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女性群体活动古来有之。魏晋以来宗教信仰和传统节日活动为女性生活开辟了一片豁亮的天地，女性获得短暂精神愉悦和身心放松，群体一直在发挥作用。而当今社会大街小巷风靡的广场舞打破了宗教信仰的阶层、礼教局限和节日活动的时间困扰，为女性带来全面的身心解放。
[关键词]宗教结社 节日活动 社会群体 广场舞
传统观念认为古代女性均被束缚在在深院闺阁之中，专修“三从四德”。实际上妇女社会生活仍享有较多自由，尤其在社会下层女性中间，其生活受礼教戕害较少，有较多机会参与社会活动。宗教信仰和节日活动是女性的主要社交方式，魏晋以来主流宗教信仰以佛道为主，妇女们烧香拜佛希望自己家庭生活得到神灵庇佑，并借机外出游乐。传统节俗活动更多是以女性为主导的女性节，表现出与“严闺阁”的封建伦理的明显悖论。在为古代女性生活正名的同时，不该忽视宗教结社历代受统治阶层的压制，节日活动不可骤得，现今兴起的广场舞打破这些局限，是女性身心解放之处。本文以女性的宗教信仰和节日活动为切入点，结合现今风行的广场舞，分析群体活动对女性生活的影响。
一、女性与宗教结社
宗教信仰活动常以结社的形式出现，宗教结社是人们由共同的宗教信仰、社会阶层和爱好凝聚起来的社会组织，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无论是士大夫的游戏人生，与僧人相交，民间百姓的宗教信仰生活，互助结会……都以结社结会作为其组织的团体。当然，宗教结社的崛起是以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为前提的。”[1]佛道二教的平民化对扩大女性社交范围，丰富女性日常生活有重要作用。下文将以女性的佛道信仰为主，分析佛道信仰中女性的社交。
魏晋南北朝时期即有佛社出现，“人们发现最早的妇女佛社在北朝东魏时期。东魏武定三年（公元545年）的《邑义造伽叶像记》中讲到‘邑母’、‘合邑诸母’60人建造佛像的事迹。”[2]北齐统治者尤其推行佛教，佛教结社盛行。女人邑义（佛社的一种）的规模大致在二十几人至七十几人之间，多由同地域的妇女自愿结合而成。“邑义的首领有法义主、像主、都维那、维那等名目。邑义的成员称邑母、邑子、法义或直书姓名，有的则书某某母等。”[3]可以看出，佛社由佛事信仰结合，有“首领”和“成员”，内部秩序分明。唐五代时期，女人结社仍在流行。“敦煌遗书中发现两件女人社的札记，一件是P.3489《戊辰（908年？）族坊巷女人结社文约》文书；另一件是S.527《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文书。”[4]两件文书规定社的主要宗旨为互助帮扶，不单是佛事活动。且文约中规则、阶层非常严明，“大者若姊，小者若妹”，“小人”须听“上人”言教。
宋朝的宗教信仰更加平民化，妇女结社有明显的阶层分化倾向，官宦与平民阶层妇女的信仰组织不相混同。《梦梁录》记录上层妇女有佛社“斗宝会”，书中云：“又有善女人，皆府室宅舍内司之府第娘子夫人等，建庚申会，诵《圆觉经》，俱带珠翠珍宝首饰赴会，人呼曰‘斗宝会’”。[5]至于平民妇女，一些法寺也自行组织宗教结社，针对性宣讲佛教教义，“太平兴国传法寺向者建净业会，每月十七日集善男信人，十八日集善女信人，入寺诵经。”[6]
明清时期，妇女宗教信仰结社风气相对较弱，多是妇女结队进香散心。在明代，妇女外出到寺观烧香在史料中屡见不鲜，是明朝民间信仰活动的特色。谢肇淛《五杂俎》谈及佛教时云：“今之释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黉舍，唪诵咒呗嚣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谈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者。”[7]妇女户外宗教活动历时也很长，“自元旦起，三月止。