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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辛亥革命；西南地区；地域政治；护法运动；保路运动；西南协会
摘 要： 辛亥革命前后，西南贯通“三沿”（沿江、沿边、沿海）地带的省际交通格局，使得西南诸省的区域联系更为紧密。在边疆危机的大背景下，这一交通格局体现出更为丰富的政治内涵，并促成了“内联外拓”的地域政治结构：西南外围四省（川、鄂、湘、粤）构成一个西北—东南走向的“西南弧”，环抱滇、黔、桂内部三省，并成为其外卫屏藩和前出通道。在保路运动等近代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上述七省更形成了声气相通的地域政治联动态势。由七省人士发起并成立于1913年的西南协会，正是这一地域政治结构的重要体现。
中图分类号： K257.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5－0129－06
辛亥革命前后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不仅时人的“西南”区域观与今天不同，其时的西南地域政治结构也与今天有较大差异。西南诸省的政治空间秩序则是影响时人“西南”区域观的重要驱动因素。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非常少见，笔者曾于它文有所涉及，但并不深入〔1〕。本文将从宏观角度探讨辛亥革命前后的西南省际交通格局、地缘关系、地域政治结构等内容，初步呈现其时西南地域政治格局的大致面貌。
本文不打算对“西南”的范围先行界定，这是由于辛亥革命前后是“西南”区域重构的过渡阶段，国人对“西南”区域的认识并不明确。因此，笔者将围绕涉及的地域展开讨论，滇、黔、川、桂、湘、粤、鄂等省都与本文探讨的主题有密切关系。所谓“地域政治结构”，是指区域之间由于地理区位、地理特征、交通布局、经济联系、行政区划、战略导向等因素而形成的政治地理结构。反过来，地域政治结构也会对地域政治动向、区域认同、区划实践等产生重要影响。这里涉及到的关键概念是“地域政治”。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界频繁借用“地缘政治”这一概念展开中国史研究，且有渐成研究范式之势①。但笔者认为这种提法欠妥。“地缘政治”概念一般适用于以国家为空间尺度，进而研究洲际大区乃至全球性国际政治的研究范畴②。这反映了“地缘政治”概念自产生以来的传承脉络和学科属性。与西方相比，我国疆域的形成历程和历代王朝行政管理模式自成脉络，具有特殊性，倘若直接套用“地缘政治”概念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疆域内部的政治问题，极容易混淆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从而将分裂时期的割据政权或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解释为国际关系。因此，笔者采用了“地域政治”这一较为中性的学术概念。
一、贯通“三沿”地带的西南省际交通格局 宋元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交通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以往传统的由云南经巴蜀而至中原的南北交通线不再是联系西南的主通道，而上溯长江和长江南侧支流进入西南，则成为通往西南的主要路线。联系滇、黔、桂、粤四省的东西向交通线也得到了发展，“传统的自北向南开发西南的模式，从此改为自东向西开发西南的新模式”〔2〕。
具体言之，宋元以后贯穿西南各省的驿道大有发展，初步形成了以贵阳为中心的滇黔、川黔、湘黔、桂黔4条主要干线：横贯东西的滇黔线，自昆明经贵州盘县、安顺到达贵阳；湘黔线则以贵阳为起点，经龙里、福泉、凯里、黄平、镇远、玉屏，东出湖南，再经新晃、芷江、洪江、邵阳以抵长沙；川黔线由重庆出发，经綦江至贵州桐梓、遵义、息烽以达贵阳；黔桂线由贵阳起，东折贵定、福泉，然后南折都匀，经独山、荔波入广西境，抵达宜山、柳州等地。滇黔、湘黔线是西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联系的东西向主要干道，川黔、桂黔线则构成了贯通长江、珠江流域的南北干道，由此西南地区初步形成了以贵阳为中心，连接滇、川、湘、桂、黔五省的十字型交通格局〔3〕。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3卷第5期
张轲风 辛亥革命前后西南地区地域政治结构探析此外，上溯西江而抵滇、黔的邕州道则是宋元以后进出西南的辅助线。邕州道是南宋王朝为了向大理政权买马而开通的，它以广西横山寨（今广西田东）为中枢，由自杞道（中线）、罗殿国道（北线）、特磨道（南线）三线构成，经贵州兴义等地西抵昆明、大理，东达广州、钦州、安南等地，形成重要的滇、黔出海通道〔4〕，是一条贯通滇、黔、桂、粤四省的东西向交通道路。近代以来，海洋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美国学者葛德石指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种地理事实，就是她与海洋的新的关系。以前中国是面向西和北，太平洋是后门”，而今，“中国变更了她的面向，太平洋是前门了。上海、广州和天津代替了西安和北平。海洋现在是一条藉以引进贸易和知识的通路”〔5〕。由此，“珠江东西，行省分列，而其势归于羊城”〔6〕，原本作为辅助线的滇、黔、桂、粤东西向交通线的地位亦随之显著提升。
从西南地区上述交通格局变化的论述来看，长江、珠江横贯东西，川黔、桂黔线以及五岭通道等传统内陆交通干道纵贯南北，整体上呈现出以重庆、汉口、广州为据点，以贵阳为内陆交通枢纽，贯通“三沿”（沿江、沿边、沿海）地带的省际交通格局。
清末，英踞缅甸，法占安南，中国西南门户洞开。川、黔、湘、鄂属于英国势力范围；桂、粤大致属于法国势力范围，云南则是英法列强共同争夺、势力交错的西南“后门”。英法列强拟以缅、越为跳板，以云南为入口，修建贯通长江、珠江流域各省的铁路，以攫取利权，进而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梁启超揭示说：“英人开通滇缅铁路，不辞劳费，不惮险难以图之，其宗旨盖有二：一由云南经楚雄、宁远以通四川，控中部之上流；一由云南出临安，达广东，通香港，于南部阻法人之开拓。法人南宁、北海之路，将延长而经桂林、永州、长沙以达于汉口接芦汉铁路，坐享其利，握南部之全权；其龙州、云南路，亦所以固其云南、两广势力之范围。”〔7〕最终，英人计划修建的滇缅铁路、法人计划修建的南宁—汉口线并未实现，而法人控制的滇越铁路则于1910年修成通车。
