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很难说清楚到底哪条路更不易：是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努力奋斗终于在城市买下一居半窀，还是城里人克服重重困难终十回归农村，坐拥庭院和田园。至少我们采访的这儿位，他们成功逃离城市，回到亲爱的农村，义或是获得了某种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穿梭的“特权”，洒脱背后依稀可见其阻力和艰辛。“你得有钱有闲才能玩得转。”其中一位说。方悄悄也在专栏里指出，你得有弃业的资本。当然，这并非绝对，关键还是看你心里的那个村庄到底意味着什么。
大自然的启示
沐西是我2013年刚来长沙时最早认识的人，那时他还是公务员，脑子里装着一些很不公务员的想法，在我看来，还有一点深刻。我记得他曾经试图跟我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你说，欲望和梦想有什么区别？”弄得我很讶异，因为那时我们认识还不超过三天。
他那时喜欢读点小说，用竹子搞点雕刻什么的。不过他的兴趣多变，后来又开始研究古玩，有一段时间还利用周末到简牍博物馆门口的古玩跳蚤市场摆摆地摊。再后来对古玩的兴趣似乎淡了，又听说他开始捣鼓起木工。同时学着炒点基金。
2016年，他不顾母亲的反对，辞去了公差，也没有再找工作，而是在岳麓區雨敞坪镇的新卯村租下一栋农民房。听说房子是在一座山腰上，与村里其他房子有点隔绝，我对那个地方产生了浪漫主义的幻想，以为他从此要隐居山林。有一次，他喊我去了，从市区开了四十分钟的车才到那个村子，将车停在山脚下，又走了十分钟山路，终于看到了那个房子。那是一所非常破旧的房子，是从一位年迈的老人手里租下来的，租金是2000多一年。我才知道这个房子根本就不能住人。
而沐西租下它的本意，也不是用来住的。房子共有三间，不过他觉得另外两间已经没得救了，他打算将最右侧的一间改造一番，变成一个工具房，他以后可以来这里做木工。他还打算在外面再建一排木房子，有厨房、餐厅、厕所和休息室。听上去，是一个宏大的计划。
房子里里外外都破旧不堪，散发着一股酸腐味。用藤条编制的天花板已经被老鼠咬得满目疮痍，他改造的办法就是把这一切都掩盖起来。他买来几捆廉价的、约二指宽的木条，将它们一根根排列整齐，钉在唯一可用的那间房子的墙壁和天花板上，这样就眼不见为净了。他原计划是，用同样的办法把整栋房子的外墙也包起来，所以当室内的改造（或者说粉饰）工程才完成一半时，他又随心所欲地先去包外墙了。这样捣鼓了几个月，他似乎突然想起自己来这里是为了做木工的，于是丢下室内室外的这摊子烂尾工程，开始干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所以一年之后。那房子离我当初的美好预期越来越远，变成了一个残次的梦。说好要盖的木头房子，也越来越渺茫了。我有点不能接受，一次逃离城市的浪漫壮举，怎是这么一个毫无美感的半吊子工程可以匹配的？这太不“情怀”了。但是后来，随着我去那里的次数增多，我渐渐觉得沐西让事情变成了这个样子，恰恰是最妙的地方——那就是不要让内心被某个原计划所羁绊。城市生活不允许半途而废，至少你会为此承担压力，但是在这个可以让烂尾工程如此自然地存在下去的地方，我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帮沐西锄了一整天地，因为他兴致勃勃地想要在屋旁种上蔬菜和西瓜。但如今，那些地里都长满了野花和荒草。这样的景象。我反倒觉得顺理成章了，是啊，为什么一定要种菜呢？是该颠覆一下这种死板的田园生活幻想了。
沐西有时候会带上老婆和孩子来这里搞点烧烤，做柴火饭吃。他们都挺喜欢这里。有时也有朋友造访，坐在门口的石礅子上，抽口烟，喝口茶，听啄木鸟在树干上啄出笃笃的声音。这山上全是树。
不过更多的时候是沐西独自过来。上午九点多钟从家里开四十分钟车，再走十分钟山路来到这里，打开门后第一件事就是泡茶喝。他花一千块钱买了根水管。从山顶上的一处泉眼将水引到门口，拧开水龙头，不多一会儿，就能喝到用山泉水泡的熟普了。喝完茶，进到房里，开动机器，开始做木工。饿了就用电饭煲把饭煮上。菜是家里带过来的。吃完饭接着干活，锯木头、刨光、钻孔、上榫、刷清漆，所有那些器材都是从网上买的。一般干到下午四点钟左右，开车回城。因为这房子独处山腰，所以一整天都不会有人来打扰他。
但也不是天天来。毕竟家人需要陪伴。而且辞职后，沐西现在指望着炒基金给他带来收入，很多时候他需要守在电脑前。做木工纯粹是兴趣而已。他说，等儿子高中毕业之后。应该就可以搬出城市，到农村去生活了。
他做了一个小木桌送给我，虽然桌腿有点摇晃，但我还是挺喜欢它拙朴的样子。在做那个桌子的时候，我照例在一旁和他天南海北地一顿闲侃。因为刚看过一本讲书法的著述，我便和他探讨起古代书法来。聊了一会儿，他便说：“我越来越讨厌这些东西了，书法、艺术，后人没完没了地研究它，给它安上各种各样的说法。我觉得一件艺术品如果有意义的话。也只在创造它的那个过程有意义。有时候，我发现人类的行为，挺无聊的，纠结于对发生过的事情的追究、探讨。你看大自然，千百年来，只管发生，逝者如斯，它不会停顿一下，不会回过头去看发生过的一切，也不会对将要发生的事情表现出犹疑。但人类永远学不会这一点，甚至不去想一下：为什么大自然要做出这样的示范？”
住到真正的农村去
8月9日上午，长沙开始下起了雨，段江华在后湖一栋厂房改建的工作室里，念他种在北京郊区小院里的蔬果。“葡萄熟了啊。还有西瓜、石榴、无花果……都在等我回去摘。”他盘算着下个月要去趟北京，又恐怕短暂的逗留根本不够时间侍弄他的花草。
2016年，他在北京”种了一年地”，房东开玩笑，段老师你不去教书，跑到我们这里来种什么地嘛？段老师是湖南师大美术学院的教授，湖南油画学会主席，全国知名的油画家。房东只觉得他应该有更多的正事要做，不知道他其实事务缠身，如果不远离人群，几乎很难一心一意工作。
他2006年去北京，从酒厂搬到东营，又从东营去宋庄，再从宋庄搬往西集，越来越偏僻，周围的熟人越来越少。西集也属通州，距离宋庄开车还要半小时。搬过去以后，家里终于静下来了，但他和夫人吴涛也开始忙碌起来。 西集的那处房子建在渣土上，原址是个药厂，要把它变成花园得花多大力气呢？首先要把渣土拖出去，再把泥土拖回来，再铺上一卡车的牛羊粪堆肥。段老师夫妇凭二人之力，先給这个院子打了个底，然后，撒种子，每日照料，看着院子日常生长。
段老师讲述的他们夫妇的日常是这样的——
“我们在北京，每天早上起来洗漱完，就拖个车子出去，去周围捡牛粪马粪羊粪。一早上拖三四车，有时候再拖几车土，干到八九点，太阳高了就歇着，到下午五六点又拖车出门。我们种菜，只浇水和粪，萝卜、山楂、白菜、辣椒，吃都吃不完。我们种花，让爬藤的玫瑰挂到屋顶上去。我们劈柴，喂马（哈哈），取暖。
“冬天离开北京回长沙，今年春天再回去时，院子里的杂草长到一人高。每天就是拔啊。早上五点起来拔草，一共拔了七车杂草。其实也挺消耗精力的啊，但是在那里每天就是想着怎么拔草、种地，我去年画了两个月不到，就是不想画画，就想种地（哈哈）。”
在一堆油画作品中间谈论杂草和蔬菜，他不觉得有一丝违和。
纪伯伦在《先知》里说，“你的日常生活，就是你的殿字，你的宗教”，又说，“请带着你的一切进入它，带着犁耙和炼炉，音槌和琴瑟。”
生活和艺术，都是他需要且热爱着的常用品，他一边把一树的辣椒培育得个个可爱，一边在他的油画里继续英雄气概、悲壮豪迈。这似乎是某种互补，如同少年时在麻阳、芷江无限接近土地。住的木板房，房顶隔几年就要捡一次瓦，那时喜欢看高楼。成年后到城市里住久了，感觉极度的无所适从，从此只住一楼的房子。“要贴着地，还要有水，有山就更好了。”这么理想的地方北京没找到，在浏阳遇到了。
高坪镇双江村，以油菜花著名的地方，他去写生时看到了一处70年代末的红砖房，是荒废了的供销社，有一栋两层楼，还有一圈平房，占地2亩多，建筑占地900平米，相当于后湖这个工作室的5倍。哇，从此每天就琢磨着怎么改造：七八十年代的痕迹要留着，浏阳当地的痕迹要留着，但要加固结构，要做分区，让它具备工作室的功能，要能住几位客人，要让生活的气息从里面长出来。房子东头有村里最大的一棵香樟。这意味着有了最大的一块绿荫。房前有农田，不远就是浏阳河，要不把那块地也租下来，种上菜，或者请人种上水稻，种菜、种稻子都不能打农药，吃不完的就拖回长沙来送朋友。
我问段老师，是不是艺术家都喜欢下乡躲清静呢？他摇头，“我从宋庄搬出来，想邀请几个人一起走，他们不愿意，太远了，去一个远离艺术圈子的地方，周围没有任何商业区，他们受不了。可能是我老了（其实才50岁出头），我不需要那么热闹了，所以我跑乡里去了，去浏阳也是，他们说你去坪塘也可以啊，那我不去。”
为什么？
