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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成长
以张君为首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拥有大量杀伤性武器和丰富的犯罪经验,成员多达20余人。从1993年4月20日至2000年9月1日,他们精心策划,明确分工,默契配合,先后共同实施抢劫、故意杀人22次,致28人死亡,20人重伤。
在安乡县出租车公司司机杨某看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张君“是个人物”。自称对安乡状况很熟的杨说,在“9·1”大案之前,“张君的名字,县里混的听都没听说过”。
这种印象得到了张君乡邻的认同。张君团伙的3名最重要的成员:张君、李泽军和陈世清,均出自安乡县安福乡。对于这三名十恶不赦的犯罪嫌疑人,其乡邻给他们的评价却是:“除了张君爱打架外,另两个都是老老实实的。”
村里人一致称,听到张君他们在外面做出这么大的事情,第一感觉都是“非常吃惊”。他们怎么也难以相信,平日在乡里口碑似乎不坏的他们,会犯下如此大的罪行。
从种田到买枪
据花林村党支书介绍,张君家里很穷,有兄妹七人,人口多导致吃饭都很困难。
一位跟张君一起长大,如今已成为安福乡副乡长的人说,张君从小喜欢习武,功夫很好,而这也导致他喜欢打架。这样的结果是,1983年,正值第一次“严打”期間,张君因为一次打架伤人而被“劳教3年”。
从张君的第一次谈话即可看出,他显然对这次劳教印象极深。在此次重庆判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张说,没有想到这里的管教人员有这么好,看来中国确实在进步。要是当时少管所的管教有这么好,我也许不会到这个地步。张君还称,仅仅打了一次小架即判了3年,他一直对此不服。
据花林村党支书说,张君从少管所回来后,也曾种过田。当时,麻的价格非常高,种麻成为挣钱的一条捷径。然而,也许是时运不济,张君种植的麻尚未迎来收获期,麻的价格即开始因种植过多而一路下跌。
后来,张君搬到了大湖口,尝试着开餐馆,后又做皮鞋生意。然而,这两次创业依然失败了。支书说,如果张君的人生顺一点,他也许不会到这一步。
终于,逆境中的张君决定以铤而走险的方式获得自己人生的成功。
1991年6月25日凌晨,张君提着一桶汽油和一把自制短枪,前往经过多次踩点的津市市一香烟店准备实施枪劫,被店主发现。张君在慌乱中开了一枪之后,在夜幕中逃离。
尽管第一次以失败告终,可张君的胆量更大了。从1992年到1994年,张君开始单枪匹马独行江湖。其间,他流浪到云南中越边境,边境明目张胆的枪支买卖,使他的罪恶升级。 1994年,张君从云南省砚山县平原街田新办事处的无业人员纳波手中,买得了一第一枝真正的手枪。张君把这看作是自己一生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 不久,他又从云南中越边境河口一个开理发店的老板阿明手中获得第二枝枪。
这里,使张君接触到真正的武器,同时,也使张积累了不少“江湖经验”。
1994年11月23日,张君在重庆市一公厕内杀死一名采购人员,抢得6000元现金。从那次起,张君决定,不能一个人单干了。
从打工者到杀人犯
在当下的中国农村,宗族关系,仍然是中国农民与外界发生关系的最主要的纽带。
细究张君发展的主要成员可以发现,他们大多与张君有亲属或同学关系:李泽军是张君的亲外甥,陈世清是张君的同学,赵正洪的姨妹子坐台时结识了张君,王雨是张君的表侄,严若明是张君的表妹夫。
这些人最初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不安于农村的贫困生活,希望通过去城市打工改变自己的命运。
初二即辍学的李泽军曾在南海舰队服役4年。退役后,由于家庭贫穷,其妻在与李泽军的一次争吵后服农药自杀。村里人说,这一事件给李泽军以很大的影响。随后,李前往福建晋江一家制衣厂打工。
而对于陈世清来说,如果不是1997年的那次事故,陈可能依然是一个受乡里尊敬的手艺人。陈80多岁的奶奶称,陈未读完小学即辍学,13岁时跟人学瓦匠,16岁即出师。很快便成为村里手艺最为出色的瓦匠。
陈曾在北京做过多年瓦匠,并于1987年被北京市三建公司评为“先进个人”。陈显然非常在意这项荣誉,直到如今,这张已发黄的奖状依然贴在陈家的门房上。
据村里人讲,陈的性格非常好,跟“3岁的孩子都搞活得拢”,而且很喜欢唱歌。陈在乡里享有盛誉的一个重要事实是,陈曾帮一家人建造房屋,那家后来付不起工钱,陈便说算了。安福乡现任党委书记贺春喜证实了这一点。他说,陈在乡里甚至被人称为“仁义”。
然而,1997年,陈在一次建造房屋的过程中摔伤。瓦匠的职业生涯由此终结。这一点无疑给陈以巨大打击。陈被迫重新寻找他的谋生出路。先做出租摩托车生意,后前往常德开出租车。
赵正洪则是靠做水果生意谋生。其人生同样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1998年,湖南益阳大水溃垸,赵家被洪水冲毁,有一段时间住在堤上,生活颇为困难。
张君集团的另两名成员严若明和王雨也有这样类似的经历。
当他们面临打工的艰辛或者人生的挫折时,张君以一个混出头的“成功者”的面目乘虚而入。
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李泽军们心中都潜藏着一种不安分,一种对“成功”生活的渴望。然而,以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显然难以达到心目中的成功。于是,张君的出现,还是给他们指出了一条尽管危险,但还是有可能成功的道路。犯罪的大门就此开启。
社会黑洞
张君曾在接受采访时称,“我从云南买到第一枝枪的当夜,我搂着枪,一夜都没有睡着。”
那种感觉,很难说是兴奋还是紧张。
此后,张君从中越边境一个越南女人莫金英手中购买了10枝手枪,几千发子弹和一颗美制手雷。
如果说,中越边境能够轻易地买到枪支,尚因为有其特殊性的话,那么,在湖南当地也能买到枪支,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了。
1999年上半年,张君为了实施更大的抢劫计划,委托老家在益阳的赵正洪打听,能否在益阳资江机器厂买到枪支。
据赵正洪在法庭上的供述,他当时对张君有答复是“看能不能找熟人问问”。
不出一周时间,赵正洪即通过中间人认识了原资江机器厂职工医院医生高立军。高说可以。
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张君委托赵正洪,通过高的关系,分十多次,以每枝4500元至5800元的价格,从资江机器厂购得各种型号的霰弹枪23枝;以每发4至5元的价格购得子弹2000余发。
这些枪支购买行动,居然还有该厂所开据的发票。
专家认为,仅这些枪支,装备一个加强排完全没有问题。而更令人恐怖的是,据供述,张君还曾计划购买该厂生产的高射机枪和榴弹炮。因为关系人的活动能力有限,这才作罢。
中国著名的刑法学专家、西南政治大学教授赵长青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危害公共安全的所有犯罪中,枪支、弹药、爆炸物是最严重的三种对象。
这位法学专家指出,他们能够如此从容地、大跨度地、大量地进行武器的买卖、转移、使用,持续时间之长、路径如此安全,令人匪夷所思。他认为,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管理机构的某些环节出了问题。
(《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 张 波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