面对英法加紧侵略西南的压力，国人倡议修筑贯通各省的铁路干线，其中以滇桂铁路的建设倡之尤力。1910年初，云贵总督李经羲奏请修建云南出入内地的铁路，认为滇蜀铁路、滇桂铁路本同等重要，权衡利弊，则宜先修滇桂铁路。邮传部尚书徐世昌附议：鉴于法国列强已开辟东京湾，获得了经广西入内地的铁路修筑权，加上滇越铁路已修通，法人“于滇、桂两边，实擅有海路交通之势”，倘若法人挑起兵衅，“我则畛域攸分，首尾不能救祸”。假若先修筑滇桂铁路，则“足以预伐其阴谋”。再者，“昆明、百色、南宁千数百里之间，道出空虚，煤矿、五金、山泽，往往而有”，若能修成滇桂铁路，则“可衔接桂邕之线，上达于三湘……贯串粤境，辐辏于香港，以平分法人运输之利权”〔8〕。 民国初年，云南都督蔡锷在重提修筑滇桂铁路事时云：
然熟审边地情形，滇蜀一线尚可缓图，滇桂一线尤为切要，其路线尤以曲靖经兴义、百色达南宁为宜。若此路修通，厥有数利：一则路线较短，成功较易，需款较省；一则滇粤交通互相策应，可固国防；一则与滇越（铁路）不平行，免资外人口实，且离越较远，利于兵事；一则经滇、黔、桂三省之地，可扩商业，可辟荒土；一则滇川、滇黔两线将来便于延长；一则东、昭矿产，便于转运；且此路一通，则滇越一线之势顿失，既可以阻其伸张之势，并可以徐图赎回之机。〔9〕
清末民初情势特殊，滇桂铁路建设之所以“尤为切要”，是因为该路一旦修建成功，滇越铁路就会丧失优势，并使“滇粤交通互相策应，可固国防”，从而遏制法人深入西南、攫取更多西南利权之企图。由此可见，国人修建滇桂铁路的倡议反映了滇、桂、粤三省加强区域合作的社会呼声，体现的是珠江流域各省份互相策应、协同对法的政治诉求，其政治、国防意义要远远大于经济意义。
滇桂铁路的修建倡议并未付诸实施，由法人控制的滇越铁路、桂越境外交通线则成为西南联系海外与内地时颇为倚重的交通线。滇越铁路自昆明出发，经越南河内、海防，渡东京湾（今北部湾）、琼州海峡抵达香港、广州，又可北抵上海、天津、日本等地；桂越境外交通线则自广西出镇南关至越南同登，同登与河内之间则有铁路联系，由河内可达海防、香港、广州等地。民国初年，全国铁路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地理环境复杂的南方地区，尚未形成系统的铁路网。西南联系内地的内陆通道不仅交通条件恶劣，行程较长，而且在军阀割据、时局动荡的情况下很不安全。与之相较，西南境外交通线则方便快捷得多。时人的切身感受是：“由云南至外蒙，若非假道外国，非几个月路程不为功，即由四川至北京，也要一个多月。”〔10〕因此，西南各省人士出入内地常走境外线。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下，滇越铁路和桂越线发挥了特殊的政治作用。护国运动前夕，内陆交通被拥护帝制的“袁党”封锁，而地处边疆的滇、桂因境外线的存在，反具交通优势。当时，西南境外交通线几乎成为反袁人士出入内地的唯一通道，他们通过这两条境外交通线进入滇、桂两省，策动护国运动〔11〕，再造共和，从而造成了云南首义、广西继起的政治局面，并为护法运动后西南地域政治联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西南弧：“内联外拓”的地域政治结构 辛亥革命前夕，川、鄂、湘、粤四省出现了区域政治合作加强的趋势。四省商民计划修筑贯通成都—重庆—汉口—长沙—广东的川汉粤商办铁路。这一计划既反映了上述四省沟通沿江、沿海地带的自然要求，又体现出四省商民抵御英法侵略、维护国家利权的努力。粤汉铁路原计划走江西而不经湖南，原因有二：一是自粤出赣而至汉口，路程稍显迂远。但更重要的是，法国已取得广西龙州一带的筑路权，倘若法人日后经广西而至湖南境内展筑铁路，“直抵汉口，以拊我之背，则我所造江西至粤之铁路，利权尽为彼所分夺矣”〔8〕。故四省商民决定抢先一步，将粤汉线路改由汉口经湘境而抵广州。
但1911年夏，清政府突然宣布将川汉粤铁路收归国有，川、鄂、湘、粤四省民声为之鼎沸。围绕可贯通四省的川汉粤路建设计划，以四川为主导，四省共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铁路国有化运动〔12〕。川人呼吁：“川人所争者，一省之路，而非一省之路也。盖使川路得，则川汉、粤汉与之并得；川路失，则川汉、粤汉与之俱失”〔13〕，并倡议四省民众联合起来，共同抵制清政府的铁路收归国有政策。湘、鄂、粤三省士绅与川人声气相通，“往返亟商，意见均合，亟为和众丰财，克期并举”〔8〕。鄂人雷铁厓甚至为四省的军事联合进行过具体筹划〔6〕。
从地域政治角度来看，四省联动的保路运动呈现出以下的圈层结构：川、鄂、湘、粤四省交通便利、经济富庶，区域政治合作较强，形成了一个西北—东南走向的“西南弧”，将交通不便、相对落后的滇、黔、桂三省围合在内。
这一地域政治结构不仅在保路运动中有所体现，也明确体现在清末革命人才的地域分布上。由孙中山、黄兴等人创立于1905年的中国同盟会是发动辛亥革命的重要组织，其最初三年的成员中，籍贯为湘、鄂、粤、川四省的会员人数最多，均在100人以上，总比达到60%：其中，粤人167人，占17.4%；湘人157人，占16.4%；川人127人，占13.3%；鄂人124人，占12.9%。皖仅有59人，位居第五。可见，粤、湘、川、鄂四省的革命风气远盛于他省，革命人才也最多，而处于西南弧内的桂（43人，4.5%）、滇（27人，2.8%）、黔（9人，0.9%）三省则较少。由此可见，清末革命人才的地域分布形成了如下特点：由川、鄂、湘、粤外围四省构成的西南弧革命人才最多，革命风气最盛；而西南弧内的滇、黔、桂三省则为外围四省汹涌澎湃的革命风潮所笼罩〔14〕。
倘若将西南内部三省（滇、黔、桂）看作一区，外围四省（川、鄂、湘、粤）视为一区，我们会发现，西南内、外两区在地形、地貌上存在结构性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也十分突出。总的来说，内部三省大体处于地理环境更为复杂的云贵高原，属内陆沿边省份，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外围四省的地貌、水文、气候条件则均适宜农商发展，经济富庶，且具沿江、沿海的区位优势，交通便利。如1925年财政部公布的各省岁入概算表显示：西南内部三省的财政收入仅占七省总量的17.4%，这尽管与其地域范围较小有关，但经济开发不足、交通不便当是主要原因。内部三省的岁入，以广西最高，但也只占9.8%；外围四省以湖北省最低，但也达到11.8%。结合同年度七省政费、军费两项岁出情况来看，内部三省年赤字总计高达800余万元，超出其总岁入近一倍；尽管鄂、湘两省年赤字也达到700余万元，但只占其总岁入的一半多，与内部三省相比要少得多，川、粤二省则尚有较多盈余〔15〕。由此不难看出，内部三省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颇为严重，对外围四省的经济依赖也较大。有清一代，内部三省长期受外围四省的协饷③，其中，滇、黔协饷受之于川、鄂〔16〕，广西则受之于湘、粤〔17〕。辛亥革命后协饷不继，内部三省地方势力开始走上侵夺外围省份利益的军阀道路。大致情形是滇、黔军阀谋取四川利源，桂系军阀则侵夺、控制广东，并向湖南发展〔18〕。 从军事、交通上分析各省的地缘关系，西南外围四省（川鄂湘粤）隐含着秦巴山地—巫山—雪峰山—南岭这条自然地理界线，从外围形成西南的第一道天然屏障；内部三省（滇黔桂）地处边隅，地势更高，大致算是“更上一层楼”的西南高地。外围四省若在地域政治上形成联动之势，不仅构成内部三省的外卫屏藩，也是内部三省联系内地的前出通道。清末革命党人即分析说：“然苟不得广东以为出口，一旦上下游之路为他人所闭塞，朝夕可以毙命。”〔19〕章太炎在分析护法运动的军事态势时亦云：“西南门户，实在湘、粤，湘、粤沦陷，则西南无进取之途。”〔20〕护法运动期间，滇系军阀之所以出兵四川，除图谋四川利源外，还有控制长江上游交通要道，遏制北兵南进之意。唐继尧曾强调：“西南欲达救国目的，非将兵力达到长江不能施展。”〔20〕事实上，这一地域政治结构在抗战期间得到了充分体现。国民政府大致遵循这一地缘结构确立西南抗战大后方战略，并引导社会舆论普遍形成了“大西南”与“小西南”的空间分层认识〔21〕。
