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隨著時間的推移，由增量而存量、由效率而公平勢必成為一種全新挑戰，尤其是在經濟全面放緩時期，理性看待多元訴求，如何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种使得利益格局能够大致均衡的机制，“在最大化其偏好的前提下，又不损害其他主体最大化其偏好，也就是追求自己合理利益的权利”，将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問題。
澳門正經歷一場少有的經濟挫折，或者說，是一場危機。在以賭為生的小城，賭業風光不再，賭收同比連跌十二個月，整體經濟急轉。6月初，有投行發表研究報告指，六月首七天澳門日均賭檯博彩收益僅4.66億元（澳門元，下同），遜色於預期，較五月最後五日的5.88億更弱，也低於五月整體平均每日賭檯收益的6.02億元。
在博彩業持續受壓的大氣候下，其他行業也在發生變化。統計局資料顯示，今年首季零售業銷售總額爲164.1億，較去年第四季的173.3億跌5%；較去年同期的183億下跌11%，當中鐘錶及珠寶行屬重災區，按年跌幅達31%。
龍頭受到了打擊，作爲龍身的零售業也受到了打擊，經濟放緩進入新常態，出現負增長不再令人驚訝。在經濟頽勢下，一向如火在燒的房地産，也淡定了許多，去年全年住宅總成交僅七千餘宗，按年跌38%，創十年新低。樓價由去年中開始下跌，個別樓盤跌幅達25%。“預測今年樓市，在現行抑制博彩業發展的相關政策及調控房地産的相關措施不變下，樓價或有兩成跌幅”。
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看，本澳現在正處於經濟週期的調整中。雖然我們不能據此認爲澳門經濟出現了大的問題，但也必須承認，現在本澳處於一個歷史艱難期，更令人焦慮的則是，現在似乎仍未見底，市場上的悲觀情緒成為主流。
然而，我們認為，經濟上的挫敗固然令人沮喪，甚至畏懼，但澳門真正的危機卻不在此，隱藏於澳門社會深層次的矛盾，才是最大的危機。最值得警惕的是，這些矛盾過去掩蓋在經濟繁榮的背後，一直無法得到應有的重視，或者寄托於“發展的問題應由發展來解决”，但當經濟出現停滯，這些矛盾就隨時可能爆發，産生無法想像的後果。
一、社會結構失衡
大約在三、四年前，我們在檢討賭權開放十年得失時就指出，過去的十年間，澳門發展迅速，却並不平衡。在快速的經濟發展中，社會的總財富在大量增加，廣大居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貧窮階層人數在减少，中間階層在逐步擴大，但大量財富向極少數上層最富裕群體集聚的態勢也比較明顯，不均衡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狀况並未根本好轉，貧富差距呈繼續擴大之勢。以本澳的貧富差距看，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現象並沒有隨著城市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而縮小，相反還在加大。“澳門20%居民擁有社會近70%財富，情况值得關注”。尤其過去數年貧富差距擴大的增速，等同於過去10至20年的速度。在居民收入平均數持續增長的背景下，基層收入、財富增長能力依然偏低，則令貧富懸殊的問題日益突出。
貧富差距擴大，帶來的社會結構上的失衡，其危害無疑是巨大的。一方面，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就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家庭結構、消費結構等都程度不同地呈現失衡；另一方面，貧富差距擴大必然帶來社會階層結構的失衡，階層固化、社會向上流動梗阻，帶來的社會公平失衡感和相對剝奪感，極易引發社會不滿情緒的滋生蔓延，影響人心所向，容易生成社會不穩定的心理溫床。
