山冻仿造,其脱胎者,但形似神非,不难辨也。”关于民国年间,刚卯流传情况有待检验,姑且听之。须注意的是以莱州石、岫岩石仿旧玉刚卯。岫岩石即今之岫岩玉中的“老玉”。莱州石今已不可见。
  刘大同提出:“仿古之风,皆因宋欧阳文忠(按即欧阳修)所著之《古玉图》开其始。今见之圭璧以及祭器等件,有以旧玉改造者,有以新玉伪造者,……古肆中往往有之。”略备一说,可供参考。“宋仿苏烧”由刘大同提出,其概念不明,从字面解,即宋人仿制,苏州烧古,盖指宋苏州玉人仿古烧沁的伪玉。“今已不多,因被外人购去故也。”宋仿苏烧是仿古玉的一品种。可能是最好的伪古玉,今后在整理传世古玉时要认真寻觅,严格把关,尤要检验是否是宋仿。刘大同认为古玉辨伪并不难,抓住要害便可识辨,他说:“辨旧玉之改造,须看刀工;辨新玉之伪造,须认玉质,自迎刃而解矣。”辨旧玉之改造,须看刀工是对的,但辨新玉之伪造,须认玉质则不够全面了,还必须联系其形饰、沁伤、砣工等诸方面,何况收藏家、鉴定人、玉器研究者有几人真正认识玉质?若仅以玉质论真赝。岂不强人所难了,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
  (9)阿叩伪造法
  阿叩,同刘心{缶《玉纪补》之“叩锈”,细节虽小有出入,兹不赘。
  (10)提油伪造法
  提油法不外乎煮、炼(陈性《玉纪》)、炸(吕美景《玉纪补》)、硇提(刘心浩《玉纪补》)等法。刘大同在“提油伪造法”一目中,重复 了刘心洛所谈的硇提法,并无新意。但他提出了“以真造假”的离奇作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以真造假”:玉工为牟暴利,不惜以传世古玉或土古而无色沁者为造伪对象,使用提油法在其器上着伪色,可获超过原器价值的厚利。刘大同叹日: “夫以伪乱真已不足取,以真造伪,徒伤旧物,品愈下矣。”
  (11)油炸侩
  即吕氏《玉纪补》之“新提油”,俗谓“油炸鬼”者。刘大同云:“若用油炸,皮多裂纹,似牛毛,又似水纹,但体已酥,不能久存,外露浮光。愈盘愈黯,久即成腊肉色,精光已去,有形无神,故名之为油炸侩。”
  从上述十一条来看,刘大同《古玉辨》在辨伪方面,大多继承前人之专著记载,并略作小补而已,不过同时也提出了几点有益的见解或新的研究资料。
  
  五、赵汝珍《古玩指南》——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骨董全书
  
  《古玩指南》是古玩鉴赏、鉴定、辨伪的综合性著作,1942年9月23日第一次出版,原印五百部,受到社会上诸多人士的欢迎,未及兼旬便完全售罄,即筹划再版付印五百部,继后又印三版。1984年3月,北京市中国书店又重新出版。作者赵汝珍“公余之后抽暇为之”。 “仓卒成书,冒昧问世。”全书以《古玩总述》为首章,包罗书、画、瓷、铜、古钱。宣炉、镜,玉,砚,墨、书籍,碑帖,纸、砖瓦,偶像、印章、丝绣、景泰蓝、宜兴壶、珐琅、料、法花、牙、彩墨、笔格、竹刻、扇、木、名石等二十九章,共三十种古玩。此书并非古玉专著,但其中第八章为《玉器》,颇有可取之处,其第三、四两节,与辨伪有关,故撷为文献考察之末篇。
  (1)旧玉之伪造
  旧玉伪造之法甚多,但均仿制出土之物。
  ①雪白罐子玉
  取自《新增格古要论·罐子玉》,并无新的补充。其后讲到:“惟此法颇费手续,所耗不赀,今人亦有不为也。”据闻,北京料器行于五十年代以前,确有以博山玻璃料仿造白玉蝉者,但迄今未能查证,姑且记此。以供参考。
  ②以似玉、类玉之石冒充玉者
  造伪者以斌、块(按:珐)、琏、磴、玛、璎、瑕等似玉或类玉之石,作为各种器物冒充玉器,对于鉴别玉质不精者,极易为其所欺骗。
  ③以石之次于玉而颇似劣等之玉者
  此类石材甚多,如城、现、瑁、瑁、坚,瓒,碍等皆是也。造伪者以此种石料作为器物,人多以为玉之低劣者,不知实非玉也。
  赵氏指出,古玉中确有似玉、类玉或颇似劣等之玉以制器冒充古玉者,但琥、珐、琏,瑷、玛,璎、瑕、碱、现、瑁、瑁、坚、璜、碍等十四种石名,究竟堪与何种矿物相对应,是迄今矿物学界都无法解决的难题,不知赵氏何以得知玉肆应用上述十四种石料制造伪古?