“我在北京西集侍弄院子，看到我在刨地，邻居走过来说，段老师啊，你那黄瓜得一天一浇。潮白河涨水，我和夫人去买鱼，人家捉了就送给我，不要钱。住到真正的农村去。和心无城府的农民打交道，我真的可以做到毫无防备，心平气和。”
“我估计以后我的闲暇时间，都会放到浏阳的大房子里去吧。”他说。
读完大学回家种菜，乡亲们都觉得他“有点宝”
8月9日上午9时，从地里干完活回来，长沙县干杉镇长安村的唐昌炒了一大碗秋葵，倒了一杯酒，装了一碗饭，然后就坐下来向我抱怨，说他现在因为胡子拉碴，又被晒得黑黑的，在路上拦顺风车拦不到了。
他之所以抱怨，是因为这一天他要进城给长沙画院一个画家送些菜。他没有车。他喜欢搭顺风车进城——是真正的顺风车，而不是某个app里的顺风车。
他原本是想这个夏天把车学会，然后考个驾照的，但是，6月底到7月1日的暴雨把他的全部的西瓜地和大部分菜地给淹了，他没了学车的心思。
没驾照，没车，拦顺风车又基本不会停，他进城就变得有些麻烦了，要转好几趟车，才能到他要送菜的人家那里。如果有进城的顺风车的话。他随便在城里哪个地方下来，都会比他等城乡公交要节省些时间。
“我喜欢搭不要钱的顺风车。”唐昌说。但是，胡子拉碴的这个夏天，他搭不到了。
这是他回到乡下的第三个年头，他的肤色已经比他父亲及周边别的下地干活的人还要黑，但他的任性依旧。
他曾任性地做过很多事情，包括他读书，他的大学，他曾经不想读完，都跑到怀化了，被他父亲追了回来。毕业后。家里人想方设法让在湖南环保学院学园林的他进了长沙县园林局，他没工作到两年，就辞了职。按他的意愿又在城里做了两年别的。在他回乡前工作的那个公司，把他招进去本来是想做个农业与旅游相结合的项目的，但“几个牵头的人谈不来”，经常让他联系这个、联系那个。他觉得没意思。虽然全家人反对，他还是干脆辞职回了乡下。在乡下，他的任性更是毫无遮掩，他的菜，因为是没打农药、过了苗期后也没施化肥种出来的，卖的时候，样子不如别人好看，但比别人卖得贵些，有人就当面跟他说贵了，他听了，会跟对方说：“你要嫌贵了，你就拿走，不要钱。”
他现在种的，山地和水田加起来是50亩左右，其中，水稻20余亩，7亩马鞭草，3亩菜，原本种西瓜、后来水淹后又重新种上水稻的也是7亩，还有十余亩池塘。种马鞭草是“因为它的人性”——在他回乡的前一年，他看到家附近的物流园有一株马鞭草，觉得马鞭草的花好看，便想“让它变得很多”。2014年底他回家，正好物流园搞建设，要把那株马鞭草铲掉，他就把它挖了种在自己家的地里。2015年秋，地里撒了油菜籽。2016年春油菜砍掉后，发现有三十几株马鞭草小苗。这三十几株他全移栽了，活了二十几株。到今年春天，那二十几株已经发了“很多很多”，他分两批，把那些马鞭草幼苗给移栽了。他准备明年把马鞭草的种植再扩大一下，这样，就不用像种别的作物一样辛苦他父亲了——他父亲看到他做不好或者做不对，就会动手去帮他。
他的马鞭草，不管是可以做药材的种子，还是做观赏植物的花苗，都还没有人表示要买，但他不担心卖不掉，“好像我不管种什么。都有人要。”他说。他现在正准备用自己种的谷子酿酒，才发布了消息，就有人要给他钱预订200斤酒，“我不喜欢他这样，他还没喝呢！他要喝了觉得好再多买才好。” 马鞭草的花期很长，从4月到11月，半年还多，唐昌任性地给它另取了个名字叫“瞬魅紫”，“你会瞬间被它魅惑的紫色迷得不可自拔”。
因为家附近都是些小山包，還有田地要照顾，他养了些黑山羊，但不多，就只二十几头。2016年他开始养羊的时候，在微信朋友圈和自己做的公众号“创奇艺艺术农场”上发布消息说“春天你给我1500，冬天我给你一头羊”，有11个人向他预订了，到年底让他很尴尬的是，那些羊，最大的也只有三十几斤，他想把预订的钱退回去，人家没收，说让他来年兑现。
去年最大的那头羊，最后还是被人要去了。他前一向给那个人送菜，那人无意中说起那头羊还有羊肉没吃完。这让他瞬间有些不大好受，“我不喜欢这样，感觉像是过年了照顾我一样。”
他不大喜欢被照顾的感觉。有一次，他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集市上卖长豆角。一个陌生的电话打来，说他的豆角全要了。后来这个人跟他说你种了什么，卖不掉的都可以卖给他。后来他打听到之前不愿告知真实身份的这个人是附近某中学管食堂的老师。这个老师是听了他的一些故事后被“感动到了”，便主动找他买菜。他卖了几次菜给他后就没卖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菜，量不多，且大小不一，很多菜还有虫子咬过的痕迹，他觉得这种没有标准规格、样子不好看的菜会给那个老师增加麻烦。
三年来，他感受到了对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唐昌的乡邻，大多认为唐昌从城里回来是“有点宝”，也不相信唐昌能种出什么东西，三年过后，他的乡邻还是认为他“有点宝”：而他以前在城里工作时认识的朋友和同事，在他回乡下种地后，他觉得相较于以前，更看得起他了。
回去种菜卖菜的想法来得突然而强烈，一上午就把工作辞了
吴宇的韭菜地里牛筋草、稗子等杂草比韭菜还多，且大多数杂草比韭菜要高。不仔细看，那丘种韭菜的田里全是杂草。
杂草是吴宇故意留的。她认为她的韭菜能够挺过6月下旬的水患，主要是靠那些把它们包围起来的杂草——“如果没有杂草的遮挡、降低雨水的冲刷力，发大水的时候，韭菜很容易就被冲倒。”
吴字现在已经掌握了很多生态友好型农业的知识。8月11日下午，我看到，三个用来堆肥的池子已经挖好，一口既可以用来养鱼又可以用来灌溉的池塘也已经挖好，今年还有些时间，她还在一点点完善她的家庭农场。
这是她回家做家庭农场的第五年。家里人由头两年的反对，终于在今年变成了对她的支持。之前大家都反对她的时候，她想过如果她的农场实在经营不下去了，就回城里找份工作：今年初，她弟弟也辞去了工作，回家来做她的帮手之后，她觉得应该要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她的农场的经营了，她不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农场也真正变成了家庭农场，她开始根据家庭成员的所长安排各自的工作。她的父母是种菜的主力：她弟弟开始学着种菜，她还安排弟弟去外地参加生态友好型农业的现场讲座，每周二和周五的两次送菜，也是交给弟弟：她弟媳则被她安排做“客服”，在线上对接她的60余个会员，她还教弟媳学会了拍照，以后拍照发图的工作也是她弟媳。她自己则充当万金油，“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
她弟弟原来是厨师。在星沙某饭店里掌勺。家里最先支持她的。是她弟弟。她弟弟有时会帮她送菜给会员。虽然自己起步比弟弟早，以前从未干过农活的她认为自己和弟弟一样，还都是学生，“学种菜跟学别的不一样，种菜是有季节的。这一年的这一季没学好，就要等一年。你下一年没学好，还要再等一年。”
种菜这件事，她认为是一代不如一代。她以堆肥为例，说她外婆堆过且知道怎样堆有机肥：而她父母知道大概怎样堆。但没怎么堆过：而她本人，如果不是突然回乡种地。如果不是专门去外地学过，她根本不知道怎样堆肥，“断层了”。为弥合断层，也为了传播外面的先进的方法。吴宇还不定期组织家庭成员进行内部培训。
“我怎么想也没想到你会回来种菜。”她回来种菜的第一年，父亲还在外地打工，他听说了女儿回家种菜后，这么对女儿说。而她母亲，则因为她回家种菜而和她冷战了几个月。“在知道我辞职之前，我妈就超级反对我种菜，只要我拿起锄头下地，她就板着脸。”她说。
2013年3月，她辞职回家，当时油菜花正盛，她还不知道该怎样开启乡下生活，看到屋门口附近有块空地，抡了锄头去挖地，邻居看到了，问她干嘛，她说挖地种菜。邻居就笑了，说她太搞笑，以为她只是挖着玩一下。那时还很不懂农时的她，挖地准备种的是油菜。虽然她母亲跟她说那个时候种不出油菜了，她还是很倔强地把油菜籽撒了下去。后来，果然，没有把油菜种出来。
吴宇回乡之前的工作是单位的采购。2013年3月辞职时，她没有告知父母。父亲在外地，为了不让母亲怀疑，她还隔三差五回到城里，或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或拜访一些做有机农场的人，有时还去外地的有机农场拜访和学习。她母亲好奇平常只是周末回来的她在家的时间多了起来，问她，她说她是做采购的。有时候在家也可以把工作给做了。问她为什么要种菜、卖菜，她说是为了赚些外块。一直到2014年10月。她的会员达到20余户，她送菜的频次和数量多了起来。她母亲才把她叫到跟前问是不是已经辞职了。
“他们花了那么多钱，目的就是让我能够离开农村，不要重复他们的路，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农民在社会各阶层里面，是最被人看不起的，就像上次，我组织了会员的一个活动，有个妈妈就对她小孩说‘你不好好读书，以后就把你拉到乡里来干活’：第三个原因是又穷又累又没有钱花。”吴宇总结了她父母亲最初反对她回家做农场的理由。