概括言之，这一地域政治结构呈现出“内联外拓”的特点。（1）内联性。西南外围四省（川、鄂、湘、粤）构成内部三省（滇、黔、桂）的外卫屏藩，对其革命风气形成辐射和引导，并将其与北洋势力分割开来，这使七省较容易形成联络声气、一致行动的地域政治态势；（2）外拓性。内部三省在交通、富源等方面对外围四省具有较多的依赖性，又以四省为前出通道，只有联络四省，才能在政治军事活动中掌握进退伸缩之主动权。
三、西南协会与大区政治的呈现 二次革命前夕，川、鄂、湘、粤、滇、黔、桂七省均控制在有别于北洋系的革命党、立宪派以及地方势力手中。1913年1月12日，近代以来第一个以“西南”为名的社会团体——西南协会宣告成立。该会以联络七省人士、整合“西南半壁河山”为宗旨，由粤人王宠惠、滇人李根源、鄂人居正、桂人马君武、川人张培爵、黔人张百麟等人发起，公推马君武为临时主席〔22〕。该会发表宣言说：
今者西南协会之结合，地域的结合也。两湖据长江上游，左接黔、蜀，右邻桂、粤；滇、黔、蜀三省与中原之交通，湘、汉且为其咽喉焉。若夫两粤之形势，则一方近邻南海，直接英人之租借地；一方逼于法越，强邻酣睡于卧榻之侧，欧风美雨之逼近更不自今日始也。至于四川夙称天府之国，近接滇、黔、湘、鄂，密迩西藏，沃野千里，本足以有为，而大利所在，野心国早已注意及之矣。云南后接川、桂、黔三省，前临缅甸、越南，外患之逼，较他省尤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贵州据山傍岭，旧称岩疆，然襟滇带楚，近桂邻川，以地势而论，实为西南各省之中心点，更不能以山国小之。夫然则西南各省之关系切近，固彰明较著也。就政治上说，苟一省不治，必将扰及邻封，譬诸人身，指臂腹心，血脉本互相联络，一部有病，则害及全体，不待周身病作，始谓之为险症也。地域生活之关系，岂有以异哉。〔23〕
上述张百麟的《西南协会第二次宣言书》（以下简称《宣言书》），详论西南七省毗邻勾连、犬牙相错、唇齿相依的地缘关系，对各省的地域政治态势均有透彻的分析：两湖据长江中游，为川、滇、黔之咽喉；粤、桂邻近南海，英、法交迫；四川幅员广大，经济富庶而有“大利”；云南则地临缅、越，无异于与英法列强直接接壤，是英法列强垂涎已久的西南门户。《宣言书》对贵州的分析，可谓是对西南交通格局的精辟总结：贵州据山傍岭，襟滇带楚，近桂邻川，“以地势而论，实为西南各省之中心点”。西南协会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以川、鄂、湘、粤、滇、黔、桂七省为范围，以抵御英法侵略相号召，以加强区域政治合作为目的，是贯通“三沿”、“内联外拓”的西南地域政治结构成型的重要标志。它庄严宣告“今者西南协会之结合，地域的结合也”，表明一个与以往西南不同的另类“西南”大区正呼之欲出，其作为大区的整体性、内聚性业已体现无遗。
然而，碍于当时未与北洋系公开决裂的政治形势，西南协会的《宣言书》仅指出抵御英法列强的对外一面，而隐晦了抗衡北洋的对内一端。从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抗衡北洋系才是西南协会的着意处。要理解这一点，就需分析民国初年的大区政治背景。民国初年的大区政治体现为以省为基本单元，进而实现两省或两省以上的小区域联合，最终形成数省联动的大区政治单元，以表达其政治、军事诉求。其核心特征是以省界主义为基础，以“联省”为手段。就西南而言，大区政治不只体现为西南协会的成立，1917年后护法运动促成的西南六省（川湘粤滇黔桂）政治联盟是其最显著的表现。
戴季陶说：“以护法相号召，亦每曰西南云云。”〔18〕1916年底，韩凤楼电告唐继尧云：“弟意现在可拉拢为我辈之一气者，滇、黔、川、桂、粤、湘耳。务当彼此联合，协力同心，培植实力，以为联邦中之普鲁士。”在韩凤楼看来，同样参加护国运动的浙江吕公望、陕西陈树藩则“可利用为友，而不可以心腹相示，盖亦地理、历史之关系然也”〔20〕。1917年7月，孙中山与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南下护法时，曾致电西南六省军政要人，号召说：“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干净土，应请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民国）”〔24〕。1917年8月25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成立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而滇、桂地方力量在护国运动后势力有所壮大，滇系军阀在遥控贵州的基础上，将势力拓展至四川；桂系军阀则占据广东，并谋求向湖南发展。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本来是依托滇、桂等省地方军事力量展开护法运动的，而滇、桂等省地方势力则有意借助孙中山的“护法”旗帜实现其政治、军事目标〔25〕。在这一政治背景下，“西南”一词被频繁地用来指称以六省为主体范围的政治联盟，同时出现了“西南团体”、“西南政府”、“西南主义”等政治意味浓厚的表述。“西南”概念越来越明显地超然于地理方位之外，演变为地域政治话语。
四、余论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既然西南七省（川、滇、黔、桂、粤、湘、鄂）的地缘关系如此密切，为何护法运动后出现的却是西南六省（川、滇、黔、桂、粤、湘）政治联盟呢？
据笔者分析，原因可能在于：1913年设西南协会时，有众多鄂人参与，湖北与西南其他六省之地缘关系不可谓不密切。然以其地处南北要冲、长江中流之区位，北洋系也绝不会放弃这一中间地带。1906年，京汉（北京—汉口）铁路已运行；1912年，津浦（天津—浦口）铁路通车。京汉铁路、津浦铁路以及横穿其间的陇海铁路共同形成了一个A字形铁路交通网，使得北洋系很容易深入到湖北与长江下游地区，并以长江航道相联系，控制鄂、赣、皖、苏、浙等省〔26〕。依当时情势论，西南势力事实上无法控制湖北。这就造成了护法运动后出现的是西南六省（川滇黔桂粤湘）政治联盟而非七省联盟的局面。 注释：
①参见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导言》第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成一农《唐代的地缘政治结构》（收入李孝聪主编的《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第8-5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山东大学满晓晶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汉唐时期安阳地区地缘政治结构演变初探》；姚晓瑞《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空间结构过程及模式研究》，刊于《人文地理》2008年第1期；阎凯东《近代西北地区地缘政治演变略论》，刊于《人文杂志》2011年第2期，等等。
