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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时期是中国教育早期近代化的产生期，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步入起跑线奠定了基础。由此中国教育开始了引进西学、变革传统教育以适应时代发展的尝试，同时启动了中国教育早期近代化进程。由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是一种应急型的近代化，作者看来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相伴随的文化冲击；国内士大夫阶层的分化和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现实需求。推动了中国教育逐步走向近代化的征程。
关键词：教育近代化；社会因素
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是一种应激性的近代化，即“它自身缺乏推动近代化的因素，因而需要采取强制的手段，对近代化的前提进行补偿。”［1］(P19-20)晚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行程已接近了它的尾声，危机重重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2］(P41)。教育近代化在此起步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的，总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19世纪40年代，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为使国势转弱为强，负有使命感的洋务派掀起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工业大革命”［3］。大家都知道近代化工业革命需要具有近代化素质的人。所谓近代化的人，指的是“具有适合近代化需要的素质（首先是文化教育的素质）的人”［4］(P1)。中国的传统教育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所以才需要改革，才提出教育近代化的伟大使命。
1.“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现实召唤
19世纪的中国面临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挑战，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外部的挑战主要是指西方列强对古老中国的频频叩关。世界发展到19世纪时已形成了西方对东方的控制性优势。同样作为东方社会中的一员，中国也不能幸免。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野蛮的暴力和无耻的鸦片贸易轰开了关闭120年之久的中国大门。有着几千年高度文明史的中国被无情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展的漩涡中。正如马克思在为《纽约每周论坛报》社论中所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必然要解体一样。”［5］马克思这一论述深刻地洞察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方向。
内部的挑战。满清政府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资本主义各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从明朝开始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清朝“重农抑商”政策下，先进的工业技术被视为“奇技淫巧”，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日益衰弱。清王朝外临强敌，祸在眉睫，危机四伏。但统治者仍不思进取，贿赂公行，封建官僚“除富贵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外，不知人才为何物。”［6］(P27)“打落后者，打弱者”［7］(P37)已取得控制性优势的西方列强是不会放过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尤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侵略战争从广东一隅推及至中国社会的中枢。咸丰皇帝“车驾北狩”，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有如狂飙突起，以排山倒海之势涤荡着腐朽的清政府。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击碎了统治阶级万年和平的迷梦。当历史车轮驶进19世纪60年代后，“木乃伊”被“解体”的危机，一下子变得清晰明朗起来。
2.近代士大夫阶层的分化
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的出路何在，如何摆脱中国社会面临的社会危机？无论是清朝统治阶级还是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阶层，认识远不是一致的。
在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影响下，鸦片战争后在一部分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出现一股以研究西方器物文化为特征的经世致用思潮。总结鸦片战争的失败教训，力图了解、熟悉和掌握“夷之长技”。当社会“发捻交乘”“夷祸之烈极矣”［8］(P105)时，洋务派对社会形势作了真知认识并主张谋求改变这种状况。如李鸿章即对当时的社会形势分析如下：“臣查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在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9］(P1-2)
“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反映了清政府中一批务实开明的封建大吏的真知灼见。
19世纪中叶的士大夫阶层中一方面是少数先进分子的觉醒与呐喊而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上层分子的得过且过和对“天朝声威”的迷恋。19世纪40年代旨向西方学习的经世致用思潮，只是在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传播，并未被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所接受认可。更有后者以倭仁、李鸿藻等人为代表的正统士大夫，则把战争的失利归结为清政府的用人不当，认为解除危机的根本方法在于重整纲纪、严明法度、求贤养民、收拾人心。其中倭仁则更明确表示：“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10］(P41-42)这些正统的士大夫们缺少对西方科学技术力量的认识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理性分析。认为通过重振儒学来解除清王朝内外危机的目的。这与他们自小接受严格的儒学教育，然后又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基本上没有机会接触西方的科学技术有关。封闭的生活把他们的思想也封闭起来。把思想深深锁在儒学的樊篱之中，不敢也不愿对儒学产生怀疑，同时也普遍缺乏对西方科技和世界发展形式的认识。
在危机到来之前，近代士大夫阶层发生分化。一批先进分子以先驱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引导并领导中国的近代化运动。
二、推动近代化运动的现实需求