若老妪少妇，群聚匍匐境内寺观烧香，俱用僧道随审书文。”[8]明朝民间信仰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周旋于富贵大族和小户人家的“三姑六婆”，这些人借宣讲教义之名，引导妇女大量外出，但被视为引导妇女堕落、败坏家风的恶源，“三姑者……与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奸盗者，几希矣。若能谨而远之，如避蛇蝎，庶乎净斋之法。”[9] “三姑六婆”虽臭名昭著，但客观上因其存在，妇女亦得以大量参与社交，在群体中丰富生活。妇女进香活动一直延续，民国时期，天津地区窖姐（青楼女子）与大家妇人进香时间相别，“元旦日……娘娘宫大街，则见有红衣妇女，进香请愿，联袂于途……其进香者多为窖姐”；大家妇女则在元宵日进香，“正月元宵日，娘娘宫大街竟日烧香者最夥，且多为大家妇女，与正月初之进香者全然不同。”[10]
要之，宗教信仰活动中得到生活的丰富与心灵的极大解放，但阶层分化、礼教约束一直存在。上层女性为寻求自由，选择宗教信仰寻求精神自由。下层妇女“主要不是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而是解决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求佛拜神主要针对生子、祛病、免灾等。”[11]所以其宗教信仰有明显的功利性、实用性，也与精神娱乐相关。不管是为了精神解脱还是生活顺心，古代社会女性整体没有合法的大规模群体社交活动。
二 、女性与节日活动
中国古代节日繁多，一年中月月有节日，节节与妇女相关。节日活动主要为劳逸结合，轻松身体；也满足了文人儒士、狎妓嫖客们既远观又亵玩的心理诉求。节日活动习俗不断沿袭，女性的大量参与成为研究古代女性生活的重要资料。下文主要以元宵节、上巳节、七夕节展开论述，讨论节日社交对女性生活的影响。
元宵节源起于汉武帝祭祀太一神的神圣活动，后世逐渐世俗化，成为普世同庆的民间狂欢节。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月十五妇女活动主要是迎紫姑，主要目的是占卜、求吉、祈蚕业丰收。至宋代，元宵活动蔚为大观，场面热闹非凡。《东京梦华录》记载自“正月十四日，车架幸五岳观迎祥池”至“十九日收灯，五夜城闽不禁。”百姓一片欢腾，“万街千巷，尽皆繁胜浩闹。”此间的女儿家“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春情荡漾，酒兴融怡”，[12]与满路行歌的五陵年少雅汇幽欢。元宵节各式各样的妇女都上街观灯：“有老而秃者，妇女有老而秃者，有赢无齿者，有伛偻而相携者，冠者，鬓者，有盛涂泽者，有无饰者……”[13]节日为男女提供来之不易的群处机会，女性往往浓妆淡抹，盛装出席，《武林旧事》载：“妇人皆戴珠翠、闹娥、玉梅、雪柳、菩提叶……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14]明代时，妇女元宵观灯有“走百病”之俗，主要是借走桥、走城墙祈求一年的健康。《金瓶梅词话》称作“走百媚儿”，写宋惠莲额上贴着飞金并面花，耳挂金灯笼坠耳跟着众人“走百媚”，可知元宵观灯是妇女一展娇媚姿容的机会。清朝继承宋明的元宵风俗，也有妇女“走百病”的惯例。清幽州地区兴起摸门钉，为求子之愿，“元夕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一人执香辟人，曰走百病……竞往正阳门中洞摸门钉，谶宜男。”[15]民国天津地区元宵节“目之所接，几尽红衣之妇女，轻薄少年……以冀红娘秋波一为顾盼。而怨女荡妇，亦有以进香为名……得遂其野外鸳鸯之思。”[16]作者的批判道出了千年来元宵节的实情——男女幽欢。男女杂游的节日气氛唤醒女性的自我存在意识，幽会偷欢给女性带来未有的新奇与刺激，是乏味闺阁生活或家庭劳作的补充。