②以下部分辞典、论著对“地缘政治学”或“地缘政治”所下的定义及理解，均体现出“地缘政治”概念是基于国际关系尺度而使用的：（1）认为地缘政治学是“关于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相互关系如何影响的分析研究”。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编译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7卷第6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2）认为地缘政治学是“根据地理要素来筹划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见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第1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3）认为地缘政治是“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第5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4）认为地缘政治是“关于国际政治现象制约于地理的理论”。见《辞海》第52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5）认为“地缘政治学也称地理政治学或地缘战略学，是关于地理环境制约国际政治现象的一种学说。该学说认为国家的政治事件、对外政策、国际政治事件和国际关系是由地理环境的因素决定的”。见王恩涌主编《政治地理学》第2-3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协饷”是清政府用以调度天下财政的制度，即从有盈余的省份的钱粮中指拨一部分解运于不足省份，此谓之酌盈济虚。
参考文献：
〔1〕张轲风.历史时期“西南”区域观及其范围演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37-45.
〔2〕杨庭硕，罗康隆.西南与中原〔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10.
〔3〕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交通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1-13.
〔4〕陆 韧.云南对外交通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146-148.
〔5〕葛德石.中国的地理基础〔M〕.薛贻源，译.上海：开明书店，1946：5.
〔6〕唐文权.雷铁厓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377，340.
〔7〕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卷1)〔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96.
〔8〕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G〕.北京：中华书局，1963：1112-1113，494，495.
〔9〕毛注青，李 鳌，陈新宪.蔡锷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216-217.
〔10〕陈达材.我国的联邦问题〔J〕.东方杂志，1922，(17)：123-127.
〔11〕周元高，孟彭兴，舒颖云.李烈钧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6：696.
〔12〕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M〕.杨慎之，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00.
〔13〕杨天石.四川保路运动传单〔C〕∥章伯锋.近代史资料(总72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78-79.
〔14〕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63-86.
〔15〕诸青来.二十年来之国家财政〔J〕.东方杂志，1931，(19)：19-33.
〔16〕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19)〔M〕.北京：中华书局，1977：12135.
〔17〕卫挺生.调整西南各省区划刍议〔J〕.时事类编，1938，(29)：23-24.
〔18〕唐文权，桑 兵.戴季陶集（1909—1920）〔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985-989，864.
〔19〕欧榘甲.新广东〔C〕∥张 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309.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护法运动〔Z〕.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402，529，8-9.
〔21〕张轲风.大西南与小西南：抗战大后方战略与西南空间分层〔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1）：47-55.
〔22〕莫世祥.马君武集（1900—1919）〔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253.
〔23〕张百麟.西南协会第二次宣言书〔J〕.平论报，1913，(1)：1-2.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1.
〔25〕谢本书，冯祖贻.西南军阀史(第1卷)〔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188-199，244-245.
〔26〕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的诠释〔C〕∥张玉法.中国现代史论集(第5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26-28.