應當指出，在一個結構失衡的社會中，階層間呈現出的互相隔離、封閉的狀態，必然引發階層緊張、對立的關係，仇富仇官的心態必將蔓延。在正常的民主社會，普通民衆可以通過選舉系統將自己的意見納入到決策頂層，但本澳“由於立法機構缺乏代表性，對官僚系統缺乏制衡的機制”，既然體制之內的發泄路徑得不到疏通，那麽，就勢必會激發體制外的手段，最直接的就是街頭政治傾向越來越明顯。去年連串發生的反離補、民間公投等事件，引起的社會反響是過去所少有的，也不得不引起重視。尤爲沉重的是，我們在批評街頭政治的同時，也要反思，縱然街頭政治有民粹的成份，但是，是否也包含有民意的成份？
這裡，我們不得不承認，作爲社會結構平衡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區政府在治理方式上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低劣的巴士服務、日漸堵塞的道路、來勢凶猛的通脹、愈來愈大的貧富差距，都使得民怨四起、輿情震蕩，也慢慢沉澱了民粹的生長土壤。
尤為不可思議的是，特府主觀上的“做個好政府”與實踐中的“自擺烏龍”構成了天生的矛盾，令政府深陷泥沼不可自拔。以最近政府轟轟烈烈的收地行動為例。本澳地細人稠，所有的問題都受制於土地供應，眼下公屋、私樓供應緊絀，除了填海造地，整合現有土地資源也是主要的著眼點之一。近年來，政府把目光瞄向閒置多年未見動靜的土地，對於超出一定時限的土地予以收回。近月，收地行動多有進展，計劃分四批收回十餘幅閒置土地，理由都是承批人沒有按合同所訂定的期限內履行利用土地義務，按新“土地法”宣告批給失效要回收，納入國家私産，承批地主無權獲賠償。
這本是一件體現政府魄力和治理能力的事情，自然也能在民眾中贏得口碑。然而，事件的進展令人瞠目結舌。由於本澳新、舊“土地法”，以至批給合同均沒有“閒置”定義，“閒置”譯作葡文應爲弃置不處理，所以法律或合同只講“利用期”；而講到“利用期”，政府更被“倒打一耙”，承批人之所以未能按合同規定在“利用期”內發展土地，就是因爲政府“不批則”導致，換言之，政府的低效率和不作爲造成了“閒置”，承批人不追究政府責任已屬開恩了，遑論被罰？
到目前為止，事件還在進展中，但政府收地行動以“轟轟烈烈開始，灰頭土臉結束”成大概率事件。我們認爲，此次事件中折射出的政府管治能力令人擔憂。其一，如此重大事件，政府那麽多的法律精英，在政府實施行政行爲之前，居然毫無評估？其二，長期以來，本澳閒置土地絕非個案，新土地法制定時，竟然視而未見，對於“閒置土地”並無定義，以至於在執法環節無法可依，真是咄咄怪事！其三，因爲這種可怕的缺失，令新“土地法”剛一頒布就遇到此類挑戰，不知今後還會如何？規則制定者，居然輸給了規則，外帶把公衆利益也輸了，又如何能取信於民？ 這裏面蘊含了一個可怕的隱患。既然政府得不到信任，遊離於體制之外的民間力量，尤其是在互聯網中長大的年青一代，自然會采取自認爲有利和直接的方法，至於是否會和現有社會秩序相抵牾，那顯然不是他們所要考慮的核心問題。這當然加劇了社會失序的可能風險。
不過，儘管在周邊地區社運、學運風潮影響下，本澳民粹主義被激發也是不爭的事實。但有一點可以保證的是，本澳的街頭政治再如何發展，也始終會保持澳門本土特色，而不會太過走樣。
和香港的社會運動不同，長期以來，澳門建立起的一套公民社會模式以追求公正公義爲主綫，以關注民生問題、文化權利、環境保育、動物保護、監督政府、自身權益等為核心，這些訴求並不與總體的政治方針衝突和違背。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在澳門的政治陣營中，也可以分出建制派和反對派，但澳門由於擁有强烈愛國愛澳和反殖民主義的政治傳統，即使在最過激的場合，也不會有反對派舉著葡國旗要求澳門重回殖民管治。
這一點很重要，也提示我們，在看待澳門現在和日後出現的抗爭事件中，雖然不排除有鄰埠的影響，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和香港有本質的區別。
這樣看來，至少，政府還有實現對話的可能。雖然，對話並不輕鬆。
二、多元利益訴求
今年6月21日父親節，行政長官崔世安在特首辦網頁上發表網志，題爲“用愛捧起幸福家”，向全澳父親致以節日的問候，家和萬事興，期望社會大衆珍惜家庭，用愛守護家庭。或許是有感而發，特首由家庭談到了社會，他指出，特區政府把居民的期望當作肩上的重擔，努力創造條件讓居民切實感受到家庭溫暖。從維護社會公平著手，加快建設社會保障體系、醫療、住屋、教育、人才培養長效機制，集合全社會的能量，促進家庭友善、社區和諧，齊心協力建設幸福家園。