舞龙走狮、竞猜灯谜等倾城狂欢、骈肩累足的热闹场面也提高了女性的节日情趣，明朝后兴起的“走百病”、“摸门钉”习俗等实用性项目，使妇女多了一项心理依靠。 上巳节经历了由临水袚禊到外出游玩的转变，北宋后逐渐式微，节日本身被冷落，其风俗多融入清明节。暮春临水袚禊被视为高雅超脱的情趣得到孔夫子赞同，《论语》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17]上巳节在魏晋南北朝改为三月三日，主要内容已变为曲水流觞，男女逍遥河坛的时机。人们在水边宴饮、涤秽，张协《洛禊赋》写：“缙绅先生，啸俦命友。携朋接党，冠童八九……乃至都人士女，奕奕祁祁。”[18]宋明后，上巳被逐渐忽视，其风俗在清明节中可见。《梦梁录》载：“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男跨雕鞍，女乘花轿，次第入城。”[19]《松窗梦语》载杭州清明男女皆聚集西湖“阖城男女，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桨，歌声满道，萧鼓声闻”，[20]上巳遗风在清明节里上演。清《西乡县志》载：“三月三日，朝武子名山，男女拈香毕，各采松枝兰花，簮鬓而归，以为祓除不祥。”[21]纵观上巳节的发展，其节俗虽有变化，甚至到宋朝甚至并入清明节，但男女共处的基调不变，男女在欢闹中“赞天地之化育”。春风和煦、曲水流觞、水边嬉玩对于扫除女性一冬的烦闷与秽气，开阔心境有很大作用。
七夕节多为女性参与，可视为“女儿节”。被附会为牛郎织女相会、祈求爱情婚姻美满的时节。因织女善织，被视为女性祈求心灵手巧、擅长女工的神灵，《荆楚岁时记》载：“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22]唐朝宫廷和民间皆流行乞巧，《开元天宝遗事》载唐玄宗与杨贵妃每年七夕都要在宫中用瓜果祭拜织女，民间也大为效仿。宋代的乞巧增加了群体娱乐的成分，不再以家户为单位，成为群体共同的节日，车马咸聚，男女云集。《东京梦华录》载：“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各式各样的杂耍、买卖，可谓“乞巧市”，富贵人家建“乞巧楼”，“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盒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23]至元朝，七夕节多采取家庭聚会的独特方式进行，“宫廷宰辅、世庶之家咸作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会，称曰女孩儿节。占卜贞咎，宴饮尽欢，次馈送还家。”[24]可以看出元朝大都地区把七夕视为嫁女归宁的节日，女性可借机与父母团圆。明朝开封妇女以碗中针影形状判断拙巧，别有乐趣，“七日之午，妇女多乞巧，以碗贮水，曝烈日中，顷之水膜凝面，举绣针投之则浮，谛视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鸟之影者为上，有成剪刀牙尺之影者为次。谓乞得巧，女伴相贺。”[25]清朝七夕依然有祭祀织女的活动，《石泉县志》载：“养女之家，供七姑水主于院落中，献以瓜桃枣梨。月上星辉，招贫家女未笄者，击瓦坯唱歌。”[26]女孩们在月光下祭拜织女后还专门欢歌，气氛活跃。历朝历代女性的七夕活动大同小异，大致为精心准备瓜果，穿针斗巧等，女性在全国性的乞巧氛围中祈求家庭团聚、情爱如意，或祈求心灵手巧，相比于元宵节、上巳节的身体解放，乞巧节则是古代女性心灵驰骋的佳期。
“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事业社群，凡是做事业的社群，纪律是必须维持的，纪律排斥了私情。”[27]女性处在我国社会结构“差序格局”的最边缘，节日活动使妇女们暂时脱离自己的事业——家庭，在节日活动中本能的演绎着母系社会唯我独尊但一去不复返的无上尊荣，异性群处的气氛使女性展现和张扬自身魅力，站在“差序格局”的中心接受男性的瞩目，极大地开阔了心境与放松了身体。但须知，节日不可乎骤得。