（责任编辑：武丽霞）
摘 要： 辛亥革命前后，西南贯通“三沿”（沿江、沿边、沿海）地带的省际交通格局，使得西南诸省的区域联系更为紧密。在边疆危机的大背景下，这一交通格局体现出更为丰富的政治内涵，并促成了“内联外拓”的地域政治结构：西南外围四省（川、鄂、湘、粤）构成一个西北—东南走向的“西南弧”，环抱滇、黔、桂内部三省，并成为其外卫屏藩和前出通道。在保路运动等近代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上述七省更形成了声气相通的地域政治联动态势。由七省人士发起并成立于1913年的西南协会，正是这一地域政治结构的重要体现。
中图分类号： K257.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5－0129－06
辛亥革命前后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不仅时人的“西南”区域观与今天不同，其时的西南地域政治结构也与今天有较大差异。西南诸省的政治空间秩序则是影响时人“西南”区域观的重要驱动因素。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非常少见，笔者曾于它文有所涉及，但并不深入〔1〕。本文将从宏观角度探讨辛亥革命前后的西南省际交通格局、地缘关系、地域政治结构等内容，初步呈现其时西南地域政治格局的大致面貌。
本文不打算对“西南”的范围先行界定，这是由于辛亥革命前后是“西南”区域重构的过渡阶段，国人对“西南”区域的认识并不明确。因此，笔者将围绕涉及的地域展开讨论，滇、黔、川、桂、湘、粤、鄂等省都与本文探讨的主题有密切关系。所谓“地域政治结构”，是指区域之间由于地理区位、地理特征、交通布局、经济联系、行政区划、战略导向等因素而形成的政治地理结构。反过来，地域政治结构也会对地域政治动向、区域认同、区划实践等产生重要影响。这里涉及到的关键概念是“地域政治”。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界频繁借用“地缘政治”这一概念展开中国史研究，且有渐成研究范式之势①。但笔者认为这种提法欠妥。“地缘政治”概念一般适用于以国家为空间尺度，进而研究洲际大区乃至全球性国际政治的研究范畴②。这反映了“地缘政治”概念自产生以来的传承脉络和学科属性。与西方相比，我国疆域的形成历程和历代王朝行政管理模式自成脉络，具有特殊性，倘若直接套用“地缘政治”概念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疆域内部的政治问题，极容易混淆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从而将分裂时期的割据政权或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解释为国际关系。因此，笔者采用了“地域政治”这一较为中性的学术概念。
一、贯通“三沿”地带的西南省际交通格局 宋元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交通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以往传统的由云南经巴蜀而至中原的南北交通线不再是联系西南的主通道，而上溯长江和长江南侧支流进入西南，则成为通往西南的主要路线。联系滇、黔、桂、粤四省的东西向交通线也得到了发展，“传统的自北向南开发西南的模式，从此改为自东向西开发西南的新模式”〔2〕。
具体言之，宋元以后贯穿西南各省的驿道大有发展，初步形成了以贵阳为中心的滇黔、川黔、湘黔、桂黔4条主要干线：横贯东西的滇黔线，自昆明经贵州盘县、安顺到达贵阳；湘黔线则以贵阳为起点，经龙里、福泉、凯里、黄平、镇远、玉屏，东出湖南，再经新晃、芷江、洪江、邵阳以抵长沙；川黔线由重庆出发，经綦江至贵州桐梓、遵义、息烽以达贵阳；黔桂线由贵阳起，东折贵定、福泉，然后南折都匀，经独山、荔波入广西境，抵达宜山、柳州等地。滇黔、湘黔线是西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联系的东西向主要干道，川黔、桂黔线则构成了贯通长江、珠江流域的南北干道，由此西南地区初步形成了以贵阳为中心，连接滇、川、湘、桂、黔五省的十字型交通格局〔3〕。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3卷第5期
张轲风 辛亥革命前后西南地区地域政治结构探析此外，上溯西江而抵滇、黔的邕州道则是宋元以后进出西南的辅助线。邕州道是南宋王朝为了向大理政权买马而开通的，它以广西横山寨（今广西田东）为中枢，由自杞道（中线）、罗殿国道（北线）、特磨道（南线）三线构成，经贵州兴义等地西抵昆明、大理，东达广州、钦州、安南等地，形成重要的滇、黔出海通道〔4〕，是一条贯通滇、黔、桂、粤四省的东西向交通道路。近代以来，海洋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美国学者葛德石指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种地理事实，就是她与海洋的新的关系。以前中国是面向西和北，太平洋是后门”，而今，“中国变更了她的面向，太平洋是前门了。上海、广州和天津代替了西安和北平。海洋现在是一条藉以引进贸易和知识的通路”〔5〕。由此，“珠江东西，行省分列，而其势归于羊城”〔6〕，原本作为辅助线的滇、黔、桂、粤东西向交通线的地位亦随之显著提升。
从西南地区上述交通格局变化的论述来看，长江、珠江横贯东西，川黔、桂黔线以及五岭通道等传统内陆交通干道纵贯南北，整体上呈现出以重庆、汉口、广州为据点，以贵阳为内陆交通枢纽，贯通“三沿”（沿江、沿边、沿海）地带的省际交通格局。
清末，英踞缅甸，法占安南，中国西南门户洞开。川、黔、湘、鄂属于英国势力范围；桂、粤大致属于法国势力范围，云南则是英法列强共同争夺、势力交错的西南“后门”。英法列强拟以缅、越为跳板，以云南为入口，修建贯通长江、珠江流域各省的铁路，以攫取利权，进而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梁启超揭示说：“英人开通滇缅铁路，不辞劳费，不惮险难以图之，其宗旨盖有二：一由云南经楚雄、宁远以通四川，控中部之上流；一由云南出临安，达广东，通香港，于南部阻法人之开拓。法人南宁、北海之路，将延长而经桂林、永州、长沙以达于汉口接芦汉铁路，坐享其利，握南部之全权；其龙州、云南路，亦所以固其云南、两广势力之范围。”〔7〕最终，英人计划修建的滇缅铁路、法人计划修建的南宁—汉口线并未实现，而法人控制的滇越铁路则于1910年修成通车。
面对英法加紧侵略西南的压力，国人倡议修筑贯通各省的铁路干线，其中以滇桂铁路的建设倡之尤力。1910年初，云贵总督李经羲奏请修建云南出入内地的铁路，认为滇蜀铁路、滇桂铁路本同等重要，权衡利弊，则宜先修滇桂铁路。邮传部尚书徐世昌附议：鉴于法国列强已开辟东京湾，获得了经广西入内地的铁路修筑权，加上滇越铁路已修通，法人“于滇、桂两边，实擅有海路交通之势”，倘若法人挑起兵衅，“我则畛域攸分，首尾不能救祸”。假若先修筑滇桂铁路，则“足以预伐其阴谋”。再者，“昆明、百色、南宁千数百里之间，道出空虚，煤矿、五金、山泽，往往而有”，若能修成滇桂铁路，则“可衔接桂邕之线，上达于三湘……贯串粤境，辐辏于香港，以平分法人运输之利权”〔8〕。 民国初年，云南都督蔡锷在重提修筑滇桂铁路事时云：