吴字说2013年她回家的时候并没有想太多，在她辞职的那天上午之前，她并没有想过要辞职。也没想过要回家务农。那天上午，住在凯通国际的她步行去在万象新天的公司上班。平时都是走大路上班的她。那天她走的是小路，小路要经过朝阳菜市场，这也是她第一次进菜市场，她觉得菜市场很脏，走在里面很不舒服，突然就觉得“人就算赚太多的钱，到老了，躺在病床上没什么太多意思”，然后想着家里有地，平常她妈妈也种些菜，就想回去种菜、卖菜算了。这个想法来得突然而强烈，那天上午，她到公司后就辞职了。 学市场营销的她，给她的菜采取的模式是会员制。2400块钱送25次，每次都是多种菜品的搭配，总重是8斤左右，一般是周二和周五送菜，送菜前一天，她会在会員群里告诉大家第二天会有哪些菜，让大家选择。有会员会咨询她某个菜该怎么做，从没做过饭的她求教于她母亲后再告诉会员，后来，为了能第一时间回复会员，她学会了做菜。从最初的骑电摩到城里送菜，到后来的租黑车，再到现在让她弟弟开车送菜，她的家庭农场之路好像是越走越好了。
现在，也没人觉得她搞笑了，她能挨家挨户去周边养了猪和牛的人家预订猪牛粪，能够自己去猪圈和牛圈里掏粪，她掏粪的动作，已经很娴熟。
李锋：从1.0迈向2.0，我的农庄进化史
我这么多年在外面“瞎混”，跟养家糊口没半毛钱关系，纯属任性，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老婆说了，给你三年时间，你爱干嘛干嘛，后来发现不行，就改成“给你十年”。我常说上天蛮眷顾我，安排这样一个女人给我，管着家的一切。任由我在外面任性。但是，十年过去我啥事也没做成——我折腾过很多东西，但凡物质好过一点，又被我折腾光。
最后，那一年我在湘西农村过年，把几个城里孩子——我的跟拍对象的孙子。接到乡下跟爷爷奶奶一起过年。用镜头记录城乡两三代人的春节，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事情，每一个细节都很有意思，比如这些孙子刚回来的时候，爷爷奶奶喜欢得不得了，干干净净，城里孩子嘛。但两天之后就变得跟大家一个鸟样了，该玩泥巴玩泥巴，该流鼻涕流鼻涕，然后又很调皮，爷爷奶奶忍不住也打，也哭……所有这些我都拍下来。然后到了大年初三初四。孩子们陆续回城，村子又回到原来的寂静，多远的鸡犬都能听到，然后又下了一场雨，我突然有一点失落：我陪别人的孩子过年，给他们买玩具，可是我的孩子呢，从出生到成长，我全他妈错过。
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回归家庭。可是我这种人要融入城市非常难，要我在我们所谓的三室两厅里带孩子，那不可能，所以一定要找对一个气场，那就到星沙去租农田，租农房，改造，把我的孩子带那里去玩，接地气。在星沙我坚持了三年，每个周末、暑假都住在那个乡下，我们一起去砍小竹子、筑篱笆，看着我们喂的鸡从毛绒绒的小鸡崽。长到可以下鸡蛋。我发现孩子们身上的那些我老婆天天唠叨的毛病，到了这里。我说一次就改了。
最感动的一件事，就是鸡蛋的故事。我那些朋友周末会带着小孩一起来，有好多朋友的小孩都是我这里的“长工”，哪个礼拜不让来是要跟家里闹的，因为这个猪他起了名字。那个孔雀他起了名字，他要来。然后有一次，我女儿就带着她这些小伙伴，在院子里捡鸡蛋砸着玩，搞得一片狼藉，那些狗也来舔，鸡也来啄。玩得非常开心，砸了几十个。一开始，我什么也没说，由他们去玩。后来我就上去对我女儿说，宝宝，你看你一年多了，看着这些鸡从鸡崽一点点长到现在，做母鸡下蛋，一个鸡蛋它首先是一个生命，然后也是食物。你从小喜欢吃蒸鸡蛋、煮鸡蛋、炒鸡蛋。然后你再想一想，把鸡喂这么大下一个鸡蛋，爸爸可能才卖到一块钱，你身上任何一件漂亮的衣服裙子都是几百块钱，你算一下，爸爸要卖多少鸡蛋才能买得起一件衣服。然后，她哗地就哭了。我也哭了。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这样子过。
农庄一步一步走过来，一切都是遵循自然规律。施的是自己鸡棚里的鸡粪，不打药，长得歪瓜裂枣，但它是原来的那个味道。因为都是我从老家村里找到老农要的种子，古种古法。所以它也没有卖相，也没有量，就够朋友们分一分。至于养殖，我养完两批鸡之后，就明白这东西是怎么养怎么赔，因为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还有一定的周期，还要在刚刚好的时候出手，不好弄，所以我决定放弃养殖，着重搞种植。但是有所粗放型的种植，或者说我们这种“假农民”，都要面临靠天吃饭，旱了你每天累得跟狗一样地浇水，冻了，几十亩都冻死，那你就回到了解放前。除了种植养殖，其他的比如说亲子教育、自然体验，那都是自己玩得嗨，它不产生经济利益。
然后环境也是个问题，星沙这样的地方，相对开化，它严格地讲就不是农村，你找不到务农人员。我地里的八个工人伙伴，都是我从老家请过来的。到了农忙的时候八个人不够，在当地请那都是天价，三五百一天。而且他们的务劳水平比我请来的人差远了。然后，你租他的水田1200一亩，山地400一亩，这个成本已经很高了，再加人工，每块地得摊多大？你要是只种一点稻谷，你不是自杀吗？你要种经济产物，没个几年你种不出来。再有一个，人心不古，每个地方都有那么几个偷鸡摸狗的人，我多的时候养二十多条狗，一条一条给你打了吃了，我喂的那点鸡，他今天抓几只，明天抓几只，比吃自己家的还方便，包括我的鱼塘，他今天想弄点鱼就弄点鱼，明天想搞点虾就搞点虾。你又不能怎么样，把他送到派出所关几天，出来之后又怎么样呢？所以这个地方，地是肥沃，但人心不好。
一共做了三年，你发现你陷入了一个不好的循环里面。投入周期长，产出慢，而且要讲究的细节太多——你想想，百多亩地，每天都要骑摩托车下地，要管的事情多不多？所以元气大伤，准备停了。但是不管它在经济上多受伤，我还是赚了，这要算另一笔账：我回归家庭的时间多了。我跟我小孩相处得很好：通过农庄这么一个气场，离城市不远、能看到星星的地方，那帮认识那么多年的城里朋友来到乡下，喝着我的井水，聊着天，那就是说人话了：然后也因为朋友带朋友，多认识了一些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氛围才会认识的新朋友。
在星沙这个农庄快垮的时候，我冷静下来认清了我的一些问题，但是也坚定了我的方向没错，认准了这就是我喜欢的方式，所以我又找到了离城市更远的浏阳的张坊镇一个山冲。如果说星沙是交学费的1.0版本，那么我现在就做一个2.0版本。在浏阳的大山里，它的田地，山地租金都远少于星沙，大片是没有人烟的。人心也纯朴。少了一些与人交集的负面，那我就圈一千亩，一百亩太少了，在星沙我是骑摩托车下田，在那边我是开车下田。更主要的调整，不再是完全从家里带人过来，而是采用跟当地农民合作的方式，我不光租你的地，还租你的人。你按照我想要的品质去种植，你种得再歪瓜裂枣。我管，你别担心，只要别打农药。别搞些不是我儿时味道的东西。 在那边我还拿下很多栋民宿，准备把它改造得适合城里人居住，外观一概不动，都是民国时期的老夯土坯房，但里面绝对是城里的三五星级酒店。当然这个需要很大的资金，那我现在就做实验，先搞一栋，美得不要不要的，然后这样一种模式和情怀，自然会吸引很多人想要来跟你一块干，就不再是单打独斗，资金也来了，也更加集思广益了，会变成一个有意思的团队。
这个团队，它有别于全国到处都有的那种资本下乡、田园综合体，那些，很多时候只是加速了乡村的变异和破坏，因为资本它要的是效率，它要快，所以肯定会改变它原来的面貌。但是我是一个愿意慢下来的人，所以我们要做出一个不一样的样本，不光要让村子里的农民受益，同时还要结合我自己最熟悉最热爱的领域——也就是在传统民艺的土地保护和传承上面做文章，让村里的手艺人也都有收益，让十里八乡原来那些个艺坊——造纸坊、打铁铺、豆腐坊，都做起来。这就是我所谓的2.0版本。
但是这个事情急不得，你得先融入进去。当你以一种强势的方式，比如说政府、资本、企业去进入，那是行不通的，你得像上门女婿一样，花上好多年去融入，学会跟他们一样地生活，跟他们一样地呼吸，而这个是很多资本很多企业不愿意去做的。
驻村写作计划：尝试着去改变乡村的话语缺席
7月，泼先生的创始人芬雷联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博士周功钊发起一个名为“方志小说：联合驻村写作计划”的项目。该项目面向全国招摹“驻村写作者”，到分布在不同省份的“中国南部的5个村落”进行为期一个星期左右的驻村写作。
这5个村子分别是浙江松阳县石仓村、贵州黎平县地扪村、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翁基村、福建厦门市后田村、广东东莞市新基村。