三、女性与广场舞
“社群制度是女子之友，家庭制度是女子之敌”。[28]至当代，女性赢得了独立之地位，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妇女走出家庭，相约旅游、跳舞、洗桑拿等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而最受欢迎的群体活动当属广场舞，因其无需基础、步调简单、不拒新人而成为最活跃的群体。广场舞多以妇女为主要成员，以社区或村庄为单位，集中在早上5点到8点，晚上从7点直至10时左右，参与者众多。“不仅是一种广泛的群众健身舞蹈活动，更是一种有效地群众集会形式，它把不同阶层、兴趣和爱好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因此，广场既是一个健身场所，也是一个社交平台。”[29]女性在共同的场域中相互交流有利于促进城市和谐，也是化解城市化进程中市民之间逐渐冷漠的有效良药。群体在舞蹈开始前后彼此之间相互寒暄，天文地理、萝卜白菜无所不谈；在喧闹的广场音乐中跟着节奏舞动身姿，在音乐中进行隐形的心灵交流，事后约好明天再见，极大地丰富了妇女的感情生活，解放女性身心，是女性前所未有的狂欢。
结语
宗教结社作为一种非正式群体，对群体成员有积极的支持作用，是妇女强大的后盾，心灵的避风港，给女性以归属感。节日活动更是女性舒缓身心的重要方式。女性虽然在其中得到了群处之乐，但宗教结社受国家礼教限制、上下阶层相互远离，社会纵向（空间）交流乏善可陈；古代节日有时间限制，等之不易。时代进步催生的广场舞有古代妇女不曾有的空间和时间自由，是全体女性的福音。而福音之中最重要的音调则是社会群体，自古以来都是女性身心解放助动力量，在女性解放过程中发挥作用。
作者简介：周争艳（1994-），女，河南大学文学院本科校生，研究方向：民俗学。
[关键词]宗教结社 节日活动 社会群体 广场舞
传统观念认为古代女性均被束缚在在深院闺阁之中，专修“三从四德”。实际上妇女社会生活仍享有较多自由，尤其在社会下层女性中间，其生活受礼教戕害较少，有较多机会参与社会活动。宗教信仰和节日活动是女性的主要社交方式，魏晋以来主流宗教信仰以佛道为主，妇女们烧香拜佛希望自己家庭生活得到神灵庇佑，并借机外出游乐。传统节俗活动更多是以女性为主导的女性节，表现出与“严闺阁”的封建伦理的明显悖论。在为古代女性生活正名的同时，不该忽视宗教结社历代受统治阶层的压制，节日活动不可骤得，现今兴起的广场舞打破这些局限，是女性身心解放之处。本文以女性的宗教信仰和节日活动为切入点，结合现今风行的广场舞，分析群体活动对女性生活的影响。
一、女性与宗教结社
宗教信仰活动常以结社的形式出现，宗教结社是人们由共同的宗教信仰、社会阶层和爱好凝聚起来的社会组织，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无论是士大夫的游戏人生，与僧人相交，民间百姓的宗教信仰生活，互助结会……都以结社结会作为其组织的团体。当然，宗教结社的崛起是以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为前提的。”[1]佛道二教的平民化对扩大女性社交范围，丰富女性日常生活有重要作用。下文将以女性的佛道信仰为主，分析佛道信仰中女性的社交。