在這篇網誌中，特首還指出“我們要樹立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堅定道德、文明自信。應該肯定，我們在進步，有成績，並繼續努力。但也要冷靜看到，多種的訴求在現行制度下，暫時未能妥善解決。政府有責任加強制度建設，認真研究和解決新舊問題。我們誠懇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持續自我完善。”
在這篇應景的網誌中，行政長官還不忘檢討，應該說是對澳門社會問題的深刻認識以及急於改變的迫切心情。
澳門回歸十五年來，經濟領域進行的改革，說到底是一場增量改革，在“把餅做大”的思維指引下，整體經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由增量而存量、由效率而公平勢必成為一種全新挑戰，尤其是在經濟全面放緩時期，理性看待多元訴求，如何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种使得利益格局能够大致均衡的机制，“在最大化其偏好的前提下，又不损害其他主体最大化其偏好，也就是追求自己合理利益的权利”，将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問題。
很明顯，訴求的背後是利益。理性地看，現階段本澳的多元訴求並以此衍生的諸多矛盾，說到底，就是利益矛盾和利益衝突的問題。列寧講過，利益刺激每個人的神經。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本澳經濟社會發展正處於關鍵階段，這個階段既是“黃金發展期”，又是“矛盾凸顯期”，整個社會呈現出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取向多極化、利益差別顯性化、利益矛盾尖銳化等諸多特徵。在利益分化條件下出現的多種利益主體，各自有著明顯的利益要求。
具有典型意義的議題當屬旅遊承載力。審視地看，旅遊承載力的凸顯就是宏觀和微觀層面的博弈和較量，其中伸發的多元訴求就是政府面對的難題之一。一方面，博彩業、旅遊業等需要人氣支撐；另一方面，普通民眾對超3000萬的遊客不堪其擾。“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利益分配的機制並不均衡，有人盡享發展紅利，有人卻忍受著因發展而產生的陣痛。”在这种“外部不經濟效應”下，政府的政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特別地，在經濟放緩時期，原有的問題、矛盾有可能被放大，在轉型、重塑甚至衝突中，社會呈現出動態特質，構成一股巨大的社會張力，激發了各種社會矛盾，使各種衝突有可能集中顯現化，甚至不排除出現大規模社會抗爭事件的發生。
需要提醒的是，儘管這樣的陳述多少有點沉重，但在技術處理上或許沒有那麽悲觀。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基於利益的衝突是理性的衝突。利益矛盾不同於政治矛盾，也不同於宗教矛盾和意識形態矛盾。“一般來講，政治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識形態矛盾都具有某種不可調和性，矛盾各方存在原則性對立，而就這些原則往往無法做出讓步和妥協。這些矛盾又總是帶有强烈的感情色彩，雙方勢不兩立，一旦激烈爆發，亦時常難以通過協商談判的方式達成有限的共識，而是往往不惜訴諸暴力也要捍衛各自的原則和立場”。相反，利益矛盾是可以用協商的方式進行理性解決，並且能夠避免大規模社會動盪。冷靜地認識和判別這些問題，無疑考驗著文明的理性上限和集體智慧。因此，在錯綜複雜的社會發展中，保持認識和行動上的方位感就顯得尤為重要。
我們認爲，對這些社會矛盾和衝突進行準確的判斷和定位，就是要爲其設立規則，要爲這類問題的解决提供制度化的渠道與方式。良性的體制不是要消滅衝突，而是能够容納衝突和並用制度化的方式化解衝突。這就要求特區政府必須提高管治能力，有效整合社會各成員、各階層、各利益群體、各行業之間的利益關係，逐步建立適應澳門社會轉型要求的利益整合機制，實現澳門社會可持續發展。其中，構建完善的利益表達機制，就是正視多元訴求，爲各利益表達主體表達自己利益要求提供一個暢通有效的渠道，以利益表達機制的制度化和長效化實現本澳的長治久安。