8月8日，泼先生公布了一份驻村写作者名单，从41份申请信中，最终挑选出15名写作者，每个村3名，他们里面有传统意义上的虚构或非虚构写作者，也有从事实验艺术、建筑设计、影像、民俗学的年轻人。所以写作方式也将涉及非虚构、小说、人类学田野、民俗学笔记，此外还有影像、行为、声音、摄影、绘画等。
同时每个村子还配备一名由组织方邀请产生的“写作嘉宾”，与3名驻村写作者构成一个“驻村写作小组”。比如，云南翁基村的“驻村写作小组”阵容如下：
写作嘉宾：左靖，策展人，乡村建设者，《碧山》《百工》杂志书主编。2011年起，他以安徽、贵州和云南农村为基地，工作重点转向在地的乡村（镇）建设，包括整理出版当地民间工艺，古建筑保护和再生利用，复兴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等。
驻村作者：龚慧，客家人，籍贯广东，现居香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摄影系，现为TIAC Group國际艺术文化组织研究人员。此次驻村计划将围绕翁基寨的茶文化创作一系列Soundwalk。
驻村作者：姜山，出生于云南昆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驻村写作计划，将以笔记体小说的形式制作一份关于“我”在翁基见闻的“假杂志”。
驻村作者：赵玉，1990年生，山西人。现就读于法国巴黎美术学院。此次驻村计划基于——将翁基虚拟化为一个特殊空间，围绕该地建筑、空间布局以及民俗文化而展开创作的一份虚构身份的艺术计划。
该计划声称：“我们希望这次驻村写作是重视现场经验的，但不至于落入社会调查的窠臼：我们希望这次驻村写作是重视想象构造的，但不至于落入实验文本的怪圈。作为驻村写作，我们期待与你一同思考乡村之地方经验的潜在路径。”
41名申请者当中有一名长沙的写作者，但最终落选了。
能介绍一下你曾做过的“谷神变”项目吗？这个项目的共同策展人是毛晨雨，你如何评价他在湖南农村所做的工作？
芬：“谷神变”是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的城市项目，由毛晨雨、周净和我联合策展，去年10月至今年2月。在位于上海外滩的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展出。整个展览发端于毛晨雨在福建宁化调研时发现的一张1933年的“借谷券”：由中央苏区发放给当地农民的粮食债券，上面注明借用的谷物数量。我们知道，1934年长征就开始了，随后是长达数年的战争。我们的展览从这张“借谷券”出发，用当代艺术展览的方式（涉及影像、摄影、装置、文献等）虚拟了被借走的谷物从1933年到2033年的流变谱系。我们尝试就中国当下的城乡关系提出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晨雨在湖南老家的田间实践以及他的许多影像工作让我们提出的问题更加具体、更加清晰。
晨雨在湖南农村的很多工作，在我的理解中更复杂一些，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绿色农业、自然农耕的事情。他在同济学了建筑工程，却跑回家种地，拍摄稻田，这的确有点出人意料。然后在种稻米的过程中他发现，整个村子真正在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大量劳动力转移到东南沿海的城市工厂。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这个身份变得可疑了，到底谁是农民？在劳作、思考和拍摄的过程中，晨雨更多的工作似乎在于触及乡村的主体身份在当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为此，他拍摄了很多影片，也写了大置文字，我最初就是从这些影片知道并结识晨雨的。他的这些实践与思考，在“谷神变”项目中有一定的体现和延续。
从“谷神变”到“方志小说联合驻村写作计划”，有什么一脉相承的东西吗？
芬：“方志小说”最初是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博士周功钊的提法，由他和我共同发起，是一个独立的计划，“谷神变”项目作为顾问参与其中。如果说从“谷神变”到“方志小说”存在一脉相承的东西，可能是对乡村这个地方、这个空间的探究。简单来说，就是乡村到底意味着什么？农民去城里变成了农民工，更多的人开始把自己的田地租给别人打理，稻米的品种也在公司化、标准化……就像晨雨经常提到的，乡村正在失去它的对象。有必要展开一次在地研究的联合行动，“方志小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初衷。
产生“方志”的场域，不一定是农村，比如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县志，为什么这次的写作计划最终都聚集到了农村？
芬：似乎很少有村志，大量的村志被集约在县志里。这个跟方志这种写作方式显然有关系。因为在传统社会，从村庄到县城，这个空间关系几乎是均衡的，而且这种均衡被一种从上到下的关系给制约和生产着。而我们之所以选择将方志和农村连接起来，是希望打破那种自上而下、稳固不变的写作方式。我们借用了“方志”这个线索，不是号召大家沿袭县志的套路来写村志，那样意义不大，更多是想让大家从各自不同的路径展开在地研究。方志小说的“写作”因此也绝非一个人完全臆想中的想象写作，而是触发式的写作，它要受到村子的制约。或者说，方志小说试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农村是否能够激发一种潜在的不同于城市生产的社会关系？当然，也不排除一种虚妄的预设，就像在地球上一个人一直朝东走反而走到了西边去。就像同济大学的陆兴华老师在给“谷神变”展览所写评论中说的那样，乡村的问题也许在于城市，它们之间不是折叠，而是折褶的关系。 能详细阐释一下“在都市媒体飞速流传的今天，乡村正在越来越多被关注，然而乡下的现场经验却愈发贫乏。在知识话语日益充盈的当下，乡村正在越来越多被阐释，然而乡村的言说却愈发沉默”吗？
芬：这两句话源自“方志小说”计划的前言，其实是针对当下手机媒体说的。我们常说，中国有9亿农民，这些农民并没有参与到我们关于乡村的话语生产中。农民工2.8亿，虽然置身城市环境，但是作为劳动力，他们的劳动经验和乡村已经毫无关系。这就意味着，关于乡村的所有话语总是意味着乡村的缺席。我不是说这样不对或者这样错误，而是说我们谈及乡村，不应该忽略这个前提。是不是在地研究就能摆脱这个前提呢？也不一定。方志小说，首先是试探，是摸索，它选择了“方志”和“小说”，但对这两种经验都是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现场经验和在地话语，并不具备任何自然而然的合法性，却不能少。如果我们取消不了这个空席，那么我们可以试着改变缺席的呈现和表达方式。
这次的五个村庄是怎么选出来的？为什么是这些村子？
芬：五个村庄，得益于左靖老師的推荐。他和他的团队之前在安徽、云南、贵州做了大量的乡村田野和乡镇建设的工作。厦门和东莞的村庄是朋友推荐。之所以选择这些村庄，有三点考虑：一是尽量散布开来，方便不同城市的人申请：二是当地之前已经有相关的团队进驻，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方便展开驻村写作：三是我们选择的这五个村子各有不同的地方属性，从在地研究层面来说，能提供多元的界面和路径。
驻村作者又是怎么选出来的？除了写作者，还有艺术家，以及还有写作嘉宾，所以他们每一组都是一个团队吗？他们将如何展开工作？
芬：驻村作者主要考察两点：一是写作方案，如何在有限的驻村时间里有效开展工作，并且独辟蹊径，颇有挑战性：二是作者履历，就是写作经验，是否具有现场思考和展开工作的想象空间，这也是比较关键的。驻村作者的年龄以90、80后为主。每个村子组成一个小组，在一起讨论，独立展开工作。驻村期间，主要的工作还是走访调研，搜集素材，展开讨论等，写作反而不是主要的。在哪儿都可以写，不一定非要在村子里写。
在城市化进程迅猛的今天，你觉得中国农村将何去何从？或者会有哪些微妙的变化？