魏晋南北朝时期即有佛社出现，“人们发现最早的妇女佛社在北朝东魏时期。东魏武定三年（公元545年）的《邑义造伽叶像记》中讲到‘邑母’、‘合邑诸母’60人建造佛像的事迹。”[2]北齐统治者尤其推行佛教，佛教结社盛行。女人邑义（佛社的一种）的规模大致在二十几人至七十几人之间，多由同地域的妇女自愿结合而成。“邑义的首领有法义主、像主、都维那、维那等名目。邑义的成员称邑母、邑子、法义或直书姓名，有的则书某某母等。”[3]可以看出，佛社由佛事信仰结合，有“首领”和“成员”，内部秩序分明。唐五代时期，女人结社仍在流行。“敦煌遗书中发现两件女人社的札记，一件是P.3489《戊辰（908年？）族坊巷女人结社文约》文书；另一件是S.527《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文书。”[4]两件文书规定社的主要宗旨为互助帮扶，不单是佛事活动。且文约中规则、阶层非常严明，“大者若姊，小者若妹”，“小人”须听“上人”言教。
宋朝的宗教信仰更加平民化，妇女结社有明显的阶层分化倾向，官宦与平民阶层妇女的信仰组织不相混同。《梦梁录》记录上层妇女有佛社“斗宝会”，书中云：“又有善女人，皆府室宅舍内司之府第娘子夫人等，建庚申会，诵《圆觉经》，俱带珠翠珍宝首饰赴会，人呼曰‘斗宝会’”。[5]至于平民妇女，一些法寺也自行组织宗教结社，针对性宣讲佛教教义，“太平兴国传法寺向者建净业会，每月十七日集善男信人，十八日集善女信人，入寺诵经。”[6]
明清时期，妇女宗教信仰结社风气相对较弱，多是妇女结队进香散心。在明代，妇女外出到寺观烧香在史料中屡见不鲜，是明朝民间信仰活动的特色。谢肇淛《五杂俎》谈及佛教时云：“今之释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黉舍，唪诵咒呗嚣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谈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者。”[7]妇女户外宗教活动历时也很长，“自元旦起，三月止。若老妪少妇，群聚匍匐境内寺观烧香，俱用僧道随审书文。”[8]明朝民间信仰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周旋于富贵大族和小户人家的“三姑六婆”，这些人借宣讲教义之名，引导妇女大量外出，但被视为引导妇女堕落、败坏家风的恶源，“三姑者……与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奸盗者，几希矣。若能谨而远之，如避蛇蝎，庶乎净斋之法。”[9] “三姑六婆”虽臭名昭著，但客观上因其存在，妇女亦得以大量参与社交，在群体中丰富生活。妇女进香活动一直延续，民国时期，天津地区窖姐（青楼女子）与大家妇人进香时间相别，“元旦日……娘娘宫大街，则见有红衣妇女，进香请愿，联袂于途……其进香者多为窖姐”；大家妇女则在元宵日进香，“正月元宵日，娘娘宫大街竟日烧香者最夥，且多为大家妇女，与正月初之进香者全然不同。”[10]
要之，宗教信仰活动中得到生活的丰富与心灵的极大解放，但阶层分化、礼教约束一直存在。上层女性为寻求自由，选择宗教信仰寻求精神自由。下层妇女“主要不是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而是解决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求佛拜神主要针对生子、祛病、免灾等。”[11]所以其宗教信仰有明显的功利性、实用性，也与精神娱乐相关。不管是为了精神解脱还是生活顺心，古代社会女性整体没有合法的大规模群体社交活动。
二 、女性与节日活动
中国古代节日繁多，一年中月月有节日，节节与妇女相关。节日活动主要为劳逸结合，轻松身体；也满足了文人儒士、狎妓嫖客们既远观又亵玩的心理诉求。节日活动习俗不断沿袭，女性的大量参与成为研究古代女性生活的重要资料。下文主要以元宵节、上巳节、七夕节展开论述，讨论节日社交对女性生活的影响。
