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不单为保护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随着数字化、影像化手段的应用，也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必然趋势。过去10余年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中经历了从“普查”向“调查”的转型。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中仍存在关注点过于单一、片段化采集以及过分依靠现代采集设备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对此，应当广泛吸收借鉴其他学科领域中调查与研究方法，以整体性的观念指导采集，以参与观察的方法进行采集，进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的日常化、科学化和规范化。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调查 采集 参与观察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采集是保护工作开展的基础，无论是国家层面保护工作的制度建设，还是地方上的保护工作实践，都离不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调查、挖掘与采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十余年间，在政府主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与采集，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体现出与特定形势相适应的顶层设计。或许我们可以在国家话语的转变中发现这种明显的转型趋向——201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调查”成为最基本的表述方式，而对之前轰轰烈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表述，则完全没有出现，这是最为直观的例证。保护工作实践中，从“普查”向“调查”的转变已经在诸多方面显现出不同的迹象。
首先，这种转变可以看做是从“找水源”向“深挖井”的思路转变。对于自2005年开始启动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旨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打开局面，可以将其形象的比喻为“找水源”。据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结束时统计数据显示，2005-2009近五年时间，全国各地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工作人员达50万人次，走访民间艺人115万人次，普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近87万项，对此各地文化部门的表述是“基本摸清了家底”。无可否认，通过发动全社会力量参与普查的方式，不仅找到了广泛分布在中华大地上的“水源”，而且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特殊概念普及到人们的认识中，以至于200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年度最热门词语之一。在经历了全面摸底调查之后，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化、规范化的保护，必然要求调查方式相应从“找水源式”普查向“深挖井式”田野调查转变。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类的多样性，决定了调查、采集方法并非是单一的、孤立的，而是在吸收借鉴人类学、民俗学等诸多社会学科调查方法的基础上，逐渐糅合成为一种调查方法的杂烩。从普查向调查的转型，也带来了相应记录方式的转变。传统上调查以文字记录为主，摄影、摄像等手段仅仅是辅助形式；如今，随着田野调查方法的深入使用和新技术的应用，数字化、影像化的记录方式将逐渐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方式的主流。正如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以及各地都在探索的数据库建设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通过网络、移动终端等新型媒介平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这些科学化、数字化的保护方式，都是建立在深入的田野调查和资源采集基础上，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查、采集方法，但从长远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过程中仍存在一些无可避免的问题。
一、传承人成为调查、采集的唯一关注点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出发，我们往往强调其整体性，以传承人的技艺传承与延续为核心，诸如自然环境、人文生态、工具与原材料等，均被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整体性当中。对此，笔者曾经探讨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属性，是在不同层面上保证其生存与延续的基础。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涉及许多内容，包括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生态环境、历史渊源、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我们所调查的不是一个孤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社会文化整体中不可割裂的一部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者必须持有这种整体论的观点和方法。但是，笔者发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过程中关注点常局限在传承人身上，诸多采集成果显示传承人往往“被割裂为”社会与家庭之外的独立个体。比如对岭南古琴艺术的采集过程中，几乎所有传承人的家人都被我们的镜头所忽略，妻子、孩子这些在传承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与传承人在古琴艺术传承中夫唱妇随的妻子，在调查、采集过程中都只能闲坐在摄像机背后的某个房间中，这不能不说是调查、采集工作的疏漏之处。确实，我们难以证明家庭在传承人技艺习得与延续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缺少了这些，传承人终归难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形象。其实，不单是家庭视角的缺失，在传承人的社会关系方面也往往忽略了一些内容，如在传承人家中进行斫琴流程采集时，有碰巧上门的朋友——在斫琴之外，少有人会关注这些人的背景以及其与古琴的交集。以一管而窥全豹，不单在传承人的调查、采集中是如此，在更大的视域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与延续的人文环境，我们调查、采集过程中也缺乏准确把握的能力与视角，或许仅仅缩减为项目介绍和宣传视频中的几行文字。