芬：这个问题有点大，我不知道如何回答，然后我也没有答案。从“谷神变”项目到“方志小说”，其实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试着提问题。现在关于城乡关系，有很多虚假和虚伪的问题，也有很多充满陷阱和自我想象、自我预设的问题。在提出问题的过程中，通过引入多种形式的写作——不局限文字，还包括图像、声音、艺术等形式——来触发更多的感知，然后提出更多的问题。一个问题链条和展示图谱是我们现在的侧重。农村何去何从，或许会从这些问题链条和展示图谱中显露些许微妙的痕迹和变化。
大自然的启示
沐西是我2013年刚来长沙时最早认识的人，那时他还是公务员，脑子里装着一些很不公务员的想法，在我看来，还有一点深刻。我记得他曾经试图跟我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你说，欲望和梦想有什么区别？”弄得我很讶异，因为那时我们认识还不超过三天。
他那时喜欢读点小说，用竹子搞点雕刻什么的。不过他的兴趣多变，后来又开始研究古玩，有一段时间还利用周末到简牍博物馆门口的古玩跳蚤市场摆摆地摊。再后来对古玩的兴趣似乎淡了，又听说他开始捣鼓起木工。同时学着炒点基金。
2016年，他不顾母亲的反对，辞去了公差，也没有再找工作，而是在岳麓區雨敞坪镇的新卯村租下一栋农民房。听说房子是在一座山腰上，与村里其他房子有点隔绝，我对那个地方产生了浪漫主义的幻想，以为他从此要隐居山林。有一次，他喊我去了，从市区开了四十分钟的车才到那个村子，将车停在山脚下，又走了十分钟山路，终于看到了那个房子。那是一所非常破旧的房子，是从一位年迈的老人手里租下来的，租金是2000多一年。我才知道这个房子根本就不能住人。
而沐西租下它的本意，也不是用来住的。房子共有三间，不过他觉得另外两间已经没得救了，他打算将最右侧的一间改造一番，变成一个工具房，他以后可以来这里做木工。他还打算在外面再建一排木房子，有厨房、餐厅、厕所和休息室。听上去，是一个宏大的计划。
房子里里外外都破旧不堪，散发着一股酸腐味。用藤条编制的天花板已经被老鼠咬得满目疮痍，他改造的办法就是把这一切都掩盖起来。他买来几捆廉价的、约二指宽的木条，将它们一根根排列整齐，钉在唯一可用的那间房子的墙壁和天花板上，这样就眼不见为净了。他原计划是，用同样的办法把整栋房子的外墙也包起来，所以当室内的改造（或者说粉饰）工程才完成一半时，他又随心所欲地先去包外墙了。这样捣鼓了几个月，他似乎突然想起自己来这里是为了做木工的，于是丢下室内室外的这摊子烂尾工程，开始干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所以一年之后。那房子离我当初的美好预期越来越远，变成了一个残次的梦。说好要盖的木头房子，也越来越渺茫了。我有点不能接受，一次逃离城市的浪漫壮举，怎是这么一个毫无美感的半吊子工程可以匹配的？这太不“情怀”了。但是后来，随着我去那里的次数增多，我渐渐觉得沐西让事情变成了这个样子，恰恰是最妙的地方——那就是不要让内心被某个原计划所羁绊。城市生活不允许半途而废，至少你会为此承担压力，但是在这个可以让烂尾工程如此自然地存在下去的地方，我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帮沐西锄了一整天地，因为他兴致勃勃地想要在屋旁种上蔬菜和西瓜。但如今，那些地里都长满了野花和荒草。这样的景象。我反倒觉得顺理成章了，是啊，为什么一定要种菜呢？是该颠覆一下这种死板的田园生活幻想了。
沐西有时候会带上老婆和孩子来这里搞点烧烤，做柴火饭吃。他们都挺喜欢这里。有时也有朋友造访，坐在门口的石礅子上，抽口烟，喝口茶，听啄木鸟在树干上啄出笃笃的声音。这山上全是树。
不过更多的时候是沐西独自过来。上午九点多钟从家里开四十分钟车，再走十分钟山路来到这里，打开门后第一件事就是泡茶喝。他花一千块钱买了根水管。从山顶上的一处泉眼将水引到门口，拧开水龙头，不多一会儿，就能喝到用山泉水泡的熟普了。喝完茶，进到房里，开动机器，开始做木工。饿了就用电饭煲把饭煮上。菜是家里带过来的。吃完饭接着干活，锯木头、刨光、钻孔、上榫、刷清漆，所有那些器材都是从网上买的。一般干到下午四点钟左右，开车回城。因为这房子独处山腰，所以一整天都不会有人来打扰他。
但也不是天天来。毕竟家人需要陪伴。而且辞职后，沐西现在指望着炒基金给他带来收入，很多时候他需要守在电脑前。做木工纯粹是兴趣而已。他说，等儿子高中毕业之后。应该就可以搬出城市，到农村去生活了。
他做了一个小木桌送给我，虽然桌腿有点摇晃，但我还是挺喜欢它拙朴的样子。在做那个桌子的时候，我照例在一旁和他天南海北地一顿闲侃。因为刚看过一本讲书法的著述，我便和他探讨起古代书法来。聊了一会儿，他便说：“我越来越讨厌这些东西了，书法、艺术，后人没完没了地研究它，给它安上各种各样的说法。我觉得一件艺术品如果有意义的话。也只在创造它的那个过程有意义。有时候，我发现人类的行为，挺无聊的，纠结于对发生过的事情的追究、探讨。你看大自然，千百年来，只管发生，逝者如斯，它不会停顿一下，不会回过头去看发生过的一切，也不会对将要发生的事情表现出犹疑。但人类永远学不会这一点，甚至不去想一下：为什么大自然要做出这样的示范？”
住到真正的农村去
8月9日上午，长沙开始下起了雨，段江华在后湖一栋厂房改建的工作室里，念他种在北京郊区小院里的蔬果。“葡萄熟了啊。还有西瓜、石榴、无花果……都在等我回去摘。”他盘算着下个月要去趟北京，又恐怕短暂的逗留根本不够时间侍弄他的花草。
2016年，他在北京”种了一年地”，房东开玩笑，段老师你不去教书，跑到我们这里来种什么地嘛？段老师是湖南师大美术学院的教授，湖南油画学会主席，全国知名的油画家。房东只觉得他应该有更多的正事要做，不知道他其实事务缠身，如果不远离人群，几乎很难一心一意工作。
他2006年去北京，从酒厂搬到东营，又从东营去宋庄，再从宋庄搬往西集，越来越偏僻，周围的熟人越来越少。西集也属通州，距离宋庄开车还要半小时。搬过去以后，家里终于静下来了，但他和夫人吴涛也开始忙碌起来。 西集的那处房子建在渣土上，原址是个药厂，要把它变成花园得花多大力气呢？首先要把渣土拖出去，再把泥土拖回来，再铺上一卡车的牛羊粪堆肥。段老师夫妇凭二人之力，先給这个院子打了个底，然后，撒种子，每日照料，看着院子日常生长。
段老师讲述的他们夫妇的日常是这样的——
“我们在北京，每天早上起来洗漱完，就拖个车子出去，去周围捡牛粪马粪羊粪。一早上拖三四车，有时候再拖几车土，干到八九点，太阳高了就歇着，到下午五六点又拖车出门。我们种菜，只浇水和粪，萝卜、山楂、白菜、辣椒，吃都吃不完。我们种花，让爬藤的玫瑰挂到屋顶上去。我们劈柴，喂马（哈哈），取暖。
“冬天离开北京回长沙，今年春天再回去时，院子里的杂草长到一人高。每天就是拔啊。早上五点起来拔草，一共拔了七车杂草。其实也挺消耗精力的啊，但是在那里每天就是想着怎么拔草、种地，我去年画了两个月不到，就是不想画画，就想种地（哈哈）。”
在一堆油画作品中间谈论杂草和蔬菜，他不觉得有一丝违和。
纪伯伦在《先知》里说，“你的日常生活，就是你的殿字，你的宗教”，又说，“请带着你的一切进入它，带着犁耙和炼炉，音槌和琴瑟。”
生活和艺术，都是他需要且热爱着的常用品，他一边把一树的辣椒培育得个个可爱，一边在他的油画里继续英雄气概、悲壮豪迈。这似乎是某种互补，如同少年时在麻阳、芷江无限接近土地。住的木板房，房顶隔几年就要捡一次瓦，那时喜欢看高楼。成年后到城市里住久了，感觉极度的无所适从，从此只住一楼的房子。“要贴着地，还要有水，有山就更好了。”这么理想的地方北京没找到，在浏阳遇到了。
高坪镇双江村，以油菜花著名的地方，他去写生时看到了一处70年代末的红砖房，是荒废了的供销社，有一栋两层楼，还有一圈平房，占地2亩多，建筑占地900平米，相当于后湖这个工作室的5倍。哇，从此每天就琢磨着怎么改造：七八十年代的痕迹要留着，浏阳当地的痕迹要留着，但要加固结构，要做分区，让它具备工作室的功能，要能住几位客人，要让生活的气息从里面长出来。房子东头有村里最大的一棵香樟。这意味着有了最大的一块绿荫。房前有农田，不远就是浏阳河，要不把那块地也租下来，种上菜，或者请人种上水稻，种菜、种稻子都不能打农药，吃不完的就拖回长沙来送朋友。
我问段老师，是不是艺术家都喜欢下乡躲清静呢？他摇头，“我从宋庄搬出来，想邀请几个人一起走，他们不愿意，太远了，去一个远离艺术圈子的地方，周围没有任何商业区，他们受不了。可能是我老了（其实才50岁出头），我不需要那么热闹了，所以我跑乡里去了，去浏阳也是，他们说你去坪塘也可以啊，那我不去。”
为什么？
“我在北京西集侍弄院子，看到我在刨地，邻居走过来说，段老师啊，你那黄瓜得一天一浇。潮白河涨水，我和夫人去买鱼，人家捉了就送给我，不要钱。住到真正的农村去。和心无城府的农民打交道，我真的可以做到毫无防备，心平气和。”
“我估计以后我的闲暇时间，都会放到浏阳的大房子里去吧。”他说。
读完大学回家种菜，乡亲们都觉得他“有点宝”
8月9日上午9时，从地里干完活回来，长沙县干杉镇长安村的唐昌炒了一大碗秋葵，倒了一杯酒，装了一碗饭，然后就坐下来向我抱怨，说他现在因为胡子拉碴，又被晒得黑黑的，在路上拦顺风车拦不到了。