然熟审边地情形，滇蜀一线尚可缓图，滇桂一线尤为切要，其路线尤以曲靖经兴义、百色达南宁为宜。若此路修通，厥有数利：一则路线较短，成功较易，需款较省；一则滇粤交通互相策应，可固国防；一则与滇越（铁路）不平行，免资外人口实，且离越较远，利于兵事；一则经滇、黔、桂三省之地，可扩商业，可辟荒土；一则滇川、滇黔两线将来便于延长；一则东、昭矿产，便于转运；且此路一通，则滇越一线之势顿失，既可以阻其伸张之势，并可以徐图赎回之机。〔9〕
清末民初情势特殊，滇桂铁路建设之所以“尤为切要”，是因为该路一旦修建成功，滇越铁路就会丧失优势，并使“滇粤交通互相策应，可固国防”，从而遏制法人深入西南、攫取更多西南利权之企图。由此可见，国人修建滇桂铁路的倡议反映了滇、桂、粤三省加强区域合作的社会呼声，体现的是珠江流域各省份互相策应、协同对法的政治诉求，其政治、国防意义要远远大于经济意义。
滇桂铁路的修建倡议并未付诸实施，由法人控制的滇越铁路、桂越境外交通线则成为西南联系海外与内地时颇为倚重的交通线。滇越铁路自昆明出发，经越南河内、海防，渡东京湾（今北部湾）、琼州海峡抵达香港、广州，又可北抵上海、天津、日本等地；桂越境外交通线则自广西出镇南关至越南同登，同登与河内之间则有铁路联系，由河内可达海防、香港、广州等地。民国初年，全国铁路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地理环境复杂的南方地区，尚未形成系统的铁路网。西南联系内地的内陆通道不仅交通条件恶劣，行程较长，而且在军阀割据、时局动荡的情况下很不安全。与之相较，西南境外交通线则方便快捷得多。时人的切身感受是：“由云南至外蒙，若非假道外国，非几个月路程不为功，即由四川至北京，也要一个多月。”〔10〕因此，西南各省人士出入内地常走境外线。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下，滇越铁路和桂越线发挥了特殊的政治作用。护国运动前夕，内陆交通被拥护帝制的“袁党”封锁，而地处边疆的滇、桂因境外线的存在，反具交通优势。当时，西南境外交通线几乎成为反袁人士出入内地的唯一通道，他们通过这两条境外交通线进入滇、桂两省，策动护国运动〔11〕，再造共和，从而造成了云南首义、广西继起的政治局面，并为护法运动后西南地域政治联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西南弧：“内联外拓”的地域政治结构 辛亥革命前夕，川、鄂、湘、粤四省出现了区域政治合作加强的趋势。四省商民计划修筑贯通成都—重庆—汉口—长沙—广东的川汉粤商办铁路。这一计划既反映了上述四省沟通沿江、沿海地带的自然要求，又体现出四省商民抵御英法侵略、维护国家利权的努力。粤汉铁路原计划走江西而不经湖南，原因有二：一是自粤出赣而至汉口，路程稍显迂远。但更重要的是，法国已取得广西龙州一带的筑路权，倘若法人日后经广西而至湖南境内展筑铁路，“直抵汉口，以拊我之背，则我所造江西至粤之铁路，利权尽为彼所分夺矣”〔8〕。故四省商民决定抢先一步，将粤汉线路改由汉口经湘境而抵广州。
但1911年夏，清政府突然宣布将川汉粤铁路收归国有，川、鄂、湘、粤四省民声为之鼎沸。围绕可贯通四省的川汉粤路建设计划，以四川为主导，四省共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铁路国有化运动〔12〕。川人呼吁：“川人所争者，一省之路，而非一省之路也。盖使川路得，则川汉、粤汉与之并得；川路失，则川汉、粤汉与之俱失”〔13〕，并倡议四省民众联合起来，共同抵制清政府的铁路收归国有政策。湘、鄂、粤三省士绅与川人声气相通，“往返亟商，意见均合，亟为和众丰财，克期并举”〔8〕。鄂人雷铁厓甚至为四省的军事联合进行过具体筹划〔6〕。
从地域政治角度来看，四省联动的保路运动呈现出以下的圈层结构：川、鄂、湘、粤四省交通便利、经济富庶，区域政治合作较强，形成了一个西北—东南走向的“西南弧”，将交通不便、相对落后的滇、黔、桂三省围合在内。
这一地域政治结构不仅在保路运动中有所体现，也明确体现在清末革命人才的地域分布上。由孙中山、黄兴等人创立于1905年的中国同盟会是发动辛亥革命的重要组织，其最初三年的成员中，籍贯为湘、鄂、粤、川四省的会员人数最多，均在100人以上，总比达到60%：其中，粤人167人，占17.4%；湘人157人，占16.4%；川人127人，占13.3%；鄂人124人，占12.9%。皖仅有59人，位居第五。可见，粤、湘、川、鄂四省的革命风气远盛于他省，革命人才也最多，而处于西南弧内的桂（43人，4.5%）、滇（27人，2.8%）、黔（9人，0.9%）三省则较少。由此可见，清末革命人才的地域分布形成了如下特点：由川、鄂、湘、粤外围四省构成的西南弧革命人才最多，革命风气最盛；而西南弧内的滇、黔、桂三省则为外围四省汹涌澎湃的革命风潮所笼罩〔14〕。
倘若将西南内部三省（滇、黔、桂）看作一区，外围四省（川、鄂、湘、粤）视为一区，我们会发现，西南内、外两区在地形、地貌上存在结构性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也十分突出。总的来说，内部三省大体处于地理环境更为复杂的云贵高原，属内陆沿边省份，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外围四省的地貌、水文、气候条件则均适宜农商发展，经济富庶，且具沿江、沿海的区位优势，交通便利。如1925年财政部公布的各省岁入概算表显示：西南内部三省的财政收入仅占七省总量的17.4%，这尽管与其地域范围较小有关，但经济开发不足、交通不便当是主要原因。内部三省的岁入，以广西最高，但也只占9.8%；外围四省以湖北省最低，但也达到11.8%。结合同年度七省政费、军费两项岁出情况来看，内部三省年赤字总计高达800余万元，超出其总岁入近一倍；尽管鄂、湘两省年赤字也达到700余万元，但只占其总岁入的一半多，与内部三省相比要少得多，川、粤二省则尚有较多盈余〔15〕。由此不难看出，内部三省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颇为严重，对外围四省的经济依赖也较大。有清一代，内部三省长期受外围四省的协饷③，其中，滇、黔协饷受之于川、鄂〔16〕，广西则受之于湘、粤〔17〕。辛亥革命后协饷不继，内部三省地方势力开始走上侵夺外围省份利益的军阀道路。大致情形是滇、黔军阀谋取四川利源，桂系军阀则侵夺、控制广东，并向湖南发展〔18〕。 从军事、交通上分析各省的地缘关系，西南外围四省（川鄂湘粤）隐含着秦巴山地—巫山—雪峰山—南岭这条自然地理界线，从外围形成西南的第一道天然屏障；内部三省（滇黔桂）地处边隅，地势更高，大致算是“更上一层楼”的西南高地。外围四省若在地域政治上形成联动之势，不仅构成内部三省的外卫屏藩，也是内部三省联系内地的前出通道。清末革命党人即分析说：“然苟不得广东以为出口，一旦上下游之路为他人所闭塞，朝夕可以毙命。”〔19〕章太炎在分析护法运动的军事态势时亦云：“西南门户，实在湘、粤，湘、粤沦陷，则西南无进取之途。”〔20〕护法运动期间，滇系军阀之所以出兵四川，除图谋四川利源外，还有控制长江上游交通要道，遏制北兵南进之意。唐继尧曾强调：“西南欲达救国目的，非将兵力达到长江不能施展。”〔20〕事实上，这一地域政治结构在抗战期间得到了充分体现。国民政府大致遵循这一地缘结构确立西南抗战大后方战略，并引导社会舆论普遍形成了“大西南”与“小西南”的空间分层认识〔21〕。