二、现代采集设备的应用给传承人带来压力
调查、采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不单是来自于采集者本身，包括我们所应用的采集设备，往往也会带给传承人一定的影响。简单的说，这种影响首先是空间上的——调查、采集过程中，专业设备的应用大大压缩了传承人的活动空间。在一些传承人家中进行采集时，采集者和采集设备往往占据了家庭公共空间的大部分。而在一些传统民俗仪式中，过多的非遗采集队伍、民俗摄影爱好者等占据了活动空间的“半壁江山”，甚至影响到仪式的进行。笔者在连平县忠信镇的“忠信吊灯习俗”中观察到，化灯仪式时祠堂中手拿相机、手机的“旁观者”比仪式的参与者要多不少。更有甚者，一些非专业的采集队伍，比如许多民俗摄影爱好者以外来者的优越心态指挥当地人摆出似是而非的造型——这些成果通过新媒介手段已成为外来者眼中的“实景”。其次，摄影、摄像和录音设备的应用，会对传承人的心理产生一定影响，如镜头会对受访者带来一定的压力，面对镜头时战战兢兢的紧张感是大多数人都无法避免的。同样在岭南古琴艺术的采集过程中，斫琴的传承人师徒面对镜头时正襟危坐，对于采访者所提出的问题也多采用陈述性的话语，而且也缺乏语调的变化和身体动作的配合——这与人们日常聊天有很大差异，显示出当时传承人的紧张、戒备心态。 三、间歇性、片段化的采集带来的必然问题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过程中的间歇性、片段化也不可避免。一方面，在采集机器压力下的传承人情绪和精神难以长时段保持平稳状态；另一方面，采集者则认为可以通过间歇性调整的方式来掌握工作进度。此外，还有采集过程中对设备的必要维护，如更换电池、磁带等。当然，这种间歇性、片段化的采集方式也带来了一些必然性的问题，如片段性采集所依托的结构性或半结构性访谈，得到的大多是可预期的答案。因此，我们在镜头中所看到的，往往是传承人在心里经过酝酿与筛选的结果。不单如此，在民俗活动中的片段化采集，其伴随着对部分仪式内容的强调，特别是在一些多线程的民俗活动中，采集者往往关注于仪式环节、民间艺术演出等，而对除此之外的民众活动则缺乏敏感性。除此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过程中记录手段的单一性、片面性，也成为后期资料整理的困扰。呈现形式的直观性，使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过程中过于注重摄影、摄像，而对于文字记录则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为采集材料的系统整理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如视频、图片的标引信息不全面或标引内容重复，材料甄选单纯考虑美观而缺乏系统性等。
结语
总体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特别是数字化、影像化手段的应用，必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趋向。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工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广泛吸收与借鉴其他学科成熟的调查、研究方法，并将其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框架之中进行实验与探索，从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的日常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要有整体性的视角，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并非单纯停留在国家话语中，也不是局限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首要的就是整体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在调查、采集工作实践中，我们不单要关注传承人，还要关注普通的参与者；不单要关注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方面的努力，也要当关注传承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参与观察”方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中应用，要求调查者切实参与到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群体生活当中，通过共同生活观察、了解和认识这一社区、群体的社会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调查者尽可能收集大量一手资料，并通过其考察经历将这些具体资料置于时间、空间、地理环境、人文风俗等脉络中，从而凸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意义。进而言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参与观察意味着长时段的“参与”与“观察”，调查者要兼具局内人（insider）和局外人（outsider）双重身份，才能理解传统文化的深层意义，才能更好的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宋俊华、王开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1）：P125-144；
[2]色音. 试谈运用影视人类学手段记录保存萨满仪式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1）：P355；
[3]斯蒂芬·L.申苏尔，琼·J.申苏尔，玛格丽特·D.勒孔特. 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1）：P6；