在经历了创巨痛深的“千古变局”后。自强以图御辱开始成为朝野上下的主体意识，稍变成法开始蔚然成风，中国的近代化终于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面对“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11］各国“阳托和好知名，阴怀吞噬之计”［12］(P45)的千古变局。以李鸿章为首的一部分士大夫大声疾呼中国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而抱残守阙、不思振作，强调“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13］(P11-12)，而洋务则是“处奇局建奇业”的必经之路。“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14］(P28)，“能自强者尽可自立”［15］(P30)喜谈洋务是时代的需要，“圣人”处于“今日”也势必如此。只有讲求“洋务”才能“自强”、“自立”。为此他们一个个“太息痛哭流涕”，“梦寐不安，行走坐叹”，“大声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现唐虞盛世。”［16］ (P30)
“中国不亟图强兵经武，徒纷纷遇事张皇，事后苟且粉饰，必至失国而后已，可谓寒心。”［17］ (P25)而“强兵经武”的关键，在于仿造轮船，提振军事工业。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奕、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先后筹办了一批近代军工企业。随后又为解决军事工业的瓶颈问题而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
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的创办成了“中国产业革命的开始”［18］。但在这一过程中，洋务派深刻地感受到新式人才的缺乏对事业发展的严重制约。近代化的工业革命需要近代化的人才。中国的传统教育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所以才需要改革，才提出教育近代化的伟大使命。
参考文献：
［1］杨豫.比较现代化译者前言［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2］李鸿章.筹议海防折［A］.洋务运动一［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3］李广成.试论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4］章开沅.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丛书总序［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5］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魏源.默觚上.治篇十一.魏源集［A］.北京:中华书局.1976.
［7］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13卷［A］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8］李鸿章.筹议海防折［A］.史仲文主编.中国近代名人思想录•建业者言［M］.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7.
［9］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0］李鸿章.筹议海防折［A］.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1］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卷47［Z］。北京：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
［12］李鸿章.筹议轮船未可裁撤折［A］.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A］.光绪二十四年印行.
［13］李鸿章.筹议海防折［A］.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A］.光绪二十四年印行.
［14］李鸿章.议复张家襄重止铁路片［A］.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A］.光绪二十四年印行.
［15］李鸿章.复刘仲良中函［A］.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9［A］.光绪二十四年印行.
［16］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自序［A］.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7］李鸿章.复杨礼南学士［A］.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A］.光绪二十四年印行.
［18］周谷城.中国政治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关键词：教育近代化；社会因素
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是一种应激性的近代化，即“它自身缺乏推动近代化的因素，因而需要采取强制的手段，对近代化的前提进行补偿。”［1］(P19-20)晚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行程已接近了它的尾声，危机重重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2］(P41)。教育近代化在此起步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的，总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19世纪40年代，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为使国势转弱为强，负有使命感的洋务派掀起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工业大革命”［3］。大家都知道近代化工业革命需要具有近代化素质的人。所谓近代化的人，指的是“具有适合近代化需要的素质（首先是文化教育的素质）的人”［4］(P1)。中国的传统教育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所以才需要改革，才提出教育近代化的伟大使命。
1.“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现实召唤
19世纪的中国面临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挑战，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外部的挑战主要是指西方列强对古老中国的频频叩关。世界发展到19世纪时已形成了西方对东方的控制性优势。同样作为东方社会中的一员，中国也不能幸免。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野蛮的暴力和无耻的鸦片贸易轰开了关闭120年之久的中国大门。有着几千年高度文明史的中国被无情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展的漩涡中。正如马克思在为《纽约每周论坛报》社论中所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必然要解体一样。”［5］马克思这一论述深刻地洞察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方向。
内部的挑战。满清政府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资本主义各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从明朝开始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清朝“重农抑商”政策下，先进的工业技术被视为“奇技淫巧”，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日益衰弱。清王朝外临强敌，祸在眉睫，危机四伏。但统治者仍不思进取，贿赂公行，封建官僚“除富贵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外，不知人才为何物。”［6］(P27)“打落后者，打弱者”［7］(P37)已取得控制性优势的西方列强是不会放过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尤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侵略战争从广东一隅推及至中国社会的中枢。咸丰皇帝“车驾北狩”，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有如狂飙突起，以排山倒海之势涤荡着腐朽的清政府。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击碎了统治阶级万年和平的迷梦。当历史车轮驶进19世纪60年代后，“木乃伊”被“解体”的危机，一下子变得清晰明朗起来。