元宵节源起于汉武帝祭祀太一神的神圣活动，后世逐渐世俗化，成为普世同庆的民间狂欢节。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月十五妇女活动主要是迎紫姑，主要目的是占卜、求吉、祈蚕业丰收。至宋代，元宵活动蔚为大观，场面热闹非凡。《东京梦华录》记载自“正月十四日，车架幸五岳观迎祥池”至“十九日收灯，五夜城闽不禁。”百姓一片欢腾，“万街千巷，尽皆繁胜浩闹。”此间的女儿家“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春情荡漾，酒兴融怡”，[12]与满路行歌的五陵年少雅汇幽欢。元宵节各式各样的妇女都上街观灯：“有老而秃者，妇女有老而秃者，有赢无齿者，有伛偻而相携者，冠者，鬓者，有盛涂泽者，有无饰者……”[13]节日为男女提供来之不易的群处机会，女性往往浓妆淡抹，盛装出席，《武林旧事》载：“妇人皆戴珠翠、闹娥、玉梅、雪柳、菩提叶……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14]明代时，妇女元宵观灯有“走百病”之俗，主要是借走桥、走城墙祈求一年的健康。《金瓶梅词话》称作“走百媚儿”，写宋惠莲额上贴着飞金并面花，耳挂金灯笼坠耳跟着众人“走百媚”，可知元宵观灯是妇女一展娇媚姿容的机会。清朝继承宋明的元宵风俗，也有妇女“走百病”的惯例。清幽州地区兴起摸门钉，为求子之愿，“元夕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一人执香辟人，曰走百病……竞往正阳门中洞摸门钉，谶宜男。”[15]民国天津地区元宵节“目之所接，几尽红衣之妇女，轻薄少年……以冀红娘秋波一为顾盼。而怨女荡妇，亦有以进香为名……得遂其野外鸳鸯之思。”[16]作者的批判道出了千年来元宵节的实情——男女幽欢。男女杂游的节日气氛唤醒女性的自我存在意识，幽会偷欢给女性带来未有的新奇与刺激，是乏味闺阁生活或家庭劳作的补充。舞龙走狮、竞猜灯谜等倾城狂欢、骈肩累足的热闹场面也提高了女性的节日情趣，明朝后兴起的“走百病”、“摸门钉”习俗等实用性项目，使妇女多了一项心理依靠。 上巳节经历了由临水袚禊到外出游玩的转变，北宋后逐渐式微，节日本身被冷落，其风俗多融入清明节。暮春临水袚禊被视为高雅超脱的情趣得到孔夫子赞同，《论语》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17]上巳节在魏晋南北朝改为三月三日，主要内容已变为曲水流觞，男女逍遥河坛的时机。人们在水边宴饮、涤秽，张协《洛禊赋》写：“缙绅先生，啸俦命友。携朋接党，冠童八九……乃至都人士女，奕奕祁祁。”[18]宋明后，上巳被逐渐忽视，其风俗在清明节中可见。《梦梁录》载：“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男跨雕鞍，女乘花轿，次第入城。”[19]《松窗梦语》载杭州清明男女皆聚集西湖“阖城男女，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桨，歌声满道，萧鼓声闻”，[20]上巳遗风在清明节里上演。清《西乡县志》载：“三月三日，朝武子名山，男女拈香毕，各采松枝兰花，簮鬓而归，以为祓除不祥。”[21]纵观上巳节的发展，其节俗虽有变化，甚至到宋朝甚至并入清明节，但男女共处的基调不变，男女在欢闹中“赞天地之化育”。春风和煦、曲水流觞、水边嬉玩对于扫除女性一冬的烦闷与秽气，开阔心境有很大作用。
七夕节多为女性参与，可视为“女儿节”。被附会为牛郎织女相会、祈求爱情婚姻美满的时节。因织女善织，被视为女性祈求心灵手巧、擅长女工的神灵，《荆楚岁时记》载：“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22]唐朝宫廷和民间皆流行乞巧，《开元天宝遗事》载唐玄宗与杨贵妃每年七夕都要在宫中用瓜果祭拜织女，民间也大为效仿。宋代的乞巧增加了群体娱乐的成分，不再以家户为单位，成为群体共同的节日，车马咸聚，男女云集。