[4]玛利亚·海默，曹诗弟.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1）：P135-151；
[5]朱伟. 浅谈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的问题. 神州民俗，2013（8）：P100-102。
作者简介：朱伟（1983——），男，硕士，馆员，现任职广东省文化馆。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调查 采集 参与观察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采集是保护工作开展的基础，无论是国家层面保护工作的制度建设，还是地方上的保护工作实践，都离不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调查、挖掘与采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十余年间，在政府主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与采集，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体现出与特定形势相适应的顶层设计。或许我们可以在国家话语的转变中发现这种明显的转型趋向——201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调查”成为最基本的表述方式，而对之前轰轰烈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表述，则完全没有出现，这是最为直观的例证。保护工作实践中，从“普查”向“调查”的转变已经在诸多方面显现出不同的迹象。
首先，这种转变可以看做是从“找水源”向“深挖井”的思路转变。对于自2005年开始启动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旨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打开局面，可以将其形象的比喻为“找水源”。据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结束时统计数据显示，2005-2009近五年时间，全国各地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工作人员达50万人次，走访民间艺人115万人次，普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近87万项，对此各地文化部门的表述是“基本摸清了家底”。无可否认，通过发动全社会力量参与普查的方式，不仅找到了广泛分布在中华大地上的“水源”，而且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特殊概念普及到人们的认识中，以至于200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年度最热门词语之一。在经历了全面摸底调查之后，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化、规范化的保护，必然要求调查方式相应从“找水源式”普查向“深挖井式”田野调查转变。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类的多样性，决定了调查、采集方法并非是单一的、孤立的，而是在吸收借鉴人类学、民俗学等诸多社会学科调查方法的基础上，逐渐糅合成为一种调查方法的杂烩。从普查向调查的转型，也带来了相应记录方式的转变。传统上调查以文字记录为主，摄影、摄像等手段仅仅是辅助形式；如今，随着田野调查方法的深入使用和新技术的应用，数字化、影像化的记录方式将逐渐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方式的主流。正如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以及各地都在探索的数据库建设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通过网络、移动终端等新型媒介平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这些科学化、数字化的保护方式，都是建立在深入的田野调查和资源采集基础上，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查、采集方法，但从长远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过程中仍存在一些无可避免的问题。
一、传承人成为调查、采集的唯一关注点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出发，我们往往强调其整体性，以传承人的技艺传承与延续为核心，诸如自然环境、人文生态、工具与原材料等，均被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整体性当中。对此，笔者曾经探讨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属性，是在不同层面上保证其生存与延续的基础。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涉及许多内容，包括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生态环境、历史渊源、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我们所调查的不是一个孤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社会文化整体中不可割裂的一部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者必须持有这种整体论的观点和方法。但是，笔者发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过程中关注点常局限在传承人身上，诸多采集成果显示传承人往往“被割裂为”社会与家庭之外的独立个体。比如对岭南古琴艺术的采集过程中，几乎所有传承人的家人都被我们的镜头所忽略，妻子、孩子这些在传承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与传承人在古琴艺术传承中夫唱妇随的妻子，在调查、采集过程中都只能闲坐在摄像机背后的某个房间中，这不能不说是调查、采集工作的疏漏之处。确实，我们难以证明家庭在传承人技艺习得与延续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缺少了这些，传承人终归难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形象。其实，不单是家庭视角的缺失，在传承人的社会关系方面也往往忽略了一些内容，如在传承人家中进行斫琴流程采集时，有碰巧上门的朋友——在斫琴之外，少有人会关注这些人的背景以及其与古琴的交集。以一管而窥全豹，不单在传承人的调查、采集中是如此，在更大的视域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与延续的人文环境，我们调查、采集过程中也缺乏准确把握的能力与视角，或许仅仅缩减为项目介绍和宣传视频中的几行文字。