澳門現在面臨的危機，需要全澳社會來面對。從這個角度看，或許比之於上述的所有危機，真正的危機是“沒有危機感”，如何形成全社會的共識，付諸於集體行動力，决定了我們現在面對的究竟是危險，還是機會。
澳門正經歷一場少有的經濟挫折，或者說，是一場危機。在以賭為生的小城，賭業風光不再，賭收同比連跌十二個月，整體經濟急轉。6月初，有投行發表研究報告指，六月首七天澳門日均賭檯博彩收益僅4.66億元（澳門元，下同），遜色於預期，較五月最後五日的5.88億更弱，也低於五月整體平均每日賭檯收益的6.02億元。
在博彩業持續受壓的大氣候下，其他行業也在發生變化。統計局資料顯示，今年首季零售業銷售總額爲164.1億，較去年第四季的173.3億跌5%；較去年同期的183億下跌11%，當中鐘錶及珠寶行屬重災區，按年跌幅達31%。
龍頭受到了打擊，作爲龍身的零售業也受到了打擊，經濟放緩進入新常態，出現負增長不再令人驚訝。在經濟頽勢下，一向如火在燒的房地産，也淡定了許多，去年全年住宅總成交僅七千餘宗，按年跌38%，創十年新低。樓價由去年中開始下跌，個別樓盤跌幅達25%。“預測今年樓市，在現行抑制博彩業發展的相關政策及調控房地産的相關措施不變下，樓價或有兩成跌幅”。
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看，本澳現在正處於經濟週期的調整中。雖然我們不能據此認爲澳門經濟出現了大的問題，但也必須承認，現在本澳處於一個歷史艱難期，更令人焦慮的則是，現在似乎仍未見底，市場上的悲觀情緒成為主流。
然而，我們認為，經濟上的挫敗固然令人沮喪，甚至畏懼，但澳門真正的危機卻不在此，隱藏於澳門社會深層次的矛盾，才是最大的危機。最值得警惕的是，這些矛盾過去掩蓋在經濟繁榮的背後，一直無法得到應有的重視，或者寄托於“發展的問題應由發展來解决”，但當經濟出現停滯，這些矛盾就隨時可能爆發，産生無法想像的後果。
一、社會結構失衡
大約在三、四年前，我們在檢討賭權開放十年得失時就指出，過去的十年間，澳門發展迅速，却並不平衡。在快速的經濟發展中，社會的總財富在大量增加，廣大居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貧窮階層人數在减少，中間階層在逐步擴大，但大量財富向極少數上層最富裕群體集聚的態勢也比較明顯，不均衡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狀况並未根本好轉，貧富差距呈繼續擴大之勢。以本澳的貧富差距看，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現象並沒有隨著城市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而縮小，相反還在加大。“澳門20%居民擁有社會近70%財富，情况值得關注”。尤其過去數年貧富差距擴大的增速，等同於過去10至20年的速度。在居民收入平均數持續增長的背景下，基層收入、財富增長能力依然偏低，則令貧富懸殊的問題日益突出。
貧富差距擴大，帶來的社會結構上的失衡，其危害無疑是巨大的。一方面，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就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家庭結構、消費結構等都程度不同地呈現失衡；另一方面，貧富差距擴大必然帶來社會階層結構的失衡，階層固化、社會向上流動梗阻，帶來的社會公平失衡感和相對剝奪感，極易引發社會不滿情緒的滋生蔓延，影響人心所向，容易生成社會不穩定的心理溫床。
應當指出，在一個結構失衡的社會中，階層間呈現出的互相隔離、封閉的狀態，必然引發階層緊張、對立的關係，仇富仇官的心態必將蔓延。在正常的民主社會，普通民衆可以通過選舉系統將自己的意見納入到決策頂層，但本澳“由於立法機構缺乏代表性，對官僚系統缺乏制衡的機制”，既然體制之內的發泄路徑得不到疏通，那麽，就勢必會激發體制外的手段，最直接的就是街頭政治傾向越來越明顯。去年連串發生的反離補、民間公投等事件，引起的社會反響是過去所少有的，也不得不引起重視。尤爲沉重的是，我們在批評街頭政治的同時，也要反思，縱然街頭政治有民粹的成份，但是，是否也包含有民意的成份？