2.近代士大夫阶层的分化
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的出路何在，如何摆脱中国社会面临的社会危机？无论是清朝统治阶级还是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阶层，认识远不是一致的。
在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影响下，鸦片战争后在一部分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出现一股以研究西方器物文化为特征的经世致用思潮。总结鸦片战争的失败教训，力图了解、熟悉和掌握“夷之长技”。当社会“发捻交乘”“夷祸之烈极矣”［8］(P105)时，洋务派对社会形势作了真知认识并主张谋求改变这种状况。如李鸿章即对当时的社会形势分析如下：“臣查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在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9］(P1-2)
“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反映了清政府中一批务实开明的封建大吏的真知灼见。
19世纪中叶的士大夫阶层中一方面是少数先进分子的觉醒与呐喊而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上层分子的得过且过和对“天朝声威”的迷恋。19世纪40年代旨向西方学习的经世致用思潮，只是在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传播，并未被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所接受认可。更有后者以倭仁、李鸿藻等人为代表的正统士大夫，则把战争的失利归结为清政府的用人不当，认为解除危机的根本方法在于重整纲纪、严明法度、求贤养民、收拾人心。其中倭仁则更明确表示：“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10］(P41-42)这些正统的士大夫们缺少对西方科学技术力量的认识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理性分析。认为通过重振儒学来解除清王朝内外危机的目的。这与他们自小接受严格的儒学教育，然后又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基本上没有机会接触西方的科学技术有关。封闭的生活把他们的思想也封闭起来。把思想深深锁在儒学的樊篱之中，不敢也不愿对儒学产生怀疑，同时也普遍缺乏对西方科技和世界发展形式的认识。
在危机到来之前，近代士大夫阶层发生分化。一批先进分子以先驱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引导并领导中国的近代化运动。
二、推动近代化运动的现实需求
在经历了创巨痛深的“千古变局”后。自强以图御辱开始成为朝野上下的主体意识，稍变成法开始蔚然成风，中国的近代化终于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面对“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11］各国“阳托和好知名，阴怀吞噬之计”［12］(P45)的千古变局。以李鸿章为首的一部分士大夫大声疾呼中国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而抱残守阙、不思振作，强调“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13］(P11-12)，而洋务则是“处奇局建奇业”的必经之路。“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14］(P28)，“能自强者尽可自立”［15］(P30)喜谈洋务是时代的需要，“圣人”处于“今日”也势必如此。只有讲求“洋务”才能“自强”、“自立”。为此他们一个个“太息痛哭流涕”，“梦寐不安，行走坐叹”，“大声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现唐虞盛世。”［16］ (P30)
“中国不亟图强兵经武，徒纷纷遇事张皇，事后苟且粉饰，必至失国而后已，可谓寒心。”［17］ (P25)而“强兵经武”的关键，在于仿造轮船，提振军事工业。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奕、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先后筹办了一批近代军工企业。随后又为解决军事工业的瓶颈问题而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
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的创办成了“中国产业革命的开始”［18］。但在这一过程中，洋务派深刻地感受到新式人才的缺乏对事业发展的严重制约。近代化的工业革命需要近代化的人才。中国的传统教育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所以才需要改革，才提出教育近代化的伟大使命。
参考文献：
［1］杨豫.比较现代化译者前言［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2］李鸿章.筹议海防折［A］.洋务运动一［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3］李广成.试论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4］章开沅.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丛书总序［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5］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魏源.默觚上.治篇十一.魏源集［A］.北京:中华书局.1976.
［7］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13卷［A］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8］李鸿章.筹议海防折［A］.史仲文主编.中国近代名人思想录•建业者言［M］.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7.
［9］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0］李鸿章.筹议海防折［A］.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1］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卷47［Z］。北京：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
［12］李鸿章.筹议轮船未可裁撤折［A］.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A］.光绪二十四年印行.
［13］李鸿章.筹议海防折［A］.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A］.光绪二十四年印行.
［14］李鸿章.议复张家襄重止铁路片［A］.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A］.光绪二十四年印行.
［15］李鸿章.复刘仲良中函［A］.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9［A］.光绪二十四年印行.
［16］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自序［A］.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7］李鸿章.复杨礼南学士［A］.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A］.光绪二十四年印行.
［18］周谷城.中国政治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