他之所以抱怨，是因为这一天他要进城给长沙画院一个画家送些菜。他没有车。他喜欢搭顺风车进城——是真正的顺风车，而不是某个app里的顺风车。
他原本是想这个夏天把车学会，然后考个驾照的，但是，6月底到7月1日的暴雨把他的全部的西瓜地和大部分菜地给淹了，他没了学车的心思。
没驾照，没车，拦顺风车又基本不会停，他进城就变得有些麻烦了，要转好几趟车，才能到他要送菜的人家那里。如果有进城的顺风车的话。他随便在城里哪个地方下来，都会比他等城乡公交要节省些时间。
“我喜欢搭不要钱的顺风车。”唐昌说。但是，胡子拉碴的这个夏天，他搭不到了。
这是他回到乡下的第三个年头，他的肤色已经比他父亲及周边别的下地干活的人还要黑，但他的任性依旧。
他曾任性地做过很多事情，包括他读书，他的大学，他曾经不想读完，都跑到怀化了，被他父亲追了回来。毕业后。家里人想方设法让在湖南环保学院学园林的他进了长沙县园林局，他没工作到两年，就辞了职。按他的意愿又在城里做了两年别的。在他回乡前工作的那个公司，把他招进去本来是想做个农业与旅游相结合的项目的，但“几个牵头的人谈不来”，经常让他联系这个、联系那个。他觉得没意思。虽然全家人反对，他还是干脆辞职回了乡下。在乡下，他的任性更是毫无遮掩，他的菜，因为是没打农药、过了苗期后也没施化肥种出来的，卖的时候，样子不如别人好看，但比别人卖得贵些，有人就当面跟他说贵了，他听了，会跟对方说：“你要嫌贵了，你就拿走，不要钱。”
他现在种的，山地和水田加起来是50亩左右，其中，水稻20余亩，7亩马鞭草，3亩菜，原本种西瓜、后来水淹后又重新种上水稻的也是7亩，还有十余亩池塘。种马鞭草是“因为它的人性”——在他回乡的前一年，他看到家附近的物流园有一株马鞭草，觉得马鞭草的花好看，便想“让它变得很多”。2014年底他回家，正好物流园搞建设，要把那株马鞭草铲掉，他就把它挖了种在自己家的地里。2015年秋，地里撒了油菜籽。2016年春油菜砍掉后，发现有三十几株马鞭草小苗。这三十几株他全移栽了，活了二十几株。到今年春天，那二十几株已经发了“很多很多”，他分两批，把那些马鞭草幼苗给移栽了。他准备明年把马鞭草的种植再扩大一下，这样，就不用像种别的作物一样辛苦他父亲了——他父亲看到他做不好或者做不对，就会动手去帮他。
他的马鞭草，不管是可以做药材的种子，还是做观赏植物的花苗，都还没有人表示要买，但他不担心卖不掉，“好像我不管种什么。都有人要。”他说。他现在正准备用自己种的谷子酿酒，才发布了消息，就有人要给他钱预订200斤酒，“我不喜欢他这样，他还没喝呢！他要喝了觉得好再多买才好。” 马鞭草的花期很长，从4月到11月，半年还多，唐昌任性地给它另取了个名字叫“瞬魅紫”，“你会瞬间被它魅惑的紫色迷得不可自拔”。
因为家附近都是些小山包，還有田地要照顾，他养了些黑山羊，但不多，就只二十几头。2016年他开始养羊的时候，在微信朋友圈和自己做的公众号“创奇艺艺术农场”上发布消息说“春天你给我1500，冬天我给你一头羊”，有11个人向他预订了，到年底让他很尴尬的是，那些羊，最大的也只有三十几斤，他想把预订的钱退回去，人家没收，说让他来年兑现。
去年最大的那头羊，最后还是被人要去了。他前一向给那个人送菜，那人无意中说起那头羊还有羊肉没吃完。这让他瞬间有些不大好受，“我不喜欢这样，感觉像是过年了照顾我一样。”
他不大喜欢被照顾的感觉。有一次，他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集市上卖长豆角。一个陌生的电话打来，说他的豆角全要了。后来这个人跟他说你种了什么，卖不掉的都可以卖给他。后来他打听到之前不愿告知真实身份的这个人是附近某中学管食堂的老师。这个老师是听了他的一些故事后被“感动到了”，便主动找他买菜。他卖了几次菜给他后就没卖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菜，量不多，且大小不一，很多菜还有虫子咬过的痕迹，他觉得这种没有标准规格、样子不好看的菜会给那个老师增加麻烦。
三年来，他感受到了对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唐昌的乡邻，大多认为唐昌从城里回来是“有点宝”，也不相信唐昌能种出什么东西，三年过后，他的乡邻还是认为他“有点宝”：而他以前在城里工作时认识的朋友和同事，在他回乡下种地后，他觉得相较于以前，更看得起他了。
回去种菜卖菜的想法来得突然而强烈，一上午就把工作辞了
吴宇的韭菜地里牛筋草、稗子等杂草比韭菜还多，且大多数杂草比韭菜要高。不仔细看，那丘种韭菜的田里全是杂草。
杂草是吴宇故意留的。她认为她的韭菜能够挺过6月下旬的水患，主要是靠那些把它们包围起来的杂草——“如果没有杂草的遮挡、降低雨水的冲刷力，发大水的时候，韭菜很容易就被冲倒。”
吴字现在已经掌握了很多生态友好型农业的知识。8月11日下午，我看到，三个用来堆肥的池子已经挖好，一口既可以用来养鱼又可以用来灌溉的池塘也已经挖好，今年还有些时间，她还在一点点完善她的家庭农场。
这是她回家做家庭农场的第五年。家里人由头两年的反对，终于在今年变成了对她的支持。之前大家都反对她的时候，她想过如果她的农场实在经营不下去了，就回城里找份工作：今年初，她弟弟也辞去了工作，回家来做她的帮手之后，她觉得应该要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她的农场的经营了，她不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农场也真正变成了家庭农场，她开始根据家庭成员的所长安排各自的工作。她的父母是种菜的主力：她弟弟开始学着种菜，她还安排弟弟去外地参加生态友好型农业的现场讲座，每周二和周五的两次送菜，也是交给弟弟：她弟媳则被她安排做“客服”，在线上对接她的60余个会员，她还教弟媳学会了拍照，以后拍照发图的工作也是她弟媳。她自己则充当万金油，“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
她弟弟原来是厨师。在星沙某饭店里掌勺。家里最先支持她的。是她弟弟。她弟弟有时会帮她送菜给会员。虽然自己起步比弟弟早，以前从未干过农活的她认为自己和弟弟一样，还都是学生，“学种菜跟学别的不一样，种菜是有季节的。这一年的这一季没学好，就要等一年。你下一年没学好，还要再等一年。”
种菜这件事，她认为是一代不如一代。她以堆肥为例，说她外婆堆过且知道怎样堆有机肥：而她父母知道大概怎样堆。但没怎么堆过：而她本人，如果不是突然回乡种地。如果不是专门去外地学过，她根本不知道怎样堆肥，“断层了”。为弥合断层，也为了传播外面的先进的方法。吴宇还不定期组织家庭成员进行内部培训。
“我怎么想也没想到你会回来种菜。”她回来种菜的第一年，父亲还在外地打工，他听说了女儿回家种菜后，这么对女儿说。而她母亲，则因为她回家种菜而和她冷战了几个月。“在知道我辞职之前，我妈就超级反对我种菜，只要我拿起锄头下地，她就板着脸。”她说。
2013年3月，她辞职回家，当时油菜花正盛，她还不知道该怎样开启乡下生活，看到屋门口附近有块空地，抡了锄头去挖地，邻居看到了，问她干嘛，她说挖地种菜。邻居就笑了，说她太搞笑，以为她只是挖着玩一下。那时还很不懂农时的她，挖地准备种的是油菜。虽然她母亲跟她说那个时候种不出油菜了，她还是很倔强地把油菜籽撒了下去。后来，果然，没有把油菜种出来。
吴宇回乡之前的工作是单位的采购。2013年3月辞职时，她没有告知父母。父亲在外地，为了不让母亲怀疑，她还隔三差五回到城里，或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或拜访一些做有机农场的人，有时还去外地的有机农场拜访和学习。她母亲好奇平常只是周末回来的她在家的时间多了起来，问她，她说她是做采购的。有时候在家也可以把工作给做了。问她为什么要种菜、卖菜，她说是为了赚些外块。一直到2014年10月。她的会员达到20余户，她送菜的频次和数量多了起来。她母亲才把她叫到跟前问是不是已经辞职了。
“他们花了那么多钱，目的就是让我能够离开农村，不要重复他们的路，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农民在社会各阶层里面，是最被人看不起的，就像上次，我组织了会员的一个活动，有个妈妈就对她小孩说‘你不好好读书，以后就把你拉到乡里来干活’：第三个原因是又穷又累又没有钱花。”吴宇总结了她父母亲最初反对她回家做农场的理由。