概括言之，这一地域政治结构呈现出“内联外拓”的特点。（1）内联性。西南外围四省（川、鄂、湘、粤）构成内部三省（滇、黔、桂）的外卫屏藩，对其革命风气形成辐射和引导，并将其与北洋势力分割开来，这使七省较容易形成联络声气、一致行动的地域政治态势；（2）外拓性。内部三省在交通、富源等方面对外围四省具有较多的依赖性，又以四省为前出通道，只有联络四省，才能在政治军事活动中掌握进退伸缩之主动权。
三、西南协会与大区政治的呈现 二次革命前夕，川、鄂、湘、粤、滇、黔、桂七省均控制在有别于北洋系的革命党、立宪派以及地方势力手中。1913年1月12日，近代以来第一个以“西南”为名的社会团体——西南协会宣告成立。该会以联络七省人士、整合“西南半壁河山”为宗旨，由粤人王宠惠、滇人李根源、鄂人居正、桂人马君武、川人张培爵、黔人张百麟等人发起，公推马君武为临时主席〔22〕。该会发表宣言说：
今者西南协会之结合，地域的结合也。两湖据长江上游，左接黔、蜀，右邻桂、粤；滇、黔、蜀三省与中原之交通，湘、汉且为其咽喉焉。若夫两粤之形势，则一方近邻南海，直接英人之租借地；一方逼于法越，强邻酣睡于卧榻之侧，欧风美雨之逼近更不自今日始也。至于四川夙称天府之国，近接滇、黔、湘、鄂，密迩西藏，沃野千里，本足以有为，而大利所在，野心国早已注意及之矣。云南后接川、桂、黔三省，前临缅甸、越南，外患之逼，较他省尤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贵州据山傍岭，旧称岩疆，然襟滇带楚，近桂邻川，以地势而论，实为西南各省之中心点，更不能以山国小之。夫然则西南各省之关系切近，固彰明较著也。就政治上说，苟一省不治，必将扰及邻封，譬诸人身，指臂腹心，血脉本互相联络，一部有病，则害及全体，不待周身病作，始谓之为险症也。地域生活之关系，岂有以异哉。〔23〕
上述张百麟的《西南协会第二次宣言书》（以下简称《宣言书》），详论西南七省毗邻勾连、犬牙相错、唇齿相依的地缘关系，对各省的地域政治态势均有透彻的分析：两湖据长江中游，为川、滇、黔之咽喉；粤、桂邻近南海，英、法交迫；四川幅员广大，经济富庶而有“大利”；云南则地临缅、越，无异于与英法列强直接接壤，是英法列强垂涎已久的西南门户。《宣言书》对贵州的分析，可谓是对西南交通格局的精辟总结：贵州据山傍岭，襟滇带楚，近桂邻川，“以地势而论，实为西南各省之中心点”。西南协会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以川、鄂、湘、粤、滇、黔、桂七省为范围，以抵御英法侵略相号召，以加强区域政治合作为目的，是贯通“三沿”、“内联外拓”的西南地域政治结构成型的重要标志。它庄严宣告“今者西南协会之结合，地域的结合也”，表明一个与以往西南不同的另类“西南”大区正呼之欲出，其作为大区的整体性、内聚性业已体现无遗。
然而，碍于当时未与北洋系公开决裂的政治形势，西南协会的《宣言书》仅指出抵御英法列强的对外一面，而隐晦了抗衡北洋的对内一端。从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抗衡北洋系才是西南协会的着意处。要理解这一点，就需分析民国初年的大区政治背景。民国初年的大区政治体现为以省为基本单元，进而实现两省或两省以上的小区域联合，最终形成数省联动的大区政治单元，以表达其政治、军事诉求。其核心特征是以省界主义为基础，以“联省”为手段。就西南而言，大区政治不只体现为西南协会的成立，1917年后护法运动促成的西南六省（川湘粤滇黔桂）政治联盟是其最显著的表现。
戴季陶说：“以护法相号召，亦每曰西南云云。”〔18〕1916年底，韩凤楼电告唐继尧云：“弟意现在可拉拢为我辈之一气者，滇、黔、川、桂、粤、湘耳。务当彼此联合，协力同心，培植实力，以为联邦中之普鲁士。”在韩凤楼看来，同样参加护国运动的浙江吕公望、陕西陈树藩则“可利用为友，而不可以心腹相示，盖亦地理、历史之关系然也”〔20〕。1917年7月，孙中山与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南下护法时，曾致电西南六省军政要人，号召说：“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干净土，应请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民国）”〔24〕。1917年8月25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成立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而滇、桂地方力量在护国运动后势力有所壮大，滇系军阀在遥控贵州的基础上，将势力拓展至四川；桂系军阀则占据广东，并谋求向湖南发展。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本来是依托滇、桂等省地方军事力量展开护法运动的，而滇、桂等省地方势力则有意借助孙中山的“护法”旗帜实现其政治、军事目标〔25〕。在这一政治背景下，“西南”一词被频繁地用来指称以六省为主体范围的政治联盟，同时出现了“西南团体”、“西南政府”、“西南主义”等政治意味浓厚的表述。“西南”概念越来越明显地超然于地理方位之外，演变为地域政治话语。
四、余论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既然西南七省（川、滇、黔、桂、粤、湘、鄂）的地缘关系如此密切，为何护法运动后出现的却是西南六省（川、滇、黔、桂、粤、湘）政治联盟呢？
据笔者分析，原因可能在于：1913年设西南协会时，有众多鄂人参与，湖北与西南其他六省之地缘关系不可谓不密切。然以其地处南北要冲、长江中流之区位，北洋系也绝不会放弃这一中间地带。1906年，京汉（北京—汉口）铁路已运行；1912年，津浦（天津—浦口）铁路通车。京汉铁路、津浦铁路以及横穿其间的陇海铁路共同形成了一个A字形铁路交通网，使得北洋系很容易深入到湖北与长江下游地区，并以长江航道相联系，控制鄂、赣、皖、苏、浙等省〔26〕。依当时情势论，西南势力事实上无法控制湖北。这就造成了护法运动后出现的是西南六省（川滇黔桂粤湘）政治联盟而非七省联盟的局面。 注释：
①参见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导言》第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成一农《唐代的地缘政治结构》（收入李孝聪主编的《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第8-5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山东大学满晓晶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汉唐时期安阳地区地缘政治结构演变初探》；姚晓瑞《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空间结构过程及模式研究》，刊于《人文地理》2008年第1期；阎凯东《近代西北地区地缘政治演变略论》，刊于《人文杂志》2011年第2期，等等。