這裡，我們不得不承認，作爲社會結構平衡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區政府在治理方式上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低劣的巴士服務、日漸堵塞的道路、來勢凶猛的通脹、愈來愈大的貧富差距，都使得民怨四起、輿情震蕩，也慢慢沉澱了民粹的生長土壤。
尤為不可思議的是，特府主觀上的“做個好政府”與實踐中的“自擺烏龍”構成了天生的矛盾，令政府深陷泥沼不可自拔。以最近政府轟轟烈烈的收地行動為例。本澳地細人稠，所有的問題都受制於土地供應，眼下公屋、私樓供應緊絀，除了填海造地，整合現有土地資源也是主要的著眼點之一。近年來，政府把目光瞄向閒置多年未見動靜的土地，對於超出一定時限的土地予以收回。近月，收地行動多有進展，計劃分四批收回十餘幅閒置土地，理由都是承批人沒有按合同所訂定的期限內履行利用土地義務，按新“土地法”宣告批給失效要回收，納入國家私産，承批地主無權獲賠償。
這本是一件體現政府魄力和治理能力的事情，自然也能在民眾中贏得口碑。然而，事件的進展令人瞠目結舌。由於本澳新、舊“土地法”，以至批給合同均沒有“閒置”定義，“閒置”譯作葡文應爲弃置不處理，所以法律或合同只講“利用期”；而講到“利用期”，政府更被“倒打一耙”，承批人之所以未能按合同規定在“利用期”內發展土地，就是因爲政府“不批則”導致，換言之，政府的低效率和不作爲造成了“閒置”，承批人不追究政府責任已屬開恩了，遑論被罰？
到目前為止，事件還在進展中，但政府收地行動以“轟轟烈烈開始，灰頭土臉結束”成大概率事件。我們認爲，此次事件中折射出的政府管治能力令人擔憂。其一，如此重大事件，政府那麽多的法律精英，在政府實施行政行爲之前，居然毫無評估？其二，長期以來，本澳閒置土地絕非個案，新土地法制定時，竟然視而未見，對於“閒置土地”並無定義，以至於在執法環節無法可依，真是咄咄怪事！其三，因爲這種可怕的缺失，令新“土地法”剛一頒布就遇到此類挑戰，不知今後還會如何？規則制定者，居然輸給了規則，外帶把公衆利益也輸了，又如何能取信於民？ 這裏面蘊含了一個可怕的隱患。既然政府得不到信任，遊離於體制之外的民間力量，尤其是在互聯網中長大的年青一代，自然會采取自認爲有利和直接的方法，至於是否會和現有社會秩序相抵牾，那顯然不是他們所要考慮的核心問題。這當然加劇了社會失序的可能風險。
不過，儘管在周邊地區社運、學運風潮影響下，本澳民粹主義被激發也是不爭的事實。但有一點可以保證的是，本澳的街頭政治再如何發展，也始終會保持澳門本土特色，而不會太過走樣。
和香港的社會運動不同，長期以來，澳門建立起的一套公民社會模式以追求公正公義爲主綫，以關注民生問題、文化權利、環境保育、動物保護、監督政府、自身權益等為核心，這些訴求並不與總體的政治方針衝突和違背。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在澳門的政治陣營中，也可以分出建制派和反對派，但澳門由於擁有强烈愛國愛澳和反殖民主義的政治傳統，即使在最過激的場合，也不會有反對派舉著葡國旗要求澳門重回殖民管治。
這一點很重要，也提示我們，在看待澳門現在和日後出現的抗爭事件中，雖然不排除有鄰埠的影響，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和香港有本質的區別。
這樣看來，至少，政府還有實現對話的可能。雖然，對話並不輕鬆。
二、多元利益訴求
今年6月21日父親節，行政長官崔世安在特首辦網頁上發表網志，題爲“用愛捧起幸福家”，向全澳父親致以節日的問候，家和萬事興，期望社會大衆珍惜家庭，用愛守護家庭。或許是有感而發，特首由家庭談到了社會，他指出，特區政府把居民的期望當作肩上的重擔，努力創造條件讓居民切實感受到家庭溫暖。從維護社會公平著手，加快建設社會保障體系、醫療、住屋、教育、人才培養長效機制，集合全社會的能量，促進家庭友善、社區和諧，齊心協力建設幸福家園。
在這篇網誌中，特首還指出“我們要樹立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堅定道德、文明自信。應該肯定，我們在進步，有成績，並繼續努力。但也要冷靜看到，多種的訴求在現行制度下，暫時未能妥善解決。政府有責任加強制度建設，認真研究和解決新舊問題。我們誠懇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持續自我完善。”