《东京梦华录》载：“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各式各样的杂耍、买卖，可谓“乞巧市”，富贵人家建“乞巧楼”，“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盒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23]至元朝，七夕节多采取家庭聚会的独特方式进行，“宫廷宰辅、世庶之家咸作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会，称曰女孩儿节。占卜贞咎，宴饮尽欢，次馈送还家。”[24]可以看出元朝大都地区把七夕视为嫁女归宁的节日，女性可借机与父母团圆。明朝开封妇女以碗中针影形状判断拙巧，别有乐趣，“七日之午，妇女多乞巧，以碗贮水，曝烈日中，顷之水膜凝面，举绣针投之则浮，谛视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鸟之影者为上，有成剪刀牙尺之影者为次。谓乞得巧，女伴相贺。”[25]清朝七夕依然有祭祀织女的活动，《石泉县志》载：“养女之家，供七姑水主于院落中，献以瓜桃枣梨。月上星辉，招贫家女未笄者，击瓦坯唱歌。”[26]女孩们在月光下祭拜织女后还专门欢歌，气氛活跃。历朝历代女性的七夕活动大同小异，大致为精心准备瓜果，穿针斗巧等，女性在全国性的乞巧氛围中祈求家庭团聚、情爱如意，或祈求心灵手巧，相比于元宵节、上巳节的身体解放，乞巧节则是古代女性心灵驰骋的佳期。
“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事业社群，凡是做事业的社群，纪律是必须维持的，纪律排斥了私情。”[27]女性处在我国社会结构“差序格局”的最边缘，节日活动使妇女们暂时脱离自己的事业——家庭，在节日活动中本能的演绎着母系社会唯我独尊但一去不复返的无上尊荣，异性群处的气氛使女性展现和张扬自身魅力，站在“差序格局”的中心接受男性的瞩目，极大地开阔了心境与放松了身体。但须知，节日不可乎骤得。
三、女性与广场舞
“社群制度是女子之友，家庭制度是女子之敌”。[28]至当代，女性赢得了独立之地位，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妇女走出家庭，相约旅游、跳舞、洗桑拿等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而最受欢迎的群体活动当属广场舞，因其无需基础、步调简单、不拒新人而成为最活跃的群体。广场舞多以妇女为主要成员，以社区或村庄为单位，集中在早上5点到8点，晚上从7点直至10时左右，参与者众多。“不仅是一种广泛的群众健身舞蹈活动，更是一种有效地群众集会形式，它把不同阶层、兴趣和爱好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因此，广场既是一个健身场所，也是一个社交平台。”[29]女性在共同的场域中相互交流有利于促进城市和谐，也是化解城市化进程中市民之间逐渐冷漠的有效良药。群体在舞蹈开始前后彼此之间相互寒暄，天文地理、萝卜白菜无所不谈；在喧闹的广场音乐中跟着节奏舞动身姿，在音乐中进行隐形的心灵交流，事后约好明天再见，极大地丰富了妇女的感情生活，解放女性身心，是女性前所未有的狂欢。
结语
宗教结社作为一种非正式群体，对群体成员有积极的支持作用，是妇女强大的后盾，心灵的避风港，给女性以归属感。节日活动更是女性舒缓身心的重要方式。女性虽然在其中得到了群处之乐，但宗教结社受国家礼教限制、上下阶层相互远离，社会纵向（空间）交流乏善可陈；古代节日有时间限制，等之不易。时代进步催生的广场舞有古代妇女不曾有的空间和时间自由，是全体女性的福音。而福音之中最重要的音调则是社会群体，自古以来都是女性身心解放助动力量，在女性解放过程中发挥作用。
作者简介：周争艳（1994-），女，河南大学文学院本科校生，研究方向：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