②以下部分辞典、论著对“地缘政治学”或“地缘政治”所下的定义及理解，均体现出“地缘政治”概念是基于国际关系尺度而使用的：（1）认为地缘政治学是“关于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相互关系如何影响的分析研究”。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编译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7卷第6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2）认为地缘政治学是“根据地理要素来筹划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见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第1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3）认为地缘政治是“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第5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4）认为地缘政治是“关于国际政治现象制约于地理的理论”。见《辞海》第52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5）认为“地缘政治学也称地理政治学或地缘战略学，是关于地理环境制约国际政治现象的一种学说。该学说认为国家的政治事件、对外政策、国际政治事件和国际关系是由地理环境的因素决定的”。见王恩涌主编《政治地理学》第2-3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协饷”是清政府用以调度天下财政的制度，即从有盈余的省份的钱粮中指拨一部分解运于不足省份，此谓之酌盈济虚。
参考文献：
〔1〕张轲风.历史时期“西南”区域观及其范围演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37-45.
〔2〕杨庭硕，罗康隆.西南与中原〔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10.
〔3〕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交通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1-13.
〔4〕陆 韧.云南对外交通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146-148.
〔5〕葛德石.中国的地理基础〔M〕.薛贻源，译.上海：开明书店，1946：5.
〔6〕唐文权.雷铁厓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377，340.
〔7〕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卷1)〔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96.
〔8〕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G〕.北京：中华书局，1963：1112-1113，494，495.
〔9〕毛注青，李 鳌，陈新宪.蔡锷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216-217.
〔10〕陈达材.我国的联邦问题〔J〕.东方杂志，1922，(17)：123-127.
〔11〕周元高，孟彭兴，舒颖云.李烈钧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6：696.
〔12〕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M〕.杨慎之，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00.
〔13〕杨天石.四川保路运动传单〔C〕∥章伯锋.近代史资料(总72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78-79.
〔14〕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63-86.
〔15〕诸青来.二十年来之国家财政〔J〕.东方杂志，1931，(19)：19-33.
〔16〕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19)〔M〕.北京：中华书局，1977：12135.
〔17〕卫挺生.调整西南各省区划刍议〔J〕.时事类编，1938，(29)：23-24.
〔18〕唐文权，桑 兵.戴季陶集（1909—1920）〔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985-989，864.
〔19〕欧榘甲.新广东〔C〕∥张 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309.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护法运动〔Z〕.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402，529，8-9.
〔21〕张轲风.大西南与小西南：抗战大后方战略与西南空间分层〔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1）：47-55.
〔22〕莫世祥.马君武集（1900—1919）〔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253.
〔23〕张百麟.西南协会第二次宣言书〔J〕.平论报，1913，(1)：1-2.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1.
〔25〕谢本书，冯祖贻.西南军阀史(第1卷)〔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188-199，244-245.
〔26〕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的诠释〔C〕∥张玉法.中国现代史论集(第5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26-28.
（责任编辑：武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