在這篇應景的網誌中，行政長官還不忘檢討，應該說是對澳門社會問題的深刻認識以及急於改變的迫切心情。
澳門回歸十五年來，經濟領域進行的改革，說到底是一場增量改革，在“把餅做大”的思維指引下，整體經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由增量而存量、由效率而公平勢必成為一種全新挑戰，尤其是在經濟全面放緩時期，理性看待多元訴求，如何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种使得利益格局能够大致均衡的机制，“在最大化其偏好的前提下，又不损害其他主体最大化其偏好，也就是追求自己合理利益的权利”，将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問題。
很明顯，訴求的背後是利益。理性地看，現階段本澳的多元訴求並以此衍生的諸多矛盾，說到底，就是利益矛盾和利益衝突的問題。列寧講過，利益刺激每個人的神經。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本澳經濟社會發展正處於關鍵階段，這個階段既是“黃金發展期”，又是“矛盾凸顯期”，整個社會呈現出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取向多極化、利益差別顯性化、利益矛盾尖銳化等諸多特徵。在利益分化條件下出現的多種利益主體，各自有著明顯的利益要求。
具有典型意義的議題當屬旅遊承載力。審視地看，旅遊承載力的凸顯就是宏觀和微觀層面的博弈和較量，其中伸發的多元訴求就是政府面對的難題之一。一方面，博彩業、旅遊業等需要人氣支撐；另一方面，普通民眾對超3000萬的遊客不堪其擾。“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利益分配的機制並不均衡，有人盡享發展紅利，有人卻忍受著因發展而產生的陣痛。”在这种“外部不經濟效應”下，政府的政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特別地，在經濟放緩時期，原有的問題、矛盾有可能被放大，在轉型、重塑甚至衝突中，社會呈現出動態特質，構成一股巨大的社會張力，激發了各種社會矛盾，使各種衝突有可能集中顯現化，甚至不排除出現大規模社會抗爭事件的發生。
需要提醒的是，儘管這樣的陳述多少有點沉重，但在技術處理上或許沒有那麽悲觀。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基於利益的衝突是理性的衝突。利益矛盾不同於政治矛盾，也不同於宗教矛盾和意識形態矛盾。“一般來講，政治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識形態矛盾都具有某種不可調和性，矛盾各方存在原則性對立，而就這些原則往往無法做出讓步和妥協。這些矛盾又總是帶有强烈的感情色彩，雙方勢不兩立，一旦激烈爆發，亦時常難以通過協商談判的方式達成有限的共識，而是往往不惜訴諸暴力也要捍衛各自的原則和立場”。相反，利益矛盾是可以用協商的方式進行理性解決，並且能夠避免大規模社會動盪。冷靜地認識和判別這些問題，無疑考驗著文明的理性上限和集體智慧。因此，在錯綜複雜的社會發展中，保持認識和行動上的方位感就顯得尤為重要。
我們認爲，對這些社會矛盾和衝突進行準確的判斷和定位，就是要爲其設立規則，要爲這類問題的解决提供制度化的渠道與方式。良性的體制不是要消滅衝突，而是能够容納衝突和並用制度化的方式化解衝突。這就要求特區政府必須提高管治能力，有效整合社會各成員、各階層、各利益群體、各行業之間的利益關係，逐步建立適應澳門社會轉型要求的利益整合機制，實現澳門社會可持續發展。其中，構建完善的利益表達機制，就是正視多元訴求，爲各利益表達主體表達自己利益要求提供一個暢通有效的渠道，以利益表達機制的制度化和長效化實現本澳的長治久安。
澳門現在面臨的危機，需要全澳社會來面對。從這個角度看，或許比之於上述的所有危機，真正的危機是“沒有危機感”，如何形成全社會的共識，付諸於集體行動力，决定了我們現在面對的究竟是危險，還是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