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在上海举办的“2016莎士比亚戏剧节”，哈姆雷特成了绝对的主角，这让人有些始料不及，倒不是因为这个剧目配不上这样的殊荣，而是在戏剧节上竟然同时出现了来自法国、乌克兰、伊朗、意大利、刚果、葡萄牙等国的数台各显神通的《哈姆雷特》，“莎士比亚戏剧节”俨然成了“《哈姆雷特》二度创作成果汇报”，这样的巧合未免太过神奇，这也印证了《哈姆雷特》自身具备的丰厚人文思想资源。之所以今天《哈姆雷特》依然在戏剧界保持着再创作的热情，与其文本所具备的复杂意味和诸多不确定因素关系密切，弗洛伊德也不得不感慨：“《哈姆雷特》被赞赏了三百年，其意义却没有被发现，作者的动机也没有人能猜出来。”
　　其实，在这诸多版本《哈姆雷特》争奇斗艳之前几天，还有一部与此有关的本土剧目，不事张扬地登台亮过相，尽管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但是几场演出都观众爆满，并且反响热烈。这出由上海民间剧团上艺戏剧社出品的《弄堂里的哈姆雷特》，将哈姆雷特般的命运搬进了现实生活，而且现实到近在人们司空见惯的街头巷尾。值得玩味的是，这次跨度很大的移植，却难得的没有显示出彼此抵触的迹象，而是将哈姆雷特的原型合理地完成了一次本土化的改造。
　　“袁东东不是哈姆雷特，袁东东把自己当成了哈姆雷特”，这是话剧《弄堂里的哈姆雷特》的主创者们印在节目单上的简介。这句颇有几分调侃色彩的话，其实也可以看成主创者意图的下意识流露，尽管剧情的外廓来自于《哈姆雷特》，但是创作者显然更多地着力于用这个框架传达出当代内涵。《哈姆雷特》往往被人们当成永恒的话题，在于人们可以在其中发掘出更多的与自己所处时代的方方面面相契合的东西，将自己在特定氛围中的情感、观点和思想融进作品之中，表现出来并力求符合同代的口味。
　　本剧从剧情来看，的确可以看成对《哈姆雷特》原版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是建立在叔父、母亲、儿子这组基本三角关系之上，演绎出的另一个人生悲剧。剧中的儿子袁东东，是一个家族企业的少东家，然而就在他赴国外参加商务活动期间，却接到了父亲猝死的噩耗。袁东东赶回国内料理后事，却发现自己一直以为的继承人身份，换成了叔父袁德明，而母亲和叔叔却保持着某种可疑的亲密关系，并且都对他隐瞒着其中的某些内情。袁东东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也就是他未来的岳父，公司经理人费德明，为了躲避纠葛，不惜放弃优厚的待遇，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时候弃职而去。
　　这一切的迹象，都像极了一个篡位加掠夺的阴谋，哈姆雷特的阴魂似乎撞进了袁东东的生活。袁东东对这个阴谋也深信不疑，毫无悬念的，他展开了哈姆雷特般的复仇行动。看起来，一切不过是莎士比亚的文本，换了个人名的重演。但是，仔细思索的话，这个复仇和哈姆雷特是有区别的，袁东东的复仇，充满着急切、仇恨和狂躁，而缺少了哈姆雷特的犹豫、思考和忧伤，然而，这种高贵的忧愁的消解，恰恰也使得袁东东更加接近一个人们司空见惯的，为当代生活失序而焦头烂额的同类的表现。
　　关键是情节的后半部分发生的逆转，使得故事的含义，有了极大的回味空间。当真相大白时，没有袁东东煞费苦心想要揭开的黑幕，也没有谋杀和背叛，一切都像是命运安排的一个恶作剧，让人难以启齿，又让人弄假成真。父亲的确是猝死，但不是被谋杀，然而猝死的原因的确很难向做儿子的袁东东挑明，因为父亲其实没有正常的性诉求，死于与同性的纵情中。因为父亲，袁东东的母亲和叔父早年成为了事实上的恋人，但为了家族的名声，维系着与丈夫的名义，正因为这个无奈的隐瞒，使得袁东东始终不知叔父才是自己的生父。如果不是父亲的意外死亡，也许这个事实对于袁东东来说会是一生的秘密，既不会有人需要背负名誉的煎熬，也不会有人为此陷入仇杀的绝境。知道真相的袁东东，在情绪崩溃中，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最终也了结了自己。
　　从对情节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弄堂里的哈姆雷特》和原版的一个极大的区别，那就是悲剧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弄堂里的袁东东从头至尾实际上并不了解实情，而莎剧中的哈姆雷特则是一开始就可以认定事件的真相。原版中的哈姆雷特，他的痛苦来自于对这惊天罪恶的精神折磨中。哈姆雷特面临的问题，根源于他理想中人性美好与现实中人性丑恶的巨大落差，由此产生的对生存意义的怀疑，当人性的阴暗与肮脏肆无忌惮地露出了龇牙咧嘴的丑陋面容时，人们是很难不对爱、坚贞、信仰等美好品格的价值产生动摇的。哈姆雷特无法接受最亲近的人的背叛，无法相信人性会罪恶到如此地步，甚至不能说服自己无情的复仇能对人性的原罪和邪恶带来什么改观。尽管剧情并不像他同时代流行的复仇剧那样快意恩仇，而充满了超前的现代性思辨色彩和对人性的拷问，但是莎翁一开始就用鬼魂这一不受自然制约的力量，确定了哈姆雷特的对手的罪责，使得哈姆雷特的形象依然停留在一个壮志未酬的悲剧英雄上。
　　而本剧中混迹于弄堂里的哈姆雷特——袁东东，很难用英雄来定位，他的悲剧并不来自于哈姆雷特对矛盾般的现实做出选择的痛苦，而在于他在事关自身命运的时候，却只能以局外人的身份，没头苍蝇般地四处冲撞，没有人告诉他真相，而他也无法相信别人的解释，他只能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怀疑，把所有人的动机都安置在自己设定的轨迹上，然而却无法确定这样做的对错。
　　尽管袁东东最终死在了自己的猜疑中，而不是邪恶对手的谋害，但是他和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也承受着焦虑的煎熬。只是袁东东的焦虑更加不明确，他甚至不知道让自己焦虑的情形实际上并不存在，但他依然固执地相信这种可能性。应该说，袁东东面临的精神困境，更符合当代人的精神体验，这种威胁无处不在，却又不知归咎于何的焦虑，正是现代生活的普遍现象。尽管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哈姆雷特的动人之处在于，人人能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诸如“人人都是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王子，你就是我们整个悲苦宇宙中的一个人”的感叹随处可见，但是让人们从一个俯瞰苍生、高贵冷峻的王室子弟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难免过于费劲，其中的同构性，需要深奥的发掘才能领会。而袁东东的命运则更符合芸芸大众的实际境遇，因而也更容易引起共鸣和理解。
　　当代人的困境，更多的不是来自于哈姆雷特背负宏大使命的焦虑，也少有闲情在生存压力面前忧思人性的缺憾，而是像袁东东那样被剥夺了知情权，备受压力却无处释放的精神焦灼，将怨恨的情绪洒向知名和不知名的假想敌。就像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言：“当人们不知什么是珍视的价值，却仍能感觉到威胁，那就是一种心神不安、焦虑的体验，如其具有相当的总体性，则会导致完全难以言明的心神不安。”跟处在社会中的大多数无知情权的被剥夺者一样，袁东东也只能通过虚构和想象来释放自己的怨恨，只是他最终由怨恨酿成了悲剧。
　　（摄影/祖忠人 金晓杰）