二、现代采集设备的应用给传承人带来压力
调查、采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不单是来自于采集者本身，包括我们所应用的采集设备，往往也会带给传承人一定的影响。简单的说，这种影响首先是空间上的——调查、采集过程中，专业设备的应用大大压缩了传承人的活动空间。在一些传承人家中进行采集时，采集者和采集设备往往占据了家庭公共空间的大部分。而在一些传统民俗仪式中，过多的非遗采集队伍、民俗摄影爱好者等占据了活动空间的“半壁江山”，甚至影响到仪式的进行。笔者在连平县忠信镇的“忠信吊灯习俗”中观察到，化灯仪式时祠堂中手拿相机、手机的“旁观者”比仪式的参与者要多不少。更有甚者，一些非专业的采集队伍，比如许多民俗摄影爱好者以外来者的优越心态指挥当地人摆出似是而非的造型——这些成果通过新媒介手段已成为外来者眼中的“实景”。其次，摄影、摄像和录音设备的应用，会对传承人的心理产生一定影响，如镜头会对受访者带来一定的压力，面对镜头时战战兢兢的紧张感是大多数人都无法避免的。同样在岭南古琴艺术的采集过程中，斫琴的传承人师徒面对镜头时正襟危坐，对于采访者所提出的问题也多采用陈述性的话语，而且也缺乏语调的变化和身体动作的配合——这与人们日常聊天有很大差异，显示出当时传承人的紧张、戒备心态。 三、间歇性、片段化的采集带来的必然问题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过程中的间歇性、片段化也不可避免。一方面，在采集机器压力下的传承人情绪和精神难以长时段保持平稳状态；另一方面，采集者则认为可以通过间歇性调整的方式来掌握工作进度。此外，还有采集过程中对设备的必要维护，如更换电池、磁带等。当然，这种间歇性、片段化的采集方式也带来了一些必然性的问题，如片段性采集所依托的结构性或半结构性访谈，得到的大多是可预期的答案。因此，我们在镜头中所看到的，往往是传承人在心里经过酝酿与筛选的结果。不单如此，在民俗活动中的片段化采集，其伴随着对部分仪式内容的强调，特别是在一些多线程的民俗活动中，采集者往往关注于仪式环节、民间艺术演出等，而对除此之外的民众活动则缺乏敏感性。除此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过程中记录手段的单一性、片面性，也成为后期资料整理的困扰。呈现形式的直观性，使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过程中过于注重摄影、摄像，而对于文字记录则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为采集材料的系统整理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如视频、图片的标引信息不全面或标引内容重复，材料甄选单纯考虑美观而缺乏系统性等。
结语
总体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特别是数字化、影像化手段的应用，必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趋向。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工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广泛吸收与借鉴其他学科成熟的调查、研究方法，并将其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框架之中进行实验与探索，从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的日常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要有整体性的视角，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并非单纯停留在国家话语中，也不是局限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首要的就是整体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在调查、采集工作实践中，我们不单要关注传承人，还要关注普通的参与者；不单要关注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方面的努力，也要当关注传承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采集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参与观察”方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中应用，要求调查者切实参与到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群体生活当中，通过共同生活观察、了解和认识这一社区、群体的社会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调查者尽可能收集大量一手资料，并通过其考察经历将这些具体资料置于时间、空间、地理环境、人文风俗等脉络中，从而凸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意义。进而言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参与观察意味着长时段的“参与”与“观察”，调查者要兼具局内人（insider）和局外人（outsider）双重身份，才能理解传统文化的深层意义，才能更好的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宋俊华、王开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1）：P125-144；
[2]色音. 试谈运用影视人类学手段记录保存萨满仪式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1）：P355；
[3]斯蒂芬·L.申苏尔，琼·J.申苏尔，玛格丽特·D.勒孔特. 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1）：P6；
[4]玛利亚·海默，曹诗弟.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1）：P135-151；
[5]朱伟. 浅谈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的问题. 神州民俗，2013（8）：P100-102。
作者简介：朱伟（1983——），男，硕士，馆员，现任职广东省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