吴字说2013年她回家的时候并没有想太多，在她辞职的那天上午之前，她并没有想过要辞职。也没想过要回家务农。那天上午，住在凯通国际的她步行去在万象新天的公司上班。平时都是走大路上班的她。那天她走的是小路，小路要经过朝阳菜市场，这也是她第一次进菜市场，她觉得菜市场很脏，走在里面很不舒服，突然就觉得“人就算赚太多的钱，到老了，躺在病床上没什么太多意思”，然后想着家里有地，平常她妈妈也种些菜，就想回去种菜、卖菜算了。这个想法来得突然而强烈，那天上午，她到公司后就辞职了。 学市场营销的她，给她的菜采取的模式是会员制。2400块钱送25次，每次都是多种菜品的搭配，总重是8斤左右，一般是周二和周五送菜，送菜前一天，她会在会員群里告诉大家第二天会有哪些菜，让大家选择。有会员会咨询她某个菜该怎么做，从没做过饭的她求教于她母亲后再告诉会员，后来，为了能第一时间回复会员，她学会了做菜。从最初的骑电摩到城里送菜，到后来的租黑车，再到现在让她弟弟开车送菜，她的家庭农场之路好像是越走越好了。
现在，也没人觉得她搞笑了，她能挨家挨户去周边养了猪和牛的人家预订猪牛粪，能够自己去猪圈和牛圈里掏粪，她掏粪的动作，已经很娴熟。
李锋：从1.0迈向2.0，我的农庄进化史
我这么多年在外面“瞎混”，跟养家糊口没半毛钱关系，纯属任性，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老婆说了，给你三年时间，你爱干嘛干嘛，后来发现不行，就改成“给你十年”。我常说上天蛮眷顾我，安排这样一个女人给我，管着家的一切。任由我在外面任性。但是，十年过去我啥事也没做成——我折腾过很多东西，但凡物质好过一点，又被我折腾光。
最后，那一年我在湘西农村过年，把几个城里孩子——我的跟拍对象的孙子。接到乡下跟爷爷奶奶一起过年。用镜头记录城乡两三代人的春节，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事情，每一个细节都很有意思，比如这些孙子刚回来的时候，爷爷奶奶喜欢得不得了，干干净净，城里孩子嘛。但两天之后就变得跟大家一个鸟样了，该玩泥巴玩泥巴，该流鼻涕流鼻涕，然后又很调皮，爷爷奶奶忍不住也打，也哭……所有这些我都拍下来。然后到了大年初三初四。孩子们陆续回城，村子又回到原来的寂静，多远的鸡犬都能听到，然后又下了一场雨，我突然有一点失落：我陪别人的孩子过年，给他们买玩具，可是我的孩子呢，从出生到成长，我全他妈错过。
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回归家庭。可是我这种人要融入城市非常难，要我在我们所谓的三室两厅里带孩子，那不可能，所以一定要找对一个气场，那就到星沙去租农田，租农房，改造，把我的孩子带那里去玩，接地气。在星沙我坚持了三年，每个周末、暑假都住在那个乡下，我们一起去砍小竹子、筑篱笆，看着我们喂的鸡从毛绒绒的小鸡崽。长到可以下鸡蛋。我发现孩子们身上的那些我老婆天天唠叨的毛病，到了这里。我说一次就改了。
最感动的一件事，就是鸡蛋的故事。我那些朋友周末会带着小孩一起来，有好多朋友的小孩都是我这里的“长工”，哪个礼拜不让来是要跟家里闹的，因为这个猪他起了名字。那个孔雀他起了名字，他要来。然后有一次，我女儿就带着她这些小伙伴，在院子里捡鸡蛋砸着玩，搞得一片狼藉，那些狗也来舔，鸡也来啄。玩得非常开心，砸了几十个。一开始，我什么也没说，由他们去玩。后来我就上去对我女儿说，宝宝，你看你一年多了，看着这些鸡从鸡崽一点点长到现在，做母鸡下蛋，一个鸡蛋它首先是一个生命，然后也是食物。你从小喜欢吃蒸鸡蛋、煮鸡蛋、炒鸡蛋。然后你再想一想，把鸡喂这么大下一个鸡蛋，爸爸可能才卖到一块钱，你身上任何一件漂亮的衣服裙子都是几百块钱，你算一下，爸爸要卖多少鸡蛋才能买得起一件衣服。然后，她哗地就哭了。我也哭了。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这样子过。
农庄一步一步走过来，一切都是遵循自然规律。施的是自己鸡棚里的鸡粪，不打药，长得歪瓜裂枣，但它是原来的那个味道。因为都是我从老家村里找到老农要的种子，古种古法。所以它也没有卖相，也没有量，就够朋友们分一分。至于养殖，我养完两批鸡之后，就明白这东西是怎么养怎么赔，因为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还有一定的周期，还要在刚刚好的时候出手，不好弄，所以我决定放弃养殖，着重搞种植。但是有所粗放型的种植，或者说我们这种“假农民”，都要面临靠天吃饭，旱了你每天累得跟狗一样地浇水，冻了，几十亩都冻死，那你就回到了解放前。除了种植养殖，其他的比如说亲子教育、自然体验，那都是自己玩得嗨，它不产生经济利益。
然后环境也是个问题，星沙这样的地方，相对开化，它严格地讲就不是农村，你找不到务农人员。我地里的八个工人伙伴，都是我从老家请过来的。到了农忙的时候八个人不够，在当地请那都是天价，三五百一天。而且他们的务劳水平比我请来的人差远了。然后，你租他的水田1200一亩，山地400一亩，这个成本已经很高了，再加人工，每块地得摊多大？你要是只种一点稻谷，你不是自杀吗？你要种经济产物，没个几年你种不出来。再有一个，人心不古，每个地方都有那么几个偷鸡摸狗的人，我多的时候养二十多条狗，一条一条给你打了吃了，我喂的那点鸡，他今天抓几只，明天抓几只，比吃自己家的还方便，包括我的鱼塘，他今天想弄点鱼就弄点鱼，明天想搞点虾就搞点虾。你又不能怎么样，把他送到派出所关几天，出来之后又怎么样呢？所以这个地方，地是肥沃，但人心不好。
一共做了三年，你发现你陷入了一个不好的循环里面。投入周期长，产出慢，而且要讲究的细节太多——你想想，百多亩地，每天都要骑摩托车下地，要管的事情多不多？所以元气大伤，准备停了。但是不管它在经济上多受伤，我还是赚了，这要算另一笔账：我回归家庭的时间多了。我跟我小孩相处得很好：通过农庄这么一个气场，离城市不远、能看到星星的地方，那帮认识那么多年的城里朋友来到乡下，喝着我的井水，聊着天，那就是说人话了：然后也因为朋友带朋友，多认识了一些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氛围才会认识的新朋友。
在星沙这个农庄快垮的时候，我冷静下来认清了我的一些问题，但是也坚定了我的方向没错，认准了这就是我喜欢的方式，所以我又找到了离城市更远的浏阳的张坊镇一个山冲。如果说星沙是交学费的1.0版本，那么我现在就做一个2.0版本。在浏阳的大山里，它的田地，山地租金都远少于星沙，大片是没有人烟的。人心也纯朴。少了一些与人交集的负面，那我就圈一千亩，一百亩太少了，在星沙我是骑摩托车下田，在那边我是开车下田。更主要的调整，不再是完全从家里带人过来，而是采用跟当地农民合作的方式，我不光租你的地，还租你的人。你按照我想要的品质去种植，你种得再歪瓜裂枣。我管，你别担心，只要别打农药。别搞些不是我儿时味道的东西。 在那边我还拿下很多栋民宿，准备把它改造得适合城里人居住，外观一概不动，都是民国时期的老夯土坯房，但里面绝对是城里的三五星级酒店。当然这个需要很大的资金，那我现在就做实验，先搞一栋，美得不要不要的，然后这样一种模式和情怀，自然会吸引很多人想要来跟你一块干，就不再是单打独斗，资金也来了，也更加集思广益了，会变成一个有意思的团队。
这个团队，它有别于全国到处都有的那种资本下乡、田园综合体，那些，很多时候只是加速了乡村的变异和破坏，因为资本它要的是效率，它要快，所以肯定会改变它原来的面貌。但是我是一个愿意慢下来的人，所以我们要做出一个不一样的样本，不光要让村子里的农民受益，同时还要结合我自己最熟悉最热爱的领域——也就是在传统民艺的土地保护和传承上面做文章，让村里的手艺人也都有收益，让十里八乡原来那些个艺坊——造纸坊、打铁铺、豆腐坊，都做起来。这就是我所谓的2.0版本。
但是这个事情急不得，你得先融入进去。当你以一种强势的方式，比如说政府、资本、企业去进入，那是行不通的，你得像上门女婿一样，花上好多年去融入，学会跟他们一样地生活，跟他们一样地呼吸，而这个是很多资本很多企业不愿意去做的。
驻村写作计划：尝试着去改变乡村的话语缺席
7月，泼先生的创始人芬雷联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博士周功钊发起一个名为“方志小说：联合驻村写作计划”的项目。该项目面向全国招摹“驻村写作者”，到分布在不同省份的“中国南部的5个村落”进行为期一个星期左右的驻村写作。
这5个村子分别是浙江松阳县石仓村、贵州黎平县地扪村、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翁基村、福建厦门市后田村、广东东莞市新基村。
8月8日，泼先生公布了一份驻村写作者名单，从41份申请信中，最终挑选出15名写作者，每个村3名，他们里面有传统意义上的虚构或非虚构写作者，也有从事实验艺术、建筑设计、影像、民俗学的年轻人。所以写作方式也将涉及非虚构、小说、人类学田野、民俗学笔记，此外还有影像、行为、声音、摄影、绘画等。