  ④六合灵岩山产石子
  “俗名宝石,佳者极似玉,其坚润处尤胜于玉,常有以此碾念珠、钮豆、手戒、钏、镯、炉、壶等事。”今仍出产花玛瑙,充为“雨花石”。
  (2)古玉改作者
  赵氏云:“作伪者每将残器改作或补整之。”或以大改小, “多有截取其精英之部分而仿造古器。是以上所述者,器均新而玉实古,谓之新器固宜。若以古器称之,亦不能十分否认。市上玉器具此情形者,十有二三焉。”此条有参考价值。
  (3)出土玉器伪造法
  赵氏认为:“至出土玉器伪造之法,极为简易,故伪器亦最多,通常市上所售者,伪器总占半数之上。凡器物完整,黄土斑斑,温润似脂,斑痕俱全,皆为伪制也。”
  赵氏估计市上伪玉总占半数以上,加上古玉改成者十有二三,合计二者已占市场玉器的70%~80%,确为真古玉者只不过30%~20%,此约略估计。可供参考。
  造伪古法:赵氏记有:一、造黄土锈法;二、造血沁法,三、造鞴斑法(血沁、尸沁)。四、造黑斑法·五,使旧似新、混新为旧之法;六、油提法等等。这些造伪法均出自上述《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玉纪》《玉纪补》《古玉辨》等著作,但其具体解释,略有不同,读之可晓,在此引其有参考价值的记述如下:
  ①造瑞斑法:其血竭配方有二,一是用血竭、紫草、透骨草各数两,与玉同放人罐内,罐中满注以水,然后靠放火旁煮之,经过数日之后,颜色已沁人玉内时即行取出,惟取出时玉之表面显露浮光,易为人识破,故必须用链草将玉之表面馐去一层。然后再涂川白蜡一层,把玩数日,则与旧玉之带血沁者完全相同。又一法系将血竭一两,密陀僧一两、硇砂数分,俱为细末,同置罐内满注脂油靠于火旁,另将玉器入杏干水内煮之。煮过数小时后,将玉捞出,放入油罐内,再置于微火之旁煮之,数旬之后颜色已沁入玉内,即可取出,将浮光抹去,上一层川白蜡,即成功矣。
  上述两种染玉术可能是北京做伪礴斑、血沁的常用方法。
  ②造黑斑法有二: “一系将玉用水煮熟,架于铁篦之上用火烧之,随烧随抹蜡油,不拘时刻,以黑斑已成为度。一法系将玉料按古式做成,然后用旧棉花泡湿,将玉包好以柴火烧之,火力不宜过猛,旧棉干时再用水浇之,浇水时必须注意不可使其冷热不匀,至有破裂之虞,待黑色入骨不浮其上亦不发白,而斑即成矣。”“按:造黑色斑不可使全体一色,以占有三分之一者为美,目颜色有深浅不同者为妙。”这二种造黑斑法,也是简单易行。关键在于掌握火候,使其勿过度,只要耐心慢慢处置即可,想必也是北京作伪古时常用的土法。
  ③去土锈法:赵氏云:“按道成以前玩旧玉者,不以土锈斑痕为贵,遇有出土之美玉,莫不设法盘之。盘之法系以布袋囊之杂以麸屑,终日揉搓,经年累月,必将玉之原质盘出而后已,旧玉似新未必不因是故也。”此法是将生坑古玉揉搓,除掉土锈尸垢之后,使其表面变得光洁,而又不失生坑玉器之古雅,遂称其为熟坑古玉。这种知识与经验,对古玉辨伪十分重要。
  ④后作花者:古玉中确有后作花者,如赵氏所云:“老玉面有土锈斑痕。而花纹中独无者,乃古玉而后作花者”。此为后刻花的一种,另有后刻花者,在其表也做上土锈斑痕,以障藏家眼力。
  ⑤油提法:赵氏主张:“油提始于前清乾隆时,以前未之有也。”又云:“乾隆之时旧玉甚贵,造伪虽难,尚有代价。今则不然,好之者少,真能认识真伪者尤少,出重价以收求之者更少,故用油提造伪,每致得不偿失,故均合此而不用,率以火熏之表面,挂有黑斑一层,即足以欺世而有余。足征好古之知识,今不如昔,每况愈下矣。”说明清盛期古玉价格高昂,造伪尚有利可图,至民国时期形势逆转,玉价日落,连油提法也已弃之不用。这种情况,可供研究民国时期作伪古的参考。
  (4)旧玉之鉴别
  赵氏提出的罐子玉鉴定标准与《新增格古要论*同。石之充玉者“均不温润,且亮光多强,多不透明,硬度多低于玉,与真玉摩擦,玉 无变化,而石即起条纹,虽长期盘擦,亦不显进步。”玉器之改造者“均不合尺度”。玉器之补整者“声音黯哑”。出土旧玉器“应以有土咬土锈各种斑痕为原则,无之则定为伪,然有之亦不定为真,盖土咬土锈各种斑痕,均可以人力为也。”“故用此数点以断定真伪,绝不可靠,然则将何所根据也?”他提出了两个原则:
  ①是否合于尺度:“试观肆厂上一种玉器,千奇百怪,大小厚薄,无不具备”,“其不合于尺度者,必均为伪制,可断言也。”
  ②色泽鲜明过度: “出土之旧玉在市上出售者,有完全似由土中新挖出者,其土锈甚多,土咬斑痕坎凹不平,此系表示确系新出土尚未盘抹者。有已经盘抹光亮,色泽过于鲜明者。此二者均为伪制。”赵氏还提出;“且考之好玉者,在咸同之前均不重斑沁,虽极好之斑沁,亦均磨出,故咸同以前斑沁玉件极为少数。何以近年如斯之多?”此说与乾隆帝御制文《玉杯记》、陈性《玉纪》、吕美璟《玉纪补》等文著不合。赵说是否可靠,颇值质疑。
  (5)“绝为伪造”的赝品标准
  ①“极温润之汉玉,表面上如有油脂,绝为伪造。”
  ②“血沁殷殷,迎日照之,宛如血凝之块,绝为伪造。”
  ③“黑斑墨亮。全体如一者,绝为伪造。”
  以上三者“均不可购买也”。
  (6) “真器之可能”的标准
  赵氏认为:“大小合于尺度中、花纹细致、作工精巧。质地干燥、斑沁多少不等、有无不定,如此情形俱备,尚有为真器之可能也。”
  (7)论玉真赝与佳劣的关系
  “玉器之优劣,应以质地、颜色、作工、花纹、尺度、式样及器物用途等为前题,不能单以真伪论也。盖真者未必皆佳也,若真而佳,斯为上选,伪而佳者,亦有可取,劣者无论真伪,均不足道矣。”
  以上七点中的前六点,均为赵氏辨伪的标准,从文字上确有破绽,不够全面,在此不便单纯地从文字上讨论。若读者从赵氏说法中了解到民国时期古玉辨伪的情况,进而考察赵氏辨伪的标准是否可靠,便利于个人找到正确的标准和方法。至于真赝优劣的关系,则是值得商榷的。研究古玉,首先是要分清真伪,次则论其优劣。真中有优,伪者也有优。真中佳者为上选,其劣者为次品。伪玉中佳者可取,其劣者可留亦可弃,藏家须自斟而定。
  总之,赵著包罗数十种文物(包括《续编》共五十一种),“半由于参考名书,半由于实地调查”。加以包罗面广、时间紧促且系公余之后抽暇所为,无法多方考究验核引文及见闻的可信程度,又不愿剥夺作伪者生机。故率多隐约言之。其成书不易。读者须多加体谅,不宜苛求。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民国初期的古玉辨伪状况,其时与清代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或者说变化甚微;仍然还是《玉纪》的阴魂不散,笼罩着收藏界,尽管著书立说的人是新的,书名也改了,但是其语言依旧是《玉纪》中的陈词老调,甚至画蛇添足。绞尽脑汁拉扯出许多新的称谓,进而扰乱视听。
  明至民国这长达近六百年的古玉辨伪历程,以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论古玉器》、陈性《玉纪》、刘大同《古玉辨》三本论著为线索,从中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一脉相承的侧重点——玉、器、沁,尤在沁上发展到连篇累牍、无以复加的地步。相伴而来的则是附会、臆说取代真知灼见,这不能不说是一段受时代局限而难以避免的弯路。但也必须估计到古人和今人对古玉的了解,都有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譬如沁色的成因,就一直是个难解之谜,古人用古人的经验去揣摩,今人用科学知识来推断,很难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正如清唐荣柞在其《说玉》中无可奈何地说: “究其受沁之原实难尽辨。盖纵横十万里,上下五千年。地大物博,且深藏于广厚之中。变化于重泉之下,故格致之儒,殚竭智慧,极力揣摩,识见终有奠及之处耳。”这是鉴定家的肺腑之言,我也颇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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