同时每个村子还配备一名由组织方邀请产生的“写作嘉宾”，与3名驻村写作者构成一个“驻村写作小组”。比如，云南翁基村的“驻村写作小组”阵容如下：
写作嘉宾：左靖，策展人，乡村建设者，《碧山》《百工》杂志书主编。2011年起，他以安徽、贵州和云南农村为基地，工作重点转向在地的乡村（镇）建设，包括整理出版当地民间工艺，古建筑保护和再生利用，复兴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等。
驻村作者：龚慧，客家人，籍贯广东，现居香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摄影系，现为TIAC Group國际艺术文化组织研究人员。此次驻村计划将围绕翁基寨的茶文化创作一系列Soundwalk。
驻村作者：姜山，出生于云南昆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驻村写作计划，将以笔记体小说的形式制作一份关于“我”在翁基见闻的“假杂志”。
驻村作者：赵玉，1990年生，山西人。现就读于法国巴黎美术学院。此次驻村计划基于——将翁基虚拟化为一个特殊空间，围绕该地建筑、空间布局以及民俗文化而展开创作的一份虚构身份的艺术计划。
该计划声称：“我们希望这次驻村写作是重视现场经验的，但不至于落入社会调查的窠臼：我们希望这次驻村写作是重视想象构造的，但不至于落入实验文本的怪圈。作为驻村写作，我们期待与你一同思考乡村之地方经验的潜在路径。”
41名申请者当中有一名长沙的写作者，但最终落选了。
能介绍一下你曾做过的“谷神变”项目吗？这个项目的共同策展人是毛晨雨，你如何评价他在湖南农村所做的工作？
芬：“谷神变”是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的城市项目，由毛晨雨、周净和我联合策展，去年10月至今年2月。在位于上海外滩的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展出。整个展览发端于毛晨雨在福建宁化调研时发现的一张1933年的“借谷券”：由中央苏区发放给当地农民的粮食债券，上面注明借用的谷物数量。我们知道，1934年长征就开始了，随后是长达数年的战争。我们的展览从这张“借谷券”出发，用当代艺术展览的方式（涉及影像、摄影、装置、文献等）虚拟了被借走的谷物从1933年到2033年的流变谱系。我们尝试就中国当下的城乡关系提出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晨雨在湖南老家的田间实践以及他的许多影像工作让我们提出的问题更加具体、更加清晰。
晨雨在湖南农村的很多工作，在我的理解中更复杂一些，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绿色农业、自然农耕的事情。他在同济学了建筑工程，却跑回家种地，拍摄稻田，这的确有点出人意料。然后在种稻米的过程中他发现，整个村子真正在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大量劳动力转移到东南沿海的城市工厂。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这个身份变得可疑了，到底谁是农民？在劳作、思考和拍摄的过程中，晨雨更多的工作似乎在于触及乡村的主体身份在当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为此，他拍摄了很多影片，也写了大置文字，我最初就是从这些影片知道并结识晨雨的。他的这些实践与思考，在“谷神变”项目中有一定的体现和延续。
从“谷神变”到“方志小说联合驻村写作计划”，有什么一脉相承的东西吗？
芬：“方志小说”最初是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博士周功钊的提法，由他和我共同发起，是一个独立的计划，“谷神变”项目作为顾问参与其中。如果说从“谷神变”到“方志小说”存在一脉相承的东西，可能是对乡村这个地方、这个空间的探究。简单来说，就是乡村到底意味着什么？农民去城里变成了农民工，更多的人开始把自己的田地租给别人打理，稻米的品种也在公司化、标准化……就像晨雨经常提到的，乡村正在失去它的对象。有必要展开一次在地研究的联合行动，“方志小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初衷。
产生“方志”的场域，不一定是农村，比如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县志，为什么这次的写作计划最终都聚集到了农村？
芬：似乎很少有村志，大量的村志被集约在县志里。这个跟方志这种写作方式显然有关系。因为在传统社会，从村庄到县城，这个空间关系几乎是均衡的，而且这种均衡被一种从上到下的关系给制约和生产着。而我们之所以选择将方志和农村连接起来，是希望打破那种自上而下、稳固不变的写作方式。我们借用了“方志”这个线索，不是号召大家沿袭县志的套路来写村志，那样意义不大，更多是想让大家从各自不同的路径展开在地研究。方志小说的“写作”因此也绝非一个人完全臆想中的想象写作，而是触发式的写作，它要受到村子的制约。或者说，方志小说试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农村是否能够激发一种潜在的不同于城市生产的社会关系？当然，也不排除一种虚妄的预设，就像在地球上一个人一直朝东走反而走到了西边去。就像同济大学的陆兴华老师在给“谷神变”展览所写评论中说的那样，乡村的问题也许在于城市，它们之间不是折叠，而是折褶的关系。 能详细阐释一下“在都市媒体飞速流传的今天，乡村正在越来越多被关注，然而乡下的现场经验却愈发贫乏。在知识话语日益充盈的当下，乡村正在越来越多被阐释，然而乡村的言说却愈发沉默”吗？
芬：这两句话源自“方志小说”计划的前言，其实是针对当下手机媒体说的。我们常说，中国有9亿农民，这些农民并没有参与到我们关于乡村的话语生产中。农民工2.8亿，虽然置身城市环境，但是作为劳动力，他们的劳动经验和乡村已经毫无关系。这就意味着，关于乡村的所有话语总是意味着乡村的缺席。我不是说这样不对或者这样错误，而是说我们谈及乡村，不应该忽略这个前提。是不是在地研究就能摆脱这个前提呢？也不一定。方志小说，首先是试探，是摸索，它选择了“方志”和“小说”，但对这两种经验都是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现场经验和在地话语，并不具备任何自然而然的合法性，却不能少。如果我们取消不了这个空席，那么我们可以试着改变缺席的呈现和表达方式。
这次的五个村庄是怎么选出来的？为什么是这些村子？
芬：五个村庄，得益于左靖老師的推荐。他和他的团队之前在安徽、云南、贵州做了大量的乡村田野和乡镇建设的工作。厦门和东莞的村庄是朋友推荐。之所以选择这些村庄，有三点考虑：一是尽量散布开来，方便不同城市的人申请：二是当地之前已经有相关的团队进驻，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方便展开驻村写作：三是我们选择的这五个村子各有不同的地方属性，从在地研究层面来说，能提供多元的界面和路径。
驻村作者又是怎么选出来的？除了写作者，还有艺术家，以及还有写作嘉宾，所以他们每一组都是一个团队吗？他们将如何展开工作？
芬：驻村作者主要考察两点：一是写作方案，如何在有限的驻村时间里有效开展工作，并且独辟蹊径，颇有挑战性：二是作者履历，就是写作经验，是否具有现场思考和展开工作的想象空间，这也是比较关键的。驻村作者的年龄以90、80后为主。每个村子组成一个小组，在一起讨论，独立展开工作。驻村期间，主要的工作还是走访调研，搜集素材，展开讨论等，写作反而不是主要的。在哪儿都可以写，不一定非要在村子里写。
在城市化进程迅猛的今天，你觉得中国农村将何去何从？或者会有哪些微妙的变化？
芬：这个问题有点大，我不知道如何回答，然后我也没有答案。从“谷神变”项目到“方志小说”，其实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试着提问题。现在关于城乡关系，有很多虚假和虚伪的问题，也有很多充满陷阱和自我想象、自我预设的问题。在提出问题的过程中，通过引入多种形式的写作——不局限文字，还包括图像、声音、艺术等形式——来触发更多的感知，然后提出更多的问题。一个问题链条和展示图谱是我们现在的侧重。农村何去何从，或许会从这些问题链条和展示图谱中显露些许微妙的痕迹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